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校对)第6部分在线阅读

1862年，拿破仑的侄女玛蒂尔德公主托朋友邀请龚古尔兄弟和她共进晚餐，这位公主就喜欢和文人雅士打交道。她读过两兄弟写玛丽·安托瓦奈特的书，十分喜欢。她平时和情人以及一位侍女住在巴黎，有时候也去圣·格拉蒂恩的“家里”小住，离巴黎不远。公主那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个子娇小，容貌秀丽。第一次见面龚古尔兄弟对她的印象并不好，第二次吃饭后印象有所改善，他们觉得她和蔼迷人，快人快语，还比较诙谐幽默。可是这兄弟俩一向喜欢有所保留，他们在日记里写的却是，“这位公主一点都不细腻，不精致，不温柔；她强大、聪明、健谈，这些能吸引大众可是无法吸引个人……你要是对她只是彬彬有礼、专注留心、亲切友善的话，她是不会感谢你的，她想要的是你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对她产生欲望。”
从那时起，龚古尔兄弟开始频繁与公主共进晚餐，还时常应邀和她一起在圣·格拉蒂恩小住。渐渐的，两兄弟疏远了从前时常一起鬼混的狐朋狗友。
他们与公主结识的第一年，便创立了著名的“马尼餐馆聚会”，这个点子是他们喜爱并仰慕的加瓦尼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圣-伯夫的赞同。有几位作家答应每个月共进两次晚餐，早期的成员包括：
丹纳、勒南、屠格涅夫、福楼拜以及泰奥菲尔·戈蒂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作家被推举进来。饭桌上的话题主要还是艺术和文学，尽管也涉及宗教和赤裸裸的爱欲，大家观点各不相同，一时间争执得不可开交，饭桌上吵架是常有的事，可是下了饭桌大家还是好朋友。不过，参加聚会的人并不知道龚古尔兄弟一回到家，弟弟便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刚才饭桌上对话的内容，有时候是哥哥口述，他笔录。兄弟俩一向仔细谨慎，也许我们相信日记里记录的这些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文人们的对话必然真实可信。可是，真实归真实，却相当令人失望。你在享用大餐时，两三杯红酒灌下肚皮之后，借着酒劲，就算是一句普通平凡的话，说出来也会像是格言警句。可是等你看到这句话印刷出来，很不幸，它便黯然失色了；其实，如果你想在这些饭桌对谈之中找到妙语连珠或者思想的火花，那么你注定徒劳无功。
一开始的聚餐，龚古尔兄弟觉得气氛很欢快，很有趣，可是两三年不到，他们便厌倦了。在日记里他们是这么写的，“马尼餐厅的聚餐让我们打心底里鄙视和恶心！能想象得出吗？这居然是法国最上流精英的聚餐！当然了，大部分人，从戈蒂耶到圣-伯夫，都是有才华的人，可是他们却没什么想法，那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可谓缺乏个性气质！”
圣-伯夫是众人里年纪最长的一个，声望最为卓著，影响力也最大。他喜欢龚古尔兄弟，评论他们的文章也是满怀同情，甚至声称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两兄弟提出退出马尼聚餐的时候，他说如果他们不来，他也不来了。可是兄弟俩对他却颇为厌恶，抨击他的呆板文风，说他个性暧昧虚伪，胆小怯懦，头脑狭隘，对陈词滥调特别偏好。有一次，兄弟俩去拜访他，见圣-伯夫穿得像码头工人，住的地方像乡村医生的宅子，便反问自己，像他们这样的贵族艺术家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人过从甚密？不过他们还是邀请圣-伯夫共赴晚餐会，言辞中极尽奉承仰慕之能事。戈蒂耶和福楼拜也是聚餐小组成员，他们喜欢谈论女同性恋关系和“超验同性恋”——天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龚古尔兄弟应该是1857年就认识了福楼拜，可是多年以后才算真正熟识。奇怪的是，像福楼拜这样坦荡、直率而又温和友爱的人居然没能俘获龚古尔兄弟。尽管兄弟俩给他写过信，表达了仰慕之情，可是他们的态度仍然有点敌意。聚会的时候，兄弟俩总是极为挑剔地盯着他，而福楼拜却浑然不觉，仍是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兄弟俩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福楼拜缺乏什么了，我们一直在找他的缺点，他（包法利夫人）缺的是心灵，就像他的文字缺乏灵魂一样。”他们觉得福楼拜品味低俗，完全没有艺术感，最终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天才，他本人比他的小说还要糟糕。（以上仿宋部分是我标示的。）
《玛奈特·萨洛蒙》出版以后，兄弟俩送了一本给丹纳。丹纳回信表示感谢，对书中他欣赏的段落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可是对他们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说他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他们自己那样的文人看的，然后信的结尾处指出了几处错误。兄弟俩本来就不喜欢丹纳，这下子讨厌就变成了鄙视。对于勒南也是，一开始他们不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难看；他们指责他品味低劣，缺乏诚意，可是等他们对他了解更为深入之后，还是承认尽管此人相貌奇丑，为人还是平易亲切，令人愉悦。可是后来兄弟俩还是和他吵翻了。
1868年，弟弟儒勒病倒了，完全没有胃口，无法入睡，对噪声极其敏感，他们还是住在一开始在巴黎定居的房子里。为了养病，他们决定卖掉一部分家族农场，买一个幽静一点的房子。他们在奥图尔找到了一处，离巴黎市中心二十分钟路程。等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里的噪声同样无法忍受。儒勒的病情加重，心智也开始衰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在树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帽子遮着脸，跌入抑郁的深渊。他对一直深爱的哥哥也不再关爱，甚至连他们一起合著的小说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有些字母他都念不出了，就算念出来也像是小孩一样吐字不清。哥哥埃德蒙一度意乱情迷，想把弟弟一枪打死然后再自杀。他害怕自己死在弟弟前面，弟弟无人照顾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种恐惧在他心头一直挥之不去。埃德蒙在日记里记载儒勒的健康状况逐渐崩溃，那种痛苦弥漫在字里行间，令人不禁感叹他是如何坐得下来将这惨烈的心痛付诸文字。儒勒的病经医生诊断为“幼稚症”。有一次在餐馆里，儒勒打翻了洗手碗，埃德蒙说，“小心点，要不然我们以后哪儿也不能去了。”儒勒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抽泣着说，“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他不停抖动的手抓住了埃德蒙的手，两人抱头痛哭。最终的解脱后来终于来临，埃德蒙在日记里写道，“他奄奄一息，他终于去了。赞美上帝吧！他就轻叹了两三下，像小孩子睡觉前的呼吸一样，然后就去了。”
埃德蒙说服自己相信儒勒的死因主要是他对文学的激情，还因为他孜孜不倦，竭力从法语中挖掘出内在的完美。实际上，儒勒的死因在我学医的时候称为G.P.I.，即麻痹性痴呆，这种恐怖的疾病是梅毒造成的后果。儒勒是二十年前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一次远足中感染梅毒的。在儒勒的葬礼上，埃德蒙哭得像泪人，路也走不稳，得让人搀扶着，完全被悲痛吞噬。幸运的是，时间总能抚平最为深重的痛苦与哀愁，人生在世就是如此。后来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告终，一切又恢复如常。玛蒂尔德公主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同时，埃德蒙也开始接着写他的日记。他非常孤独，已经五十出头，朋友们都认为他应该结婚，似乎有两位年轻女士也愿意嫁给他。一个是玛蒂尔德公主的侍女，已经向他求婚。尽管这位女士容貌出众，他也喜欢她，不过他还是拒绝了她的好意，个中原因且容我慢慢道来。
自少年时代起，埃德蒙就一直热衷于收藏，他一有空便在旧货店里转来转去，还参与旧货买卖。那个年代有可能几个零钱就能买到一份旧诗稿，古代大师的素描作品也是售价低廉，让现在的人不禁口水直流。运气好的话，几幅拉图尔的蜡笔画只卖五法郎一张。当时，日本艺术传到巴黎让埃德蒙为之着迷，他认为日本艺术之价值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他当时就买了喜多川歌麿的作品，挂壁字画还有漆器、铠甲、和服等。渐渐的，收藏品越来越多，他又买了带镶嵌装饰的壁龛，储物柜，桌子，镜子，挂毯，地毯等等。埃德蒙后来说多年以来，他每年花在收藏上的钱达八万法郎之巨。可是龚古尔兄弟每年从农场获得的收益不过一万两千法郎，写书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大家自然会问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应该兼职赚了些外快。不过，不论他的钱来自何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所有的收藏全都身价倍涨，他已经相当富有了。这两兄弟一直想创建一个学院——就是后来的“龚古尔学院”——这么做并非要和“法兰西学院”唱对台戏，尽管他们不喜欢也鄙视法兰西学院，他们只是想要反抗这所学院骨子里的偏执狭隘，对新兴才能的无视以及对创新的痛恨。他们计划选出十名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作品未曾广为流传，曲意逢迎大众，龚古尔学院提供给每人每年六千法郎，让他们专事文学创作，不为谋生所困。这些获奖者每月相聚一次共进晚餐，每年授予其中最为优秀的一位作家五千法郎的奖金。要想让这些想法变为现实，埃德蒙的所有财产都必须投入进来，所以他也断绝了婚姻的念头。
弟弟死后，哥哥埃德蒙又活了二十七年。我不想谈他这二十七年的文学创作，那些作品既没让他成名也没让他获利。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在写日记，有些部分让我感觉很惊讶，比如说1892年五月二十二号，他写的是，“在拉斐利餐厅和美男子普鲁斯特共进午餐。”他有所不知的是，后来这位年轻英俊的客人震惊了世界，写出了一本令人望而生畏但却非常有趣的作品，戏仿他的这部著名日记。在此期间，埃德蒙最亲密的朋友是阿尔封斯和朱莉娅·都德夫妇。他每周有两三天和他们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每年夏天和他们一起去乡间别墅香布罗塞避暑。我看如今都德的书读的人很少，其实他的书写得不错，文风活泼，自然清新。他最好的作品是《萨福》，其主题和《玛奈特·萨洛蒙》差不多，但比龚古尔兄弟写得好，也更为可信。阿尔封斯·都德的作品很受欢迎，收入颇丰。对于埃德蒙这样难以相处，吹毛求疵的人来说，都德肯定是魅力无穷，温柔甜美的可人儿，因此埃德蒙才能原谅他在文学上的成功。
1883年七月，都德夫妇和埃德蒙在奥图尔共进午餐，他念了几段自己的日记给他们听。夫妇俩听后很感兴趣，让他再念几段，后来每年夏天在香布罗塞避暑的时候他都会把日记念给他们听。也许就是在都德夫妇的鼓动下，埃德蒙才想起将日记分卷出版。他将原始手稿抄了两份，其中打算在他在世时出版的那份中，他删去了某些段落，怕会得罪别人；同时他嘱咐自己所有的日记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再全文出版，因为他想那时他们兄弟俩肆意贬斥的人应该都过世了。可是，全本日记还是引起了几场官司，如今在摩洛哥出版，已经出了十九卷，出到1894年的日记，我听说还要接着出。
