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校对)第494部分在线阅读
他们也未曾想到，因为一个地方性水利工程，自己的名字居然能直达上听，并且还是以这种较为隆重的方式，这可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事。
此举意味着，只要不出较大的意外，将来淄河水库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自己的位子很有可能会往上挪动一下了。
于是乎，在大人们的直接关照下，大批物资每天都在从青州府向淄州流动着，官仓银币也大把大把的撒出去，从民间采购各种施工所需的物料。
这一巨额投资也极大的带动了青州府及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物资生产和流通。
嗅觉灵敏地商人们也逐渐向工地汇拢，把各种可能卖得出去的商品带到了巨大的施工现场，一时之间，原本地处偏僻的水库所在地成了淄州最热闹的所在。
由于万余青壮的工钱都是按天结算，很多家境不错、手头宽裕的民工便会在歇息之余，顺便从商人们的摊位上采买一些中意的货物，这种消费也极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不要忽视青壮们的消费能力。
朱由检一直倡导的让劳动者获得更大收益的理念，在大明各地基本得到了落实，尤其是在官方投资的项目上。
工匠和力工的工钱按照工种不同而有所区分，低的每天大约五十个铜板，有手艺的工匠每天可以拿到一百到一百五十个铜钱，按满月计算的话，可达三到四个银币之多，这可是相当高的的收入了，尽管并不是常年都有。
总体算来，单单这万余青壮劳力的工钱，每月就达到两万余银币，这还不算免费供应的饭食，以及修建水库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
所以说，兴修水利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投资也是相当巨大。
也就是现在的大明有钱了，要是在原先的历史当中，就算只管饭食，青壮都是服徭役征来的免费劳动力，也不是财政所能负担得起的。
历代执政者并不缺智慧，尽管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症结所在，但几乎无人能够解得开财政匮乏这个死结。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尝试过，遗憾的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朝廷缺钱少粮，哪有余力去发展生产力。
而没钱投入民生工程之中，在遇到长期自然灾害时，因为缺少水利工程的养育，从而导致田地旱涝不均，进而造成大面积减产绝收，以致灾民遍地，最后无数人揭竿而起，严重打击和动摇王朝的统治，甚至改朝换代。
制约华夏王朝寿命的根本问题就是钱粮。
丰衣足食的百姓是没有兴趣拿着性命去换取虚幻的荣华富贵的，只要不是将他们逼到没有活路，但凡能吃得饱，能活下去，绝大部分百姓还是非常温顺的，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那得是饿红了眼的人才喊的出来的。
李建业以及李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当然比府州主官们更加激动和兴奋。
没想到这次强行出头的结果居然如此出人意料的好，尤其是李建业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举动，竟然引来朝堂大佬们的关注，接下来只要好生努力，李家十有八九就能上升一个层次了。
为了能够不辜负朝廷的信任，更为了家族的荣耀，李建业也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在经过对上下游详细的地形勘察后，李建业与几位堂兄弟反复商议多次，大胆的把原先工部主事绘制的水坝主体图纸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主闸门向大坝偏东方向做了长距离移动，主溢洪道也顺延之山体的最东面。
这样一来，主闸门的闸体部分则会节省下大量材料，在不影响整个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更加省时省工省料，也使得主溢洪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使得大坝将来竣工蓄水后，即使上游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主闸门也不必轻易开启，多余的水量都可以从东侧主溢洪道便可以泄出。
而溢洪道泄出的巨大水流，则会沿着下游坚石垒就的沟渠，在直泄数里、动能大幅降低后，在沿着新整修的曲折蜿蜒的河道继续流淌，并再次被数道分流的沟渠引为灌溉田地之水。
因为现在离大坝主体工程的完工还早的很，本着谨慎的原则，淄州以及青州府主官，将李建业绘制的新图再次派人送往京师，以求万无一失。
内阁接到青州府奏报后，立刻安排在京畿地带督建水库的都水司郎中对这份图纸进行审核，都水司郎中对这份改动过的图纸赞不绝口，认为李建业的水平已经可以进都水司效力了。
有了专业人士的认可，李建业的施工方案很顺利的得到批准，而他的名字也再次被大佬们所关注。
最终，淄河水库经过断断续续四年多的工期，与崇祯二十年春正是竣工并投入使用，并在一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大洪水的考验，大坝巍然屹立，溢洪道分洪效果极其出色，有力地保障了下有数十万亩良田的安全。
在淄河水库极其配套水利工程顺利运行两年后，水库下游的良田连年取得大丰收，原先旱时粮食大面积减产、涝时大面积绝收的状况一去不不复返，数十万百姓的粮食和生命财产得到了有效保障。
青州府以及淄州主官们因此相继获得擢升，李建业因为功劳卓著，在朱由检的授意下，被破格擢升为从六品淄州知州。
第八百七十二章
城镇化是安居乐业的基础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氛围和风气，与执政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经过无数实践验证过的。
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他的喜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穿越者的朱由检，因为出身寒微，再加上受到前世信息爆炸的深刻影响，对世事有着非同寻常敏锐的洞察力，行事风格崇尚的是亲民务实，对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者有着天然的排斥和厌恶感，所以他选择的内阁辅臣也是与他风格相似或接近之人。
不论是孙传庭还是卢象升、陈奇瑜，以及其他阁臣，无不是崇尚实务者，君臣之间商议国事，从无虚言假语，都是直接讲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然后其他人再予以补充或举例反驳，最后再由朱由检拍板。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良好风气已经在大明官场蔓延开来。
