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校对)第4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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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这天来得更凶。十二号那天,两弹距我有四丈远。我在洞里,所以只觉震动;比我远两丈的大水缸却被一寸长的一块炸片打成了两半。十九日,我躲在院外,前有土坡,后有豆架,或者比在洞里更安全些。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生平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当这种呼啸在空中乱叫的时候,机声炮声都似乎失去了威风。整个的空中仿佛紧张愤怒到极度,而到底无法抵抗住那些黑棒子的下落。那些黑棒子象溅了水花的几吨红铁的精华,挟着魔鬼的毒咒,吱忽吱忽的狂叫、奔落、粉碎,达到破坏的使命。炸弹的爆烈,重炮的怒吼,都有它们的宏壮威严;而这吱忽吱忽的响声却是奸狡轻狂,是鬼的狂笑,自天空一直笑到地上,引起无限的哭声!
吱忽吱忽,咚咚咚天上叫完,地紧跟着就翻了。这一天,七月十九的响动,比哪一回都剧烈。我是在土坡旁的豆田上。一切都是静的,绿的豆叶、长的豆角、各色的豆花,小风吹来,绿叶的微动并无声音。可是它自己响起来,土自己震颤。不久,地镇定了,天上的敌机已走远,象中了咒诅似的那么急奔。两处起了火,一远一近。猛然的想起血肉横飞的光景,朋友们的安全,被难同胞的苦痛,眼前的土坡,身旁的豆田,还是那么静默安闲;离十丈远,可就有妇女在狂嚎;丈夫儿女已被那吱吱的鬼叫呼摄了去,有的连块骨也没剩。
什么能打鬼呢?几乎没有别的灵验法术,而只有加强我们空军这一条实际的办法。战争是最现实的,胆大并逃不出死伤,赤手不能拨开炸弹,哀悼伤亡的同胞并不能保险自己不死。出钱出力,把全民族的拳变为铁的,把我们的呼号变为飞机的与炸弹的响声,打退贼兵,追到三岛。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才是在牺牲中获得了最有益的教训。怕么?没一点用。不怕呢?一句空话。怕吧,不怕吧,你总得这么着:出钱或出力!除了这种实际的办法,你的情绪生活便只有恐惧,你的自私将毁灭了你自己与你的国。
轰炸完了,救护队队员的每一滴汗都是金子,他们的汗把袜子都湿透。同时,烫着飞机式——在空袭警报到租界细细烫成的——头发的女郎,与用绸手绢轻拭香汗的少年男子,又在娱乐场中以享受去救亡了。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宝地
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首先是:我不应把今天所享受的幸福,简单地归功于我生在北京,说北京是宝地。想想看,就凭当年金銮殿上也坐着过胡涂天子,我就不能轻易相信“人杰地灵”这个说法。
看吧,在我什么还不懂的时候,八国联军就杀入了城墙坚厚的北京城。连我家的黄狗啊,因为它敢扑吠一个洋兵,就死在了刺刀之下。那些洋刽子手们,带着他们的刺刀与“文明”,在大肆烧杀之后,还挨家挨户去搜劫金银珠宝,顺手儿捉走鸡鸭,砸碎瓶瓶罐罐,并刺死黄狗!
那时候,我的父亲,带着生了锈的腰刀,去保卫紫禁城。太后和皇上偷偷地溜出宫门,落荒而逃。全城人民的命运就这么交给了炮火与洋兵。我的父亲没有再回来,没人知道他的尸骨何在。后来,他的棺材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姓名!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哼,我能相信北京是宝地吗?
在我们的院后,有一个大坑。附近的人家与铺户,每天把垃圾与污水倾倒在那里。冬夏常青,我们的院中总是臭气袭人。那个大坑承收着死猫腐鼠,同时大量地滋生蚊蝇。这是什么宝地呢?
只有人民当了家,到处才都会变成宝地。这是一条真理。那么,这顺手儿证明了我爱北京并不因为我有说不尽的甜美的回忆。不!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象那个臭大坑的东西!
