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33部分在线阅读

由我试写通俗文艺的经验，我揣摸出这些困难。我自己所写的，只能在都市中的歌场里将就着演唱。这也就是说，对能读《儿女英雄传》的人们，我的作品能被接受，不论是听还是读。因为不满足这一点点的成就，所以我想出上述的七条更进一步的办法来。这七条，我现在还只能说说，并不能完全作到。这又是个苦痛！
或者有人要说，这些办法都太消极，太欠冲破旧障碍的精神。
是的，我承认这话。可是，也要知道，我是专指着利用旧形式这一项办法而言，并非是说抗战宣传只有这一条路。新的东西照样可以拿去试验，哪条路都可以到罗马。不过，就是以新东西去作宣传，也要记得：整本大块的讲经济侵略，法西斯主义，和抗战的哲学，恐怕也要到处碰钉子。王亚平先生告诉过我：“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就碰了钉子，因为民众不晓得何谓“奴隶”！我现在要喊：起来，不惜牺牲了文艺的人们！
先不用害怕。文艺绝不能因为通俗运动而被牺牲了。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由抗战八股一变而为通俗八股，看起来是黄鼠狼下刺猬，一辈不如一辈了，可是它的热诚与居心，恐怕绝非“文艺不得抗战”与“文艺不得宣传”的理论者所能梦想得到的吧。牺牲了文艺，在我，是多么狠心的事呢！可是，多少万同胞已牺牲了他们的性命啊！通俗文艺只是抗战文艺的一部门，有些工作者愿牺牲了诗，歌，戏剧，而来致力于此，他们的居心是无可攻讦的，他们的工作也绝不会就把文艺的正轨炸断。不用害怕吧，大家分途前进去打倒暴敌吧。有愿意走通俗这条路的，得有决心，得忍受苦痛，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以为它很容易的，或者就不屑于管它。知道它难，或者反倒有人要来试试看——但愿如此！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
忠烈图-小引
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说，可是，那时节，我正写着一出京剧，《新刺虎》，成绩如何，未敢预料，不便先对约稿的人说。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来到，《新刺虎》恰好写成。把剧本交泊生先生给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没有。对他哼了一遍，他说可用；马上抄了去，教他的学生去排演。
我很高兴，决定再写一出，送给茅盾先生；四十一岁了，还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书，小说，京戏，形式虽各不同，目的好在都为通俗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以此易彼，或无多大罪过。
本着个人对于京戏那一点点知识来说，我以为它之难写，在怎样写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么多角色，那么多事情，可是一气呵成，越唱越紧。它“整”，所以好。《打渔杀家》，《空城计》，《连环套》等佳剧，都是如此。反之，近来时行的“本儿戏”，目的在求穿插热闹，多占工夫，而又须省力气，往往是红脸的进去，白脸的出来；你两句散板，我两句道白；又臭又长，病在一个字——“碎”。这样的戏，尽管行头漂亮，布景讲究，只能热闹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里去。本此意，有下列的声明：
（一）我要写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练习稍勤，有些把握，再动象《探母》与《长板坡》那么大块的。
（二）在简单中求生动；于此，略用小说写法，如陈自修嘱仆人刘忠去预备祭墓的酒果，仆答以市面慌乱，无处买酒果；如在墓前，陈先生问侄，谁杀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对话引起更多的图像，或激起爱国仇日的热情，最动人的《天雷报》，甚会利用此种写法。
（三）剧中的日本人，很难摆弄。教他们都抹花脸，翻筋斗，虽与套数相合，可是难以一目了然，隐而不显；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脸，骂名必定不会那么超群。幸而记得《飞叉阵》（《闹昆阳》）里，有过几个打洋枪，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来一用。《飞叉阵》是俞派的武戏，曾亲见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闹，而破坏了剧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几个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远胜于四“英雄”的“大败而归”也。
在思想上，也有该提出的两点：
（一）对白保留旧套：“大事不好了”，必继以“何事惊慌”。听惯了的就顺耳，耳顺则情通；为求共感，不必立异。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为“先生”，“奴家”与“小人”等，亦设法避免。“先生”念起来比“主人”还更响亮，也引不起多少误会。慢慢的这么改，或者也能减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话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以免冗长无力，但设法把“爱国”等词，在顺嘴的地方加进去，亦本潜移渐转之意。
（二）最冒险的一点，是陈寡妇“从”了匪首赵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样贤明毅烈，我恐怕台下总不会轻易赞同的。这么写，第一是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第二是为表示为了救国，男女都须卖命，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第三是就事实上看，日本人到处奸杀妇女，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不过，这虽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过，还是问题。旧戏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里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险的改动一点，也许会全盘塌架。但是，旧架子的确方便；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弃之可惜，改造不易，难处就在这里！大家想想看，应当怎办？
