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约阿希姆(校对)第312部分在线阅读

第6章
金融战争
　　1937年秋，随着中日签署停战协定，持续四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战争硝烟的消散，意味着国际政治、外交乃至经济贸易回归常态，那些光彩耀眼的军事将领和战争英雄们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轮到政客、财阀以及企业家、发明家们重新登上国际舞台。
　　一贯对国际节奏把握准确的爱尔兰决策层，再次以令世人赞叹的速度做出调整：11月初，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基尔鲁斯海军基地，爱尔兰皇家海军为多艘主力舰举行了退役封存仪式，曾经征战大西洋、仗剑太平洋的“阿尔斯特”号和“夏洛特皇后”号航空母舰以及“达格达”号、“努阿达”号重巡洋舰等32艘战舰甲兵入库，为爱尔兰海军培养了大批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航母“安格斯”号和长期担任炮术训练舰的装甲舰“自由万岁”号退役拆解，它们的角色分别由大名鼎鼎的“四叶草”号和“贝尔法斯特”号替代。
　　与之相应的，爱尔兰军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裁军行动，现役兵力将从顶峰时期的75万人缩减至1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至2%，军费投入削减四分之三，维持在政府年度开支的8%左右，跟爱尔兰政府对技术革新、推广的投入大致相当。
　　另一方面，依托爱尔兰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利默里克继续巩固它作为洲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而总登记吨位超过1800万吨的爱尔兰商船队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繁忙的海上航运力量，它承揽了波斯湾至西欧输油航线的30%、西欧与美洲贸易航线的45%，由多家爱尔兰航空公司组成的爱尔兰航空联盟占据了跨大西洋洋航空运输的半壁江山……
　　在《柏林停战条约》签订以前，国际贸易仍处于秩序混乱的状态，森严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商品在欧美之间自由流通。随着同盟国与美英阵营的战争冲突以英国四分五裂、美国认输求和的结局落幕，欧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贸易市场被纳入西方同盟国的政治版图，美国也向欧洲国家敞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从1936年开始，泛大西洋的贸易迅速攀上了历史的高峰，德国、爱尔兰、奥匈、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国、英格兰、苏格兰都成为了贸易繁荣的受益者。相较之下，德国和爱尔兰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德国人的钢铁、化工、机器、棉纺以一流的质量和相对较低的价格夺取了较大的市场占有量，爱尔兰人的军工、船舶、航运以及农牧渔产品以物美价廉的特点紧随其后。关键时期提供重要军事援助的行为令爱尔兰博得了美国政府及民众的好感，加之生活在美国的爱尔兰裔数量多、分布广，爱尔兰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飞速增长，并且发生了诸如利默里克车辆制造集团入股福特公司、爱尔兰化工与美国杜邦合资设厂、利默里克航空收购老牌航空企业寇蒂斯公司等多个重量级的资本合作项目。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1938年，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迎来了战后第一个“盛夏”，无论是技术雄厚、物资充裕的德意志帝国还是以传统手工业和重工业为支柱的奥匈帝国，从欧洲北部的挪威、瑞典到南部的意大利、希腊，从毗邻大西洋的西班牙到位居黑海之滨的保加利亚，甚至连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工业非常薄弱，还有政治处境尴尬的法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生产，数以百计、千计的新工厂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诞生，在港口码头和城镇火车站，各种肤色的劳工都非常抢手，而在各种规格的银行里，办理贷款业务的窗口总是人满为患……
　　各行各业的欣欣向荣，很快让股市里的股票水涨船高，而且丰厚的利润带来了丰厚的分红。一夜暴富者的新闻报道再加上那些所谓学者的鼓动，越来越多的人怀揣发财致富的梦想，带着积蓄或借贷资金进入股市，就连许多实业家也在高额回报的驱使下筹集资金投资股票。新的百万富翁一批接着一批出现，越来越多人过上了奢靡的生活，滚雪球的效应持续发挥作用，股市的泡沫出现了，并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膨胀，物价开始上涨，抵押和再抵押的手段司空见惯……