现在,从记忆里我还能看见那个大坑,而且也只能由记忆里看见了。事实上,在解放后,那里已盖起来一片大楼。原来的蚊蝇滋生的大本营,变成了消灭蚊蝇的大本营,那片大楼就是一个区人民委员会办公的地方啊。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就是这种变化,使我热爱北京。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垃圾与污水,在我眼前的却是楼宇与鲜花。我怎能不热爱北京,今天的北京呢?有什么比看到故乡天天美化,更兴奋更快活的呢?
假若十年来,北京只修建了一些大楼,而人民并未进步,那就不过是个空架子而已。不,绝对不是这样。当我在一九四九年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不少亲友还带着旧社会给他们留下的忧愁与贫困。他们之中,有些吸食毒品的。可是,他们不久就变了样子。首先是受毒害的戒了烟或“白面”。诚如一位朋友说的:光是戒毒这一项仁政啊,就救了多少已经半死的人哪!其次是失业已久,一贫如洗的人,只要肯去劳动,慢慢地便都就了业,摆脱了贫困。他们所以贫困的另一原因是一个人挣钱,养活着全家。劳动光荣逐渐深入人心,连妇女也肯出去工作,有了收入。白吃饭的越来越少了。看到自己的亲友由囚首丧面改为精神焕发,由一筹莫展改为各尽所能,由一个人养家改为大家劳动,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有了新的精神面貌。当我去访亲问友的时候,大家急于要说的已不是往日的那一套日子怎么过,和什么时候才交好运,而是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问题了。人不光关心个人的饥饱了,而把自己的生活联结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去。我想,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风气。
是呀,您听,连人民的语言也变了。老大爷与老太太也会说“克服吧”,或“积极点”等等。老人们,更甭说青年们了,是在说着社会主义的语言啊:有困难就克服,工作要积极……。要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已深入人心,怎么连老人们也会说这种新言语了呢?
赶到看见晚辈们哪,我就更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看,这个小老虎似的男青年,几年不见,已经是先进分子。再看那个姑娘,也小老虎似的,刚由新疆或青海勘探回来!不论男女,都带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气,确信自己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解放前,我有时候不敢去探问亲友,唯恐几天或几月未见,他们家中会出了什么祸事。现在,我愿去访问老亲旧友,我相信每一家都必有使我动心的变化。
我的亲友里没有什么昔日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市民。可以说,他们的变化正是北京一般市民的变化。那么,借着我的亲友的情况来说明北京市民的变化,也不算过于简单化了吧?
我爱北京的新工厂、新建筑、新道路、新公园、新学校、新市场,我更爱北京的新风气,新风气是由党与毛主席的深入人心的教育树立起来的,北京的确是宝地了!在这块宝地上,我记忆中的那些污秽的东西与坏风气永不会再回来。是啊,我不是凭着回忆而热爱北京,我热爱今天的与明天的北京啊!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北京日报》
等暑
青岛并非不暑,而是暑得比别处迟些。这么一句平常话,也需要一年的经验才敢说。秋天很暖——我是去年秋天来的——正因为夏未全去;以此类推,方能明白此地春之所以迟迟,六七月间之所以不热,哼,和八月间之所以大热起来。仿佛别人早已这样告诉过我:“仿佛”就有点记不真切的意思,“不相信”是其原因。青岛还会热?问号打得很清楚。赶到今年八月,才理会过来,可是马上归功于自己的经验,别人说过与否终于打入“仿佛”之下。以此为证,人鲜有不好吹者!