1887年，删节版日记第一卷出版，接下来几年又出了几卷，最后一卷于1896年面世，当即在巴黎文学界引起极大轰动。人们纷纷谴责龚古尔兄弟行为轻率，生活放荡，下流低劣，出言不逊。某评论家称第一卷日记乃自负与浅薄之杰作。丹纳也撰文抗议，“我请求在出第二卷的时候将与我相关的段落略去。我和你交谈的时候，或者当着你的面与人交谈，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私密的’，就像可怜的圣-伯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只为自己经过反省并考虑出版因素而写下的文字负责。”埃德蒙·龚古尔对此并不在意，他坚信后人能在他们的日记中发现关于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最为真实又最为重要的记述。第二卷引起的评论稍好，可能是受了阿尔封斯·都德为《费加罗报》写的评论文章的影响，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规劝他不要继续出版。玛蒂尔德公主来拜访埃德蒙，却丝毫没有提日记的事，尽管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她的。埃德蒙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没关系，公主，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有极其愚蠢的时候，要不是我们的日记，他们哪里能流芳百世呢，我们这样吃力不讨好，真是蠢到家了。”
在日记第四卷里，埃德蒙插入了每两个月在马尼餐厅聚餐时他和勒南的一段对话。勒南极为愤怒，他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指出，“龚古尔先生日记里的聚餐实录是完全真实的记录，只是他无权自命为历史学家，记录这一切。他并没有理解我们的交谈，也没有吐露他自己的想法，他根本就没有概念，还自认为自己理解了别人的话。我个人强烈反对这种恶劣的报道，我深信蠢人制造的垃圾毫无价值。”在一次采访中，勒南又说：“龚古尔先生既缺心眼又缺德。”埃德蒙则傲慢地回敬，“他看上去非常生气，像个被削去神职的牧师。”都德夫妇担心他的日记为他树敌太多，听他念到1877年的日记时，建议他不要出版。埃德蒙则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劝他乃是对他赞美阿尔封斯的太太，朱莉娅·都德的才华感觉不满，朱莉娅本身也是位作家。他在日记里写道，“真的，这位太太非常迷人，可是也非常苛刻。”第五卷日记出版后有评论家称，那个时代的精英，如戈蒂耶、圣-伯夫、勒南、丹纳、福楼拜还有龚古尔兄弟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读者们描绘了一幅幅奇异怪诞，通常令人作呕的画卷。的确如此，这并非对他们的称赞。埃德蒙笔下留情的唯一亲密友人恐怕就是都德夫妇了。有人会认为埃德蒙就算不喜欢不感激他们，也会出于谨慎，不会写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话。从发表在日报上的第七卷节录可以看出埃德蒙写过都德夫妇的母亲，让夫妇俩大为恼火。阿尔封斯的兄弟，恩斯特·都德给报纸写了封信表示愤怒的抗议，可是阿尔封斯劝他不要寄出去。他就转而写给埃德蒙，指出埃德蒙日记里写的没一句真话，并且乞求他正式出版时略去相关段落。这个请求埃德蒙还是照办了，我想他当时一定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吧。
阿尔封斯·都德患有脊髓痨，也是梅毒的可怕后遗症，时常会疼痛难忍。晚上得服用大剂量的氯醛麻醉剂才能入睡，最厉害的时候非得打五六针吗啡才行。后来都德夫人发现埃德蒙在日记里把这些隐秘的疮疤全给揭了下来，便苦苦哀求他看在他们家，看在她丈夫的名望的份上，不要提及这些隐私。埃德蒙断然拒绝，并告诉她，他的日记是纪念他们之间的文学友谊的丰碑。都德夫妇当然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自然，他们之间持续了二十五年的友谊便陷入僵局。都德夫妇再也没有邀请埃德蒙共进晚餐，埃德蒙上门拜访的时候他们总是找借口及早抽身。都德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受够了龚古尔。日记最后两卷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埃德蒙收到了大量匿名侮辱信。他很郁闷但却高傲地蔑视这一切，认为评论界之所以这么恶毒完全是嫉妒他正直而无私的人生，他高贵的贵族出身以及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用依靠文学创作来谋生。
1897年，埃德蒙·德·龚古尔已经七十五岁。报纸上有关他和都德夫妇形同陌路的闲言碎语也传得沸沸扬扬，阿尔封斯认为有必要公开声明这些谣言并非属实。多年来埃德蒙一直跟他们夫妇俩一起避暑，如果正好今年不去，那么他们的友谊走到尽头的传言便得到印证。于是都德夫妇仍然邀请埃德蒙前往，都德夫妇先离开巴黎去香布罗塞，7月11号埃德蒙直接去跟他们碰头。有一段，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很快就病倒，7月17号就离开了人世。
除了留下少数几份遗产，埃德蒙将其余所有全都拿出来创建龚古尔学院，以这种方式让他们俩兄弟的名字永远流传下去。
龚古尔兄弟认为他们凭借《热米妮·拉赛特》，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之先河，而且还深入探究了十八世纪的历史和日本艺术。弟弟儒勒曾经说过，“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事件，我们引领了这三大潮流，可怜我们仍然籍籍无名。不过，既然有了这样的成就，今后总会被人们承认。”尽管这话说得夸张了点，可还算有点道理。
兄弟俩从来不怀疑自己才华超群。其实他俩就是自鸣得意得近乎荒谬。埃德蒙曾写道，“当我诵读出《巴黎回声》上登载的我的第一篇日记，我立即就陶醉了”。这样的自满自傲几乎有点令人感动。像龚古尔兄弟俩这样自视甚高之人，自然瞧不上同辈文人。埃德蒙说过：“本世纪恐怕我是唯一一位勇于扯下‘伟人’（诸如勒南、圣-伯夫之流）的虚伪面具还原其真面目的人，我这么做纯粹出于对真理的热爱而非针对他们个人。”可以想见，这个“之流”还包括丹纳、米什莱和福楼拜。尽管龚古尔兄弟极端自负、爱慕虚荣又狂妄自大，可是公平起见，还是得承认他们对于艺术的激情仍是纯真无邪的，只是常常误入歧途罢了。在这个腐败猖獗的世界上他们仍然保持公正无私，诚实正直。（《辩论报》的重要评论家若南曾经从玛蒂尔德公主那里拿了六千法郎封口费，保证不写文章诋毁她的某位朋友。）他们的雄心壮志，其实一点也不低俗，就是要写出让他们流芳百世的作品。他们明白一本刚出版的书，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会成为名著；他们也深信，尽管失败一个接一个，还是得咬牙承受，而且后人终将还他们以公道。
3
儒勒·勒纳尔于1887年开始写日记，只不过是流水账而已。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把自己写得真实得近乎残酷，常常让人读之不寒而栗。很难相信他居然想要将日记出版。在日记中他曾说过想让他儿子够格读的时候来读读父亲的日记。他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很难说，有人会想，他儿子如果真读了日记就会完全失去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勒纳尔在日记中所记述的自己是这样的：
毫无道德，极度自私，举止粗俗，嫉妒心强，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他死于1910年，那时有几位他的熟人尚在人世。我所遇到过的两三位都认为此人虽聪明幽默，出类拔萃，却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伪装得比实际要好，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谈谈他的生平很容易，除了日记之外还有别的材料，他写过两部小说《胡萝卜须》和《食客》，三部短剧《分手的乐趣》、《家庭和睦》和《老顽固》，还有一部故事叫《情人》，所有这些作品全都是自传性质。儒勒·勒纳尔出身于法国中部的农人之家，祖上世居涅夫勒省。他父亲有兄弟姐妹六个，都出生于父母栖身的棚户之中。后来他不知怎么找机会上学接受了教育，做了公共事务部门的承包商。在维耶特小河上修了座桥之后，他便赚足了钱，在齐特里置了田宅，提前退休。他后来就在那里终老，每天钓鱼打猎，在自己的几亩地里劳作，一直到死，他骨子里始终是个农人。儒勒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母亲痛恨他，因为一开始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怀上他纯属意外。他个子矮小，相貌丑陋，红头发，脏脏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操持家务干粗活，在小说《胡萝卜须》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比起他母亲毒打他更让人反感。那个年纪的小孩很多都会尿床，他如果尿床了，第二天早上便是一顿好打。有一次，亲戚来家里住一宿，他便和母亲睡一张床。虽然他尽力憋住不要尿床，结果还是没忍住。这一天他就受罚躺在尿湿的床上。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母亲端来一碗“汤”，哥哥姐姐强忍住坏笑，一眼不眨地盯着他母亲用勺子将“汤”一勺勺灌进他嘴里。“汤”喝完了，他们便拍手大笑，“他喝下去了，他喝下去了。”他母亲告诉他这就是他晚上尿在床上的尿，他只是哼了一句，“我就知道是尿。”
勒纳尔的父亲在这部小说里叫勒皮克先生，对儿子也不算不好，可是也不干涉老婆管教孩子。他沉默寡言，以自我为中心，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和家人挤在一起，总是摆出独来独往的样子。有一次“胡萝卜须”想要争取让父亲站在自己这一边，却遭冷落，绝望之中道出了让读者伤心欲绝的心声，“愿天下的孩子都不要成为孤儿。”十岁的时候，儒勒被送去涅伏斯上寄宿学校。他父亲有时来看他，平时互相通信。有一次他父亲回信问为什么刚收到他写的信里，每一行首字母都大写。他回信说，“亲爱的老爸，你没注意到我是用诗体给你回信吗？”儒勒·勒纳尔外号叫“胡萝卜须”，主要是因为他的红头发，其实他并不是个好孩子，他一点也不像小勋爵弗契特勒里，甚至连大卫·科波菲尔也不像，他其实就是个令人害怕的小野兽。勒纳尔讲过他上学时候的一个故事，颇令人震惊。学校里有一名宿监，每天晚上男孩子们上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负责巡视一遍，他每次都要坐在某个孩子的床边，跟他说话，起身离开的时候会吻他一下道晚安。“胡萝卜须”对此极为嫉妒，找了个机会将这件无伤大雅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校长，于是宿监被开除。这个可怜人背负了极不光彩的骂名，临走的那天“胡萝卜须”还大声问他，“谁叫你不也亲吻我呢？”当然，这么说很卑鄙，不过也饱含了深深的痛苦悲伤！
儒勒的学习成绩不错，十七岁那年父亲送他去巴黎深造，每月给他一百五十法郎，那时候相当于六镑银币。他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栖身，于1883年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开始找工作，可是一开始找不到。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写作，还把稿子寄给一份地方小报《涅夫勒日报》；文章刊登出来了，却没有稿酬。不过此前他写的文章已经可以编成一本书，他也找到了出版商愿意出版，可谁知出版商后来却人间蒸发，他只好去服兵役，之后又回到巴黎，找工作谋生。最终他找到房地产代理的工作，月薪一百法郎。他似乎颇得公司老板里永先生及太太的垂青，不久老板就请他做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工资略加了一点，不过还是少得可怜。这些事情我都是从亨利·巴歇朗写的儒勒·勒纳尔早年生活的文章里读到的，这篇文章是勒纳尔死后出版的全集的序言。写到这里，巴歇朗先生很奇怪地开始语焉不详。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小说《情妇》以及出版的儒勒父子书信集里找出序言作者认为不便提及的事实真相。
