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性而至(校对)第2部分在线阅读

只有在女士们面前奥古斯都才最为如鱼得水。她们喜欢和奥古斯都一同素描；奥古斯都面对当地名胜古迹时的那份热忱也让她们很是自豪，因此都很乐意天天驾车带着他拜访临近的豪宅、精美的教堂或是罗马的遗迹。在那些日子里，留声机和收音机还远未问世。那时的绅士们在活动了一天后回到家中；午茶过后女士们退回房间休息，直到正餐时间再整装下楼；奥古斯都也回到卧室写他的日记。晚餐后和上床前的这段时间则留给了音乐和交谈。奥古斯都向众人展示他的素描，而其他趣味相投的人也会展示他们的作品。任何有点嗓子的人都会被要求献艺。也就是在这时奥古斯都开始大放异彩——他是个出了名的故事大师。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奥古斯都就在哈罗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他从早年起就开始用心搜集故事素材，记在日记本里。其中的很多段子都是鬼故事，因为他访问过的那些古宅几乎个个里面都住着一只鬼。它们不是惊吓那些不幸住进闹鬼房的客人，就是宣布家族中某个成员的死期。这些鬼的行为方式似乎非常缺乏创意，它们的举动简直有些乏味。不过，奥古斯都讲起故事来是绘声绘色。每当人们问起他是否相信这些故事时，他总是回答他对此确信无疑。听众们此时会不由得打个冷战。不过奥古斯都的库存远远不止鬼故事。他还能讲心灵感应，超能感知，预知未来，还有那些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贵族的耸人听闻的传说。他的故事确实很能制造惊悚效果，他也很下力气磨砺这一特长。事实上这是他最重要的社交财富。奥古斯都说起他在“拉比”做客时，每次他逃回房间，总有一个仆人过来敲门：“阁下们希望您能再下楼来。”
“永远，”他补充道，“出于对故事的无尽渴望。”他的名声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有一次在荷兰宫特意安排了一场聚会，请他为路易萨公主讲故事，因为“公主殿下愿意屈尊聆听”。
奥古斯都出入的门庭大都属于那些心存高洁之士。他们的交谈时常涉及宗教话题。对于这些问题奥古斯都从小在家就已耳熟能详，自然是侃侃而谈。不过有时候，主人家对宗教的态度在他看来过于严肃了。比如有一次，他在乔治·莱德尔家做客时，发现星期天是个“严肃的日子”。这一整天都用作上教堂，读祷文，在家听长篇大论的布道。即便是在平日，这家人在早祷过后还必须一篇接一篇地读完当日的旧约《诗篇》和《经书》才准出门。
奥古斯都不太和文人交往。我想他对文人的兴趣仅限于他们偶尔会给他提供点故事素材，供他在午宴和晚宴上娱乐众人。玛丽亚·海尔有一次带他拜访了华兹华斯，后者“动人地”
为他们朗读了几首自己的诗。奥古斯都说那位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诗大谈特谈。“我感觉他并不虚荣，但却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微妙。我想奥古斯都的意思一定是说，华兹华斯对自身的评价过高，却丝毫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们对虚荣总是比对自负更宽容——因为虚荣的人对于我们的评价很敏感，从而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自负的人却对此满不在乎，结果伤害了我们的自尊。
还有一次格里维尔太太带奥古斯都拜访了丁尼生：“丁尼生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老，这反倒淡化了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举止唐突粗鲁，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生硬、缺乏诗意的感觉：
你会觉得生活的乏味平凡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丁尼生还坚持要求奥古斯都为他讲几个故事。不过“他是个极其糟糕的听众，总是用问题打断我”。“总的来说，”奥古斯都补充道，“这位率性的诗人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面对如此之多的赞誉，他的表现非常谦逊……”他还在卡瑟顿夫人家遇见了“勃朗宁先生”，可他并没有给奥古斯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后者在评价他时，也许是出于赞许，引用了洛克哈特的话：“我很喜欢罗伯特，就因为他不是个死杆的文人。”卡莱尔在奥古斯都幼时曾到赫斯特姆塞克斯教长府做客，“他在那里不是很受欢迎。”还有一阵子奥古斯都时常在伦敦见到他，不过那段时期和我无关。有一次艾什伯顿夫人带奥古斯都去谢内罗看这位“切尔西的智者”。“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为此坐立不安。他还说他能想到的对魔鬼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自己的胃换给他，直到永远。”还有一次，在艾什伯顿夫人家，卡莱尔“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堆砌起形容词来是深不见底，让人根本没法跟上他的话。有时连他自己都被弄糊涂了”。奥古斯都还曾在德坤尼夫人家遇见过奥斯卡·王尔德。“他刻意地想要语出惊人，可夫人只轻轻一句话就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你这可怜的傻孩子，都胡言乱语些什么呀！’还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一座乡间宅第见到了王尔德，他看上去非常苍白。‘您恐怕病了，王尔德先生。’一位客人说。‘不，我没病，只是累了。’他答道。‘事实上，昨天我在树林里采了一株报春花。它病得厉害，我不得不整夜地照看它。’”
奥古斯都同文人们的交往也就这些了。他年轻时曾一度为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森折服。他们俩曾一同在温顿城堡做客，奥古斯都钦佩他“取之不尽，令人愉悦的轻松闲谈”。他意识到了这项社交技能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奥古斯都是不是刻意地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根据回忆我可以断定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在伦敦真的每晚都能收到晚宴邀请，那是因为他的贡献让主人们的饭钱物有所值。他既能很好地聆听，也能很好地交谈。我想读者可以通过奥古斯都所讲的一个例子来了解当时人们崇尚的是哪种类型的口才。银行家诗人罗杰斯很健谈。当时有个脸皮厚厚的年轻人，名叫莫克顿·米尔尼斯，人称“酷夜”，也很健谈。“每次米尔尼斯一开口，罗杰斯就狠狠地瞪着他说：
‘噢，你也想来露一手吗？’然后面向其他宾客宣布：
‘我要找帽子去了。下面请米尔尼斯先生来给大家献艺。’”
不过等到奥古斯都认识这个脸皮厚厚的年轻人时，他已经成了霍顿勋爵。奥古斯都同他过往甚密，“尽管这位勋爵极度虚荣。”但他有时也不能不哀叹霍顿勋爵喜欢“招待一群三教九流，无足轻重的人”。有一次他请奥古斯都参加一个聚会，“里面几乎除了作家，没有别人，真是一群奇怪的组合——有小说家布莱克、耶茨、詹姆斯；有诗人弗朗西斯·道尔爵士和史文朋；有那位充满异国情调的女诗人辛莱顿太太（即维奥莱·费恩），浑身钻光闪闪；有马洛克，刚刚因为写了一篇叫《新共和国》的俏皮杂文，一夜之间成了勇士；还有朱利亚·沃德·豪太太和她的女儿。”这些人可不是奥古斯都惯于交往的。