　　就成长性而言，爱尔兰的许多企业无疑是非常理想的投资标的，然而利默里克的股票交易市场却不像其他柏林、维也纳、罗马甚至巴黎那样风起云涌，这源于爱尔兰政府对股票交易的限制以及本土银行偏谨慎的信贷策略，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统治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执政方略所致——夏树虽然不是专业的金融学家，但放权简政、回归家庭的那段时光，他大量阅读了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籍，热门的、冷僻的，通俗的、专业的；他时常前往利默里克大学旁听课程，向各个专业的学者们虚心求教；他的皇家顾问团里，永远不缺少不修边幅但有真才实学的强人。
　　知识带来理性，理性决定方向。时隔多年，夏树依然记得旧时空那本著名的《货币战争》以及他所见识的金融危机，所以凭借大战期间出售军火物资赚得的丰厚收益，他一面令爱尔兰和威尔士政府逐步提高民众生活福利，完善社会保险，一面让爱尔兰央行囤积黄金，并鼓励民众适当购买、储存金银宝石及其制品，同时通过对股票交易和银行贷款增税等限制手段进行谨慎的金融调控。1938至1939年间，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国内资本市场是欧洲各国当中最不活跃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政府因此饱受质疑和指责，但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意识到“冠王之王”在历史大势面前是多么的冷静和明智。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再次通过战争大幅度扩充实力的日本帝国也在近卫内阁的领导下进入了“黄金时代”，从1936年开始，国民收入和政府收入每年以不低于20%的速度激增，1938年和1939年甚至创下了当年增幅超过30%的“经济奇迹”。
　　跟欧洲国家一样，日本在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资本市场也迎来了跳跃式的繁荣期。二战爆发前，日本的重工业、兵器工业均由国家垄断经营，纺织、海运等行业也由国家控制，所以即使企业发行股票，往往也被同一财阀内部的企业所消化。二战期间，各股票交易所暂停交易，但是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地纷纷升起了太阳旗，资源和劳力不再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工业经济的飞速扩张已是箭在弦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仿照西方国家建立新的股票交易规则，允许国外资本有条件进入。1937年6月，日本的股票市场全面恢复交易，短短半年时间里，199家企业相继登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证券交易所，获准自由交易的股票价格动辄翻倍，部分受限的股票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攀升，股票交易之火爆，到了连家庭主妇都拿出私房钱合伙入股的程度，据说只有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得以置身事外。
　　随着经济运行环境的剧变，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也在1937-1939年间迎来了峰值。占领军从亚太各地掠夺来的粮食使得日本国内的粮价降了一大半，务农变得无利可图，大量农民或进入城市谋生，或前往占领区圈地，受此影响，日本的城市化率由1936年的31%飙升至1939年的52%，创下了城市化的速度记录。这样一来，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大城市变得寸土寸金，房价和房租动辄翻倍，有的竟然在短短三年间增长了150%。
　　1940年新年将至，多数国家一片祥和景象，各阶层民众正愉快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对危机临近茫然无知的人们还照常前往剧院欣赏歌舞，在餐厅里大快朵颐，或踏上新年旅行的路途。就在这时候，国际金融大鳄用他们惯用的“剪羊毛”手段展开一场没有硝烟、没有国界的战争。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工业化程度较高但技术含量偏低的欧洲国家首先“沦陷”，股市的持续暴跌使得众多贷款进入股市的企业和个人面临破产，资金链的断裂引发了连锁反应，政府的紧急举措杯水车薪，不得不依靠借新债以及超发货币来避免政府破产，信贷危机和通货膨胀令民众辛苦积累的财富转眼灰飞烟灭……
　　当南欧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泥潭里苦苦挣扎时，多数人以为经济和金融实力雄厚的德国能够像最坚固的海堤一样挡住风暴的侵袭，却忽略了德国政府和民间负债率过高、股市和房市泡沫过大的巨大隐患，所以当这场金融风暴蔓延到中欧和西欧时，德国政府仓促组织的金融发现很快就被攻破，股票的狂跌让大举救市的德国政府和心怀期望的民众迅速陷入到空前的恐慌当中，这个时候，强大无比的军事机器并不能拯救他们脱离水火……
第7章
黄金杠杆
　　1940年3月中旬的一天，德意志航空旗下的一架亨克尔He-39型客机从柏林的霍亨索伦国际机场起飞，经过4个多小时的不间断飞行，抵达了利默里克的二号航空港。
