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才女友(校对)第7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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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很糟糕的时期开始了。我发胖了，胸口长出了两个很硬的小球，腋窝和阴部长出了毛发。我很悲伤，也很焦虑。在学校里，我比第一年更加吃力，那些数学题我永远都解不出来，得不出书上的答案，对我来说，拉丁语句子没头没尾的。一有时间我就把自己锁在厕所，光着身子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开始怀疑自己会一直变化下去，变成我母亲的样子：斜眼、跛脚，永远都不会有人爱我，我经常失声痛哭。我的胸先是很硬，后来变大了，也变软了。我感觉身体内部有一种阴暗力量摆布着我，让我很担忧。
一天早上，在学校门口，药剂师的儿子吉诺跟在我身后，他告诉我，他同学都说我的胸不是真的，说我在胸口塞了棉絮。他一边说，一边笑，他说他觉得我的胸是真的，他们赌了二十里拉。他最后说，如果他赢了，他会自己留十里拉，剩下的十里拉给我，但我要向他证明我没在胸里塞棉絮。
他的要求让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时候，我故意装出莉拉放肆的语气说：
“给我十里拉。”
“因为我说得对吗？”
“是的。”
他逃开了，我很失落地走了。但没过多久，他就带着班里的一个同学来了，一个很瘦的男孩，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嘴唇上已经冒出了一层黑黑的胡须。
吉诺对我说：“他也应该在场，不然的话，其他人不相信我赢了。”
我还是用莉拉的语气说：
“先给钱。”
“假如你有棉花呢？”
“我没有。”
他给了我十里拉，我们三个人默不作声地来到一栋楼的顶层，那里距离小公园不远。我们站在天台的小铁门旁边，那道铁门线条简单，道道细长的光线包裹住我。我掀起了上衣，露出了胸部。那两个男生呆立在那里看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后他们转身顺着楼梯逃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走到索拉拉的酒吧，给自己买了一只冰激凌。
这件事情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第一次尝试了自己的身体对于男性的魔力，但我尤其意识到：莉拉不仅仅像幽灵一样左右着卡梅拉，也左右着我。在当时那种失措和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假如我自己做决定，我会怎么做呢？我会逃走。假如在莉拉的陪伴下，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拉着她的一条胳膊，在她耳边说：我们走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可能会留下来，因为她决定留下。
但她不在我身边，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决定像她一样行事。或者说，让她取代我的位子，替我做决定。回想吉诺向我提出要求的时刻，我非常准确地感觉到，我把自己推向了一边，在这种公然的困境中，我模仿了莉拉的目光、语气和动作，我非常高兴。但忽然间，我有些担忧：我就像卡梅拉一样吗？我觉得不像，我感到自己和她不一样，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快乐心情。当我拿着冰激凌经过费尔南多的铺子时，我看到莉拉在专心地整理一个长架子上的鞋子，我想把她叫出来，跟她讲讲发生的事情，听听她的看法，但她没有看到我，我就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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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总是很忙，那一年里诺又逼着她注册了学校，但她基本上都没去上学，后来又没有及格。她母亲让她帮着干家务，父亲让她待在店里，她不动声色，没做任何抵抗，好像很高兴两件事都做。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或者在教堂前面的小公园和大路边上散步的时候。
她对我在学校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总是充满热情地谈论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语气里充满了崇敬。她得知，她父亲年轻的时候想解放自己，从爷爷的铺子里逃走了——她爷爷也是鞋匠，在卡索里亚的鞋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工厂里做过各种各样的鞋子，包括军靴。
她发现，费尔南多能用手工从头到尾做一双鞋子，他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制鞋机器，切边机、卷边机和磨光机。她和我谈论皮子、鞋面、皮革制品和皮革商，还有高跟、中跟、备线和鞋掌，怎么上鞋底，还有怎么上色抛光。她使用那个行业的术语，就好像那些词都是有魔力的咒语，是他父亲在一个魔法世界——卡索里亚工厂里学到的。他父亲从工厂回来后，就像经过了一场洗礼，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但现在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家的小铺子：安静的工作台、钉锤、铁质的脚模、胶水和旧鞋子混合的味道。她充满热情，把我拉进那些词汇的世界里，她父亲和哥哥通过他们的手艺让人们穿上结实、舒适的鞋子，我觉得他们是整个城区最好的人。尤其是，在鞋匠铺子里度过了一天，每次我回到家里，面对我的父亲——一个非常普通的门房，我觉得有些自卑。