霍顿勋爵的故事取之不尽。他还有题材丰富，妙趣横生的“轻谈”话资。奥古斯都不和他比赛确实是聪明之举。不过当他面对宴席上那些无足轻重却又想在重要人物面前争抢风头的人时，奥古斯都可是毫不客气。他经常在社交圈里很不情愿地遇到亚伯拉罕·海沃。奥古斯都只用了两个注脚打发他：“他总能收到那些敬畏他的人的邀请，聚会上一心想要成为人们侧耳聆听的对象，一般也总能说出些有点水平的话来。”但这些话对奥古斯都的笔来说不值一提。在另一个注脚中奥古斯都写道，海沃“据档案记载，早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律师。他似乎总是把以文化人的身份混迹于贵族圈当作生活的最高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总是机智幽默，无所不知，话中带刺，而且往往很粗俗。”
Ⅳ
奥古斯都的事业在一个机会中达到了巅峰。这件事和他创作本森伯爵夫人回忆录有关。就在这本书将要完成之际，奥古斯都前往德国拜访伯爵夫人的两个未婚女儿，沿途在夫人的密友维德公主殿下的住所逗留了一段时日。在那里他遇见了公主的姐姐瑞典王后。王后对奥古斯都说，她真心把他当作朋友，因为《纪念平静的一生》对她是莫大的安慰，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它。那年冬天王后正打算把王储送到罗马去“熟悉他的圈子”，因此希望奥古斯都能陪王储同行。她还邀请奥古斯都来瑞典拜会她。不久之后他欣然从命。他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人随即决定在王储逗留“永恒之城”期间，奥古斯都应该担当他的向导和导师。王后请求他在她年幼的儿子心中撒下些善良的小种子，国王则谈起他应当拜访的人物和地点。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冬季来到了罗马。他一天拜谒王子两次，引领他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奥古斯都还格外用心地确保他结识符合他身份的人。他陪王子一起朗读英语，并在各处景点向包括王子和宫廷司仪霍特曼男爵在内的一群显赫要人做解说。在冬季临近尾声之际奥古斯都信心满满地写道：“回顾这个冬天，我百分百地确信我来对了。王子离开罗马时，和我初次见到他时相比简直变了个样，性格强健了许多；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英语和法语（他之前还不会说法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现在已经能活跃地融入社交场合了，而他之前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
五月份王子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了克拉里奇酒店。奥古斯都引领他参观了皇家学院、国家美术馆和伦敦塔，并陪同他前往牛津大学接受校方颁发的荣誉学位。
这个夏天他应邀参加了许多高层聚会，见到了英国和德国王室成员，公爵和公爵夫人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事实上所有有身份的人他几乎都见了个遍。在索尔兹伯里夫人的舞会上，奥古斯都向王子一一介绍自己的众多亲戚，以至于王子后来说道他在英国期间最为惊奇的就是海尔先生庞大的表亲数量。
光阴一年又一年地划过。奥古斯都继续四处周游、参加聚会，回到伦敦就外出赴宴。这时，旧式的那种做客乡间宅第，一住就是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习俗早已成为了过去。邀请客人来度周末成了新的惯例。奥古斯都很少接受这种邀请。他习惯在伦敦度周日。他通常上教堂去听当时最受欢迎的牧师做布道，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接着再去赴午宴。星期天的午宴风俗这时还很流行，没有完全被出城度周末的时尚破坏掉。最著名的午宴是由德洛西·内维尔夫人主持的，奥古斯都时常出席。下午他一般总有一场茶会要参加，晚餐也肯定总有人邀请。
可即便是公爵和公爵夫人们也不是长生不老的。渐渐地城堡的女主人们被她们的儿媳取代了，而她们自己不是寡居空房，就是搬到巴斯或伯恩茅斯去了。奥古斯都呆在赫姆赫斯特的时间开始多了起来。他现在只有遇到一场隆重的婚礼或是一场重要的葬礼时才有必要进伦敦了。他周围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上档次了。他以前从不接近美国人或是犹太人。他在早年的经历中发现旅途中碰到的美国人很庸俗，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也越来越宽容了。当阿斯特买下了克里汶顿并邀请他前去做客时，奥古斯都发现他很友善，不做作。金钱开始成为了一种权利。过去，要是哪个有贵族头衔的人把女儿嫁给了富有的厂主，奥古斯都对此肯定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因此，当他在日记中提到新伯爵夫人自然大方，颇具淑女风范时，这不能不让人吃惊。现在不但是贵族家庭的幼子，甚至连最高贵头衔的继承人也开始和犹太人通婚了。
九十年代来了。奥古斯都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快六十岁了，很多老朋友都已去世。生活的步调加快了，新的一代人开始用新的方式自娱自乐。再没有崇尚艺术的女士愿意同他去“肮脏又亮丽的圣巴塞洛缪”画画了；再没有地位显赫的夫人就宗教问题同他进行富有意味的交谈了；再没有志趣相投的圈子可以让他展示那本厚厚的素描集了；再没有人一遍遍邀请他讲那些名段子了。交谈已经消失了。盛大、冗长的晚宴消灭了社交。才华横溢的健谈家滔滔不绝，众人侧耳恭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想说，却没有人愿意听。奥古斯都在人们眼中也许有些乏味了；当九十年代接近尾声时，他没有接到晚宴邀请的时日一年中肯定不止一天了。奥古斯都是很重情谊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有交情的朋友。不过他们谈起奥古斯都时，似乎是在耸肩膀；脸上的微笑很善良，却像是带着几分歉意。奥古斯都这时已显得多少有点儿滑稽了。
读者们读到这里时难免会有个想法：
奥古斯都实在有点“势利”（Snob）。他确实是个势利眼。不过在我讨论这个话题前，我需要指出这个词（Snob）的内涵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在奥古斯都年轻的时候，绅士们的“裤子上都系着马镫皮带——不但骑马的时候系，任何时候都一样：
不系皮带就出门被人视作庸俗（Snobbism）的极致”。（而在我年轻时穿灰靴子进伦敦具有等同的意味。）我估计在奥古斯都写下这句话时，Snob的涵义等同于“庸俗”或“平庸”。据我猜测Snob的“势利”词义最早是由萨克雷赋予的。奥古斯都当然很势利。不过在这里，就像《无病呻吟》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我也想对您说：“敬请明辨，小姐。”牛津字典对“势利眼”的定义是：“一个人，庸俗地或卑贱地仰慕社会地位或财富高于自己的阶层，并努力试图模仿或接近他们；一个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嗯，奥古斯都并不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如果你不觉得他很重要，那在他眼中这只能证明你彻头彻尾的无知。他也没有庸俗地或卑贱地寻求接近那些社会地位高于他的人。他的祖父是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奈勒先生，至少有三个伯爵是他的表亲。虽然隔了好几代远，可依然是表亲。他一直混迹于顶级的社交圈，而他最为成功的一本书《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在他眼中没有谁的社会阶层是高于他的。他从没有像亚伯拉罕·海沃那样凭借聪明或狡猾挤进上流社会；他是凭出身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他们中间。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把奥古斯都看作一个势利鬼。