老板里永夫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勒纳尔也接触了一些他们的朋友，偶尔也应邀去参加聚会。那时候他很年轻，个子高高，一头漂亮的红发，长相也算过得去，身材不错，很阳刚的气质。某次聚会过后他送一位客人回家，她是位女演员，年龄比他大很多，不过魅力依旧，在路上他便向她求婚。女演员很惊讶，感觉太突然了，他俩这才第一次见面，可是他大胆奔放而又能说会道，倒也没有让她不悦。她告诉他自己被富人包养，生活舒适，不想甩掉这位金主；不过她同意到勒纳尔的旅馆房间里幽会，条件是他必须答应绝对不会到她的公寓来，想都不要想。于是这段恋情就开始了，双方都很享受，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的情人帮助他出版了诗集，他也去各种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他年纪轻轻，举止得体，还有他一辈子都没能改掉的外省口音，这一切都使他小有名气。只是他毕竟年少气盛，想到自己的女人得与别人分享他就坐立不安，有一次他得知竞争对手（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要去他情人家里，便潜伏在她寓所门口，发现进去的是一位身材敦实，上了年纪的商人。眼前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勒纳尔，他当下就决定斩断与这只“金丝雀”的情丝。他再也无法坦然接受她的恩惠和礼物，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由另一位男人付账，他敏感的自尊心极为受伤，于是便写了封生动感人的长信给他的情人，逼她从两人中做出选择，因为他的自尊，他的尊荣不允许他继续沉沦在这可耻的关系之中。可是写信的当天下午他的情人就来到他的旅馆房间，两人和平时一样上床缠绵。最终他没有寄出这封信，这段恋爱也照常持续下去。
暑假来临，勒纳尔不用再给里永先生家的三个孩子教课，几个朋友邀请他去海边玩几周。亨利·巴歇朗没有告诉我们这几位朋友的姓名，也没说为什么他们会邀请勒纳尔同去。不过，勒纳尔在给父亲的书信里解释了原因。有一位十八世纪古典家具生产商莫努先生想要写本古典家具的书，他自己写不来，所以需要找个枪手代笔，署自己的名字出版。也许是在里永先生的推荐下，儒勒·勒纳尔获得了丰厚的酬劳，而且可以和莫努先生及太太还有女儿住在一起。这段经历为勒纳尔提供了写作素材，就有了这部《食客》。最近英国有一批作家将此部小说评为过去五十年内最好的法国小说，并译成英文，题为《寄生虫》。小说情节只用寥寥数行就能说清。主人公是位年轻而清贫的诗人，结识了一对商人夫妇，后来结下友谊，他们邀请他去海边度假，他们的侄女也应邀加入，她是孤儿，继承了笔财产。这年轻人本来一心想引诱女主人，虽然女主人对他也颇为心动，坠入了爱河，他仍然没能得手。接着他便开始教年轻女孩游泳，很快她便爱上了他。很自然，像他这样的人便乘机引诱她。接下来这畸形的恋情很难用文雅礼貌的英语来表达，我只能说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还不至于太过离谱。这一家婶婶和侄女都爱上了他，情况极为尴尬，他觉得谨慎为好还是先回到巴黎。他一走，故事便结束了。勒纳尔在日记中提到他的想象都是由记忆拼接而成的，而他又是个行事荒唐不羁的人，因此可以确认他这部小说和真实情况相去不远，小说家写小说都是如此。
度假结束回到巴黎，勒纳尔便着手写那本莫努先生交代的书，当时他手头极为拮据。1884年一月他写信给父亲，“过去的五天，我连买张邮票都要犹豫好久，我绝不是夸张，十二月尤为艰难。”他和莫努一家自回到巴黎后又开始热络起来，每天晚上都一同吃饭，他并没有浪费时间。二月十八号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上次我无意中提到我有可能会结婚，我已经向她求婚了。”不幸的是，他提到结婚的那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读者会大吃一惊。他经济状况如此窘迫怎么可能结婚？不过，他的求婚被接受了，他便写信给父亲，找他要七百五十法郎买订婚戒指。儒勒·勒纳尔和莫努夫妇的女儿玛丽奈特的婚礼于五月底举行，随后这对幸福的新人去巴弗洛度蜜月。有人会疑惑，为什么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肯将独生女儿许配给身无分文而又籍籍无名的作家。勒纳尔唯一的收入仍然是里永先生开出的微薄薪水。他也的确在为那些短命杂志写点文章，可是都没有稿酬。我们马上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他们是“奉子成婚”，可是这完全说不通，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结婚一年后才出生。那么只能说莫努夫妇同意这门婚事还是出于法国人的老观念：
女儿嫁给文人能给资产阶级家庭带来一定声誉。
可以想象在婚礼之前，儒勒·勒纳尔应该会去向他的情人道个永别，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尽情享受了鱼水之欢。九年之后，他写了一个独幕剧，名叫《分手的乐趣》，其中有一段年轻男子和年长情人之间的对话。小伙子第二天就要和一个富家小姐结婚，而他的情人也准备找个有钱人嫁了，为将来作打算。他们互相还是深爱着彼此，新郎看着眼前这楚楚动人的情人，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一时间头脑发热，告诉她只要她说一个字，他就会抛弃未婚妻仍然和她在一起。女人的理智战胜了激情——爱情固然美好甜蜜，可终究不能当饭吃——就这样他们便永别了。这部戏篇幅虽短却很引人入胜，风趣诙谐也很感人，搬上舞台的时候大获成功。舞台首演结束后，儒勒·勒纳尔便在日记里问自己，此剧原型，现实生活中的老情人布朗琪会怎么看这部戏。
蜜月结束后勒纳尔夫妇回到齐特里和他父母同住。他母亲很不喜欢玛丽奈特，对他儿子娶的这位“精致优雅的小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尽一切可能让儿媳妇的生活不堪忍受；可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大概是出于经济原因。直到第一个孩子（儿子）出生，夫妇俩才搬到巴黎的一间公寓里安家。在日记里他颇为自嘲地解释道，“M先生（莫努先生，勒纳尔的老丈人）是不是很幸运很精明，所以他这位商人才将自家的千金小姐嫁给了我这个一穷二白的文人呢？”接下来的几年里，玛丽奈特又生了个女儿，儒勒·勒纳尔写了很多新闻稿，可是报酬却极少，我们只能猜想他那幸运聪明的商人岳父多少在资助他们。此处日记里是最后一次提到他岳父，所以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老人家肯定过世了。1888年儒勒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乡间罪行》，是他老早以前所写的短篇小说合集。他由衷地爱着妻子玛丽奈特，在日记里他极少说别人的好话，可是每次提到他妻子，总是怀着深沉的爱意，“玛丽奈特一出现，你脚下的整个大地都变得更为甜美（更加柔软）。”文人墨客一旦声誉鹊起，春风得意的时候便会忘恩负义，对发妻不忠，可是勒纳尔则是千真万确地对妻子一心一意。他是《法国信使》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众所周知，该刊物成为当时最为优秀最为先锋的杂志。勒纳尔定期为杂志撰稿，1892年才出版《食客》，1895年出版《胡萝卜须》。这些书让他名声大震，成为极富创意的天才作家，他那紧张而敏锐又十分个人化的风格很受评论家推崇。《食客》也深受作家同行的好评，不过他那愤世嫉俗的幽默却不受公众的待见。《胡萝卜须》大获成功，评论界一致为小说中的悲痛、悖论和幽默拍案叫绝。同时，勒纳尔还将这几部小说改编成了戏剧：
《食客》搬上舞台时改名为《弗奈特先生》，令人失望，可是《胡萝卜须》则一炮而红，深受观众喜爱，自那时起就不断重演。
1895年，勒纳尔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也许是因为玛丽奈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他们能够在索蒙先租房再买房，这里离他父母所在的齐特里很近。他们买了一座房子连着一大片地，这样就可以养鸡、鸭、鹅、马、驴、羊、猪还有一头奶牛和黄牛。他雇了一位名叫菲力浦的农夫来饲养牲畜，他妻子拉戈特来操持家务，太太玛丽奈特照顾孩子和做饭，拉戈特打下手。自那时起，五月到十月，勒纳尔便和妻儿在索蒙住，只有冬天回到巴黎。没有什么地方比乡间更让他愉快，正如他的文敌所说，他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他家祖上全都是农民。他的文敌众多，因为他特别喜欢与人作对，从而获得恶毒的快感。这些人承认他才华出众，可是他粗鲁无礼，无视他人的感受以及自负自傲却很让他们恼火。在乡间他可以打猎钓鱼，和父亲一起消遣娱乐，和农夫们在一起让他感觉格外自在放松，而在巴黎和友人们一起他从来就没有这种感觉。
1897年，他父亲病重，几周后他写信给特里斯坦·伯纳德，“我亲爱的朋友，昨天我父亲举枪自尽了，他觉得康复无望，一枪命中心脏。告诉你，我对他主动选择死亡充满敬意及仰慕。你悲伤的朋友。”他告诉另一位熟人，他父亲死得勇敢，死得明智，无愧于伟大的运动家品格。给另一位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希望能在自己生命中最严肃的时刻，也如同父亲那样，拥有强大的灵魂和清醒的头脑。”
他父亲死后，母亲仍然独居在齐特里，老太太还是本性不改，严厉，控制欲强，思想狭隘。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胡萝卜须》，如果读过，她对于儿子在书中所描绘的自己作何感想？她对儿子的文学成就不以为然，不过，后来勒纳尔开始参与乡间政治事务，当选为市政厅议员，然后选为市长，他的家乡父老直到那时才一改不闻不问的态度，把他当成大人物来看待。他母亲自然就高兴起来——为自己高兴。她并没有享到高寿，她丈夫去世后两年，儒勒写信给友人，“我亲爱的朋友，才读到你温馨的来信。我正要写信告诉你我母亲摔了一跤，跌入井中溺亡了，我想这纯属意外，太突然了。玛丽奈特一切都好，孩子们也健康活泼。拥抱你，再叙。”
他真的相信他母亲的死纯属意外吗？母亲的后事料理完毕之后，他决定卖掉索蒙的房子搬去齐特里的老宅，虽然他并非出生于此，他仍然把这里当成生他养他的家。
他在写给演员兼经理人安托万的信里说，“感谢你在我母亲过世时写信来安慰我关心我。你可以想象，我仍然觉得这事太荒谬太滑稽，过去的两周里我心烦意乱，下次再详述。我在略微整修这所房子，这里无疑应该是我终老的地方。你喜欢《老顽固》，剧院里还在上映。”《老顽固》是勒纳尔写的一部戏剧，讲的是一个宁静幸福的家庭如何在母亲对乡村牧师的谄媚逢迎中分崩离析。当然，剧中的母亲就是他恶意夸张的自己母亲的形象。他母亲过世后几个月这部戏上演，评论界一致叫好，勒纳尔以为会不断上演，可是观众不喜欢，演了几场就撤下了。
那时，因为他那部独幕短剧大获成功，勒纳尔也结识了几位戏剧界的名人，如特里斯坦·伯纳德和卡普这两位剧作家还有演员卢西安·吉特里。可是他基本上只有两个朋友：