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学校是在白白浪费时间，有好几个月，我觉得书本里包含的所有能量和前途都没有了。从学校出来，我总是闷闷不乐，我经过费尔南多的铺子门口，就是为了看到莉拉在那里干活。她坐在铺子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前，身子很消瘦，胸部一点都没发育，脖子很细，脸也很憔悴。我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但她好像很积极。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她待在哥哥和父亲中间，他们都低着头。她没有书，也不用上课，没有作业。有时候我会停下来，看橱窗里那些染了颜色的盒子，那些刚缝好、做好的鞋子，被用楦头撑着，让皮子撑开，为了穿起来舒服一点，我就像一个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的客户一样。莉拉看到我会向我打招呼，这时候我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也向她打个招呼，她又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了。但通常是里诺先看到我，对我做一个搞怪的鬼脸，让我发笑。我觉得有些尴尬，不等莉拉看到我，就马上跑开了。
一个星期天，我竟然热情地和卡梅拉·佩卢索谈起了鞋子。那时候，她着迷于照片小说2，买通俗杂志《梦》。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在浪费时间，后来我也看了一眼，就和她一起看了起来。在小公园里，我们评论那些故事和人物对话——写在黑色背景上的白字。卡梅拉在评论那些故事时，比我更加前言不搭后语，她总是把那些虚构的爱情故事扯到自己身上，就会说起了她真正的爱情——她对阿方索的爱。
我比她还要沉迷，有一次我告诉她，我觉得药剂师的儿子吉诺爱上我了。她不相信，在她眼里，药剂师的儿子是一位高不可攀的王子，一个阔佬，永远也不可能娶一个门房的女儿。
那时候我几乎要把那件事讲出来，就是药剂师的儿子要看我的胸，我让他看了，还赚了十里拉的事情。这时候，新一期《梦》杂志铺在我们的膝盖上，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女演员的漂亮鞋子上。我觉得那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就抛开了胸脯的事情。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就赞美起那双鞋子来，我赞美做出那双鞋子的人。这双鞋子那么漂亮，假如我们穿上的话，无论是吉诺还是阿方索，都无法抵挡我们的魅力。我越说，越是尴尬地发现，我正在把莉拉最近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爱好。卡梅拉漫不经心地听我说话，然后她说她该走了。她和我不一样，尽管她也在模仿莉拉，但她还是紧紧抓住那几样自己喜爱的东西：照片小说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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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阶段一直都是这样。我很快发现：我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没办法心情澎湃，只有莉拉触及的事情，才会变得重要。假如她远离、远离了我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事就会沾染污垢，落满灰尘：中学、拉丁语、老师和书籍，我觉得书上的文字远没有加工一只鞋子迷人，这让我很抑郁。
但在某个星期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变化。卡梅拉、莉拉和我一起去上教理传授课，为我们的第一次圣礼做准备。上完教理课出来，莉拉说她有事就走了。我看她没有朝着回家方向走去，让我惊异的是，她进了小学的一栋房子里。
我和卡梅拉走了一段路，但我觉得有些厌烦，就和她告别了。我绕着莉拉进去那栋楼走了一圈。星期天学校都关门了，莉拉进去干什么呢？我带着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大门，走到前厅，我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进来过，这是我的母校。我很激动，我熟悉这里的味道，觉得舒坦自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溜进一楼唯一开着的一扇门，那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厅，白炽灯开着，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堆满了旧书。那里有十几个大人，还有很多孩子和一些小学生在里面，他们手上拿着书，翻阅一下，放回去，最后选一本出来。选好书的人在一张写字台前排队，写字台后面，坐着奥利维耶罗老师的死对头费拉罗老师，他很瘦，头发花白，剪成了板寸。费拉罗看一眼人们选中的书籍，在登记簿上记下来，那些借完书的人，拿着一本或者几本书就出去了。