在我认识他有些年后，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聚会，当时的话题碰巧转移到了奥古斯都的“势利”上。大家没有恶意，只是在诙谐地打趣。在那个年代，赴过一场晚宴后，按照礼节你应当在一星期内造访女主人。即便你内心里希望她不在家，可你依然应当讯问能否见到她。有时仆人开门后我一时紧张居然忘了那位我特地前来问候的女主人姓甚名谁。我在聚会上说完此事后又添了一个故事：
当我告诉奥古斯都我当时有多尴尬时，他回答道：“噢，可我也经常碰到这种事。我这时就会问：
‘夫人她在家吗？’这永远不会错。”
大家哄堂大笑：“这真是太像奥古斯都了。”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我当年的这个小笑话时，简直吃了一惊，因为这个笑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我当时灵机一动即兴编了个故事以博人一笑，而这个故事本身很是突出了奥古斯都的个性，从而为人所记。我写这篇文章的部分缘由就是想澄清事实，为奥古斯都正名。
我取笑奥古斯都实在是很不应该，因为他对我一直很好。他曾非常关心我的小说事业。“唯一值得小说家动笔的人，”他曾对我说，“是底层人物和上流社会。没人在乎中产阶级。”他一定不曾料到，随着时代的改变上流社会竟堕落到如此田地，以至于没有哪个稍有自尊的小说家愿意再写带贵族头衔的人物了，除非是作为笑料。奥古斯都觉得我通过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校实习经历应该对底层社会有了必要的了解。但他认为我对于贵族和士绅们的言谈举止也应当有较深层次的认识。为此他带我造访了他的很多老朋友。在发现我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坏后，他又让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到了这时奥古斯都已经和上流社会脱节了。在这个由老绅士们组成的圈子里，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令人乏味的气派生活。我并没有给奥古斯都增光添彩。如果这些绅士们还继续邀请我，那他们是碍于奥古斯都的情面，而不是我的。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年轻当作是对聚会的莫大贡献。我当时还不明白在你参加聚会时，你有义务为聚会的成功做出努力。我那时沉默寡言，即便想说什么，也总是羞于开口。
不过我很乐于多听多看，通过这些经历学到了一些后来发现是有价值的东西。一次我出席了一场在波特兰宫举办的盛大晚宴，在座的共有二十四人。男人们当然都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结，女人们则身着绸缎丝绒，拖着长长的裙裾，浑身珠光宝气。我们排着长长的队列走下通往餐厅的台阶，男士们挽着指定的“搀扶”对象。餐桌上古老的银器、刻花的玻璃和反季的鲜花交映生辉。晚宴很长，而且礼仪繁复。筵席即将结束之际，所有的女宾都和女主人一一交换眼色，然后女士们起身退入客厅，留下先生们一边饮酒，喝咖啡，抽烟，一边讨论国家大事。我认出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绅士是阿伯卡公爵。他询问了我的姓名后说：“有人对我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我也谦逊得体地作了答。这时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大盒雪茄。
“你喜欢抽雪茄吗？”他边问边打开烟盒，把一盒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展现在我眼前。
“非常喜欢。”
事实上我根本买不起这样的雪茄，只好在有人请客的时候才抽上一支。不过我当时觉得告诉他这个未免不太合适。
“我也是，”他说道。“每次我带某位丧偶的贵妇赴晚宴时，总是带上这么一盒。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盒里的雪茄，拿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再轻轻地按一按，确保雪茄的品质无可挑剔。他的建议很中肯，而我现在也买得起雪茄了，因此采纳了这个建议。
奥古斯都虽然对我很宽容，不过当他认为批评对我有益时，从来是不吝于此的。一个周二的上午，我刚去奥古斯都家度完一个周末后，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他在我告辞后不久动笔写的。“亲爱的威利，”信中写道，“昨天我们散步归来，你一进门就说，你渴了，来一杯喝的。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么俗的话。绅士从不说来一杯喝的；他会说来一杯喝的东西。你真诚的，
奥古斯都。”
可爱的奥古斯都！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恐怕会发现整个英语世界都已经和当年的我一样庸俗了。
还有一次，当我对他说我是乘大巴来的时候，他满脸严肃地说：“我更习惯于把你刚刚提到的那种交通工具称作公共汽车。”我回敬道他叫出租马车时也不会管那叫“两轮敞篷马车”。“那只是因为现在的人教育程度太低了，我怕他们听不懂。”奥古斯都反驳说。
他一直认为人们的举止礼仪和他年轻时相比退步了许多。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该怎样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行为处事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再没有人能教他们这些了。说到这里奥古斯都总喜欢讲一个关于克里夫兰公爵夫人凯洛琳的故事。凯洛琳夫人租下了奥斯特利宅，身边有不少人陪伴。她有些瘸，走路要靠一根乌木杖。有一天大家正坐在客厅里，公爵夫人突然站起身来。有一个小伙子以为她要摇铃，便立刻跳起来替她摇了。公爵夫人这时愤怒地用手杖敲了他的脑袋：“先生，多管闲事不是有礼貌！”“她说得非常对，”奥古斯都这时会说，接着用充满敬畏的语调加上一句，“他应该能想到，公爵夫人可能只是想上洗手间。”他那低沉的嗓音似乎在暗示，即便是公爵夫人也是要满足生理需求的。“她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贵妇，”奥古斯都接着说。“她是最后一位敢于在邦德大街上扇仆人耳光的女人。”奥古斯都这时充满怀旧意味地回想起他的祖母，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大人的太太。她经常习惯性地拧女佣的耳朵。那些都是勇敢的过往岁月了。那时的仆人们时刻准备着迎候女主人的拳脚。
奥古斯都在1896年出版了《我一生的故事》的前三卷，并于1900年出版了后三卷。很少有哪部作品会受到如此众口一词的猛烈批评。确实，哪怕是一位伟人，如果他的自传有六卷长，也免不了会有人来挑刺。《佩尔摩尔公报》充满了对作者的同情：
这个人居然能赋予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生以如此重大的意义。《国家观察报》说到，从没有见过如此啰嗦又自负的作者。《布莱克伍德报》问道：“奥古斯都·海尔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可奥古斯都·海尔先生面对这一切却出奇地冷静。他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和亲友们看的，就像他写《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一样，不是写给公众的。我想他也许从未考虑过，如果真是那样，这本书也许应该通过私人途径出版。甚至在出版了后三卷后，奥古斯都还是毫不气馁地继续着他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不过，这时已没有人有足够的虔诚之心来出版他剩下的巨著手稿了。