　　尽管这架双引擎客机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出众之处，出于对机上乘客的特殊敬意，爱尔兰人将红地毯铺到了舷梯前，并且安排了一支小型军乐队。
　　这天的利默里克艳阳高照，然而走出舱门口的时候，德意志帝国财政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德·舒伦堡伯爵却是满脸阴云，紧随其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首席财政顾问亚姆斯·冯·斯特鲁恩西博士、普鲁士财政大臣鲁茨·格拉夫·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等人，也都是表情凝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时年61岁的爱尔兰首相帕特里克·皮尔斯伯爵依然精神奕奕，而爱尔兰财政大臣、德裔贵族出身的赫伯特·冯·布伦塔诺伯爵微微昂首，展现出自信饱满的神态。金融危机的风暴时隔13年再度横扫欧洲，那些几个月前还对经济形势无比乐观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作为贸易出口型国家，爱尔兰王国以及它的兄弟友邦威尔士王国同样受到了冲击，短短两个月来，爱尔兰的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0%，大批订单被取消，码头中转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大量货款遭到拖欠，企业家们忧心如焚……纵然如此，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社会秩序仍较为稳定，既没有出现大规模游行抗议，也没有成群结队的跳楼轻生者，在政府行而有效的干预下，物价的上涨幅度依然处在民众可接受的范围内。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两个隔海相望的王国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管控汇市和金融交易的强制措施，此举引来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的强烈抗议，同盟国阵营内的不少国家也对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强行闭户”表示不满，但这些抗议和指责并没有动摇爱尔兰与威尔士的现行策略，这两个关系紧密的盟邦正竭力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舷梯前，舒伦堡紧握着皮尔斯的手，两人寒暄了足有一分钟时间，才遵照礼节与对方的随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舒伦堡和皮尔斯同乘一车，斯特鲁恩西、科洛希克与布伦塔诺同乘一车，一行人离开机场直奔城郊的“森林宫殿”而去。
　　鉴于欧洲各国的国内形势欠稳定，夏树取消了携带家眷前往巴伐利亚春游的计划，所幸温室里的植物长势很好，随着气温的回升，他每天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陪着妻女逐批把苗木花草移植到户外，等待郁金香和迎春花的盛放。
　　当然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夏树不得不率领他的臣民们全力以赴，所以每天的工作时间较以往大为增加，而且要不断接待惶惶不安的企业家代表，频频在电台或报刊上发声，用自己的特殊声望安抚举国民众共度难关。就这两个月的形势发展来看，事先干预管控资本市场并增加黄金储备的明智举措使得爱尔兰和威尔士成为了瑞士以外受伤害最小的欧洲国家，至2月底，爱尔兰政府的资本储备依然保持在安全线以上，而且还坐拥由战争赔款和军购欠款转换的500多亿美国国债，这意味着他们保留着在局势恶化时果断反击的宝贵力量。
　　对于舒伦堡伯爵、斯特鲁恩西博士、科洛希克伯爵等人的到来，夏树表达了七分的欢迎和三分的遗憾。通过相隔19年的两场大战，德国掠取了广袤的殖民领地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从本质上解决了制约工业发展的资源和劳力问题，而且始终在科技研发和运用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按说对经济危机的免疫力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强，但统治阶层的短视和功利给金融风暴的侵袭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这场可怕的危机虽不至于伤及国家根本，却足以让它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事到如今，也只能亡羊补牢，止住颓势，尽可能降低损失。
　　一番客套寒暄之后，身为帝国财政大臣的舒伦堡伯爵委婉道出来意，德国希望爱尔兰中央银行以黄金购买至少500亿马克的德国国债，以帮助德国政府稳定金融市场。
　　按实时汇率，500亿马克约合1200亿爱元，相当于爱尔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3倍或爱尔兰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8倍，若全部以黄金购买，需要消耗爱尔兰央行黄金储备的60%。