埃德蒙·罗斯丹和他太太。罗斯丹辛苦谈判了十八个月，终于为勒纳尔争取到了“荣誉勋章”。得到了这个勋章，勒纳尔这个苛刻挑剔，难以相处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欢天喜地，有趣得很。他在日记里说，哪怕他去杂货店买包香烟，也要解开大衣的纽扣，好让卖香烟的看见勋章上的红缎带。勒纳尔不是那种轻易结交朋友的人，不过他就算交了朋友，这友谊也维持不久。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结交朋友，因为他肯定会和朋友闹翻。罗斯丹当年是鼎鼎有名的文人，受很多人追捧研究。勒纳尔明白，尽管罗斯丹认为他是个好作家，可是他肯定认为自己更好。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罗斯丹的，“他是唯一一个我虽然讨厌但仍然仰慕的人。”“友谊破裂了，破裂了，”接下来一行，“友情不再，悲哀。”必须得承认，如果勒纳尔失去了罗斯丹这个朋友，那一定是他的错。勒纳尔还写过一出独幕剧《家庭和睦》，讲一对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在乡间度假。主人公皮埃尔着迷于朋友漂亮的太太，自信如果上前勾引，她不会拒绝。于是他们俩便开诚布公地谈开来。皮埃尔告诉这位年轻女子，他和太太很幸福，绝不想因为任何事让她痛苦。而这女子对自己丈夫也怀有同样的感情，于是他们得出结论：
两人没必要展开恋情，实在不值得。这部戏也非常动人，如果你觉得这情节很讽刺挖苦的话，也许常识通常都有点讽刺的味道吧。
罗斯丹和他太太就住在索蒙的勒纳尔家，他也不是傻瓜，一读到这个剧本就马上意识到这讲的就是勒纳尔和他太太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确他太太曾对他不忠，可是知道这两人居然还探讨过婚外恋可能与否，感觉总是不好。而且他认为勒纳尔写这出戏，本身就是不友善的行为，因为他为勒纳尔帮过那么多忙，他居然还想引诱他太太。这出戏首演时勒纳尔邀请他出席，而且还愚钝地没有邀请他太太。罗斯丹的疑心得到了证实，拒绝了邀请，称这部戏为“恶意伤人的报道”。勒纳尔对天发誓这部戏根本不像他所讲的那样，可是他这人完全没有想象力，在作品中无法隐瞒任何事实，所以罗斯丹知道他在撒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勒纳尔所能写的就是，“罗斯丹就是大众诗人，可他却自认为是精英诗人。”
除了卡普和特里斯坦·伯纳德以外，他瞧不起同行，不过作家们给他寄来作品，他仍然会回以热情洋溢的书信，因为他说，作家都极其敏感，对他们的赞扬要言过其实才好。有意思的是他对评论家是这么说的，“对评论家还是要宽容大度；他们一辈子都在谈论别人，可是却没有人来谈论他们。”
1908年，他出版了小说《拉戈特》，一部分采用舞台对话的形式，就是把说话者的名字放在这段话的前面，就像剧本里一样，一部分采用叙述的形式。小说讲的是他家女仆拉戈特，她丈夫菲力浦以及孩子们的故事。她自十二岁起开始做女仆，女儿出嫁了，儿子保罗老是和她吵架，还有个小儿子约瑟夫，被勒纳尔夫妇带到巴黎，帮忙找了份工作，可是后来病倒送往医院，不久便死了。想不到的是，这部小说使得勒纳尔和《法国信使》杂志终止了多年的合作关系，多年以来他都是这份刊物的撰稿人。这本小说极富同情心地讲述了尼瓦内地区贫苦农民的生活，有些地方还很感人——评论家说一小时就可以读完，如果他们感觉很多人会乐意去读，便会写篇正面的评论。《法国信使》上登载的小说由拉希尔德负责写评论，她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及总编瓦莱特的妻子。她针对勒纳尔这部小说的评论写得十分仓促草率，这让勒纳尔非常恼火，心想自己不仅是撰稿人也是杂志股东和编辑，自己的书怎么能惨遭如此待遇。他立即从编辑委员会辞职，可是几天后就撤回了辞职书；他也许是等待有人来补救，等别人再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真实评论，可是希望却落空，于是又一次提出辞职并且卖掉了自己手上的杂志股份。其实，杂志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一直坚持杂志撰稿人应该畅所欲言，不论其言论会引起多大争议，不要管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他颇为此感到自豪。的确，正是这个原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本杂志的辉煌。我忍不住好奇，翻出这期《法国信使》，想搞清楚拉希尔德在评论文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搞得勒纳尔大动肝火。原来她在文章最后才对这部小说写了寥寥八行的评论，提到了小说标题，但既没批评又没赞赏，实际上她其实什么都没说。不过，没有什么评论比这样的评论更加严厉苛刻。她说勒纳尔现在已经是齐特里的市长，也是龚古尔学院成员，他可以随心所欲想写什么都行，人们写文章评论他，全都是赞扬的话；她还补充说她最近就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简直是荒唐。我们只能猜想大概勒纳尔什么地方得罪了拉希尔德，因为他得罪过很多朋友，所以她抓住这个机会报复他。
《拉戈特》大概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他曾经自问，“我还欠我的家人什么？我真是不知好歹！他们给我提供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生活素材。”到那时为止，他其实已经把能用的生活素材全都用过了，发现自己无甚可写，对于专职写作的人来说，很是不幸。于是他只得全心投入到日记之中。“我已经习惯于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写出来。一有念头我就赶快记录下来，即使是有害的或者罪孽的念头。很明显，这些日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我这个人。”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记录某些想法，就是因为这些念头足够冷酷无情，或者足够诙谐幽默，比如说，“自己觉得幸福是不够的，还得其他人不幸福才行。”“要遏制自己蹂躏别人的冲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女人一直在说我的坏话，我回答‘我就不懂了。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她的好话’。”勒纳尔有点害羞，这个缺点他终身都未曾克服，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凡是有人说了点恭维他的话，他从来就不会假模假样地回敬过去。他亲口说过：
宁可粗鲁无礼也不愿被人一眼看穿。早年的日记中他曾经写道：
写日记不能像龚古尔兄弟那样小孩子气，把什么都说出来，日记应该帮助人们培养个性并且不断完善自己。他还写道，“这世上本无天堂，可是人们应该尽力相信有天堂存在。”这话倒是让人觉得颇为意外。他觉得写日记把自己给“掏空”了，这并非文学创作，可是无论如何，他相信写日记是他人生中做过的最好的事，也是最有用的事。也许他是对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像儒勒·勒纳尔这样在日记里忠实得近乎残忍地描绘了一幅自画像，也许佩皮斯做到了吧，不过他并没有勒纳尔那样的意图。勒纳尔也深受嫉妒心的折磨。他曾写过，“嫉妒不是高贵的情感，可是虚伪也不高贵，我不知道用虚伪来代替嫉妒能有什么收获。”朋友写的书，除非他为之折服，否则是不会去读的。“别人的成功让我心烦意乱，不过如果他值得的话，我会感觉稍好一点”。他甚至嫉妒自己太太的幸福，甚至差点对她发火，因为她和这个所有人都无法忍受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居然还觉得幸福美满。不过，结婚十七年后，他承认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就是妻子玛丽奈特的无私奉献。他在日记里反问，“女人，到底吸引你去爱他的是什么？”他给出的回答是，“他需要我。”他还在另一处写道，“我不想回到过去，我也不指望未来。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幸福。”可能他记下的最悲惨的话就是这个了，“生活要是没有苦难是无法忍受的。”
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让人读之心痛。有一天晚上，勒纳尔和仆人菲力浦打猎后，仆人怯懦地问他可不可以给他儿子保罗加点薪水，他儿子保罗当时也在勒纳尔家做仆人。勒纳尔大发雷霆，找到菲力浦的太太拉戈特，叫人去把菲力浦和他儿子叫过来。“我压住怒火，告诉菲力浦他伤害了我，我不再信任他，他造成了我俩之间的隔阂，然后打发保罗去别处找差事。他们一家都垂头丧气，晚餐只喝了一点汤，彻夜不眠，第二天拉戈特还眼泪汪汪。”她谦卑地向玛丽奈特道歉，还乞求她原谅他们一家。勒纳尔的日记里写道，“我被打动了，出于怜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我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拉戈特哭。她说‘我们觉得很丢脸，’她说。菲力浦一整天都在剥豌豆，怯生生的，伤心极了。这老仆人头发都白了，为自己说过的蠢话而后悔抑郁。谁都知道该怎么做来补救一下——可是做主人的必然要维护尊严，哪怕痛苦难过，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加让人满足。”
如果读者读到这里，得出结论说儒勒·勒纳尔是个令人憎恶的人，那就说对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家的任务会更加简单——但小说也会更加无聊。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像勒纳尔这样极度自私，脾气暴躁易怒的人，却又能温柔得将你融化。他和玛丽奈特分开的时候，每天都给她写信，开头必然是“我亲爱的，最亲爱的”，结尾是，“再见，马上就能再见，我的甜心。你看，在我心底只有你，没有我自己，你不在我身边，我百般不是。”他特别喜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儿子叫范特克，女儿叫柏依。有一次他要去布鲁日服短期兵役，一到驻地便给玛丽奈特写信，“我很开心，道别的时候你做的那个鬼脸真可爱。也许我走了后你哭了吧，可是分别的最后一刻你仍然那么高兴。我可怜的爱人！我当时也神态自若，儿子也是，他在沙地里玩得开心呢，一点也不上心，问我，‘老爸，你是去科比尼吗？’，‘不是，是去布鲁日。’‘好吧，再见。’说着他已经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了。我吻了吻他，他那么不把我当回事，我还是全心全意爱他，我脸上还挂着你和女儿的吻呢。”
孩子们渐渐长大，柏依还在家里，范特克已经去上学了。勒纳尔给儿子写的信非常有意思，那不是爸爸给儿子的信，而是朋友之间的通信。儿子一心想得的奖没有得到，他写信安慰；儿子写了篇学校布置的论文，他写信称赞，“我特别高兴你的语言有进步，强而有力，言之有物而且非常清晰。你现在终于能如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了，要知道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一旦把风格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人们就会失去这种能力。”看看他对于太太玛丽奈特和两个孩子是多么全心全意地去爱，我们当然能够原谅他对于别人的嫉妒猜忌和粗鲁无礼；他不幸的童年和早年的艰辛以及近乎病态的羞怯扭曲了他的人格，也让他的情感世界极为特别。
有关儒勒·勒纳尔我还有一点要补充。1907年他当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每年有四千法郎津贴，虽然比龚古尔兄弟当年预想的要少，可是仍然让他大为开心，因为他给报刊撰文的收入实在太微薄。在那个年代，作家要想生活得像样，唯有进行戏剧创作。勒纳尔写的独幕剧给他挣了点钱，可是剧院经理们要的是三幕剧，这个勒纳尔写不来。大概是通过莱昂·布鲁姆（也是个文人）的关系，他结识了让·饶勒斯（此人于1914年遭狂热分子刺杀身亡），受此人影响，他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认识一向悲观失望，因此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能写一部三幕剧的话，那我还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吗？”他当时写得不多，忙于别的事务。作为市长，他带着极大的热情履行职责，在各部门演讲，出席政要宴会。他在欧底昂曾发表过演讲，盛况空前。他一直很喜欢打猎，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射杀鸟儿再也无法给他乐趣。那天，他出门打猎，发现一只云雀直冲云霄。他立即放了一枪，不是要射杀鸟儿，而是想看看到底会怎样。那小鸟跌落云端，肚皮朝下躺在地上，小嘴一张一合。他在日记里写道，“云雀啊，愿你化为我最精妙的思想，我最珍贵的怜惜之情。你为他人而死，我把持枪许可证撕得粉碎，把猎枪挂在墙上，永不再碰。”
