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52部分在线阅读

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很邪恶地笑了。
“但你防不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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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无法忘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但你防不住我。”我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我没浪费时间去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状态很好。假如莉拉还活着的话——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波河的水流冲击着伊莎贝拉公主桥的桥柱——她一定会忍不住来我的电脑里窥探，她会看到我写的东西。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一定会因为我不听话而发火，她一定会介入，会修订，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会忘记她对于“人间蒸发”的狂热。喝完咖啡，我洗了杯子，回到了写字台前，重新开始写作，我从米兰那个寒冷的春天接着写。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在一家图书馆里，那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讽刺的语气谈论我，还有我的书。我当时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的话。后来，尼诺·萨拉托雷忽然冒了出来，他一脸黑色的大胡子，我当时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用非常不客气的语气，抨击了那个对我说三道四的家伙。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呼喊着他的名字——尼诺·萨拉托雷。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有四五年了吧——我紧张得浑身发冷，但脸却滚烫。
在尼诺说完了之后，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很明显，他有些恼怒，但我过于激动，头脑混乱，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但我意识到，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在当时，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因为我陷入自责，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虽然我口才不错。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那时候，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但在比萨的时候，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弗朗科、彼得罗，所有出色的学生，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有清晰的逻辑，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这时候，我开始训练我自己，我想和他们一样，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避免仓促、草率的表达。总之，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还有稳重、深思熟虑、紧贴主题的句子，以及干净、正式、高雅的文体，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但那天晚上，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首先，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让我觉得羞怯，我又被打回原形，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那个门房的女儿，操着一口的南方腔，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最后，我失去了自信，我的表达变得紊乱，语无伦次。尼诺的出现，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他对于我的捍卫，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而且能时不时地，在他觉得有必要时，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而且是用一种潇洒、带着鄙视的语气，让人觉得，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结果是，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我想：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羞辱捍卫我的尼诺。
但那个男人谈的是别的事情：他没有提到我的小说，再也没有提到我的书。他只是针对尼诺提到的一些话，尼诺虽然说了好几遍，但那不是他发言的核心，比如说——贵族般的傲慢、反权威文学。我只知道，让那个男人生气的是那段话里的政治影射，他不喜欢那些说法，他一改低沉的声音，用一种充满讽刺的假声重复了那些表达（因此，现在对于知识的自豪已经被定义傲慢，因此，就连文学也变成反权威的了？）然后他仔细地谈起了“权威”这个词。
“感谢上帝，”他说，“要提防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小年轻，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信口开河，他们会引用不知道是哪位轻狂大学教授说的蠢话。”他围绕着那个主题又说了很久，他是对着公众说的，都不是针对尼诺或者我。他开始针对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年老的批评家，然后直接针对阿黛尔，那才是他最初的批判目标。“我并不是针对这些年轻人，”他总结说，“而是想指出，那些有学问的成年人，他们出于利益，见风使舵，追随那些愚蠢的时尚。”说到这里，他做出要离开的样子，低声说：“对不起，让一下，谢谢。”
