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两部)(校对)第548部分在线阅读

　　南越的潘光诞政权逐步稳定，这是令黄历感到欣慰的事情。特别是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更令南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为据北越的间谍和外国记者传来的消息，北越的土地改革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比较才有说服力，才能占据道义的高点，黄历和潘光诞进行私下沟通后，暂时隐忍不发，而是加紧搜集证据，准备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予北越以沉重的政治舆论打击。
　　而北越的土地改革则是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
　　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
　　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
　　后来运动开始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有几万人被抓进监狱，甚至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很长时间，平均每个村都有人死亡。北越共产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又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以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4年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情报、照片、统计数据，甚至包括证人证物都在秘密搜集当中，南越、南洋联邦和美国的联合情报机构正在组织行动，劝诱并协助那些对北越土改政策极端不满以及遭受到迫害的北越农民和干部潜逃南方。
　　为了更直观、有效地进行宣传战，美国出钱出物资，南洋联邦出人，扩大了南越的广播电台，并且在村镇城市建立广播网，通过大喇叭让南越民众能够享用不花钱的收音机。
　　尽管针对北越的行动一直没有终止，但南越政府却一直保持低调，对外宣传的口径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革命，和平统一”。但就在这种相对软弱的态度的掩护下，稳固了政权的潘光诞在南洋联邦和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对南越军队系统下手了。
　　同样禀承于用最小的动乱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思路，一九五六年三月，西贡的越南军事学院正式开张了，夺取军权，消除派系，进行整编的大戏拉开了帷幕。
　　为了保证在南越统一军令，整编军队行动的顺利实施，南洋联邦和美国不惜以破坏日内瓦规定为代价。两国出动了联合舰队，包括美国第七舰队的一艘航母，南洋联邦的两艘直升机航母，停靠于西贡港口，对南越军队中可能的异动进行监视和威慑。
　　将校进修班一共开展了三期，每期时间为半个月，军校的教官全部由南洋联邦和美国派遣。其实所谓进修，不过是将这些南越将领调离军队，暂时脱离军权。而经过观察和考核，确有能力者将被留用，但却是重新分配，不再会回到自己熟悉的部队；而庸碌无能者则被暂时安置到总参谋部，等待军队整编完成后，再将这些人另行处理。
　　两个月后，原来拥有五个师的南越国民军的高级将领以师为单位几乎全部轮换了一遍，一些原来由南洋联邦培训的越南军官渗透了进去，开始掌控兵权。紧接着，军事学院又开始了尉级军官学习班，照旧是考察、甄选、打乱分配，无能的军官被强制退役，更多的新军官则进入了军队。紧接着是军队士兵的筛选和整编，年龄、体力和技能不合格者退役，五个师最后只剩下了四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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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但一些小小的波浪却无法影响到大局。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南越军队系统终于被整体清洗了一遍。几起小骚乱被无情地镇压下去，而最大的反抗行动是原步兵第三师师长阮庆发起的，但当呼啸而来的美国轰炸机将他的司令部夷为平地时，这位死里逃生的少将立刻宣布服从政府决定，并立即辞职，和家人跑进了法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但南越政府不准备放过这个杀鸡儆猴的机会，联合美国和南洋联邦向法国人施加了强大压力，终于迫使法国人交出了阮庆。这位看不清形势的老兄立刻被抓进监狱，经过简短的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震慑是必须的，清洗是必要的，此事过后，南越政府和首相潘光诞的威信算是彻底树立起来。军队的彻底掌控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经无碍于潘光诞借助于军队开始对南越的警政系统进行另一次清洗了。而随着国家暴力机器的掌握，南越政府仿效南洋联邦成立了廉政公署，反腐力度也突然猛烈起来，大批前政府官员和涉嫌分子被秋后算账，纷纷入狱。
　　历史往往是从一个顶峰坠入一个谷底，或从一个谷底升至顶峰，盛极而衰，乱而后治，便体现出这种辩证的思想和结果。南越能在短时间内平稳下来，正是乱而后治的体现。饱受战乱、饥饿、贫困所折磨的民众，人心思定，对生存的需求超过了其他诉求。而且这个时候想安定人心，所花费的代价是最小的，只要当权者体现出这种意愿，并且给民众生活以实际的改变，哪怕很微小，也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象对一个乞丐来说，给他一个馒头，他会认为是幸福的事情；而对一个富翁来说，山珍海味也未必让他满意。