为了重新勾我的回忆，我最近又重读了一遍《我一生的故事》。评论家们说得都没错，可并不完全。游历他国时给朋友们写长长的书信，描绘一路的所见所闻，这显然是过去的习俗，而奥古斯都正是把这些长信全文出版了。它们很乏味。可它们也描绘了那种已经消失了的马车或“四轮马车”的旅行方式，描绘了古镇和历史古城曾经的观貌，而这一切随着文明的脚步已被彻底地改变。如果一位小说家想要写一个发生在教廷掌控罗马的最后岁月里的故事，那他一定能在奥古斯都的书里发现很多栩栩如生的素材。当然奥古斯都在路途中见到的这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都极度地乏味。他没有把人物写活的才能，这些人在书中都只是一个个名字。虽然他自己算不上妙语连珠，但奥古斯都能够很敏锐地抓住别人的奇思妙语，因此细心的读者常常能在书中读到一些精彩对白。书中的一位女士因为把一根蜡烛的两头都点过了而受到斥责。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场听她说：“噢，可我这是想让‘两头合上’呀！
”
奥古斯都在他的六卷书中插进了他所有的鬼故事和其他各种段子。这些故事都是他过去讲给那些出身高贵的夫人们听的，她们都曾是奥古斯都的痴迷听众。其中有些故事确实精彩。把这些好故事埋没在大段大段的啰嗦废话中实在是可惜。奥古斯都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绅士，写作只是顺便而为的，尽管他其实非常地多产。
假如他首先做一名作家，其次才做绅士，那他完全不必写一部六卷长的自传。利用手头的素材，他可以创作两到三部作品，对他的时代做一个不算鲜活，但也有趣的描绘。
Ⅴ
奥古斯都多年来一直遭受着心脏病的折磨。1903年的一个早晨，当女仆走进房间，为他端来一杯茶和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时，发现他穿着睡衣倒在地板上，死了。
苏巴郎
Ⅰ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十三世纪，当“睿智的阿方索”国王统治着卡斯蒂利亚时，一群牧人正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叫赫利亚的地方看护着他们的牛群。一天，一个牧人丢了一头母牛，便外出寻找。他在平原上找了三天三夜，却徒劳无功。牛也许会在山里，他想。终于，在瓜达卢普河边不远的山中，他发现自己的牛倒在一大片橡树林中死了。他很奇怪尸体居然没被狼撕碎，更令他困惑的是尸体上找不到致命的伤口。既然事已至此，他便掏出刀来打算剥下牛皮，按照习惯在牛的胸口上划了两道十字形的切口。忽然之间那头牛站了起来，牧人惊恐之下夺路便逃。就在这时圣贞女马利亚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道：
“不要害怕。我是耶稣的母亲，通过他人类得到拯救。带上你的母牛，把它放回牛群中。她会为你生下许多牛崽，以纪念现在出现在你眼前的圣灵。等你把母牛带回牛群，回到你的住所，告诉那里的神父和人民，让他们来这里。让他们挖开我的显灵之处，就会找到一尊我的像。”
说完圣母就消失了。牧人于是带上母牛，把它领回牛群，并把他的故事告诉了同伴。面对大家的讥笑牧人答道：
“朋友们，不要相信我的话，但你们得相信母牛胸口的标记。”
这些人看着母牛胸前那个十字形的印记，终于相信了牧人。他告辞了同伴，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向每一个遇到的人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牧人是个土生土长的卡塞雷斯人，他的妻儿都在当地。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妻子在哭泣——他的儿子死了。牧人于是说道：
“别难过，别哭泣。如果瓜达卢普的圣母马利亚愿让我的儿起死回生，我就将儿子许愿给她，让他成为她圣堂前的仆人。”
话音刚落男孩便健健康康地站了起来，对父亲说：
“父亲，快做准备，带我去圣母马利亚的圣堂前。”
当地人全都惊诧万分，
完全相信了牧人口中圣母显灵的故事。牧人这时来到神父们面前说：
“先生们，告诉你们，圣母马利亚在瓜达卢普的群山中向我显灵了。她通过我命令你们：
挖开那里，你们就会找到一尊圣母像。取出她的像，在原地为她建一座圣堂。她还告诉我，看护圣母院的人应该每天向所有前来朝圣的穷人施舍一次食物。她还对我说，她会在全世界的海洋和大地上施展神迹，让许许多多国家的普罗大众都前来朝圣。她又告诉我，圣母院所在的那座大山上会建起一座城镇。”
神父们和其他人一听完这话就立刻动身前往圣母显灵之处。他们挖啊挖，结果挖到了一个墓穴一样的山洞。他们取走了放在里面的一尊圣母像，在原地用干石和绿木为圣母建了一座小祠堂，又用当地盛产的软木为祠堂铺顶。于是各种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纷纷前来拜谒。他们向圣母像祈祷，果真得以痊愈。这些人回到各自的国家，颂扬着耶稣基督和圣母的伟大神迹。而那个牧人则继续守着妻儿，一同成为了圣母堂的看护人，而他的后代也作为圣母马利亚的仆人而代代传承。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这个牧人在向神父们讲述时，多多少少夸大了圣母给他的指示，给他自己谋得了一份既荣耀又多金的职位。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在西班牙向来有机敏大胆的名声。
尽管建在一片路途极其不便的荒郊野岭中，但圣母堂还是凭着圣母马利亚施展的许多神迹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前来向堂中的圣母像致敬。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小的圣堂逐渐破败。后来阿方索十世，“睿智的阿方索”的孙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宏大的教堂，足以容纳所有的朝圣者。阿方索国王这时正同摩尔人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战争，濒临失败之际他把一切都托付在圣母马利亚手中；圣母旋即赐予他一场辉煌的胜利。从此以后，卡塞雷斯的国王以及之后的西班牙国王都对这座圣母堂关爱有加。不但国王就连个人也赠与它土地，渐渐地这座圣母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为神父们建起了房舍，为病人建起了医院，为朝圣者建起了寝室;而这些人的需求又引来了犹太人和摩尔人。在利润的诱惑下，他们纷纷搬进了为容纳他们而建的城镇里。瓜达卢普后来经历了几多兴衰；它庞大的地产，延绵的牧群连同它聚敛的种种的特权无不激起了周围世俗和神职封建领主的嫉妒与不满，它也因此数次抵御了武装团伙的袭击。尽管如此，在信徒的虔诚募捐和院长的精明管理下，圣母堂的财富依然与日俱增。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圣杰罗姆的僧侣团承担起了圣母堂的看护与管理工作。在一任接一任的院长手中辉煌璀璨的建筑拔地而起，精工细琢不计工本。国王们也继续莅临垂恩此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开始处女航前也曾来此寻求圣母的庇护；后来的科特兹，皮扎诺和玻尔玻——全是土生土长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也都曾前来感谢圣母对他们的垂恩。
到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西班牙处于菲利普四世的治下；这时的院长弗雷迪亚格·德·蒙塔法决定建造一座全西班牙无与伦比的圣器室。他聘请了一位叫弗朗西斯科·德·苏巴郎的画师来为圣器室画装饰壁画。他选中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为僧侣们——尤其是像圣杰罗姆修道院里那样的白袍僧侣所作的肖像画已经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也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苏巴郎出生在一个叫冯台·德·坎多斯的小村庄，离瓜达卢普不太远。