　　谈话当中，舒伦堡伯爵不止一次谈及爱尔兰王国成立之初从德国获得的帮助。24年前，爱尔兰央行除了王室提供的2000万马克资产外，所依靠的便是德国人的无偿援助和优惠信贷，时至今日，爱尔兰央行能够跻身欧洲银行前十之列，固然是爱尔兰举国努力的成果，跟德国资本的长期支持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不过，在夏树眼里，盟友情谊归盟友情谊，国家利益归国家利益，两者终究不能混为一谈。大战爆发时，爱尔兰之所以逆风参战，根本原因还是笃定德国能够成为胜利者，后来的战争过程虽然曲折回荡，但在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还是成功击败了经济和人口总量更大的美英阵营，爱尔兰的直接收益就接近千亿美元，可说是不折不扣地发了笔战争横财。
　　另一方面，在30年代末期，德意志帝国名义上拥有5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几乎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之和，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黄金储备在被放大了近十倍的杠杆面前难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更何况这些黄金有相当一部分只存在于纸面，实物以各种方式借出，短时间内想要完璧归赵可不容易。在当前的形势下，就算爱尔兰双手献上全部600多吨黄金，充其量是缓和德国的危局，难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我有义务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帮助家族的每一位成员渡过他们所面临的难关，而作为爱尔兰王国和威尔士王国的君主，我同样有义务保证它们的安全，所以在当前的问题上，我必须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言罢，夏树扫视众人。身为德意志帝国财政大臣，冯·德·舒伦堡伯爵举止稳健，当对面的“双冠之王”说话时，他一直投以饱含期许的目光，但不轻易表态。帝国议会的首席财政顾问姆斯·冯·斯特鲁恩西博士一看就是那种学识高深的专家，他极为认真地听着夏树所说的每一个词句甚至每一个音节，随时准备解释或者辩驳。至于说普鲁士财政大臣冯·科洛希克伯爵，这个额宽鼻高、眼眸灵动之人早已引起了夏树的注意。此君先后在哈勒大学、洛桑大学以及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获得罗德奖学金）攻读法律和政治，一战期间参军入伍，因作战英勇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的嘉奖，战后退役从政，长期在财政部门供职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夏树眼里，这位非凡之人还有另外一段特殊经历——旧时空历史在1932至1945年连续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德国投降后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部长（相当于总理）一职，也就是说，他是贯穿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以及战后临时政府的三朝元老，考虑到诸多强人的沉浮以及财政部长的显要位置，他的这段经历只能用神奇来形容。
　　“以陛下举世无双的聪明才智，想必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办法。”舒伦堡伯爵不失恭维地回应说。
　　夏树继续卖着关子：“简单来说，就是将战争中的某些军事策略运用到经济上。对于战场上交战，我有十足的把握，但对于一场看不到硝烟的经济战争，我只能说尽力而为，最终能否成功，当仰仗各位熟识经济运行规律的能人。”
　　舒伦堡伯爵和斯特鲁恩西博士一副洗耳恭听的表情，科洛希克伯爵则在微微点头。
　　夏树挑起嘴角微笑道：“爱尔兰王国和威尔士王国可以对外宣布在一定时期内认购1500到2000亿马克的德国国债，而且大部分以黄金、白银等硬通货支付。”
　　此言一出，对面两位伯爵以及经济学专家斯特鲁恩西博士都流露出吃惊的神情。
　　夏树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如果我们强行要求美国以硬通货偿付所余战争赔款和贸易欠款，加上爱尔兰和威尔士现有的黄金储备，认购1500亿马克的德国国债是完全可行的，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完成这么大规模的交易，只需要象征性地交割50亿到100亿马克，就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至于后续事宜，你们同样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用一马克发挥五马克甚至十马克的作用。非常时期非常办法，诸位，只要不能被外界抓住口实，这类策略就肯定能够过关。”
　　思索良久，两位伯爵恍然顿悟，随之对夏树肃然起敬，至于斯特鲁恩西博士这位老学究，翻来覆去地想啊算啊，良久才对自己的两位同行者投去“此法貌似可行”的眼神。
第8章
高速时代
　　在犹如洪水猛兽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政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文明，有的野蛮，有的聪慧，有的愚钝，有的渐显成效，有的适得其反……