在场的那些人都站起来让他过去，虽然有些敌意，但都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他是一个大人物，他那么重要，以至于阿黛尔也用一种有些沮丧的手势，很客气地说：“谢谢您，再见，您走好。”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就在这时候，尼诺用一种霸道，甚至让人讨厌的方式展示出，他知道在和谁打交道，他称呼这个人为教授，他说：“教授，您去哪儿啊？请不要走。”尼诺腿很长，几步过去就站到了他面前，挡住了教授的路，他用那种新语言对教授说了些什么，在我的位子上，我有点听不清楚，也有些听不明白，但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那位老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没有马上失去耐心，过了一会儿，他才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你让开一下。他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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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那张桌子时，我的思绪非常混乱。我很难相信尼诺真的在那里，在米兰的那间大厅里。看吧，他脚步沉稳，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非常热，我的手很冰凉。我们都说，经过那么长时间，能再见面真是开心啊。我知道，那天晚上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站在我面前，真真切切，我非常激动，坏心情也逐渐平复。我把尼诺介绍给那个热情赞美了我的小说的评论家，我说，这是我在那不勒斯的朋友，我们是高中同学。这位评论家教授，虽然他刚才也受到了尼诺的影射和抨击，但他表现得很客气。他说，尼诺做得很好，刚才那个人的确应该那么对付，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那不勒斯，他对尼诺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尼诺是一个非常出色、值得鼓励的学生。尼诺解释说，他在米兰已经生活了多年，他在研究经济地理学，他微笑着说，他属于大学里等级最低的老师，也就是助教。他这话说得风趣，并没有他小时候身上的那种愤世嫉俗。我觉得，现在他像穿上了新盔甲，比我在上中学时迷恋的那层盔甲要轻盈一些，就好像他甩掉了那些不必要的负担，让他可以更优雅、更迅猛地出击。看到他手上没有戴婚戒，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阿黛尔的一位女性朋友走过来，让我在一本书上签名，这是一件让我很激动的事，第一次有人要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错过尼诺，一小会儿也不想错过，但我也想改变一下我留给他的印象，让他觉得，我不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傻姑娘。他在和那位老教授聊天——那位教授名叫塔兰塔诺——我很客气地接待我的那些读者。我想赶快签完名，但那些书很新，散发着油墨香，和我跟莉拉小时候在城区图书馆借的那些破旧难闻的书一点儿也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用圆珠笔匆忙地破坏这些新书。我炫耀着奥利维耶罗老师教给我的漂亮书法，写了一些精心构思的赠言，这让后面等待的几位太太很不耐烦。我在写赠言时，心跳得很快，我用眼睛瞄着尼诺，我很害怕他会离开。
尼诺没有离开。现在阿黛尔也走到了他和塔兰塔诺教授跟前，他带着敬意和阿黛尔说话，同时也很潇洒。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中时，尼诺在学校的走廊里和加利亚尼老师说话的情景，但转眼间，他就从之前那个出色的高中生转换成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我满心感慨，当时他真不该走那段弯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伊斯基亚岛的大学生，我已婚的朋友的情人；那个迷失的男孩，藏在马尔蒂里广场上商店的厕所里；詹纳罗的父亲，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当然，莉拉的闯入让他迷失了自己，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段经历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激动人心，对他的身心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那已经结束了，尼诺重新找回了自己，这让我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告诉莉拉，我见到尼诺了，他现在很好。但我最终还是改了主意：不，我不能告诉她。
等我写完赠言，大厅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阿黛尔轻柔地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赞扬了我，说我在介绍小说时讲得很好，在回应糟糕的发言时——她就是这么形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也表现很好。她看到我否认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她说的不是真的），便让尼诺和塔兰塔诺作证，他们俩当然都说了我很多好话。尼诺最后甚至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们不知道，这姑娘在上高中时就非常聪明，读过很多书，而且非常勇敢，也很漂亮。”我觉得脸上发烫，这时候，他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气，风趣地说起了我早年和宗教老师的冲突。阿黛尔在那里听着，时不时笑一下。她说：“在我们家，大家马上就发现了埃莱娜的品质。”然后她宣布说，她在距离那儿很近的地方定了餐馆，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有些忧虑，尴尬地嘟哝说，我累了，肚子不饿。我想让他们明白，我和尼诺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了，我希望回宾馆前能和尼诺出去走走，聊一聊。我知道，那顿晚餐是给我庆祝，为了感谢塔兰塔诺支持这本书，如果我不去的话，实在很不应该，但我无法克制我自己。阿黛尔用一种讥讽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她说，她当然也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就好像要补偿我做出的牺牲似的，她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安地看着尼诺：他会接受邀请吗？他说，他不想打扰我们，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后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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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了那家书店。阿黛尔非常谨慎，她和塔兰塔诺走在前面，我和尼诺跟在后面。我马上发现，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担心一张口就说错话。尼诺打破了僵局，为了不冷场，他又一次赞美了我的书，然后用敬仰的语气提到了艾罗塔家人（他把他们定义为“意大利最重要、最文明的家庭之一”），他说他认识马丽娅罗莎（“她总是占据思想前沿，两个星期前，我们大吵了一架。”），他说他从阿黛尔那里得知，我和彼得罗订婚了，他对我表示恭喜。让我惊异的是，他表现得对彼得罗那本关于酒神崇拜的书很熟悉，尤其是，他带着敬意谈到了艾罗塔家的一家之长——圭多·艾罗塔教授。“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男人。”他知道我已经订婚了，这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小说的赞美只是一个引子，让他得以赞美彼得罗全家，还有彼得罗的书，这让我更加不舒服。我打断了他的话，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但他的回答很模糊，只是提到了他正要出版的一本小书，他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乏味，但他不得不将之出版。我接着问他刚到米兰时的生活，有没有遇到困难。他泛泛地回答了我，说到了他刚从南方来、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时遇到的问题。他忽然问我：