我只提到过勒纳尔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没机会多讲。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勒纳尔对他们很好，必要的时候还会提供建议，慷慨解囊。1909年底，他给姐姐写信，说他最近身体欠佳，“可是玛丽奈特的身体也不好，我也是，我们会照顾自己。”第二年，他告诉她医生说他得了动脉硬化，岌岌可危——“哦，近来，这三十多年以来，我头一次内脏出血，年老体衰，半身不遂。”三月份，大概是为了让姐姐安心，他又写信说他没事。“这神秘的疾病‘动脉硬化’，总让我焦虑不安，我总得提防，可是并没有什么眼前的威胁。我准备与之和谐共存。也许人得有点小病，生活才会完整，才会理智。”1910年4月6日，勒纳尔写信给演员兼戏剧经理人卢格内·波依，说他想让《胡萝卜须》入选法兰西喜剧院保留剧目。第二天他便辞世了，年仅四十六岁。一想到他人生中那漫长的折磨，自然会觉得此人的不幸便是天赋过人之才华，可谓聪明绝顶，不过却缺乏创造能力。假如他没写过一行字的话，他这辈子会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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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讲三位日记体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保罗·莱奥托是三位中寿命最长，声名最为狼藉，最为粗暴无礼的一个，可是在我看来，他也是最富同情心的一个。尽管他著作甚少，只有两部自传体小说，篇幅不长，两卷戏剧评论以及几篇文章，大多曾登载在《法国信使》杂志之上，我还是认为他才华横溢，别具一格。他的独特个性能让人大为震惊，也让人仰慕倾倒得死心塌地。他是个人主义者，却毫不自负；他是好色之徒，却毫无激情；他愤世嫉俗却良心未泯，他极度贫困却视金钱如粪土；对人严厉苛刻，对动物却同情仁爱，个性独立得不可理喻，无视别人对他的评价；极善言辞且尖锐刻薄，真挚诚实但对别人的虚假伪饰总是开心地容忍——所有这些糅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他这个怪人，以下我将尽最大努力还原他的生平事件。我的资料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两部小说：
《小朋友》和《纪念》，还有他从1893到1924年的四卷本日记，以及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7月他在电台和罗贝尔·马莱主持的谈话节目。这些素材坦率直白，趣味盎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对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能够重新再认识，让这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默默无闻几十年后，终于为众人所了解，不过我可不想说最后让他名声远扬，其实应该是遗臭万年。
保罗·莱奥托出生于1872年，父亲费蒙·莱奥托是下阿尔卑斯省地区农民的儿子，二十岁才来到巴黎，给做珠宝匠和钟表匠的叔叔当学徒，店铺就在蒙马特高地。叔叔死后他进入了艺术学院，成了演员，不过显然演技平平，因为几年后他就改行在法兰西喜剧院做提词员，一做就是三十年。除了本职工作，他还为剧团的年轻演员们指导演讲术和发音。他十分英俊迷人，只需用深情的双眼看看女人，她们就会投怀送抱。当时有位叫范妮的女演员和他在蒙马特高地同居，有一天范妮十七岁芳龄的妹妹珍妮来看他们，不觉天色已晚，他们不想让她独自一人返回蒙帕纳斯的父母家，费蒙便建议留她过夜。家里只有一张床，于是三人同睡，费蒙在中间。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文雅地表达：
费蒙和范妮温存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她妹妹身上。第二天珍妮的父母认为她品行不端，将她赶出家门，她无家可归，只好去找范妮和费蒙。几天后，范妮怒气冲冲地搬出公寓，珍妮留了下来。之后他们便有了个小宝宝，因为父母亲都各自在舞台上演出，宝宝就托给别人照顾，这个小宝宝就是保罗·莱奥托，他直到两岁多才回到父亲身边，那时候他父亲和母亲珍妮也已经分手，就雇了位保姆来照看他，这位保姆名叫玛丽·佩泽，保罗把她当成妈妈一样热爱。他晚上不睡在英烈街的公寓里，而是和保姆玛丽一起睡，一半是因为晚上他一个人无法入睡，一半是因为他父亲总是要带女人回家。保罗五岁的时候，他母亲出发去柏林演出或者是去会情人，走之前和她母亲弗雷斯蒂夫人一起到保姆住的阁楼上看他。保罗发烧了，正卧床休息，心情郁闷，背对着这两个来看他的女人。保姆赶紧逼着他向她们问好，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妈妈当时说的话，“天哪，这孩子多让人讨厌啊！”两位坐了五分钟就走了，三年以后，保罗才第二次见到她。那一次，他妈妈到英烈街的公寓里来，保罗被带了进来，他很害羞，看都不敢看她，胆怯地叫她“夫人”。他妈妈说明天让保罗到她家里去玩一天，晚上再把他带去他父亲演出结束后常去的小酒馆，让他父亲接走。第二天他走进妈妈家时，她正躺在床上，见他进来便坐了起来，她头发蓬乱，光着膀子，睡衣滑落露出了酥胸。她把他拥在怀里，贴在胸口亲吻他。她非常美丽温和，活泼优雅。等她穿戴完毕母子俩便一起出门和他父亲共进午餐，之后一家三口便乘出租车去了动物园，保罗还骑了小马。然后他们去巴黎皇宫附近的餐馆吃晚饭。饭后，他妈妈带他去夏特勒广场看戏，终场前不久他们便离场出发去“女神游乐厅”。他妈妈在舞会上和老朋友们闲聊，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和他妈妈打招呼就像是问候久违的姐妹一样。她不时指指他告诉他们这是她儿子，朋友们便说，“哦，是你儿子啊，他真可爱。”舞会结束后他们一群人一起去附近的小馆子消夜，然后珍妮把他带去小酒馆，他父亲在那里等着接他回家。他妈妈吻了吻他就走了，再过了两三年他才又见了她一面，不过半小时而已。之后他母亲便二十年音信全无，他听说她已经结婚了。那一年和他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一天是他记忆里永久的珍藏。
保罗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又搭上一个叫露易丝的女孩，就住在附近。她才十五岁，他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他们有几个晚上睡在一起，保姆玛丽非常气愤，向他父亲抗议说他给儿子树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榜样，他父亲也大发雷霆，把玛丽赶走，这下可苦了保罗。他父亲立即让那个女孩搬过来住，保罗只分到一间极小的房间，之前他和保姆过得很开心，可是他和父亲这位新情人相处得很不愉快，有一次他朝她扔墨水瓶，遭到父亲一顿毒打。他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粗暴严厉，漫不经心，放荡成性。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保罗便被锁在小房间里，不管他伤心流泪，把他一个人扔在无边的黑暗里，瑟瑟发抖。
一两年后，他父亲决定住到郊外，便在库伯瓦郊区买了房子，保罗就在当地上学。十五岁，他便到巴黎来工作，每月挣二十五法郎，他父亲觉得他终于能够自立了。他后面几年的生活我很快地讲一下：
他参军服兵役，可是因为近视，七个月后便被开除了。然后他在一家手套批发商那里找了份工作，开始写诗。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三等文员。他喜欢这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后来他进入了破产信托人雷马克的公司，很明显他极为胜任这份工作，被委以重任，比如说派他去管理一位富翁死后留下的房产，此人还留下两百万法郎和八万英镑遗产以及无数债务。雷马克告诉他好好进行资产管理，要尽量多给死者遗孀留下财产。他处理得相当令人满意（当然也有点不择手段），和债主的谈判一结束，他就收到了一大笔奖金。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下了班都会去“女神游乐厅”附近的奶品屋，这里常有妓女来吃午饭和晚饭，然后梳洗打扮一番去咖啡馆和剧院揽生意。他很快便和妓女打成一片，她们会问他新帽子或者新裙子好不好看，给他看别人寄来的信，他会帮她们起草回信。有时候他也会陪她们去咖啡馆，妓女都知道他没钱，便送他香烟或者巧克力。夜深了，如果有人没揽到生意，便叫上他一起回家，有时候并不做爱，而是安静地上床睡觉。有时候某一位还会让他下午去她家，聊上半天，聊她们早年的经历，保罗也会给她们讲起他母亲。他曾说，这样的朋友教给了他很多，也许是吧。
后来，保罗和老板雷马克闹翻，被赶出公司，他已经是奔三的人了，如今却失了业，除了那笔佣金，身无长物。他和老同学范比弗一起合租了间房子，这人是个小文人，俩人都穷得叮当响。保罗的爸爸什么都不给他，可是他姨妈范妮一直很喜欢他，每一两年总要抽空来探望，给他点零钱和衣服，都是极为廉价质次的衣服，但是他却非常感激。他一直没有中断过写诗，很想结集出版，当时范比弗在给卢格内·波依做秘书，保罗便问他能否让卢格内·波依写封推荐信，将他引荐给《法国信使》的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保罗拿着推荐信去见瓦莱特的时候，他告诉他，“到这里来不需要推荐信，唯一的推荐信就是你的诗歌，不论好坏。”几周后，保罗·莱奥托便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铅字。
瓦莱特对莱奥托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极善言辞，犀利尖刻但机智诙谐。他的巧妙对答总是脱口而出，有点伤人但总是十分有趣。多年以后他出版了一本极薄的小册子，名为《一天》，是格言警句俏皮话的合集。评论家说这里面他自己的句子太多了，他反驳说大部分人都太沉闷无聊，鲜有俏皮话说得比他好的。瓦莱特很喜欢和他交谈，并且建议他写散文试试，于是之后的三四年里他写了一些散文刊登在那本杂志上。那些文章的风格大概是当时流行的那种，不过很快，莱奥托就放弃了这种文风，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简洁。他定期为《法国信使》撰稿，写书评，还和范比弗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当代诗选，大获成功。这期间，莱奥托谈过两三次或正经或轻佻的恋爱，如果这些风流韵事能称作恋爱的话，不过我不想讲这个，没什么意思。他自己也说，“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思。”范比弗在世纪之初结了婚，莱奥托和一位叫布朗琪的年轻女子在一间小公寓里同居。莱奥托喜欢她，她给了他宁静平和，不打扰他写作。当时他在瓦莱特的建议下开始写小说，名为《小朋友》，总体上就是对自己早年生活的详细回顾。可是当他写到记忆中那些交往过的风尘女子，特别是以迷人的笔触写完一位名叫拉佩鲁琪的妓女惨死之后，再也无法提笔继续下去。然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后来称之为命中注定。有一天，他收到外祖母弗雷斯蒂夫人的电报，说范妮姨妈已病入膏肓，如果他还想见她一面的话，得赶快赶回来。他外祖母和他姨妈在加莱已经定居多年，范妮是位演员，在当地一家专业剧团工作。保罗以为他母亲珍妮也会回去看望姐姐，他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母亲，一直都忘不了多年前曾和她共度的那一天，那么迷人优雅的母亲。他不知道如今看到她会是什么样子，他怕她变得人老珠黄，严肃无聊，因此不太想去。不过最终还是去了。等他到了加莱，他一辈子就见过一次且仅五分钟的外祖母，立即跟他谈起他母亲。保罗知道他母亲后来结婚了，可是听他外祖母讲起，他才知道她住在日内瓦，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丈夫有点地位，是她在日内瓦的剧团演出时认识并相恋的，当时她做了他的情人。等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便娶了她。他外祖母告诉保罗，他母亲从来没有提过他这个儿子，保罗问如果事先不打招呼，她来了发现他在这里，会非常尴尬吧。他外祖母说不会的，她不会认出他来。