　　有了前一次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经验，爱尔兰政府轻车熟路地铺开了新一轮拉动内需的庞大计划。首先是继1916-1920年的新都利默里克大建设、1927-1930年以水电设施和普通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之后，掀起了第三轮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目标是用5-6年的时间建成总里程达到3500-4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爱尔兰政府将为此投入至少800亿爱元，沿途带有加油站和餐厅的服务区则通过公开招标由民间资本承揽建设和后续运营。对于一个国土面积不足十万平方公里，30年前还是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岛国而言，这无疑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而且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现代化水准——全部高速公路按地理位置和人口密集程度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为双向四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26米，二等为双向六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34米，三等为双向八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42米。所有等级的高速公路均设置1-2米宽的绿化隔离带，不设置路灯，而是每隔一定距离设立一块可反光的水泥柱；路面的坡度尽量小，转弯半径尽量大，沥青路面还进行了特殊处理，从而增大了汽车轮胎的摩擦力，进出高速公路的匝道，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的立交桥，以及带有加油站、餐厅以及修理厂的服务区都一应俱全。这样的高速公路不但可以让军队可以一天之内横贯东西，二等以上的高速公路还可以供飞机应急起降。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及其连带影响，使得爱尔兰迅速降低了失业率，多地还出现在劳动力紧张的情况，而且引得数以万计的欧陆民众前来谋生，又一次给了爱尔兰王国大肆收罗技术人才的大好机会。
　　接着是继德国、美国之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家用汽车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爱尔兰的金属冶炼、化工、发动机制造都达到了欧洲一流水准，以利默里克车辆制造厂为龙头的爱尔兰汽车工业，长期学习借鉴戴姆勒·奔驰、福特、通用等成熟汽车品牌的制作技艺，结合天才设计师们的超前理念，自主研发出数款简便易操作的家用轿车。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政府很快推出了补贴政策，使得一辆最高公路时速达到80公里的“自由风”型五座小汽车的落地价格降低到了3200爱元，仅相当于一名熟练工人半年的薪酬，而且还可以使用政府担保的免息贷款购置。与之相应，发达的炼油技术和在巴林拥有自开采油田，使得爱尔兰国内的汽油价格相当低廉，辅以政府的减税政策，驾车出行很快成为普通家庭的热门选择，家用轿车的月销量迅速越过500辆大关，这意味着爱尔兰汽车工业正在内需的强劲拉动下保持旺盛的产销能力，汽车制造及其衍生的相关产业为这个国家提供了至少二十万个工作岗位！
　　与家用汽车计划同步推进的，是发展载重车辆以带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公路运输计划。随着高速公路项目的陆续上马，那些不通火车，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几十上百公里远的村庄、农场，在农作物、畜牧产品的输出和生活必需品的运入将不再依赖传统的人力和畜力，运输成本和运输效率由此发生质的变化。从1916年至1939年，爱尔兰的卡车保有量由182辆增长到了2391辆，而随着爱尔兰政府的专项免税和贷款贴息政策出台，仅1940年上半年，爱尔兰三大本土汽车企业就联手售出了886辆载重1-3吨的民用卡车，与此同时，爱尔兰军方以处理冗余装备的形式，向民众低价转让了600辆德制奔驰轻型越野车和750辆德制克虏伯3吨卡车，大幅度提高了爱尔兰的公路运力。此外，爱尔兰政府还以铁路沿线站点为支点，将公交班线延伸到那些相对偏远的村镇，爱尔兰国营汽车公司研制生产的20/30座公共汽车由此大受欢迎。