我看了看四周，莉拉没在那里，她可能已经走了。这就是她现在做的事情吗？她不再去学校，开始对鞋子和修鞋产生了兴趣，但她没告诉我，她来这个地方借书。她特别喜欢这地方吗？为什么她不让我陪她来呢？她为什么把我撇下，让我和卡梅拉在一起？为什么她只对我说学校很烦人，却没告诉我她读的书？
我很气愤，转身离开了那个地方。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学校比平时更加乏味无聊。后来我被期末作业淹没了，我很担心拿不到好成绩，我学得很马虎，但学习时间很长，同时我还有很多其他担忧。母亲说，我现在胸长得那么大，很不像样子，她带我去买文胸。她比平时更加粗暴，好像我长了胸，我来了例假，这让她觉得很羞耻。她给我的指导说明，也是草草了事，带着怨气。我还没来得及问她一些问题，她就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留给我一个背影。
戴上文胸以后，我的胸更加明显了。在那几个月里，我被学校的男生纠缠。我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吉诺和他同学把我向他们展示胸脯的事情说了出去，时不时会有男生过来，让我再展示一下。我试图摆脱他们，手臂交叉挡在胸前，我隐约觉得自己罪有应得。那些男生不断在路上或院子里提出要求，他们都在嘲笑我，开我的玩笑。我试着模仿莉拉的样子把他们推开，但效果不怎么样，后来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哭了起来。我担心他们骚扰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下功夫学习，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我才很不情愿地从家里出去。
一个五月的早上，吉诺从后面追上我，没有了平时的傲慢，甚至有些忐忑，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我拒绝了他，出于怨恨、报复和尴尬，但同时我也很自豪，因为药剂师的儿子想要我当他的女朋友。第二天他又问了我一次，后来他不停地求我。一直到六月底，我们的父母生活繁忙，我们三个女孩——卡梅拉、莉拉和我才穿着新娘的礼服，举行第一次圣礼。我们穿上礼服，在教堂前的空地上等着举行仪式，我们马上谈起了爱情，这真是罪过。卡梅拉无法相信我拒绝了药剂师的儿子，就把这事告诉了莉拉。让我惊异的是，莉拉没有作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没有掉头走开，而是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我们三个人谈论起来。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莉拉用方言问我。
我忽然用意大利语回答她，是为了提醒她，让她明白：尽管我们在聊男女问题，她不应该像对待卡梅拉那样对待我。
“因为我对自己的情感不是很肯定。”
这是我在《梦》杂志上学到的句子。莉拉好像有些惊异。我们又开始聊了起来，就像小学时参加竞赛一样，我们用书上和漫画中的语言聊了起来，卡梅拉只有听的份。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心灵和头脑都被点亮了：我和她说的话都是精心构思的。我在中学里从来都没出现过类似的经历，和老师们还有同学之间都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对话，感觉太棒了。我们一句接一句聊起来，莉拉让我相信，坚固的爱情需要严厉的考验。后来，我们又用方言聊了起来，她建议我先做吉诺的女朋友，但他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夏天，他要给我、她还有卡梅拉买冰激凌。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那就不是真爱。”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吉诺消失了，因此那不是真爱，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和莉拉的交流让我非常欣喜，以至于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尤其是夏天空闲的时候。我想，我们之后见面，也要像那次那样对话。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很棒，就像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大脑，让我产生了思想和语言。
但事情没有按照我想象的来，不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得稳固、排他，她身边还围绕着很多其他女生。她和我的谈话、给我的建议，以及产生的效果让卡梅拉·佩卢索非常震撼，以至于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很多人。结果是：鞋匠的女儿莉拉，连月经初潮都没有来，也没有任何一个追求者，短短的几天里成了爱情方面的专家。让我讶异的是，她接受了这个职责。假如她不是在家里和铺子里干活，我就看到她不是和这个女生就是那个女生在窃窃私语。我经过她身边，和她打招呼，但她那么专心，以至于都没听到我说话。我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很美的句子，这让我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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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很黯淡的日子，最糟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屈辱，但我不得不假装若无其事。学期结束时，阿方索·卡拉奇期末考试的平均分是八分，吉耀拉·斯帕纽洛的平均分是七分，我的拉丁语得了四分，其他课程得了六分。九月开学时，我要补考拉丁语。