保罗已经三十岁，个子不高，留着浓密的棕色络腮胡子和八字胡，戴着镶边眼镜。他的亚麻布裤子虽然很干净，他一直很爱干净，可是仍然不太像样，他外祖母给了他十法郎让他去买条新的。他母亲下午一点半到家，当时保罗正送来探望姨妈的访客出门，就听见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朝楼梯栏杆看去，只见一位女士走了上来，一袭黑裙，手里拎着一个小箱子，他一眼就认了出来。他进屋告诉外祖母她母亲马上就到了，随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珍妮进了屋，吻了吻她母亲，脱下帽子和外套就去看姐姐，然后她说想吃午饭，于是便朝厨房走去。走到厨房要经过保罗的房间，他就在里面坐着，他母亲看见他微微鞠个躬，说道，“先生，你好。”他回答，“女士，你好。”他母亲和外祖母走进厨房，他听到她在问这位先生是谁，他不想听到答案，于是便在房间里弄出了点噪声掩盖外祖母的答案。他外祖母后来告诉他，“我不想告诉她你是谁，怕她会太尴尬。我说你是个朋友，剧院里的朋友，来帮忙的。”保罗一点都不信，他母亲很清楚地知道他是谁，偏偏就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等到他母亲回日内瓦了，他外祖母才跟他说出实情。当时珍妮在厨房里问，“那是谁？”的时候，她回答，“是保罗。”“保罗是谁？”“啊，就是你儿子啊。”
无论如何，厨房谈话发生不久，珍妮就过来跟保罗和他外祖母一起聊天，两个女人开始闲聊，她满怀爱意地谈起她的两个孩子。然后，外祖母告诉保罗，因为他妈妈要占用他现在住的房间，只能请他去附近的小旅馆住。他母亲跟他说，“对不起，先生，要让你搬出去了。”他回答，“没关系，夫人，不足挂齿。”
后来他们打破了尴尬的沉默，趁外祖母出去料理事务的时候，珍妮让他讲讲巴黎的新闻，他们聊到法兰西喜剧院，聊到她从前熟识的人。他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她，我说过，他非常善于言谈，让她觉得十分有趣。
吃完了饭，保罗和他母亲坐在范妮的房间休息，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听着，保罗，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她压低嗓音讲起她早年的经历，十五六岁的初恋，还有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她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保罗不闻不问。其实她时常向范妮和她母亲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她们什么都不说。两三年前，她在《法国信使》杂志上曾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当时就感叹要是能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就好了。1900年，她和丈夫孩子一起来巴黎参观世博会，要是当时知道他住在哪儿，肯定会跑来看他。保罗明白她说的那些话没一句是真的，因为她只要写信问问《信使》杂志社就能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等她讲完，他送她回房间，她吻了他。在他眼里，她仍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动人。他用胳膊环抱住她的腰，将她搂入怀中，亲吻她的脖子，她的眼睛和她的胸脯，边说，“你肯定不会介意吧？”“介意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吻你的时候并不觉得你是我母亲。”接着，她掀开了床单，他对她说，“我去客厅等你上床安顿好，然后再进来坐在你身边。”尽管他一再坚持，她坚决不允许，于是他只得回到旅馆。等他第二天早上过来便得知范妮已经去世了。
保罗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是当天下午和晚上还是和珍妮一起度过，他们一直在聊天，她不断追问他的恋爱状况。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她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告诉他，“快吻吻我，如果别人看见我们偷着接吻，会怎么说？”她还说，“你看，我们就像恋人一样，要是回到十年前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忍不住想，要是他像亲吻情人那样亲吻她会是什么感觉——这是他母亲，可是，她毕竟是个女人。对于她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男人，而且还是个年轻男子。他想到她那苗条优雅的身段，不知道此刻她看着他时心潮如何澎湃。他们晚上道别的时候，她又吻了他，“你永远也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他说，并且自问她是否也和自己一样深爱着对方。谁知道呢，她一向风流放纵，从她问的那些问题来看，她恐怕也是动了情吧。
保罗·莱奥托在这山崩地裂的感情经历中，并没有忘记自己还有本小说扔在巴黎没写完。从他母亲到来的那天起，他一有空便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母亲看见他在写东西，便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他在记账。晚上回到旅馆房间独自一人，他便回想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告诉自己他母亲纵然柔情似水，可是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同时也觉得不能对这个可怜的女人要求太多，她已经尽力了。他拿出笔记本将白天发生的事情全部记下。小说《小朋友》的最后一段，他是这么写的，“文人是多么伟大！他曾为人子，二十多年后与母亲重逢，那时他正在写书，一本超越一切的书，书中作者的所感，所闻与所见，不论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全都是他想写下来的。也许书里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吧。”
第二天是范妮的葬礼，家人准备将她安葬在巴黎。葬礼结束，保罗陪外祖母和母亲回家，原定计划是当晚他再护送棺材回巴黎，珍妮第二天走。她在巴黎转乘火车回日内瓦，要停留三小时，他母亲和保罗商量好等他到火车站来接她，带她去看看他的公寓，然后再一起吃饭。第二天清晨五点保罗便回到巴黎，十点钟安葬的事情全部结束。他便回到寓所将布朗琪支开，这样他母亲就不知道他和女人在同居。这一天过得特别漫长，他到达火车站已是下午五点，还要等一小时，来的路上他买了把紫罗兰拿在手里。火车终于到了，可是他母亲却不在。他一直等到晚上，看着火车一列列开来又开走，仍不见她的踪影。这时他突然想到她有可能改变主意，也许给他发了封电报说她在加莱被耽搁了。于是，他赶紧拦了辆出租车回到公寓，乘出租车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可是，仍然什么都没有。他赶紧又赶回火车站，八点三十五分，去日内瓦的火车八点五十分开车。他冲向站台，一节节车厢找过去。
珍妮就在车厢角落里坐着，安静地看着来往的人，保罗跳进车厢，她看见他便问，“哦，我的孩子，怎么了？”他痛哭失声，她便在一旁安慰，没什么，就是约好的事情出了点意外罢了。她说，“可怜的孩子，我们下次再约好了，我们还会见面的，会补上这一次的。”她吻了吻他，她身边全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很显然她根本没打算和他见面，提前一站便下了车，购物去了。也许她不愿意和这个生分了的儿子单独待上两三小时，因为儿子对她的感情让她觉得很尴尬。这时，行李搬运工开始关车门，他母亲递给他五法郎，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拒绝了。他把那束七零八落的紫罗兰放在她身边的椅子上，道别便离开。回到公寓里，他扑在布朗琪怀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母亲回到日内瓦后给他外祖母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火车到巴黎晚点了一小时一刻钟，没有见到保罗，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就回去了？我很伤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情过后，保罗写了封长达十页的信给他母亲，责怪她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不过还是告诉她自己仍然全心全意地爱她。收到来信后他母亲当天便给他回信说，“我只想简单解释一下，我也同样全心全意地爱你，为什么总有不幸的意外发生，让我无法和你共度美好时光呢？我一直想看看你住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想着你，那天火车出发，带我离你而去，我那天晚上怎么度过的你知道吗？”信的结尾说，“再会了，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她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你的存在犹如阳光照进她的心窝。”保罗读到这里，忍不住说，“她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啊。”
自那时起，他们几乎每天通信，珍妮的信呵护关爱而保罗的信则激情昂扬。有一封信里，她写道，“我得告诉你，你对我的感情让我很受伤，也很担忧。我一直觉得是因为你太多愁善感，可是你的书信有时候让我觉得太过暧昧，十分危险。本来我很乐意保留下来，现在看来我不得不销毁；还有，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误解我的来信让我十分痛苦。不论我觉得得到你的仰慕有多么高兴，我仍然觉得你感情泛滥并且让我难堪。”不过，奇怪的是，有一封信里她又建议保罗以自己早年的经历为蓝本写部小说，她就没有想到他已经写了很多，那时他正忙着处理在加莱那几天里记下的大量日记。后来，经济问题又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保罗的外祖母很喜欢他，打算送给他一些股票，条件是她活着的时候将分红都寄给她，她过世后全部由他继承。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珍妮，她勃然大怒，“你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这个我们不认识的男人吧！”其实她丈夫很富有，而她儿子保罗却身无分文，由此可见她不是个大方慷慨的人。