　　进入1940年秋季，生活在本半球的民众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金融危机无视大洋的阻隔，接连在美洲和亚洲掀起了狂风暴雨。尽管各国政府想方设法稳定金融和经济，到头来仍无法阻止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倒闭潮和民众失业潮。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的困境，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范围投建基础设施的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因其方向、力度以及国情不同，实际效果相去甚远；日本和智利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对外动用武力，一方面刺激军工带动生产，一方面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趁列强国家自顾不暇，智利因领海边界争端对它的邻国秘鲁大打出手，而日本人故技重施，诬陷中国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袭击日军哨兵，然后对长江一线的中国军队防区大举进攻……
　　根据爱尔兰与中国政府在1930年签订的秘约，从日军撕破停战协定跨江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开始，爱尔兰王国启动特别军援，爱尔兰规模最大的两个兵工厂日夜赶工，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赶制出了1000万发7.62毫米口径的步枪弹和30万发80毫米迫击炮弹，另由美国军方从战略储备库里调拨1000万发同等口径的步枪弹和60万枚手雷，所需费用从应付爱尔兰的战争赔款中扣除。这些作战物资或以国联的干预为掩护，赶在日军全面封锁中国南方海岸线之前运送到了中国军队手中，协助他们坚决阻击日本军队，或借道苏俄西伯利亚铁路，经由外蒙入境中国，从甘肃、宁夏运往陕西、山西，万里迢迢送到艰苦奋战的前线将士手中。
　　随着北半球气温的逐渐降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了，许多地方因经济萧条、犯罪率上升而动荡，另一些地区则是战火纷飞、难民遍地。在这样的氛围下，爱尔兰政府不失时机地升级了它的移民政策，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又一次回归潮。至1939年底，爱尔兰总人口为723万，较1916年增加了近70%，而在1940年的前10个月里，申请加入爱尔兰国籍的达到了59万人之多，其中54万人顺利入籍，另有4万多人获准入境居住。这样一来，爱尔兰王国的居民总人口迅速向800万的历史最高值迈进，而同一时期威尔士王国的总人口仅为204万，这意味着这两个尊奉同一位君主的国家一旦组建联合王国，爱尔兰人将在这个联合王国内占据绝对的多数地位。
　　一海之隔的爱尔兰王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浪中稳稳前行，隔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这让威尔士民众既羡慕又感慨。正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爱尔兰的国营企业在采购煤炭、钢铁等工业原料和半产品时，通常优先选用威尔士货，私营企业和普通民众也在情感上倾向于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兄弟之邦，使得威尔士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太大优势的工业产品始终有稳定的销路，进而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就业率。1940年11月，在威尔士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威尔士政府批准在境内建设两条分别横贯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所需资金主要由威尔士政府向爱尔兰贷款解决。这两条总长度达到387公里的高速公路将在持续三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两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意味着一万多个威尔士家庭在此期间至少能够填饱肚子。
　　进入1941年后，大量货物过剩以及恶性商业竞争导致欧洲的经济环境仍未出现好转，外贸出口量的大幅减少对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出口型国家影响渐深，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奈降低产量，削减工人工时，甚至分批裁减工人，虽然失业保险机制的运转和政府救济的实施保证了两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生活质量的降低还是沉重打击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以此为契机，两国政府高层在加的夫举行正式会晤，商讨建立经济联盟事宜，并利用报刊和广播广泛宣传经济联盟的种种益处，从而降低双方民众的抵制心理。1941年2月10日，经两国议会批准，爱尔兰·威尔士经济联盟宣告成立，相互进口货物不再征收关税，实施互惠互信的贸易信贷政策，有效增进了两国间的贸易活跃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最终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关键性的铺垫。
第9章
血火哈拉哈河（上）