　　短短的两年时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巧布局下，在外援源源不断的供给下，南越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治安恶化和骚乱不断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政府的威信和潘光诞的声誉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形势的变化只有身在其中者，才会有更直接的感触。
　　驻西贡的美国大使泰勒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到：“南越最近的一系列变化是足以令人感到欣慰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对此，我只能说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并认为以前给法国人的援助因为法国人的愚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只从军事和武器装备上考虑事情，显然是偏颇的……”
　　法国驻西贡大使埃维尔则无奈地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显然，南洋联邦在越南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便是美国，也有稍居其后。不可否认，南洋联邦的策划是周密的，准备是充分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南越政府正在越来越稳固地控制局势，越来越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如果当初我们不是单纯地只从军事上投入，或许会避免奠边府的悲剧，或许会让法兰西的荣誉继续保持……”
　　
　　第189章
中东风云
　　
　　当南越民众日益明显地感觉到生活的变化，当驻留南越的外国人日益感觉到所处环境的改变时，远在坤甸的黄历已经将目光移到了中东，移到了埃及。
　　从五三年出访埃及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南洋联邦已经成了埃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特别是五四年纳赛尔出任总统及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两国的合作更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埃及的影响下，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也开始进口南洋联邦的武器装备，以致于南洋联邦的相关兵工厂在五五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
　　在军火买卖中大发其财的南洋联邦已经整理和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式，为不同地区的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成系列的，配套的，这对用户来说更方便，对南洋联邦来说，则能卖出去更多的武器。比如更适应中东沙漠环境的实心轮胎的装甲车、半履带式自行火炮、搭载无后坐力炮或重机枪的轻型军车等等。而针对雨水偏多，道路泥泞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南洋联邦则生产全履带式的各种车辆，以及灵活快速的轻型坦克和武装直升机。
　　过硬的质量和性能，分门别类的量身定制，使得南洋联邦的武器出口红红火火，但象对埃及这样大力扶持的国家，还是寥寥无几。不光是武器方面的大力供应，南洋联邦还训练了大批埃及飞行员和坦克手，以及具有新式作战指挥思想的军官。
　　进入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后，南洋联邦更是向埃及出口了自己空军新装备的“枭Ⅰ”型战斗轰炸机和“鹞Ⅰ”型歼击机，而这还是南洋联邦喷气式飞机的首次出口。原因很简单，埃及的石油出口已经有八成被南洋联邦所吞下，而纳赛尔与黄历的通信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好战及泛阿拉伯主义的倾向，对苏伊士运河的收回已经进入了他的计划当中。
　　别人或许不知道，也或许估计不到严重的后果，而黄历却清楚地认识到收回苏伊士运河就意味着一场战争。基于南洋联邦在埃及的巨大利益，以及日后继续在中东渗透的需要，黄历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就必须选择支持纳赛尔。由此才加快了武器出售的质量和数量，三百门带有自动跟踪炮瞄雷达的高射炮，总数达一百二十架的喷气式飞机，预计于五六年七月全部交货。这是先收钱物，再交货的吝啬的黄历很少见的几次大方和慷慨。
　　当然，这些战争所需的硬件是必要的，但黄历更厉害的是他的头脑。战争将是以何种方式展开，战斗的可能程序如何进行，他对此的分析和判断基于作弊的基础，一向还是比较准确细致的。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想到英法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反应是战争，但却不会想到英法会再拉上一个想打翻身仗的以色列。
　　埃及“革命委员会”成员，驻南洋联邦的联络官萨达特和几名埃及军官站在沙盘前，听着黄历和参谋们解说针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后所面临战争的可能进程。
　　“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并且能解决其兵力不足的弱点，在中东就只能拉拢以色列。按照1950年的三国宣言规定：如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战争，英法就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黄历以沉稳的语气缓缓说道：“我想，以色列将欣然提供这种借口。所以，我们假想的战争就应该从以色列发起进攻来考虑，张参谋，你把我们的预想简单推演一遍。”