苏巴郎的出生日期已经无人知晓了，不过他的受洗证明倒还在世，证明上的日期写着1598年十一月七日。他的父亲是个家境宽裕的农民，或许就像今天的冯台·德·坎多斯农民一样，在村庄的街道上拥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开着没装玻璃的窗户。一天早上，他去下地干活，让儿子把牲口领到了附近的牧场上。据说那时他只有十二岁，几个正在打猎的绅士看到他用一块煤炭在树干上画画，并为他的才思所打动，便把他带到了塞维利亚。但大同小异的故事也时常被加在其他画家头上，比如说乔托。它们只不过是一般人在面对一个既无背景又无出身但却才华横溢的人时一种表达惊异的方式。天赋是自然的神奇礼物，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这个关于苏巴郎的故事也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份现存的文件证实他直到十五六岁时才第一次前往塞维利亚。这份文件是由他父亲于1613年末签署的，证明他将儿子送给一个叫佩德罗·迪亚兹·德·维拉努埃瓦的人当三年的学徒。这个人据描述是一名雕塑师。他于第二年一月初也在文件上署了名，据此承诺将他手中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苏巴郎，为此他将获得十六达克特的报酬。这笔钱一半立即支付，另一半在第十八个月末支付。一达克特相当于当时的十先令，而那时的十先令相当于今天的五英镑甚至更多。因此这笔钱总共相当于今天的八十到一百英镑。协议还规定，雕塑师要为徒弟提供食宿，并在他生病时提供治疗，除非病情持续了超过两周；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费用将由孩子的父亲承担。苏巴郎的父亲还需为儿子提供衣服和鞋袜。协议还有一条规定：
如果“协议中所说的苏巴郎”在三年的学徒期中选择在节假日工作，那他的收入将归他自己所有。
这里面有一件蹊跷事：
这孩子并没有师从塞维利亚当时最有名的画家，而是被送给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雕塑师，以至于今天我们除了知道他曾是苏巴郎的老师外就对他一无所知了。不过我个人觉得答案其实很简单。那时的很多雕塑师同时也是画家。例如阿隆索·卡诺的彩雕和绘画就同样出名。佩德罗·迪亚兹·德·维拉努埃瓦主要从事雕刻；他创作的大大小小的雕塑不但被安置在教堂，也为一般大众所追求，用于私人膜拜。尽管如此，但他很有可能也从事绘画，虽然已经没有一幅他的画作留世了。
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拉﹑璜·德尔·卡斯蒂略和璜·德·拉斯罗拉斯都曾师从提香，此时都是塞维利亚的名师，世人对他们的作品评价甚高。可以合理地推测，就凭苏巴郎的农民父亲那点可怜的学费，他们肯定会拒绝接受苏巴郎做学生的。他之所以把苏巴郎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艺人做学徒，那只是因为他的学费便宜。
在苏巴郎的三年学徒生涯中，我们所知道的最有趣的事莫过于他和委拉斯盖兹成了朋友。
委拉斯盖兹此时正师从赫雷拉·埃尔·别霍学习绘画。长久以来意大利学派的影响在西班牙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就在这时里贝拉的绘画开始为人所知。他的作品恰好迎合了西班牙人那种独特的个性，因而开始广受欢迎。里贝拉是西班牙人，但早年在师从巴伦西亚的里瓦尔塔一段时间后便前往罗马。在那里他同自然主义学派的领头人﹑明暗对照法的大师乔拉瓦乔一起合作。里瓦尔塔描绘恐怖的殉教场面时使用的那种光影的强烈对比及其戏剧化的力量和庄重的基调不但都符合大众的审美观，而且吸引了年轻的画家们——他们对老师依然循规蹈矩地遵循着一种早已失去魅力的艺术风格感到越来越不耐烦。里贝拉对年轻的委拉斯盖兹和苏巴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两人的好几幅早期作品究竟是哪一位所作，人们的看法都曾在不同时期发生过摇摆。例如，收藏于国家美术馆内的《牧羊人的膜拜》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委拉斯盖兹所画，但目前被认定为苏巴郎的作品。
那时的教会不赞成绘画使用裸体模特，因此学生们开始就画静物画和花卉画作为练习，为将来描绘人体做准备。那时人体绘画是画家的唯一主题。不过苏巴郎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已失传。他的第一件存世的作品是作于1616年的一幅圣灵感孕图。那年他十八岁。这是一幅生硬细致的肖像画，描绘了一位站在空中八个小天使头上的年轻姑娘。这幅画很明显受到了意大利学派的影响。大约就在这时，苏巴郎一定还创作了《幼年圣母的祈祷》，因为这幅画里他使用了一名相同的模特——一个胖脸朴素的村姑。
Ⅱ
苏巴郎的生活默默无闻。我们对他除了猜测外知之甚少。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画家的生活必然充满了单调的规律。这个职业很耗体力，因此苏巴郎在辛劳一天后也不太可能去从事那种能给传记作家带来素材的冒险。在苏巴郎的年代里画家不像现在这样不但打算而且相信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买家；苏巴郎没钱买画布和颜料，完全受雇作画。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和金匠银匠，家具匠，订书匠处在同一水平上。他是个艺人，过着简朴紧巴的日子，没有人觉得他的辛酸坎坷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如果苏巴郎有过爱情，那这也不关旁人什么事，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来去，除了他自己。可是当一位艺术家声名鹊起后，整个世界都想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创作出了极其罕见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品，可他居然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他的生活就像一个银行职员一样平淡无奇；因此各种传说也就层出不穷了。
尽管没有任何根据，但这些传言却与他的作品给人留下的独特印象或是与他的肖像非常吻合，从而具备了某种可信性。
这也正是发生在苏巴郎身上的事。据说，他在永远地离开冯台·德·坎多斯前，画了一幅恶毒的漫画讽刺当地一位富有的乡绅。这位乡绅名叫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他一听说这件事就立刻前往男孩的家中找他算账。苏巴郎的父亲告诉他，儿子已经走了，但拒绝透露他究竟前往何方。愤怒的年轻乡绅对着男孩父亲的脑袋猛击一拳，结果五天之内他就伤重而死了。卢尔卡逃往马德里，在那里仗着有权势的朋友逃过了对他罪行的惩罚。光阴似箭，渐渐地他在菲利普四世的朝中谋得了要职。许多年过去了。苏巴郎为了工作或是寻找工作，也来到了马德里。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两个男人正在告别。其中一个说完“晚安，卢尔卡，明天见”后就走了。苏巴郎走到那个被称作卢尔卡的男人面前问道：“莫非你就是堂·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你是冯台·德·坎多斯人？”
“我是。”
“那就拔出剑来！我父亲的血债需用血来还，一命偿一命！我是弗朗西斯科·德·
苏巴郎。”
两人生死相拼。战斗很快结束了。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倒在地上喊着：“我要死了！”苏巴郎则逃离了现场。