　　哈拉哈，蒙语为“屏障”之意。哈拉哈河发源于摩天岭北坡，上游穿越火山熔岩地段，在茂密的林海中曲曲弯弯向西流去，到阿木古郎南成为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天然界河，流经外蒙注入贝尔湖，而后又转入呼伦湖，河流全长399公里，由于西岸比东岸高，从河东岸看西岸如同一座长长的壁障在眼前，哈拉哈河由此地貌而得名。
　　1941年4月的一天，晴空万里无云，一架草绿色涂装的单翼单发飞机自北向南飞过诺门坎地区的荒原地带。这架从海拉尔航空基地起飞的九一改型侦察机，载着日本陆军航空兵军曹赤松三郎和兵长竹中信一，两人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飞行侦察第10战队，奉命沿哈拉哈河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所以他们的飞行路线基本与哈拉哈河的流向相符。
　　跟旧时空的历史有所不同，由于受到列强国家的挟制，日本军队1933年秋才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直到1934年夏天才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并且扶持建立了伪满政权，进占呼和浩特则是1936年春天的事情。尽管侵华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却通过侵占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诸岛得到了飞速的扩张。与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后，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最高权力圈重新调整了日军的战略布局，新占领的南方殖民地以稳定开发为主，军事重心北移，向西加紧侵略中国，向北窥觑西伯利亚。在这样的背景下，驻扎在伪满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不但原有的8个师团接近或达到满员状态，还从南方调来了能征惯战的第25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和第5师团，以及模仿德国陆军装甲集群组建的第1装甲师团，正规作战兵力达到22万人，另有为数10万人的伪满军队和数万地方保安部队可以抽调助战。
　　时至1941年，哈拉尔河西岸的外蒙古名义上仍是中国的领土，苏俄军队在此驻扎的历史始于1921年，当时中国深陷军阀内战，溃逃至远东地区的白俄军队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攻入外蒙，意图建立独立政权，苏俄军队遂应外蒙人民党之邀派兵前来，他们很快击败了白俄军队，并扶持外蒙建立了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在此期间，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政府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三年后，外蒙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不久，中俄两国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宣布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然而此后十余年间，苏俄依然在外蒙古驻扎军队，并视外蒙古为实质上的保护国。
　　苏俄对外蒙的重视，并不是垂涎它的某些资源，而是处于保护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战略考虑——这条始建于19世纪末期、全场接近一万公里的大铁路在日俄战争期间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靠着这条铁路，俄国在短时间内从欧洲调动大量军队到远东前线，最终在兵力上超过了日军，从而在局部挽回了败局，所以才有了妥协性的《朴次茅斯条约》。正因为深深体会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重要性，苏俄政府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完善。靠着铁路带来的劳动力与资金技术，西伯利亚一跃成为俄国的主要农牧业基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也陆续被勘探出来并加以开采。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段离外蒙较近，最近的站点离外蒙边境只有200多公里，若外蒙掌握在他国手中，西伯利亚铁路在战争时期就极易受到袭击。
　　日军占领内蒙东部并在呼和浩特乃至海拉尔驻兵初期，由于太平洋战事的牵制，面对苏蒙军队的种种试探，日军和伪满边防部队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但这种情况随着苏俄与西方同盟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与美国签署停战协议而发生了变化。及至1941年初，派驻远东地区的苏俄军队已占其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一半左右，仅驻扎在外蒙的部队就达到了15万，并配属了大量飞机、战车、火炮等技术兵器，并在边界线一侧的纵深地带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与之相应，日军和伪满军队也在边界地区修建工事，一旦事态有变，日军大本营还能够迅速从部署在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华北的日军部队抽调作战兵力前来支援。双方数年来一直积极做着军事整备，但因为外部还有西方同盟国这样超级强大的军事集团存在，谁也不想轻易挑起战端。