将保罗和他母亲之间的通信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免不了冗长枯燥。她的信件越来越冷漠，抱怨说他曲解了她的意思。她根深蒂固地认为她之所以长期对他置之不理，责任在他。她又很怕哪天他亲自跑到日内瓦来找她，便乞求他事先一定要征求她的同意。最后她要求他将她写的所有信件寄还给她，他不肯，她便又写信来要，信里写道，“你不把我写给你的每一封信都还回来，我就再也不给你写信了。”他仍然拒绝，后来她又写信来说，“我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我给你写信，是出于做母亲的责任感，却让你误以为我对你温情脉脉，我对你并没有这样的感情，因为我不了解你，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值得我爱，也许我也会爱你。我只能庆幸自己没有亲手把你养大，要不然我会深以为耻。不管你是否会到日内瓦来，都与我无关；我和我丈夫会一起招待你……”他也以同样犀利的言辞回敬，接着她回信了，最后一句是，“我再次告诉你我对你毫不在意，你是我的儿子，永远是小孩子，你的丑恶行为与我无关，我也不会为之羞愧；要是我一直不理睬你也许会更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你就像噩梦一样，闯入我的生命，但我相信你会很快从我记忆中消失。”接下来，保罗仍然给她写信，可是她再也没有回信。就连他草草写了两行告诉她：
他父亲，她的老情人过世了，她也没有回信。
《小朋友》出版后，议论纷纷，毁誉参半。法国人母子之间关系亲密，尽管这种关系只不过是迎合世俗规范，但大多情真意切，于是老实说，许多读者被吓坏了。保罗应该说清楚他对母亲怀有不伦之情，而且他母亲虽然没有鼓励儿子，但却没有阻止儿子对她的这种感情，的确让人震惊。保罗说最后两人形同陌路，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他母亲没有压抑自己充满激情的拥抱，只要两人独处便爱抚拥吻，而且是她自己说他们像一对情人而非母子，她还暗示他如果两人早十年相逢，也就是儿子二十岁的时候，恐怕会很不一样。这给人的印象就是：
她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对儿子的激情有什么问题，如果她克制住自己的话，也不是出于道德伦理的原因，而是因为她考虑到自己已婚的身份。她儿子对她的感情是毫不含糊的，也许这样的不伦之情并非那么罕见，所以大家都愿信其有。我认识一位非常聪明的精神病学家，主要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他曾告诉我这些少年犯经常带点羞愧地坦白自己想和母亲上床，我想他可能会把原因归结为那种社会阶层的少年所处的环境中，男女关系十分混乱，缺乏私密空间，而且他们唯一得到的爱就来自于儿时母亲给予的爱，因此一旦性欲萌动，其对象便指向母亲。保罗·莱奥托并非少年犯，可是他童年缺乏关爱，一直渴望母亲的爱，他将母亲理想化，而且始终忘不了那天母亲半裸在床上，抱着他的脸狂吻的情景；二十多年后再见到她，仍是那么优雅、迷人而温柔，他便会想和她上床，这其实再自然不过，当然也会让人恶心。我并不是为他开脱，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也许你会说他不应该把在加莱的那三天道德败坏的行径写进小说：
可是写作是他发泄激情的途径，而他又毫无想象力，便只能写他自己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1903年，保罗的父亲去世，他父亲的情人露易丝给他生了个儿子以后，他父亲便同这位同居多年的妓女结婚了。保罗极其厌恶她，但每隔一周便去看他父亲，他仍住在库伯瓦。他父亲去世前六年一直偏瘫，要老婆和小儿子扶着才能从这屋走到那屋。某个周日，保罗如往常一样来库伯瓦探望父亲，发现他身体变得越来越糟，便在那里住了几天，再回巴黎。第二天一早他便收到电报催他返回，他又赶回去发现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四天后就死了。保罗·莱奥托对于死亡向来很感兴趣，在这四天里，他将父亲弥留之际的每个细节，朋友们来探望老人，略表同情后便开始闲聊各自的事情时的每段对话全都铭记在脑海里，老人的妻儿颇不耐烦，他自己也很不耐烦，因为这痛苦拖得太长，大家都认为他父亲还是早点咽气为好。
保罗·莱奥托写了一篇长文讲述父亲之死，发表在《法国信使》上，题为《纪念》，结果惹怒了某些杂志订户，拒绝续订，但文学界却颇为赞赏，欣赏其直白得冷酷无情，将挖苦嘲讽和真情实意奇妙地融合在一起。龚古尔学院的某些成员都等不及要将当年的龚古尔奖颁发给他，只可惜文章篇幅太短，仅三十页出头，可是当年该奖项候选人空缺，于是学院告诉莱奥托，如果他能将这个故事扩充成一本书，那么奖项就非他莫属。瓦莱特很想让莱奥托照做，因为如果他能获奖，对于杂志来说将是最好的广告。莱奥托也很心动，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不赞成这类文学奖，可是这个奖不光能给他五千法郎的巨额奖金（合两百英镑），而且得奖效应还能保证他的书能卖出四五千册。在日记里，莱奥托把他和学院讨价还价的细节全都一一记录下来，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他要改写两篇曾经发表在《法国信使》上的旧文，题为《爱情》，这两篇写的都是他早年的感情经历。很难想象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怎么和他父亲的死结合在一起。结果他什么也没写出来，龚古尔奖也给了别人。
有段时间，瓦莱特对杂志戏剧评论的撰稿人十分不满，催促莱奥托来接替那个人的位置。《信使》是双周刊，给莱奥托的稿费是七法郎一页，但每期稿费不超过二十八法郎。这报酬极低，可是《信使》只有三千册的发行量，付不起高昂的稿酬。莱奥托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受下来，用莫里斯·博瓦萨这个笔名写起了戏剧评论，这笔名看起来就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生活并不宽裕，也不是文人但热爱戏剧。莱奥托这一写就是十七年，最后他将全部评论文章集结成册，分两卷出版。尽管他所评论的大部分戏剧都早已被人遗忘，但他的文章读起来还是让人很开心。这些评论都写得刻薄而生动，幽默而偏激。莱奥托对于那些意在指导、说教或者进行道德教诲的戏剧毫无耐心，也很讨厌华而不实、啰嗦冗长和矫揉造作的戏；他期待的是能让人开心或者感动的戏剧。他坚持认为剧中人说话就应该像日常生活中一样，而骂起人来就应该痛快淋漓，现实生活中的人做梦都骂不出那样的话。他非常欣赏萨沙·吉特里的戏剧，虽然承认此人并不算重量级剧作家，可是他的剧中人物说话行事都和日常生活中一样自然平实。莱奥托一旦觉得某部戏毫无价值，他便在评论文章里天马行空，只偶尔提一下这部戏的名字，让那些倒霉的剧作家十分恼火，但读者却很享受，有些人掏钱买杂志就只为读他写的剧评。最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位靠积蓄度日的老绅士莫里斯·博瓦萨就是写令人反感的《小朋友》和同样令人反感的《纪念》的作者。瓦莱特的太太拉希尔德从来就不喜欢莱奥托，她习惯每周二晚上招待文人们携太太来聚会，其中有些人是作家，有些是作家的朋友，莱奥托在以莫里斯·博瓦萨为笔名的文章里狠狠将这些人讥讽了一番。这些人当然对此提出了抗议，于是拉希尔德便向丈夫抱怨，可是她丈夫回答说莱奥托写的文章读者爱看，《信使》杂志从来没这么红火过。可是她一再坚持，还有其他人为她撑腰，最终瓦莱特只得让步，拒绝莱奥托继续为杂志写剧评。可是莱奥托也因祸得福，因为安德烈·纪德邀请他为《新法兰西评论》写剧评，稿酬要高出很多，整个报纸就靠他了。于是，莱奥托欣然接受，可惜好景不长，合作只维持了两年，因为他给儒勒·罗曼的戏剧写了篇评论，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而且一个字也不肯改，把《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们弄得十分尴尬，因为他们也是出版商，儒勒·罗曼的小说就是他们出的。自己的戏剧在杂志上遭遇如此苛刻的挖苦，罗曼极为愤怒，出版商害怕失去摇钱树，于是便将莱奥托解约。之后，莱奥托又为《新艺术家》撰稿，可惜他坚持一字不改，全文都得刊登，合作也只持续了几个月。1923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写过戏剧评论。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07年，当时莱奥托生活极为窘迫，有一次不得不当掉他父亲的手表和袖扣，换来三十五法郎度日。那时他仍然和布朗琪同居，他从老板雷马克那里拿到的钱也用光了，两人陷入绝境。后来，布朗琪找老情人借了笔钱，办了个家庭旅馆来糊口。他们盘算着剔除开销，每月家庭旅馆的利润能有两百法郎，再加上莱奥托从《信使》杂志挣的点微薄稿酬，算是能勉强度日。莱奥托一直觉得作家不应该靠写作谋生，应该另有份职业解决基本开销，这样才能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于是他开始找工作，可是发现没有一份适合他。后来瓦莱特让他过来做《法国信使》杂志社的秘书，每天九点半到六点上班，每月一百二十五法郎，然后他极不情愿地涨到一百五十法郎，但说明今后绝不会再涨。布朗琪建议他回绝掉，留给自己自由时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也是成名作家，接受如此微薄的薪水实在很让人震惊；可是莱奥托怕如果拒绝了瓦莱特的好意，对方会不高兴，说不定不再向他约稿都有可能。最终他接受了这份工作，1908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上班。他的工作内容就是：
通知订户续订，接待来访者，帮瓦莱特回绝来访，接收投稿并仔细阅读，修改校对稿等等，一句话，该做的琐碎杂事都要做。这样一份工作他一做就是三十三年，而且大体上还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他：
能和当今文人们碰面，还有大把时间闲聊，这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大乐事。
《小朋友》一书印了一千册，卖了二十年才卖完。瓦莱特后来想重新刊登这篇小说，莱奥托不答应，他不满意想重写，有些部分他认为写得太文学了。莱奥托把“文学”一词分作两用。他说“我的文学”的时候，只指他自己的作品；而当他大叫，“超越一起的文学”的时候，则是肯定自己有权写母亲时全无尊重，写父亲时全无爱心。不过，的确他母亲无权要求儿子尊重她，他父亲也无权要求儿子敬爱他。莱奥托对待写作这门艺术极为严肃，日记里有无数段落与此相关。他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都是灵光闪现时捕获而来。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他写作是所谓“灵感”的启发。而当他费尽心力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写成的文字在他看来却沉闷枯燥，毫无生气。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其实是自然流畅。他发现《小朋友》一书中有个语法错误，却没有改正，因为那个错误错得自然。他认为迸入脑海里的第一个字就是最好的，他绝不会去查字典。奇怪的是，这一点契诃夫也颇为认同。莱奥托认为作家的词都用得太多，如果篇幅短点，会好得多。他对于刻意加入词汇去平衡一个词组这种做法极不耐烦；他觉得如果这词用得恰到好处的话，便自然是平衡的，诗歌散文和散文诗他都不喜欢。他从来不用华丽装饰的辞藻，远离暗喻和明喻。他就想让文字简洁而生动，所有这些想法都颇有道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这些作家始终将他的原则铭记在脑海里，我们也会写得更好。
当然，莱奥托也有他的偏见。他讨厌福楼拜那样矫揉造作，单调乏味的文风，还鲁莽地断言，任何人只要肯花工夫，都能写得像福楼拜那样。莱奥托有个很宝贵的观点，那就是作家的文风应该极具个人风格，让人读完一页就能判断出来。这也说得不错，可是莱奥托似乎因此而认为个性化的文风就一定好，这就令人不解了。比如说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任何人只要读了一页就一定会知道是他写的，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所有自认为教养良好的年轻人全都对他崇拜至极。可是他那种奇异怪诞的文风如杂耍艺人般令人眼花缭乱，读之如同受刑，尽管小说有着种种优点，如今却让人读不下去。