这个故事当然很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当时的西班牙人和所有人一样都痴迷于荣誉感；不仅仅是士绅和士兵，就连服装商和男仆都随身带剑，随时准备回敬冒犯。布伦斯威克的美术馆里有一幅据称是苏巴郎的肖像画，似乎给这个传说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画中的男人肤色黝黑，一头凌乱的黑发，蓄着黑唇髭和黑山羊胡，一双黑眼睛，神色严厉肃穆。你不能不说这像是个既不忘记也不原谅任何伤害的人。马德里也有一幅据说是苏巴郎的肖像画，不过画中人要年长许多。他的头发稀少斑白，表情温和。不过，这两幅画除了非常古老外，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它们画的就是苏巴郎。据说他曾在某件大型油画中把自己画进了人物里，比如像《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还有瓜达卢普的那幅描绘亨利三世向院长授予主教位的油画。但这同样只是猜测。
不过普拉多美术馆最近获得了一幅小画，只有极端多疑的人才会拒绝相信这是一幅真正的苏巴郎晚年时期的肖像。这幅画名叫《耶稣基督和伪装成画家的圣路克》。画中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位画家，拇指托着调色板，手中握着画笔。他消瘦又苍老，紧裹着一层皮的脖子中凸显出一只大喉结。他的头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挂着细长灰白的发缕，一直留到肩膀。他就像布伦斯威克的那幅画里一样长着高颧骨，不过此时脸颊已经下陷；他长着突出的鹰钩鼻，上唇很长，有些后缩的下巴部分遮掩在稀疏蔓生的胡须后。他披着一件松垮的灰罩衫，正像苏巴郎和所有今天的画家工作时穿的那样。这幅画中的老人已经被岁月，贫穷，漠视和失望击碎了。他右手按着心口，举头仰望垂死的救世主，就像一条被无辜痛打的老狗可怜巴巴地依恋着主人。
学徒期结束后，苏巴郎似乎是去了列雷纳——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座繁荣的城镇，距离他的出生地也不太远。据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记载，在那儿苏巴郎娶了一个叫玛丽亚·派斯的女人——唐娜·玛利亚曾花费多年时间潜心研究这位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苏巴郎的岳父是个职业阉畜人，有一个大家庭。苏巴郎那年十八岁，而他的妻子要长他好几岁。这场婚姻既没有给他带来金钱也没有给他带来名誉，因此我们只能假定这是出于爱情。1620年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1623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玛丽亚·派斯好像就在这时去世了，也许是死于难产。1625年苏巴郎娶了一个列雷纳当地的叫贝翠·德·莫拉里斯的寡妇。按照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的说法，她这年快四十岁了。苏巴郎两次婚姻都娶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女人，这真是让人奇怪。贝翠·德·莫拉里斯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她死于1639年。五年之后，苏巴郎又娶了唐娜·莱奥娜·德·托德萨斯，一个二十八岁的寡妇、金匠的女儿。她为苏巴郎生了至少六个孩子。
奇怪的是，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两幅画外，在苏巴郎前往列雷纳后的八年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他的作品。可他依然渐渐地开始小有名气，因为就在1624年他受聘为塞维利亚大教堂绘制九幅巨大的作品，描绘圣彼得的生平。在这之后，他又回到列雷纳，在那儿似乎又呆了两三年，之后应塞维利亚一座修道院的僧侣邀请返回这座城市，为他们的新修道院画一组反映圣彼得·尼古拉斯科生平的画作。他接受了这项工作，完成作品后又为圣保罗修道院画了一幅耶稣受难图。这些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许，一些士绅甚至向镇议会请愿道，“我们目睹了他作品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而绘画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璀璨的饰品，”因此塞维利亚应当邀请苏巴郎在这座城市定居下来，“如果不是通过报酬或金钱，那么至少应该通过动听的言语，这样也能达到目的。”镇议会考虑之后责成请愿书的作者堂·罗德里戈·苏亚雷斯前去告知苏巴郎“鉴于人们给与他如此高的评价，这座城市是多么渴望他能够留下；我们一定会施与他恩惠，并适时地在各种情况下给与帮助”。苏巴郎接受了这份盛情邀请，他随后发表的一项声明显示他还向列雷纳的妻儿捎信，把他们也叫了过来。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当地的画家对此勃然大怒：
一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一个他们眼中的外国人，居然如此荣耀地站在了他们当中。对当时的画家来说大多数工作机会都来自于教堂和修道院，市场有限，因此一个陌生人的竞争就尤为可恨。阿隆索·卡诺于是向镇议会递交了另一份请愿，反对先前通过的决议，要求议会审查苏巴郎的绘画资质。镇议会似乎对所有的请愿都很奇怪地乐于接受，他们居然认同了阿隆索的请求。而且更令苏巴郎愤怒的是，画家行会的头脑在其他行会成员的支持下（其中包括一名公证人和一个警察来给他们助威）甚至上门通知他，三天之内必须接受审查。他立刻提醒议会，正是他们自己出于对他杰出绘画技艺的考量才邀请他前来塞维利亚定居，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的，而他个人忍受了巨大的不便才把住所从列雷纳移到了塞维利亚。他因此声明自己绝无义务接受如此侮辱人格的要求。可以推断，议会最终认同了他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因为苏巴郎从此留在了塞维利亚，并继续从事他从伊比利亚半岛各处接揽到的绘画工作。
1634年苏巴郎应菲利普四世之命在委拉斯盖兹的邀请下来到马德里，为一座叫埃尔·布维·雷蒂罗的宫殿作画。这座宫殿由国王的宠臣奥利瓦雷斯公伯爵建造，为的是把国王的注意力从不尽人意的内政状况以及同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灾难性的战争上转移开，而这一切同公伯爵的顽固愚蠢都脱不了干系。委拉斯盖兹这时已在马德里多年。在那个年代如果画家没有宗教绘画可作，那他就只能靠画肖像为生。而在那时的西班牙只有宫廷才有钱雇画家画肖像画，因此肖像画家通常在宫殿装修时最有可能遇见主顾。很可能委拉斯盖兹因为竞争异常激烈的缘故没法在出生地揽到宗教绘画的工作——这一点在塞维利亚的画家试图赶走苏巴郎的例子中已有所体现。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精明的岳父帕切科发现他的伟大天赋在马德里更能派上用场。不管怎样，委拉斯盖兹来到了马德里，并赢得了国王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苏巴郎得到的工作是画一组油画描绘赫拉克勒斯的壮举。关于这组作品我后面还有话说。这里我只想随性而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苏巴郎曾被授予“御用画师”的荣誉称号，这或者是归功于前面所说的这份工作，或者是因为他为一艘御用游船所作的饰画。当时塞维利亚的贵族们向菲利普四世献上了这艘游船，让他能悠闲地在环绕新宫殿的静水湖上扬舟荡漾。一天，在完成了一幅作品后，苏巴郎署名道：
