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校对)第47部分在线阅读

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谁都知道这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心中悲痛，无法安排好我的话语。我只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这心酸意乱的时刻中，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无法有条有理的讲话！
我与梅大师一同出国访问过两次，一次到朝鲜，一次到苏联。在行旅中，我们行则同车，宿则同室。在同车时，他总是把下铺让给我，他睡上铺。他知道我的腰腿有病。同时，他虽年过花甲，但因幼工结实，仍矫健如青年人。看到他上去下来，那么轻便敏捷，我常常对友人们说：大师一定长寿，活到百龄是很可能的！是呀，噩耗乍来，我许久不能信以为真！
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旅舍中，他总是早起早睡，劳逸结合。起来，他便收拾车厢或房间：不仅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而且不许被单上有一些皱纹。收拾完自己的，他还过来帮助我，他不许桌上有一点烟灰，衣上有点尘土。他的手不会闲着。他在行旅中，正如在舞台上，都一丝不苟地处理一切。他到哪里，哪里就得清清爽爽，有条有理，开辟个生活纪律发着光彩的境地。
在闲谈的时候，他知道的便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他不知道的就又追问到底。他诲人不倦，又肯广问求知。他不叫已有的成就限制住明日的发展。这就难怪，他在中年已名播全世，而在晚年还有新的贡献。他的确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每逢他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在登台前好几小时就去静坐或静卧不语。我赶紧躲开他。他要演的也许是《醉酒》，也许是《别姬》。这些戏，他已演过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他仍然要用半天的时间去准备。不，不仅准备，他还思索在哪一个身段，或某一句的行腔上，有所改进。艺术的锤炼是没有休止的！
他很早就到后台去，检查一切。记得：有一次，他演《醉酒》，几个宫娥是现由文工团调来的。他就耐心地给她们讲解一切，并帮助她们化装。他发现有一位宫娥，面部的化装很好，而耳后略欠明洁，他马上代她重新敷粉。他不许舞台上有任何敷衍的地方，任何对不起观众的地方。舞台是一幅图画，一首诗，必须一笔不苟！
在我这次离京以前，他告诉我：将到西北去演戏，十分高兴。他热爱祖国，要走遍各省，叫全国人民看见他，听到他，并向各种地方戏学习。他总是这样热情地愿献出自己的劳动，同时吸收别人的长处。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他给我们创造了多少新的东西啊！这些创造正是他随时随地学习，力除偏见与自满的结果。
他不仅是京剧界的一代宗师，继往开来，风格独创，他的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的爱国爱党，为民族争光的热情，也是我们一般人都应学习的！
在朝鲜时，我们饭后散步，听见一间小屋里有琴声与笑语，我们便走了进去。一位志愿军的炊事员正在拉胡琴，几位战士在休息谈笑。他就烦炊事员同志操琴，唱了一段。唱罢，我向大家介绍他，屋中忽然静寂下来。待了好一会儿，那位炊事员上前拉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口中连说：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这位同志想不起别的话来！
今天我在兴安岭中，大草原上，也只能南望悲呼：梅兰芳同志！梅兰劳同志！梅兰芳同志离开我们了，梅兰芳同志永垂不朽！
载一九六一年《北京文艺》九月号
《天书代存》序
得一字一字的说明这四个字：天——书——代——存。“天”代表牛天赐；“书”是书信的书；“代”当代替讲，即狗拿老鼠多管闲事之意；“存”就是《胡适文存》的存。这么一解释，再把它们加在一起。就须象个书名，而且是个很不坏的书名：《天书代存》，念起来声音很响；《天书》又满有《推背图》、《烧饼歌》等字样所带着的神秘，而“代存”也和“亲善”一样有点鬼鬼祟祟，正自迎时当令。起个书名，有时候比写一大本书还难。特别是在这事事需要漂亮广告的时代。《天书代存》无疑的是个好书名，那么，它的内容如何，几乎可以不必过问了。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到底得说说它的内容，一来表示著者——或编订者——有相当的诚实，二来为是好往下写这篇序。