莱奥托一辈子没离开过法国，连巴黎也很少离开。他喜欢巴黎的街道和商店；蒙马特高地的每个角落，左岸（以圣修尔毕斯教堂和先贤祠为中心）的每一片区域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1年，他离开巴黎搬到郊区，这个严厉、自私又怨天尤人的人对于动物却充满怜爱之情。看见一匹老马拼命拖着沉重的车，让他几近崩溃，一整天没法想别的。看见猫狗被主人遗弃在街头，任其自生自灭，他的心都在滴血。每次他看见流浪狗，都会去商店买四个苏的熟肉给狗吃，还尽力找人将其收养回家。每天晚上他都去肉店买点碎肉，拿去喂流落在卢森堡花园一带的流浪猫。要记住，他那时候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一个子儿掰成两个用才勉强填饱肚子。有一次，他看见一只饿成皮包骨头的狗，自己口袋里只剩一个法郎，要管三餐，还是前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但他还是掏出来全买了肉喂流浪狗。而他自己则同往常很多日子一样，靠吃面包加奶酪度日。莱奥托自己养了只猫，他和布朗琪都很宠爱。这两人经常吵架，唯一能让两人不至于分道扬镳的就是对波尔（猫的名字）的爱。波尔后来死了，莱奥托便去领养了一只长相怪异的狗，起名为“朋友”，很快便溺爱得不得了。一旦他又心血来潮想换房子了，他会特意找一楼的房子，方便让狗出门溜达。可是，他租的公寓楼里每一个看门人都告诉他此处不得养狗，于是他决定搬去郊外，在名为丰特耐欧罗斯的郊区找了处带花园的小房子住下，并在此终老。
不清楚究竟布朗琪有没有跟他一起搬去郊外。前面我讲过他在戏剧评论中什么都讲，就是不讲他该评论的这部戏。他在某篇剧评中曾提到过一个女人，大概就是布朗琪吧，和他同居时爱上了富人，将他抛弃，后来又回头，不久再次将他抛弃，然后又一次回到他身边，他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说其实你已经不爱你的情人了，可是她投向别人的怀抱，还是让你忍不住愤怒与嫉妒。这句话就是他的典型风格。他现在终于有地方收容所有他碰见的流浪猫狗，差不多有三十多只吧。当然他的生活也变得复杂起来：
早上得乘火车进城，赶在九点半前到达《法国信使》杂志社的办公室，晚上六点下班再坐火车回丰特耐欧罗斯喂猫狗；然后，每周至少两到三次，他还要回到市区看戏，午夜十二点才回家。有时候他会雇个中年妇女帮他打扫房间然后做饭，可是没有一次成功，因为迟早这位帮工都会要求涨工资，一旦他拒绝，便怒气冲冲地离去，他还不如一个人日子过得更宽裕。他过得不错，要求也不高，不介意吃什么，从不喝酒，只偶尔喝点葡萄酒，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茶叶。
年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爆发了。莱奥托的大部分朋友，比如老友范比弗死了，他最亲密的文友雷米·德·古尔蒙也死了，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死了，瓦莱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鼓励他写作，他给《信使》的所有稿件全部刊登，尽管他有时候批评莱奥托上班迟到，午饭时间太长，可是一旦有人攻击莱奥托，他总是挺身而出；每次莱奥托身无分文时，他总是热情地伸出援手。他这个编辑很奇怪，杂志文章印刷出来之前他从来不读，就算是出版之后也是非读不可，才会去读。他精心挑选手下，充分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他只有一个要求：
文章不要枯燥无聊。他将《法国信使》办成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行量也较为广泛。有一次，有人问他有本书他看没看过，他回答，“哦，上帝啊，我没看过。不过这本书是我出版的，难道还不够吗？”接替瓦莱特做杂志主编的是雅克·伯纳德，有一天莱奥托刚到办公室，门房就告诉他伯纳德要立即见他。雅克·伯纳德过来对他说，“莱奥托，我决定与你道别，我非常乐意从此你我永不再见。”接着还说，“如果我必须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出去，那么我还是自己接着比较好。”莱奥托从来擅长巧妙应答，“若得此荣幸，稍作牺牲也还值得。”说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待了三十三年的办公室。遭遇如此无礼无情的解雇，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穷困潦倒，六十九岁那年他去申请退休金终于拿到了手。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雅克·伯纳德因通敌叛国罪接受审判，听说莱奥托是证人之一，他一定非常紧张。可是莱奥托给出的证据非常温和，伯纳德终于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莱奥托经历了一件我们这些作家极少有幸能经历的事。维希政府的广播电台宣称他已经死了，人们还写了很多文章纪念他，莱奥托惊讶地发现居然是赞赏声一片，这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
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莱奥托安静的寓居在丰特耐欧罗斯，饱受寒冷的折磨，因为煤炭无处可寻，他只得把花园里的树砍下来当柴烧。食物也短缺，每天靠四只马铃薯勉强果腹，他自己做饭，可是令他伤心的是他无法供养那么多流浪猫狗了，只得把它们赶出家门，那都是他多年精心呵护的啊。二战结束后，他靠写新闻稿赚点钱，可仍然贫苦不堪；1950年，幸运女神终于光顾了他，有人突发奇想，邀请他和作家罗贝尔·马莱一起上电台主持对话节目。这些对话后来都结集出版，而且一版再版，我手头上的是第十六版。莱奥托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仍然同以往一样顽固好斗、活泼机智而且偏激执着，对多愁善感不屑一顾，也一如既往地明智通达却又不可理喻，这对搭档把听众逗得非常开心。最终他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只希望电台节目给的报酬让他最后几年能多少享受到舒适的生活。
不知道诸位读者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他，虽然我已尽最大努力去刻画，可是肯定不够准确。他是个怪人，无法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他是自相矛盾的个性的综合体：
无情又多情，冷酷而独立，对文学充满激情和兴趣，对那些把文学当成赚钱手段和提升地位的途径的人极为愤慨；对于和他想法不一致的人极不耐烦，易发脾气，对他喜欢的人极为忠诚，对他鄙视的人相当无情。他为自己从来没有伤害过谁而自豪。可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词语比拳头更为伤人。人们问他为什么对动物如此仁慈而对人类同胞却那么冷酷，他的回答是：
动物无法保护自己，只得依赖于人，但人类却完全可以保护自己。前面我没怎么讲到他的感情生活，他只对能够和他上床的女人感兴趣，如今的报纸非常谨慎地将这种事称为“亲密关系”。他认为女人善于欺骗，难以取悦，见钱眼开且恶毒愚蠢。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他是个不合格的情人——如果诸位读者不怕麻烦，可以到他的日记里去找证据。“爱情”这个词不适用于他的那种感情，确切的那个词难登大雅之堂。他无法去爱别人，因为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当然他说爱情植根于性的吸引力之中，而且不能无性而存在，这也没错。可是他没有发觉，云雨之欢后产生的复杂的感情，苦涩的痛楚还有狂喜的极乐，这便是爱，也更值得赞美。
保罗·莱奥托将日记视为自己唯一的重要作品。他并不喜欢《小朋友》和《纪念》。他的日记已经出版四卷，从1903年起到1924年止，但如果他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那还会有好多卷陆续出版。等最后出版齐全，将成为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有趣写照。他的日记里不会写那些龚古尔兄弟有幸交往过的人物，因为圣-伯夫、丹纳、勒南、米什莱、福楼拜都早已辞世，大诗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也已经作古。这些巨匠们成就了他们的时代，将法国推至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傲视群雄。即使是那些受大众欢迎的作家，如阿尔封斯·都德和爱弥尔·左拉也不在人世了。那么莱奥托写的都是些什么文人呢？要说这些文人太无足轻重未免有失偏颇。这些作家也都有天赋，只不过才华不及前辈们那么辉煌罢了。比如细腻的诗人和优雅的小说家亨利·德·拉尼耶；还有巴雷斯，他写的《自我崇拜》让年轻人如痴如醉，后来却转向政治与宣传；还有才华横溢且教养良好的安德烈·纪德。阿纳托尔·法朗士也是一个，当年名气很大，如今却不受待见。还有希腊人莫雷亚斯，其《绝句集》让莱奥托甚为倾倒，其人谦逊善良，很有波希米亚气质，莱奥托也很喜欢；还有死于一战的波兰人阿波利奈尔，以及保罗·瓦莱里。这些作家们全都才华横溢，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文坛，只可惜重要性比不过同代其他作家，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也不及十九世纪的前辈们那样卓越。
莱奥托已出版的几卷日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不过许多内容可以跳过不读。莱奥托喜欢写丑闻：
如今的读者不可能对两个闻所未闻的人物之间的低俗爱情故事的冗长描写感兴趣。可是莱奥托所描绘的当时巴黎文人的众生相，让他的日记价值倍增。有句俗话说：
狗儿不相食，可是在文人圈子里却并非如此；文人们向来看不起同行，这圈子里也有点腐败。有点钱的文人也会贿赂报纸编辑，好让自吹自擂的书评文章能发表出去。作家们也会穷尽所有的社会关系，推广自己的书，并不以为耻。为了出版，为了宣传，为了赞誉，耍点手段玩点聪明毫不稀奇，特别是要争夺几个文学奖，比如龚古尔文学奖的时候，这些花招便愈演愈烈，场面相当难看。尽管莱奥托从来都冷眼旁观，眼光犀利，喜欢责备而不是赞扬，可是他日记里记录的文人圈子总的来说还是真实可信的。要想为这些文人的可耻行径找借口辩护的话，只能说在腐败与嫉妒，背后中伤以及一切丑恶之下的深层动机其实就是缺钱。作家们稿酬太低，想要养家糊口就不能扮清高装圣人。莱奥托做了三十多年的小职员，工作平凡简单，谁都可以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独立，潜心写作，他认为作家写作应该纯粹出于享受写作本身。他能如此清高独立，当然很了不起。
我不知道对于这三位日记体作家，诸位读者会怎么看，我已尽力讲完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想，大概读者会说：
不怎么样，他们的个性并没有弥补自身的缺陷，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一肚子偏见，还像火药桶一样一触即发。尽管他们从不说别人的好话，别人要是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憎恨不已。他们没有道德准则，对艺术漠不关心，除了文学艺术以外；有时候他们对音乐、绘画或者雕塑发表点意见，那也是荒谬可笑的（当然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既恶毒又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