弗朗西斯科·
德·
苏巴郎，国王的画师。这时有人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扭头一看，发现一个黑衣人正站在身后。那是一位绅士，蓄着长长的金发，一张白皙的长脸，双眼淡蓝，下巴很长——这正是国王本人。西班牙国王陛下微微一笑，以他著名的优雅气度指着苏巴郎的签名说：“国王的画师和画师中的国王。”
这样的赞美当然很仁慈，但似乎并没有给苏巴郎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他在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就返回了塞维利亚。他随后又为赫雷斯·德·拉·弗隆特拉的卡尔特修道院画了几幅杰作，这些作品今天陈列在加的斯博物馆里。1638年他去了瓜达卢普。关于这些作品我一会儿也有话要说。
苏巴郎靠绘画挣得的收入有限，而他又有一大家人要养活，因此他很少能有机会存下钱来。哪怕仅仅是支付日常开销也需要他不停地接到活干。画家的生存依赖公众的喜爱。他要花费多年时间学艺，发扬自己的个性，使作品带上他的独特烙印，而这也正是他的原创性所在。因此他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足够数量的主顾来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往往当他的才能还处于巅峰时，一个年轻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向公众展示一些新玩意；哪怕它们的质量不及前者，但仅凭着新奇劲的吸引力，它们还是能够抓住公众那摇摆不定的欢心。而这正是发生在苏巴郎身上的事。人们开始对他的画厌倦了，热情地转向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的作品是如此能够取悦公众的情感，而这一点是苏巴郎那种真诚、严肃的作品所望尘莫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牟利罗。他能说会道，风度翩翩，使用的色彩丰富和谐。就在苏巴郎第三次结婚时，他开始采取所谓的“暖色调”画风，成为了塞维利亚最受欢迎的画家。他将现实主义与多愁善感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迎合了西班牙民族性格中的两个显著特征。苏巴郎的工作越来越少了。1639年到1659年期间他甚至没有在一幅画上署过名。我们只能猜想，如果他在此期间有过作品，那他也一定是觉得其重要性不足以签名。1651年他再次来到了马德里，也许是为了见刚刚从第二次意大利之旅中返回的委拉斯盖兹。他也许是想通过委拉斯盖兹的影响从国王那里获得另一份工作。但如果这真的是他的目标，那他一定失败了，因为此后不久他就返回了塞维利亚。屋漏偏逢连夜雨，1656年，由于连续一年付不出房租，他的家产被没收拍卖。但他的东西太破烂了，以至于没有一笔成功的拍卖。
两年之后他再次来到马德里，不过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据人所知他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这时已经六十岁了，超过了尝试一种新风格的年龄了。画家传递信息的对象主要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他也许有许多新奇的东西要告诉人们，但他必须使用当时的特定语言，而下一代人却会使用另一套不同的语言。有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画家只能在自然为他划定的界限内发展成长，他的表达模式就是他个性的精髓，因此试图换一种表达模式注定是徒劳的。如果这个画家的语言不再能为人们理解，那他就应该知趣地保持沉默，并相信时间会最终对他做出补偿。时间会将伟大从渺小中筛选出来。后世不会关心一个消逝年代的流行时尚；他们只会从一大堆传递到他们手中的材料里选出最符合他们当前需求的东西。
但苏巴郎必须活下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画人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要的就是牟利罗的那种画。于是苏巴郎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学牟利罗的风格。这是个不幸的尝试。他模仿牟利罗的作品既缺乏他自己的力量，又少了牟利罗的魅力。
1664年苏巴郎还活着，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受聘作为一名行家鉴定一组油画收藏品在其主人堂·弗朗西斯科·哈辛托·德·萨尔希多死后的价值；收藏品共有五十五件。当时也许有什么特殊原因，使得保留至今的估价清单上没有画家的姓名，只有画的主题和画布的尺寸。估价最高的是一幅最大的画。它描绘的是“君王的膜拜”，十英尺长，接近八英尺高，估价一千五百里拉。当时的一里拉相当于今天的六便士，因此这幅画，包括很可能装饰精美，造价昂贵的画框，估计只值三十七英镑十先令。而其他一些圣徒和僧侣的全身像均值都在五百里拉左右，相当于今天的十五英镑。因此，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毫不奇怪苏巴郎最后会一文不名，而他那位成功的竞争对手牟利罗死时连丧葬钱都没留下。
Ⅲ
委拉斯盖兹死在了苏巴郎前面。其他的画家被正式任命为“御用画师”接替他的位置，先是梅佐，随后是卡雷尼奥。哈布斯堡王朝终结了，随着波旁王朝的来临西班牙也进入了十八世纪。苏巴郎的艺术对于仰慕凡·鲁与其子拉斐尔·门格斯还有蒂耶波洛的公众来说不值一提。整个十九世纪苏巴郎依然默默无闻，直到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再度让他的同胞想起了他。经历了灾难性的美西战争后，西班牙丧失了那个查尔斯五世吹嘘为日不落的伟大帝国的最后残片。面对战争惨败的屈辱，西班牙人开始回顾黄金年代的荣耀，追寻那些依然能为他们带来骄傲的东西。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已一去不返，但没有什么能夺走他们大教堂和宫殿的荣耀，夺走塞万提斯、罗普·德·维加、卡尔德隆、克维多等作家的天才，夺走西班牙画家的璀璨。
委拉斯盖兹这时已经名扬四海，全欧洲的鉴赏家在犹豫之后也开始欣赏格列柯那神秘的魅力。而将苏巴郎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任务就落在了西班牙人自己身上。当他们最终认识了苏巴郎后，我想他们一定发现了他是这三人中间最西班牙式的，就像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那样。他缺乏委拉斯盖兹的那种炫目的、洋溢在空气中的璀璨，也缺乏格列柯那种热烈的激情，但他有着其他两人所没有的实在。他具有符合西班牙人自我认知的特性。
他诚实、庄严、怀有深沉的宗教情感、自尊、坚强，而这一切尽管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政治黑暗，宫廷放荡，经历了十八世纪的浮华轻薄和十九世纪的呆板愚钝，西班牙人却依然深深地感到这些品质根植在自己心中。苏巴郎的缺乏想象力并没有疏离他们，因为西班牙人原本就不是热烈的想象家；而他的现实主义却令他们愉悦，因为西班牙人现实得根深蒂固。他们并不浪漫，因为浪漫更适合迷雾蒙蒙的北方，到了南欧的骄阳下就会晒得病怏怏；但他们热情，而恰恰在苏巴郎的画中他们隐约感受到一股被意志力和自尊把持着的热情。