这次是父亲和我谈话，他说我再念下去也没什么用，上学的课本已经花了很多钱，拉丁语词典即使是买二手的，也会花很多钱。暑假期间，他们也没钱让我补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不好：堂·阿奇勒的小儿子做到了，我却没有做到，糕点师傅斯帕纽洛的女儿做到了，我却没有，需要顺应天命。
我整天哭泣，故意蓬头垢面，惩罚自己。我是家里的长女，后面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埃莉莎。两个弟弟佩佩和詹尼轮番来安慰我，一会儿给我送点儿水果，一会儿让我陪他们玩，但我还是觉得很孤单，面对自己糟糕的命运，我无法平静。后来有一天下午，我母亲从我身后走了过来，她用方言对我说话，还是平时那种粗声粗气的语气。她说：
“我们没钱让你补课，但你可以自学，看看能不能通过考试。”我很不安地看着她。她还是以前的样子：头发干枯，斜眼，大鼻子，身躯肥胖。她补充说：“没人说这样做不行。”
她就说了这些话，或者说我只记得这些话。从那天开始我就自学起来，我要求自己不去院子和小公园里。
有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路上叫我，是莉拉。自从我们小学毕业之后，她就没有了来叫我的习惯。
“莱诺。”她喊道。
我从窗子探出头去。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什么？”
“你下来吧。”
我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我不愿意告诉她我考试不及格的事。我们顶着太阳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我闷声闷气地问了她那些男女朋友的事情。我记得，我问她卡梅拉和阿方索之间发展的怎么样了。
“发展什么？”她说。
“她爱阿方索。”
她眨了一下眼睛，变得非常严肃。她露出这个表情时，脸上没有微笑，她眯着眼睛，就好像要使眼珠子更聚光，看得更清楚，这让我想起了那些猛禽的眼睛，那是我在教区电影院里看到的。我觉得，她好像在面对一件让她生气，同时又让她害怕的事情。
“她从来没对你说过她父亲的事吗？”她问我。
“她说她父亲是无辜的。”
“那谁是杀手呢？”
“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藏在下水道里，有时候会像老鼠一样，从井盖下溜出来。”
“那就是真的了。”她说。忽然间她好像有些痛苦，她接着说，她说什么卡梅拉都会信以为真，院子里的女生全一样。“我不想说了，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了。”她皱着眉头说。我觉得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带着鄙视，她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让她很自豪，我有些不理解。假如我是她的话，我会很骄傲的，但她一点儿也不骄傲，而是表现出不耐烦，混杂着对承担责任的担忧。
我嘀咕了一句：“和别人交谈很好啊！”
“是的，但只有在有人能回应你的话时。”
我觉得胸口一阵惊喜，这么美妙的一个句子里，是不是含有某种请求？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只想和我说话，因为我不会对她说的所有话都信以为真，而是会作出回应？她是在告诉我，只有我能跟得上她的思维？
是的。她跟我说话时用了一种我很不熟悉的语气，很柔弱——通常她都很强悍。她说：“这是我建议卡梅拉的，在我看过的一部小说或电影里，一个凶手的女儿爱上了受害者的儿子。这是一种可能：要成为事实，那应该产生真正的感情。卡梅拉没明白，第二天她就告诉所有人她爱上了阿方索。这是带着卖弄的谎言，和其他谎言一样，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十二岁，走在城区滚烫的街道上，四处都是灰尘和苍蝇，那是经过这里的卡车留下的。我们就像两个老太太一样，在总结自己充满失望的人生。我们手拉着手，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只有我们相互了解。我想，我们在一起，只有我们俩，我们知道，头顶上的苍穹一直压在这个城区之上，也就是说，自从我们记事开始，这个城区就是这样，假如木匠佩卢索没有把刀子插入堂·阿奇勒的脖子，假如凶手是一个住在下水道里的人，假如杀手的女儿和受害人的儿子结婚，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线生机。这里的人、事物、楼房和街道，有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东西，只有像在游戏中那样，重新安排这一切，眼前的一切才会变得让人可以接受，然而最主要的是：我和她一起玩，只有我和她才玩得了这个游戏。
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和之前的谈话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好像所有的话都必然会引向这句话。她问我：
“我们还是朋友吗？”