来避暑的人总是六七月来而八月走去,这时间的选取实在就够避暑的资格;于此,我更愿发财,有钱的人不必用整年的工夫去发现七月凉八月热,他们总是聪明的。高粱一熟,螃蟹下市,别处的蝉声已带哀意;仍然住在青岛,似乎专为等着“秋老虎”,其愚或可及,其穷定不可及。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
可是等暑之流也有得意之处:八月中若来个远地朋友,箱中带着毛衣,手不持扇,刚一下车便满身是汗,抢过我的扇子,连呼“这里也这么热!”我乃似笑非笑,徐道经验,有如圣人,乐得心中发痒。
若是这位可怜的朋友叨唠上没完,不怨自己缺乏经验,而充分的看不起青岛,我可必得为青岛辩护,把六七月间的光景如诗一般的述说,仿佛青岛是我家里的。心理的变化与矛盾有如是者,此我之所以每每看不起自己者也。
载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青岛《民报》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在汉口住了几日,长沙的友人便来信相约,可是在武昌华中大学的友人更是近水楼台,把我拉到他们的宿舍去。住了半个多月,冯焕章先生听到我已来到武昌,便派人来约,不但能给我一间屋子,而且愿供给我馒头与面条。这时候,华中已快放寒假,我的友人都预备回家,并且愿意带着我去。他们(都是江西人)要教我看看江西乡间的生活。我十分感激他们,可是愿留在武昌——卖稿子容易。与他们辞别,我便搬到冯先生那里去,流亡者有福了:华中大学是个美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鸟,还有大块的空地给我作运动场。友人们去上课,我便独在屋中写稿子,及至到了冯先生那里,照样的有树有花有草有鸟,并且院子很大,不但可以打拳踢腿,还可以跑百米而不用转弯。在华中有好友,这里的朋友更多。人多而不乱,我可以安心的读书写字。几个月中,能写出不少的文字来,实在因为得到了通空气的房屋,与清静的院宇,我感激友人们与冯先生!
武昌的春天是可怕的,风狂雨大,墙薄气冷,屋里屋外都是那么湿,那么冷,使我懒得出去,而坐在屋里也不舒服。可是,一件最可喜的事情使我心中热起来——文艺界的朋友越聚越多,而且有人来约发起文艺界抗敌协会了。冒着风雨,我们大家去筹备,一连开了许多次筹备会,大家都能按时到会,和和气气的商量。谁说文人相轻,谁说文人不能团结呢?!
在大时代中,专凭着看与听,是不能够了解它的,旁观者清,只是看清了事实的动态,而不能明白事态中人物的情感。看别人荷枪赴前线,并不能体念到战士的心情。要明白大时代,所以,必须在大时代中分担一部分工作。有了操作的经验与热情,而后才能认识时代一部分的真情真意。一部分自然与全面有异,可是认识了一个山峰,到底比瞪着眼看着千重雾岭强。因此,我既然由亡城逃出来,到了武汉,我就想作一点我所能作的,而且是有益于抗战的事。干什么去呢?最理想的当然是到军队里服务。在全面抗战中,一切工作都须统纳于抗战建国一语的里面;那么凡是能尽力于自己所长的工作,而为抗战之支持者,都是好汉。英雄不必都到前线去。能卖力气多收获一些东西,献纳给国家的,都是战士。可是,一提到抗战,人们总以为马上要到前线去,似乎只有到前线才能看到时代的真精神。这并不正确,可是人之常情往往如是。我也是这样,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我明知道,为写文章,哪里都可以:只要肯写,用不着挑选地方。可是为搜取材料和为满足自己那点自尊心,战地必胜于后方,所以还是往前去的为是。
但是,我去不了。我的身体弱。勤苦朴俭的生活我很能受;跟着军队去跑,食宿无定,我可是必会生病。一杯不开的水会使我肚痛,我怎能抵抗军队中一切的辛苦呢?!完了!没有强健的身体,简直不配生活在这伟大时代!我伤心,我诅咒自己!
伤心与自怨是没用的,人总会在无可如何中找到活下去的路子。学剑不成还可以去学书,不是吗?我决定停在武汉,写稿子,不再作赴前方的梦。写稿而外,我便为文艺协会跑腿。是的,文协成立了,我被举为理事。跑腿是惯作的事,一二十里路还难不倒我;我就是胃口不强,吃不消冷水残茶。况且,只要在都市中,即使走不动,还可以雇车呀;为文协而赔几个车钱是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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