　　32岁的军曹赤松三郎和27岁的兵长竹中信一意外成为了点燃导火索的火星。例行巡逻飞行途中，他们驾驶的飞机突发故障失去动力，仓促间迫降在了哈拉哈河西岸的一片沙地上，赤松三郎当即受了重伤，竹中信一试图背着同伴返回日军控制地区，但外蒙的边防骑兵队迅速赶到事发现场，轻而易举地俘获了这两名日军飞行员。
　　巡逻战机失联后不久，日军派出两架军用飞机前来搜索，结果在诺门坎地区遭苏军多架战斗机拦截，空中搜索遇阻。当天晚些时候，驻海拉尔的第23师团所属第72联队派出骑兵中队抵达哈拉哈河河畔，未能找到失去联系的己方侦察机，而且视线受到河西岸高、东岸低的制约，无法观察到对岸的情况。是夜，第72联队指挥官调派部分士兵渡河侦察，其中一个小组在距离河岸大约两公里的位置发现了己方的飞机残骸，并将这个消息带回到了东岸。
　　次日，日军第23师团派人前往外蒙军队的边境哨卡，要求对方交还被扣留的飞行员，外蒙方面则指责日军派飞机越境侦察，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绝不发生类似事件。
　　第23师团指挥官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汇报，连同外蒙方面的要求添油加醋地一并上报。此时当何去何从，关东军司令部的将领们分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应该尽速上报大本营，由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此事，一派认为外蒙方面仗着苏俄撑腰横蛮无理，不如趁此机会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赶在对方将飞行员和坠机残骸转运走之前来一场越界突击，救回飞行员并炸毁飞机残骸。争论的结果是一面向大本营报告情况和救援方案，一面调动部队做好越界突击的准备。
　　当天黄昏，从第23师团抽调的500多名士兵作为突击队员，先行乘卡车抵达哈拉哈河西岸，第71和72联队各自抽调半数兵力作为支援部队赶来，飞行侦察第10战队和第24战队也做好了提供空中掩护的准备。
　　晚上7时许，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了大本营“相机行事”的回复，主张教训外蒙军队一顿的将领们顿时大喜，毫不迟疑地向第23师团下达了攻击命令。
　　得到指令，突击队员们立即从坠机地点附近分两路渡河，尽管天气尚寒，这些日军士兵依然个个脱得精光，将武器弹药和军装头盔顶在头上涉水过河。这一段的河水深度通常为1-2米，由于缺乏专门的渡河工具，日军特意选了河面相对较宽的地段，结果甲队顺利过河，乙队碰到了麻烦，迟了二十度分钟才抵达西岸。
　　月光照耀下的沙地，泛着霜一般的银白色，那架迫降不太成功的九一改型侦察机还静静瘫在那里，周围并没有外蒙士兵看守。甲队的突击队员迅速抵近，然后在飞机残骸里装上炸药，只等救出己方飞行员，就把它炸成碎片，到时候任外蒙和苏俄如何指责也没有了直接证据。
　　营救两名日军飞行员的任务由乙队负责，他们很快在不远处的一个边境哨卡里俘获一个班的外蒙士兵，从他们口中得知两人此前被关押在20多公里外的一处兵营，而且其中一人伤势很重。若全员徒步前往，天亮以前就能抵达，但攻击作战加上撤回，必然要在昼间暴露行踪，很可能遭到敌方战机的空袭，乙队指挥官小田少佐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5名会骑马的士兵骑乘缴获的战马先行探路，同时要求滞留对岸的支援部队调派一个骑兵中队过河，由这个骑兵中队实施救援行动，力争在天亮前结束战斗。乙队余下的士兵分为三组，一组留在原地，一组以强行军赶路，一组以普通速度前进，有层次地进行掩护接应。
　　跟制定这个营救方案的上级指挥官一样，小田少佐也是个脑袋里充满奇思异想而且自以为聪明的人，他的探哨离开后不久，一队外蒙骑兵沿着边界线巡逻而至，他们发现河面有异，旋即打出了几发照明弹，当惨白的光芒映亮哈拉哈河的河面时，那个被临时召来的日军骑兵中队无处藏身，外蒙骑兵以为日军大举越界进攻，头也不回地报信去了。
第10章
血火哈拉哈河（中）
　　面对训练有素、斗志高昂的日军步骑兵，外蒙边防骑兵部队的第一波反击不出意外的失败了，但日方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们前去救援两名日军飞行员的行动因外蒙骑兵的反击而受迟滞，事实上，即便他们成功抵达敌方营地，也无法找到那两个倒霉的飞行员，因为敌情一到，外蒙军队就火速将他们转移走了。
　　越过哈拉哈河的日军部队由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爆炸声，甲队日军果断引爆了战机残骸，而后撤退至河岸边等待下一步指令。
　　乙队日军与渡河增援的骑兵中队会合一处，经过商议，由前者吸引外蒙骑兵的注意，后者绕过当面之敌向关押飞行员的兵营突进。20多公里的路程，轻装骑兵只消一个多小时就能往返。然而这支日军骑兵中队没能走出多远就被外蒙军队发现，双方旋即激烈交火，因对方部署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日军骑兵被迫撤回到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