“当然是啦。”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个一切从头开始的早上，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离家出走，离开这个城区，在农舍里睡觉，吃草根，从井盖下到下水道里去，再也不回头，无论是严寒还是下雨。但她那时候请求我的事情，让我有点失望，她只是要求我每天去小公园里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也行，在吃晚饭之前，她让我带上拉丁语课本。
“我不会搅扰你的。”她说。
她已经知道我考试不及格，她想和我一起学习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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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中学那几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一天天身处其中，并不觉得是真正的变化。
索拉拉的酒吧扩大了，变成了一个供应各种糕点的甜食店，糕点师傅是吉耀拉·斯帕纽洛的父亲。星期天，甜食店里挤满了各个年纪的男人，他们在给家人买甜点。西尔维奥·索拉拉的两个儿子——马尔切洛大约二十岁，米凯莱小一点，他们买了一辆蓝白相间的“菲亚特1100”汽车，星期天他们开着车在城区的街道上兜来兜去，尽情炫耀。
前木匠佩卢索的铺子落到了堂·阿奇勒的手上之后，就变成了一家肉食店，里面摆满了美味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摆到人行道上来。经过肉食店门口，你能闻到香料、橄榄、香肠、新鲜面包和香油的味道，让人胃口大开。堂·阿奇勒死后，他可怕的影子慢慢消散了，远离了这个地方，远离了他的家人。寡妇玛丽亚大娘亲自经营这家肉食店，她说话非常客气。她十五岁的女儿皮诺奇娅也在店里工作，还有儿子斯特凡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愤怒的少年，想要从莉拉嘴里把她的舌头揪出来，而是变得非常有分寸，目光诚恳，带着柔和的微笑。他们的客户越来越多，我母亲经常让我去他们家买东西，父亲没表示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钱时，斯特凡诺会在一个小本上把账记下来，我们可以月末时结账。
那个在街上和丈夫一起卖蔬菜水果的女人阿孙塔，她的腰出了毛病，不得不在家待着。几个月之后，一场肺炎几乎要了她丈夫的命。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不幸的人还有一个依靠，现在无论冬夏，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晴天，每天早上他们的儿子恩佐都会驾着马拉车到城区卖菜。这时候的恩佐和当时向我们丢石头的恩佐完全不像一个人，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看起来强壮健康，金色的头发有些鬈曲，蓝色的眼睛，他声音很粗，在吆喝叫卖。他的货通常都很好，他很自豪地吆喝着。他动作沉稳，服务也很周到，让人觉得诚信可靠。他很熟练地称量东西，我很喜欢他在秤杆上找准星时的敏捷，喜欢听游码在铁杆上滑动的声音。他会很麻利地把土豆或者水果用纸包好，放在斯帕纽洛太太、梅丽娜，或者我母亲的篮子里。
整个城区都生机勃勃，缝纫用品店忽然间就冒了出来——卡梅拉开始在那里做售货员。一个年轻的裁缝把店铺扩大了，店主野心勃勃，要把铺子变成给阔人做衣服的裁缝店。梅丽娜的儿子安东尼奥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多亏了先前的老板格莱西奥先生的儿子——能干的他要把汽车修理厂变成一个小型机动脚踏车工厂。
总之，到处都是一副百业待兴的样子，就好像卯足了劲，要改变原来的模样，要把之前的积怨、紧张和丑陋全部化解，要呈现出一副新面孔。我和莉拉在小公园里学习拉丁语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空间：小喷泉、灌木丛、街道旁边的小空地都发生了变化。空气中散发着沥青的味道，蒸汽压路机扑哧扑哧从散着热气的柏油马路上缓缓开过，那些光着背或者穿着背心的工人，在铺设城区里大大小小的路，城区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卡梅拉的哥哥帕斯卡莱被叫去砍伐铁路后面的树木，他们伐木时，人们好几天都听到树木倒地的声音。那些树木抖动着，散发出一种新鲜木材和青草的气息，树枝划过天空，倒在地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是一声叹息。帕斯卡莱和其他人用锯子锯，用斧头砍，把树根挖出来，树根带出了泥土的味道。那片树林逐渐消失，慢慢出现了一片发黄的平地。帕斯卡莱幸运地找到了这份工作，因为不久之前，有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人来到索拉拉的酒吧里，要找一些小伙子在晚上把那不勒斯市中心广场的树砍掉。尽管他不喜欢西尔维奥·索拉拉还有他的几个儿子，因为他父亲就是在那家酒吧里被毁掉的，但他要养家糊口，所以就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是黎明，精疲力竭，鼻孔里全是新鲜木头、被揉碎的树叶和大海的味道。事情就是这样，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后来又被叫去做类似的工作。现在他在铁路后面的工地上干活，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新建筑前的脚手架上干活，那些楼房在一层层增高。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折成的帽子，午饭时会在太阳底下吃着一块夹着香肠和煎蛋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