　　“是”张参谋走上一步，从黄历手中接过教杆，指点着沙盘朗声说道：“我们设想的战争进程是这样的：首先，以色列突然向西奈半岛的贵国军队发起进攻，目的是吸引贵军的主力部队前去支援；接着，英法介入，要求占领运河区，贵国一定不会答应，而这也只是英法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交步骤而已；在遭到贵国拒绝后，英法远征军宣战，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摧毁贵国的军事基地和道路设施；然后，英法军队将从塞得港或其它地点登陆，向运河区进攻，切断西奈半岛贵军的退路……”
　　讲述完毕，作战室内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萨达特和几个军官交换了下眼神，思索着对黄历说道：“这是总统先生制定的计划？还是有确切的情报？”
　　“只是一种假想。”黄历淡淡地笑着，“但却很符合实际，不是吗？”
　　“是的，很符合实际。”萨达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收回苏伊士运河是涉及到民族尊严，国家尊严的事情，哪怕是面临战争，我们也绝不退却。”
　　“不是退却，而是要做好准备。”黄历摆了摆手，一名军官走上前来，将一个文件袋递给他，“这是我们对整个战争所做的预测和评估，我希望你能随这批受训毕业的军官回国一趟，向纳赛尔总统进行汇报。时间还来得及，希望你们能正视战争的危险。对了，在你走之前，我会给纳赛尔总统写一封信，也托你一并带到。”
　　“好的，我马上与国内联系并收拾行装。”萨达特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希望那批飞行员能够尽快完成训练，以便归国参战。”
　　“这是一定的。”黄历点了点头，解释道：“在我国训练的时间长一些只有好处，光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却不经过实战，或者经过模拟空战的训练，也只能称之为菜鸟。虽然在训练中死伤在所难免，却是值得的。另外，纳赛尔总统希望我们能派出一些军事顾问，我想是可以同意的。但也希望你们能对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有个交代。如果这次战争爆发，巴勒斯坦兄弟将给予你们意想不到的帮助。”
　　“我明白了。”萨达特很郑重地向黄历敬礼，转身带着自己人走了出去。
　　黄历目光闪烁地目视着萨达特等人的背影，抿起嘴角，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
　　
　　第190章
非主流飞机
　　
　　南洋联邦研制喷气式飞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八年，其间经过了反复的试验，甚至包括几次坠机事故，终于使空军使用上了本国造的飞机，特别是“鹞Ⅰ”型歼击机更是与当时主流的战斗机所不尽相同的。
　　当时主流的战斗机设计思想认为：飞机的大速度是决定空中优势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飞机具有大速度，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减小阻力，甚至不惜牺牲爬升率和机动性；主张研制多用途战术战斗机，要求飞机兼有空战和对地攻击能力，但在发动机推力有限、气动设计未尽完美的前提下，强求对地攻击能力反倒拖累了整体的飞行性能，特别是携带对地武器时无法有效的与敌方战斗机交战；空空导弹出现之后，航炮作为一种武器已没有前途；不重视飞行员在空战中的作用；有人认为飞行员不需要学会判断空中情况，而是由地面指挥所代替他们下决心。
　　按照这种设计思想，飞机设计师们研制了包括F-4在内的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这代飞机的最大速度达M2左右、有的甚至达M3，机载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的性能均有较大的提高，重视对地攻击能力，“重型化”倾向明显。但实践证明，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在发展方向上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是因为实战中的空战作战方式与原先设想的有很大的差别。
　　而南洋联邦生产的“鹞Ⅰ”型歼击机却有选择地抛弃了主流飞机设计思想的左右，在设计上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只要求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所以，最后定型生产的这款战斗机在使用两台通用电气公司的J79-GE-17加力式涡轮喷气发动机改进款的情况下，具有重量轻、灵活、机动、高效能、低价等特点。
　　更为大胆的是，“鹞Ⅰ”型歼击机虽然留有挂载导弹的设计和改装空间，但现在却只是配备了两门内置式各携弹三百发的高射速机炮。这种看似只能用于近距离空中格斗并且有些过时的轻型战斗机，与当时“大飞机”潮流中出现的“带翅膀的猪”和“带翅膀的大象”相比，可谓是异类。
　　当时几乎世界上新研制的战斗机，包括F-4，都没有装机炮，而随后的战争实战将很快证明这一决策是极为错误的。
　　机炮虽然性能有限，但却是飞行员最忠实的武器。只要飞行员看得到的目标，而且可以控制飞机接近目标到射程内，则机炮就无视任何干扰或杂讯都能击毁它；除了攻击原先预想的空中目标外，也能攻击看得到的地面目标。实践证明，机炮对地面小型目标的射击精确度不输任何精确导引武器，在地面炮火轻微时以机炮扫射地面，会得到比炸弹还高的战果。而且面对第一代导弹的众多缺陷，机炮就更加有存在的理由。
　　而“枭Ⅰ”式战斗轰炸机则牺牲了一定的机动性，在高速度上寻求了突破，重量更沉，体型更大，其主要设计目标是以高速突防，对地攻击，并且具有一定的空战能力。