《牛天赐传》在《论语》上登完，陶亢德先生邀我继续往下写，作为《宇宙风》的特约长篇。我很愿意写，并非因为《牛天赐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地方，也非我对于传记文字特别有拿手，而是为每月进一些稿费。可是，我找不出工夫来写。人虽为稿费而生，但时间捆着我的手，我没法用根草绳把太阳拴住，如放风筝然。
有一天，我就跟赵少侯兄这么一发牢骚。敢情他有主意。他原来也是个崇拜牛天赐的，知道的事儿——关于牛天赐的——并不比我少。马上我们有了主意，合作好了。二人各就所知，把事实都搬出来，然后贯穿在一处，岂不只等提起笔来刷刷的一写。可是继而一想，谁去刷刷的一写呢？我忙，他没工夫，怎办？一人写一段又不大象话，因为无论我们把事实排列得怎样详密，文字到底是自己的；“风格即人”，我们不能因为要稿费而甘心变成矿物或植物，把“人”字撇开不管。我们不能。这几乎使我们要说：说点别的吧！
少侯兄又有了主意：“你手里存着有牛天赐的信没有？”“有些信；干吗？”我以为他要买我的呢。
“你看，我也有好些封，”他说，“而且存着些与他有关系的人的信。”
“还没听说开个铺子，专卖信件的！”我很不客气。“你听着！”大概他是想好了主意。“把你我所存着的信都放在一处，然后按着年月的先后与信里的事实排列一番，就这么原封儿发表，既省得咱们动笔，又是一部很好的材料。假若将来有别人给他写传，还没法不利用这些封信。咱俩合编，报酬平分，怎样？”
我愿意，我一向以为既能省事又能得钱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可是，“你存的比我多，当然搜集时所费的事也比我多；报酬似乎不应当平分，”这只是为显着我公道大方，完全没有诚意。
“可是牛天赐的第一部传记是你写的，你至少可以说你使这些封信增高了价值，虽然它们原来就有价值。还是平分。”
我不便再说什么，怕做过了火。可是我又想起来个问题：“咱们替他发表，他，牛天赐，要是不答应呢？”“管他呢！”少侯兄很有把握似的：“咱俩揍他一个，还有什么可怕的，假若他一定找揍的话。”
“武力就是正义，”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不幸，牛天赐而找《宇宙风》的编辑先生去捣蛋，我想我们俩是能长期抵抗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精诚团结，拥护稿费的。
最后，编订那些信也需要些时间。可是我们相信在暑假前无论如何能竣事：现在顶好先预支些发表费——不过，这是我俩与编辑先生之间的私事了。
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三期
生日
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彩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增长一岁的庆祝。
今年可不同了：连自幼同学而现在住在重庆的朋友们，也忘记了这回事，因为街上看不到糖瓜呀。我自己呢，当然不愿为这点小事去宣传一番；桌上虽有海戈兄前两天送来的一瓶家酿橘酒，也不肯独酌。这不是吃酒的时候！
从早晨一睁眼，我就盘算：今天决不吃酒。可是，应当休息一天：这几天虽然没能写出什么文章来，但乱七八糟的事也使身体觉出相当的疲累。一年一次的事呀，还不休息休息？
休息么？几乎没这个习惯。手一闲起来，就五鸡六兽的难过。于是，先写封家信吧；用不着推敲字句，而又不致手不摸笔，办法甚妥。
家信非常的难写，多少多少的心腹话，要说给最亲爱的人；可是，暴敌到处检查信件；书信稍长一些，即使挑不出毛病，也有被焚化了的危险——鬼子多疑，又不肯多破费工夫；烧了省事。好吧，写短一些吧。短，有什么写头儿呢？我搁下了笔。想起妻与儿女，想起沦陷区域的惨状……又拿起笔来，赶快又放下，我能直道出抗战必胜的实情，去安慰家人吗？啊，国还未亡，已没了写信的自由！真猜不透那些以屈服为和平的人们长着怎样一副心肝！
由这个就想到接出家眷的问题。朋友们善意的相劝，已非一次：把她们接来吧！可是，路费从何而来呢？是的，才几百块钱的事罢咧，还至于……哼，几百块钱就足以要了一个穷写家的命！
“难道你就没有版税？”友人们惊异地问。
没有。商务的是交由文学社转发，文学社在哪儿？谁负责？不知道。良友的书早已被抢一空。开明有通知，暂停版税，容日补发。人间书屋刚移到广州，而广州弃守，书籍丢个干净……从前年七七到现在，只收到生活的十块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