1905年西班牙人收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苏巴郎的作品，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画展。我不知道公众对此的反响如何；但据我所知这次画展对欧洲其他国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苏巴郎为丽池宫所画的作品一直令他的仰慕者难堪。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这组画的真实性。但是那位坚忍不拔的档案考据家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近年来发现了一张由苏巴郎签字的收条。这些画确实很糟糕。画的主题当然很难处理，面对这样的主题也许只能像皮埃罗·达·柯西莫可能会做的那样，把它当作充满幻想的装饰画来对待，用绿地上嬉戏的小半人马、色彩斑斓的小鸟还有神兽来创造欢快的氛围。但这样的处理方式绝不会进入苏巴郎的脑海。他那真诚的现实主义容不下任何奇思怪想。他笔下的赫拉克勒斯没有任何英雄色彩。他身上没有什么能让你想到他是神之子，是迈锡尼王子；他不过就是个西班牙农民，除了一张狮子皮外赤身裸体，强壮、粗野、一脸悍相。他就像是个集市上的杂耍大力士。当那位勤勉的女士确切无疑地证明这些画的作者正是苏巴郎时，真不知这对苏巴郎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一个艺术家有权要求人们用他最好的作品来评判他。通常这些杰作都是在相对较短的几年时间里集中完成的。对苏巴郎来说，他的黄金时间似乎就是1626年到1639年。但《赫拉克勒斯的壮举》恰恰就是在1634年完成的，当时他正处于巅峰状态。这该如何解释呢？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苏巴郎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当他企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进行尝试时，他甚至比那些天赋不及他的人还要失败。我想苏巴郎是个谦逊明理的人，习惯于遵从主顾的意愿。我猜他想都不会去想要拒绝皇家的委托，哪怕他可以不考虑经济因素。手头一有工作，他就会全力以赴。可这回他实在是搞砸了。毫无疑问，他的神职主顾们给他的要求一定都很精确，而他也有义务严格遵守。虽然他们要用买来的画装饰教堂和圣器室，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一份艺术品，而是为了得到一件教化的器物，或者是一件能够给画的主人带来荣耀的作品。这样的画会向虔诚慷慨的公众描绘这个团体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的奇迹，他们受到的恩泽，甚至是他们的殉道。有时他们的要求使得画家无法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来。普拉多美术馆里有一幅苏巴郎的作品，描绘的是圣彼得·尼古拉斯科的幻象。
一个天使手指嵌在画面左上角的天堂之城，如此布局给人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那个天使让你想起一个正在播放旅游幻灯片的讲演员，你觉得他随时都会向播放员点点头，随着咔嚓一声下一张幻灯片将展示城市里另一块区域。
苏巴郎对于构图没有太多技巧，他也没有多少创造的巧思。他最擅长处理单个人物；在不得不面对多个人物时，他也只能使用非常简单的布局。
想要知道苏巴郎在处理最擅长的题材时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你只需要看看他在瓜达卢普的圣器室所作的八幅巨大的油画。这些作品就放置在当初创作的地方，因此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根据这座圣母院的传统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苏巴郎自己为这些画设计了彩饰画框并指导了墙壁和天花板的装饰，这些对今天的审美观来说有些太繁琐了。这八幅画反映了这个修会里一些僧侣的重要生平。其中四幅由苏巴郎签字，另外四幅相对次要的则没有签名。因此有人推断，尽管这些画由苏巴郎开始创作，但却是经他人之手完成的。就在他绘制这些画的时候，他的妻子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因此苏巴郎有可能在完成创作之前就起身回家陪伴垂死的妻子了。
人们通常普遍认为苏巴郎最伟大的杰作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现藏于塞维利亚博物馆。但我认为他真正的杰作就是这八幅画，而且应当采用我的视角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欣赏。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他所有的光芒，却避开了他全部的弱点。在苏巴郎的有些作品里，比如像他在格勒诺贝尔的一些画作，人物十分地呆板；它们是人体模型，而不是真正的人。而在瓜达卢普的画中人物却有血有肉，流动着生命的活力，真实得令人信服。苏巴郎画技很高，而且他似乎还具备某种戏剧感，能够很好地安排布景，选择合适的道具，使画面中的场景产生真实性。他的背景悦目但传统，显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对模特的人物塑造。他的模特都是在他创作期间恰好在修道院里的僧侣。这些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幅是孔扎罗·德·伊勒斯卡斯神父的肖像画。这位神父在十五世纪中叶时担任修道院院长。画面中他坐在桌前，举起的手中握着笔，抬着眼，似乎刚刚有人敲门，他正在等人进来。那张脸就像今天的生意人一样，深沉、干练、警觉。如同我在开篇就向读者解释的那样，“瓜达卢普的圣母马利亚”这样的修道院拥有庞大的地产、隶属的城镇和无尽的牧群，再加上附属的医院和旅馆，真是一份巨大的产业；而院长在任期内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他尽管信仰虔诚——非如此不足以服众——但同时也是个精力充沛的干练之人。苏巴郎的色调尽管庄重、生硬甚至严厉，还有些冷，但却非常华丽。圣器室里的这些画面向窗户，已在西班牙夏日的骄阳下暴晒了三百年，因此已经褪得只剩下淡淡的色彩了。这尽管削弱了它们的艺术魅力，但这些画依然散发出慑人的高贵之气。它们体现出了一个技法娴熟的艺人手中那种驾轻就熟的力量。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是一幅巨大的作品，画中的人物都有真人大小。圣托马斯站在一片祥云上，一手握笔，一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左右两侧各坐着四个衣着华贵的教会博士，似乎也坐在祥云上。下方是一处迷人的街景，街景的前台是一根柱子，两侧各跪着一群人物，其中一群是查尔斯五世皇帝和他的三个廷臣，另一组是建造了这座教堂的大主教和三个陪侍的僧侣——这幅作品正是作为这座教堂的祭坛画而绘制的。画面顶部是在一片祥云中像扛枪一样扛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还有另外两个天堂中的人物，经辨认分别是圣保罗和圣多米尼哥。这幅画以其巨大的尺寸、创作的活力、精湛的技艺和绚丽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即便如此，你依然不能不注意到其构图方面的差强人意。画面被分割成了三个部分，因此观众的眼睛没法自然地将整幅画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而画面最下端的部分尽管毫无疑问是最次要的，却反而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圣托马斯的模特的名字得以流传至今。他是塞尔维亚大教堂的一个教士，名叫堂·奥古斯丁·阿布罗·德·埃斯克巴，是苏巴郎的一个朋友。在肖像画中，如果模特是个名人，那么与其画得更像他本人，不如画得更贴近大众凭借道听途说或者他本人的著作得到的感觉，尤其是在描绘某个早已离世的人物时更是如此。不过在描绘圣托马斯·阿奎那时，苏巴郎笔下的人物简直一点儿也不像他。你无法相信这位圣洁的博士居然是个相貌平平，精神抖擞的胖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