上至京师部司，下到州县衙门，每遇大事，各级官员都会举行会商，最后形成人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这种形式已成为大明各级衙门的定式，其结果也被无数事实证明，这是最为高效的工作方式，对大明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自打破官员任命拔擢的身份后，不少能吏进入到各级衙门的决策层，这种鲶鱼效应带来的冲击，给大明官场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吏员出身的官员们无不是尽心任事，力争在每件事务上都做到最好，生怕因为做错事而前功尽弃。
而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们，内心本就骄傲，也不愿在公务处置的过程中被学历更低的同僚压一头。
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打起精神，尽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因为这样既可以积累政绩，利于将来的考核升赏，又可以向外界证明：瞧见没有？我们也不是死读书的傻子，朝廷把我们安插到现在的位子，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本事。
人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能考中进士举人的哪有智商低的？
之所以如此多的人精并没有在青史上留名，是因为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局限而已。
要是把这些人放到后世，也基本都是学霸类，尤其是考中进士，比考清北的难度还要难。
或许有人会说，清北也不是个个都是人才。
是，这话没错。
但是清北出人才的几率，总比工地上搬砖出人才的几率要高出无数倍吧？
谁能跳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俯瞰和展望？
从来没有。
每个当世人也都是局中人。
除了穿越者。
当然了，一种优良制度的形成，仅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严格的、多方位的监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依然是最重要的升黜方式和手段，但因为受限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吏部根本不可能派遣人员下到每个府州县去进行实地探查，而凭借御史及各地锦衣卫的情况反馈的话，又怕不够全面。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从内阁获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朱由检仍旧采取了后世较为成熟的做法：任期结束前，所有官员分别对其他人用文本进行评价，之后汇总上报，吏部再根据其他渠道的相关资料，对官员的政绩进行综合评定。
本来朱由检打算采取在行省、府一级设立吏部分支机构，用于对下级官员进行考评的方式，后因考虑到，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团体，造成官员抱团的现象，所以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以大明现在的官场氛围，地方官员很难形成利益团体，而且想要如从前那样混日子也不太可能，现有机制下，有政绩很容易就有出头的机会，适宜慵懒散者生存的生态环境机会不存在了。
只要直面百姓的地方官吏能够实心任事，那整个国家就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运行，就算速度慢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决定按照后世日耳曼人的经济模式发展，那就没必要着急。
现在大明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整个世界，不存在需要群策群力、弯道超车的紧迫局面，只要路径正确，慢一点对整个社会更有好处。
在朱由检的整体规划中，大明各地的经济发展要始终维持大致平衡的局面，朝廷财政并不会大力向某个地域做出倾斜。
他不希望看到某地人因为当地经济状况恶劣，从而被迫背井离乡、离开双亲妻儿去异地打工的情况出现，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家人衣食无忧、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场面。
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道德规范、法律约束跟不上，那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无数丑恶现象，人们为了捞取更多的金钱会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是违法还是违背道德伦理。
现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工业革命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是最为重要的。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才是儒家文明的精华所在，也是华夏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支撑，这是整个社会的底线，任何敢于挑战者，都将会遭到严厉打击。
在有关大明未来的蓝图中，城市化是不会被提倡的。
城镇化，甚至是美丽乡村化才是根本。
只要基础设施发达，人们在小型城镇和乡村，都可以享受到各种优质服务，那就没必要扩大城市人口和范围。
当然，想要达成这个美好愿景，是需要朝廷拿出天文数字的银钱来持续投资的。
医疗卫生、教育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这两者中的优质资源绝不能向大城汇聚，要均衡分布，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就近享受到最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安居。
如果京城的医院郎中，环境和医术与某县城相差无几，谁会舍近求远跑到京城看病？
教育也同样如此。
这两种资源的再分配一定要公平公正，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