重要的几点说完，下面只是一点希望：京戏在中国南部不甚发达，这个剧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机会。可是在武汉街头——不知别处怎样——我看见许多卖唱本的小摊子，都带售京戏剧本，销路也还不坏。真懂二黄戏的人决不会买这路小本子。那么，买的人也许不会唱二黄，而是拿它当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设若这是真情，这篇东西也许——我希望——与大鼓书词或通俗小说有同样效用的。
一九三八·二·二十三。武昌。
载老舍所著《三四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独立出版社初版
走向真理之路
在文艺欣赏会致词我已十一年未到上海来了。十一年中却有八年在抗战中渡过，最近来到上海，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与新朋友，非常高兴。日本人大概第一个要消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文艺对于发扬文化的力量很大，所以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艺书籍与文人都想予以毁灭，不让他们尽其发扬文化之责任。无论是大后方或是沦陷区，干文艺工作的都是异常艰苦的。然而，却替国家争了不少气。今天看到“文协”的集会，并且有这么些人来参加，这正证明日本人的暴力不足以消灭我们的文艺与文化。所以心里要说的话很多，但同时又感到无限难受，不知从那里说起才好。
第一，抗战八年中，作家们为了爱护祖国，为了爱护祖国的文化，于是团结作家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现在八年过去了，已证实了这伟大工作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在以前并没有被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因为文人们互相轻视，只是每个人也都以最大力量，最好的思想去工作，自然以为自己是对的，也可以说如果不互相轻视就是不相信自己。然而当国家民族遇到国难的时候，就应该反省，应当大家联合起来向真理之路上走去才对，真理并不是一个人可获得的，佛，孔子，苏格拉底，耶苏都是圣人，却未能把真理满都发现无遗。我最欢喜苏格拉底。因为他爱商量，这是觅求真理的最好之方法。世界上最最愚笨的人便是包办真理，真理并不是在包办者的家里，我以为。必须大家携手向真理之路前进，我有二份真理，你有三份真理，加起来便是五份真理了。在前进的路上，你我是朋友，因你我是一同走向真理之路。
看吧！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团结到一处，没有被敌人利用，没有给敌人看做笑话，我们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们只知团结到一处。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责任。八年来我们都坚定的守住我们的岗位，这一点，是足以告慰于大家的。
第二，文艺创作的成绩在哪里，抗战八年中我们的工作究竟如何呢？每每遇到很多难堪的质问，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也有，他们说：“你们有文协，你们有组织，但你们究竟写出些什么伟大的文艺作品呢？”大家想，干文艺是多么复杂，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走的路是对的，抗战期间，我们写了侦探小说没有？没有，我们只要抗战的。我们写了无聊的东西没有？我们写了色情的迎合大众心理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才小，环境困难，我们却知道用我们的生命去干，如此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承认，我们的文艺没有外国发达，但我们却严肃的干了。也许我们写的东西不适合好莱坞的要求，因此他们便说我们不好；但是，在抗战时期只有中国是这样的——不写侦探小说，不写无聊的东西，不写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这样也会引起一般太太小姐们的讨厌，但是尽管再讨厌一些时候吧；我以后还是要这样写的。实在的，我们的路是对的，虽然才力不很大。
我们必须用真挚用诚朴来造成作品，在社会上反映出伟大的力量。
现在，希望生活能够安定，然后热诚的，虚心的解决我们所末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有关来参加这个集会的，我的身体已经较从前差得多了，以前我能喝半斤白干，豁拳的声音也很高，但现在喝二两就不行了，这并不是八年来吃糙米的缘故，实在因为精神上不痛快，我们要说话，但有人偏不许我们说话，这些人我并不给他起一个名字。他们不但不让我说话，并且还居然说他们是懂得真理最多的。假使真理都被他们说完了，那么我还活着何用？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了。
大家都高喊民主，而每个国家所喊的民主都不同，我国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呢？你尽管说美国不行，可是美国发明了原子弹，英国也胜利了，而中国却只有炸圆子，炸圆子不能代替原子弹，不准说话当然不能是民主。我深盼着多出些作家，希望四万万人都练习着怎样使中国发出声音来，虽然，八年的声音不算小，但都是呐喊声，炮声，现在应该替人民发出声音来了。这正是时候。
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注意到你们文艺的销路，那还不如去做黄金或是投机，我认为。我们必须朝着真理的路上走，我们要说话并不是为了金钱，青年们都应该能够刻苦，向真理摸索，不怕反对我们说真话的人，这就是说，希望“文协”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取巧；有人说上海是乌烟瘴气，但这次我十二点钟到上海，竟寻不着饭馆，饿了一夜。上海穷了，静了，上海并不那么乌烟瘴气了。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很可能造成一种真诚朴实的风气，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取巧，把文艺当作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庄稼记）
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笔》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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