　　喷气式飞机的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是南洋联邦科技飞速进步的集中体现，而其工程界也学到了正确的工程设计态度：如果你没有测试过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么这里就一定会出问题。在最后的测试阶段，黄历已经开始关注中东问题，他特意要求一部分工程人员带着几架样机到埃及高温多沙的环境中进行测试。
　　当时包括美苏在内，都多少忽视了武器使用环境的改变，会对武器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为了追求性能上的突破，盲目要求加快研制进度，其产品的测试到底是否彻底、忍受环境的要求是否严苛，只有在前线的官兵付出宝贵的生命后才能证明并被迫改进。
　　南洋联邦在硬件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谨；对飞行员的训练中也极为严格和特殊。世界空战历史表明，许多王牌飞行员的飞行技巧并不十分出色，他们之所以能够击落敌机，往往是因为对空战环境、战术的了解。
　　同样的，战斗技能也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培养出来，空有一身飞行技巧，却极端缺乏战斗技能的飞行员，在空战中败给敌人经验丰富的老手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针对这种理念，南洋联邦空军成立各种假想敌中队，大量设置模拟对抗课程，保证高训练的时数，并在飞行员选拔上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当然，这种训练方法加重了训练单位的后勤负担，而且空战训练的危险性极高，飞行事故时有发生。
　　但正如黄历所说：“你不能让斗牛士第一次上场就独自面对致命的公牛，而在训练时却从来不准他练习用剑，理由是避免弄伤指甲。”是的，限制训练的难度，能够维持大众所看得到的训练安全，但损害的却是大众所看不到的、对国家存亡却生死攸关的飞行员的战斗技能问题。
　　当然，暂时放弃在飞机上挂载导弹，并不意味着在以后也不使用。导弹的研制和改进也在黄历的关注下，紧锣密鼓地向前发展。与西德合作制造的红外线跟踪导弹和反雷达导弹已经制造出来，但效果差强人意，科研部门正进行着不断地改进，向着增强抗干扰能力，提高导引头性能，增大射程、速度、威力等方向发展。
　　南洋联邦在常规武器方面已经小有名气，但高科技武器的发展也在紧追世界领先水平，只不过一直保持着低调，并予以最高级别的保密而已。
　　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以及后面爆发的越南战争，无疑将为南洋联邦的新式武器提供最佳的试验场所，也是南洋联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垫脚石。无疑，黄历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战火纷乱的局势，对他来说不是困难，而是机会。
　　
　　第191章
纷乱
　　
　　一九五六年注定是个不平静而纷乱的年份，苏伊士运河的纠纷只是其中重大的事件之一。
　　七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八月，在英法倡议下，二十二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九月，美、英、法召集十八个国家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十月，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的提案。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中东，连美国人也觉察到了异样，但他们还不敢相信，作为盟友的英法两国竟然会背着他们进行一场战争。所以，他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匈牙利，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由群众的和平游行转化成的武装暴动。苏联的坦克和军队正在源源开进匈牙利境内，残酷镇压他们认定的这场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运动。
　　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二十二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的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但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艾尔诺在电台发表的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人群推倒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随后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而随着第一批干涉苏军的进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暴乱越来越严重。
　　而当并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时，更强硬的武力干预开始了。苏军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为“强风”的军事行动，并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几乎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英法两国把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一直归咎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和施压，并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