“你回那不勒斯生活了？”
“目前是。”
“在老城区生活？”
“是的。”
“我彻底和我父亲断绝了关系，我和家人也不再见面。”
“真是遗憾。”
“这样也好。只是再也没有莉娜的消息，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当时想：我错了，莉拉从来都没有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他来这个书店并不是因为我，而是为了打听莉拉的消息。我又转念一想：在这些年里，假如他真的想知道莉拉的消息，他一定能找到办法。我一时冲动，用一种不想再谈论此事的干脆语气说：
“她现在离开了丈夫，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她生了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
他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情，说：
“莉娜非常勇敢，甚至过于勇敢。但她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她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爱她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什么意思？”
“她不知道什么是献身。”
“可能你太夸张了。”
“不，她的确有很多问题：脑子和身体都有问题，性方面也是。”
他说的最后那几个字——“性方面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异。尼诺对于他和莉拉的关系的评价居然是负面的？他刚才对我说的话，还涉及性的方面？这真让我感到不安。我看了看走在前面的阿黛尔和她朋友的黑黢黢的身影，我的不安变成了焦虑。我感觉，他提到性事也是一个引子，他现在一定是想要说得更明了一些。很多年前，斯特凡诺在他婚后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事，他对我说了他和莉拉之间的问题，但他说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性。我们整个城区的男人，在谈起自己爱的女人时，永远都不可能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帕斯卡莱给我讲他和艾达之间的性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更进一步说，安东尼奥更不可能和卡门或者吉耀拉，谈论我在性方面的问题。男人之间可以说这些事儿，而且是通过一种非常粗俗的方式，而我们姑娘家不在意这些，但男女之间是绝对不会谈论这些问题的。我感觉，尼诺——这个全新的尼诺，他认为和我谈论他和我的朋友莉拉之间的性关系，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觉得非常尴尬，马上就绕开了话题。我想，他提到的这些，我也不会告诉莉拉。这时候，我装出一副很潇洒的样子说：“都是过去的事儿，我们也不要太难过。说说你吧，你在研究什么课题？你在大学里的前景怎么样？你住在哪里？一个人住吗？”但我在说这些时，肯定是过于热烈了，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回避了他的话题。他带着戏谑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正要回答，这时候我们到了餐馆，我们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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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尔给大家分配了座位：我坐在尼诺旁边，在塔兰塔诺对面，她坐在塔兰塔诺旁边，尼诺对面。我们点了餐，这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我现在明白了——他长期给《晚邮报》撰稿，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人。无论是阿黛尔还是她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彻底放开了，不像在书店里那样克制自己，他们畅所欲言。他们说了那个人的很多坏话，然后大力赞扬了尼诺，说他做得好，就是应该挤兑那个老头。尤其让他们觉得愉快的是那老头离开大厅时，尼诺对他说的话，那是他们都听到，但我没听到的话。他们每个字都记得，尼诺笑着说他不记得了。但后来那些话被复述出来了，也可能是当场改编的，大概是这么说的：您呢？为了捍卫权威，还有权威的言论，您甚至可以把民主搁置到一边。从那时候起，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说话，谈得非常热闹。他们说到了间谍、希腊问题、秘密审判和酷刑、越南问题，还有意大利、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不成熟性，还提到艾罗塔教授在《桥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论的是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条件。尼诺说，他认同艾罗塔教授说的每个字。
“我会告诉我女儿马丽娅罗莎，说您喜欢那篇文章，”阿黛尔说，“她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糟糕。”
“马丽娅罗莎只热衷于这个世界不能给予她的东西。”
“说得太对了，她就是这样。”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未来公公的那篇文章，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这之前，我先是要应付考试，然后是毕业论文，最后是那本匆忙出版的书，这些让我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对于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了解了表面，我基本没有关注过学生运动、游行、冲突、受伤的人、被捕的人，还有流血事件。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关于大学里的情况，我只能通过彼得罗的抱怨得以了解，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学生运动的：“比萨发生的蠢事儿”。结果是，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和我共餐的这些人对这些事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尼诺，而我却不是很清楚。我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我们胳膊碰着胳膊，虽然只是隔着衣服的接触，但仍然让我很激动。他还是保留了对数字的热爱，他列举出了学校里注册的学生人数——简直太多了，还有学校校舍的真实容量，以及那些“权贵”的工作时间，那些人不是致力于教书、做研究，而是坐在议会里，要么给管理机构当顾问，要么是给私人企业当顾问。阿黛尔在那里听着，她的朋友也听着，时不时会插句话，他们提到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庆祝我的书出版，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了，我未来的婆婆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提到的惊喜。我小声说，我离开一下，阿黛尔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手势，尼诺还是热情洋溢地在说话。塔兰塔诺应该觉察到我有些烦了，他很小声地激励我说：
“那您赶紧回来，我想知道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