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第三帝国之新海权时代(校对)第247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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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大众的饥肠辘辘与富人的脑满肠肥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欺骗、敲诈、恶棍与财富的集中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
  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
  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
  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
  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12月5日,胡佛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作品相关之四:德国潜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秘密作战行动
  人们通常认为,意大利潜艇曾卷入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同时也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唯一参加过作战行动的外国潜艇。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其他战舰则扮演的是国际观察者的角色,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持外国力量的中立地位和执行武器禁运。
  1937年4月,德国海军“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遭到了西班牙共和军空袭,其姊妹舰“希尔海军上将”号随即对西班牙阿尔梅拉港实施了报复性炮击。这也是上述国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唯一的一次直接公开军事干预行动。很显然,这次军事行动显示出所谓的“中立”其实并非真正如此,尤其是意大利潜艇和水面舰艇在整个内战期间曾多次参与直接作战行动。尽管意大利政府一直否认这一点,但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殊不知,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小规模的、隐蔽的甚至不算成功的作战行动,其代号叫作“厄休拉”,行动的主角是德国海军U-33和U-34号潜艇。整个作战行动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二战结束后,一名法国海军军官——克劳德·胡安在整理纳粹德国海军资料档案时才发现了记载“厄休拉”行动的内容。资料显示,德国海军的U-34号潜艇在行动中秘密击沉了西班牙共和军C-3号潜艇。若不是C-3号的沉没,德军在1936年底进行的这次为期一个月的作战行动也许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
  一、战争初期的海上形势
  西班牙内战的正式爆发是在1936年7月18日。在这之前的一天,位于摩洛哥的叛军率先发动军事政变,此后迅速在马德里、巴塞罗纳和瓦伦西亚这几个主要城市展开,但都遭到了失败。只有在西班牙北部的城镇里,政变取得了一定成功。对于叛军来说,改变事态平衡的唯一希望便是驻扎在摩洛哥的由弗朗哥领导的所谓的“非洲军”。这支军队起初只有30000人,但是在当时的西班牙却是训练水平最高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发动的秋季攻势将战线成功的推到了马德里郊外,并攻占了西班牙南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区域,使得北部地区的战争物资供应得到了保障。
  弗朗哥起初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必须设法将自己的军队投放到西班牙本土去。这样就需要在西班牙半岛南部控制一块区域,并横渡直布罗陀海峡。第一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叛军在战争初期发动了一个大胆的攻势,从而迅速控制了塞维利亚和卡迪士镇。但主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为西班牙海军的大多数力量控制在共和党手里,并且很明显的他的主要使命是阻止任何一支来自非洲殖民地的军队前往西班牙。海上力量的对比显然令弗朗哥十分沮丧:虽然双方都拥有一艘战列舰(姊妹舰,1914年建造),但共和军还拥有3艘轻巡洋舰。在驱逐舰的对比上更是夸张:共和军拥有11艘驱逐舰(9艘新舰2艘旧舰)而叛军只有一艘旧驱逐舰。在潜艇力量的对比上则完全没有平衡可言,全部12艘西班牙潜艇都在共和军之手。这就意味着弗朗哥的海军完全无力发动水下攻击。但是某些事实又极大的减轻了弗朗哥在军事态势上的压力。首先是西班牙所有3个海军基地已有2个(卡迪士和阿尔费罗)为弗朗哥所控制。战争初期在西班牙半岛西北角建造的两艘重巡洋舰“卡纳里亚斯”号和“巴里亚雷斯”号(实际上是英国“肯特”级的改进型)在内战爆发时已经接近完成。而卡迪士海军基地本身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控制这个地方对于叛军而言更是意义重大。此外,共和党海军军官政治上具有保守性,他们对于叛军有一定认同感,这一点不同于西班牙军队的其他单位。战争爆发时,政府迅速控制了这些军官并任命了接任者。而接任者通常是无经验的低级军官或无能的人,只因为他们与政府的政见相符便得到了简单的任命。显然这就极大的削弱了共和党海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效率。对于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要求尤其高的潜艇部队则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共和党海军的劣势非常明显,C-3号潜艇也不例外。
  二、1936年秋的海上形势
  战争一开始,共和军迅速派遣舰队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实施封锁,弗朗哥仅能从海上投放两个轻步兵营到卡迪士。于是弗朗哥开始尽一切可能从空中向西班牙半岛投放部队。考虑到运力的不足,空投取得的效果是值得褒扬的。尽管如此,也只能投放步兵和他们的随身装备,重装备却只能通过海上运输。弗朗哥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劝阻,决定采取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要么什么也没有,要么就是全部”,他组织了一支小型护航船队横渡海峡。行动于8月5日夜开始,船队成功突破了封锁成功抵达目的地。共和军发现以后大为震怒,于次日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炮击叛军基地并击沉了一艘叛军炮艇(该艇不久后即被打捞出水,并于1937年重新服役)。除此之外没有对叛军造成其他损失,但此后封锁的力度加强了,突破封锁变的更加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但此后交战态势朝着有利叛军一方发展。
  德国海军对两艘潜艇的作战区域安排如下:U-33号将前往瑙尔角到帕罗斯角之间的海域巡逻,而U-34则在帕罗斯角以西海域活动。所以西班牙共和军海军基地卡塔赫那就直接受到U-34号的威胁,而阿利坎特港则是U-33号关注的目标。所有潜艇官兵都要求宣誓保守作战任务的秘密,安全和保密性成为任务的首要目标,就连西班牙叛军对这一作战计划都一无所知。潜艇在航行途中将采取白天潜航夜间上浮充电的方式,并通过无线电密报与基地保持联系。一旦潜艇被迫在白天上浮并被发现的话,将悬挂皇家海军白色海军军旗。如果因为机械故障或其他原因被迫撤出战斗的话,目的停靠港口则必须是意大利位于撒丁岛的海军基地,而且全体潜艇官兵必须身着意大利海军制服并悬挂意大利海军军旗。根据作战指示,潜艇攻击的目标只能是西班牙共和军海军战舰,攻击之前必须仔细确认目标,而夜间攻击则须尽量避免。
  1936年11月20日夜,U-33号和U-34号潜艇离开威廉港前往地中海。就在两天前,第三帝国刚刚宣布承认弗朗哥的政权。潜艇出发的时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确保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是没有月光的暗夜。27日,两艘潜艇按预定计划顺利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并于30日正式开始目标海区的战斗巡逻任务。但是德国潜艇没有料到一个意外情况,那就是这两艘潜艇所负责的战斗巡逻海域还有其他潜艇的存在。就在20日当天,意大利海军“托里切利”号潜艇秘密潜入西班牙共和军舰队驻扎的卡塔赫那海军基地内,开始寻找攻击目标。由于众所周知叛军没有潜艇,所以共和军战舰完全没有采取任何反潜措施。“托里切利”号潜艇选择的攻击目标是共和军海军“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号轻巡洋舰,该舰的前身是皇家海军“E”级,经过现代化改造后提供给西班牙海军。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了舰身中部,所幸的是该舰的锚地离港口很近,于是很快被拖回港口而未沉没,但鱼雷爆炸毕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该舰此后再也没能重返战场。在海军基地遭袭后,共和军海军提高了警惕,这对于德国潜艇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共和军在现场发现了鱼雷碎片并确认是意大利制造,于是公众认为所谓的“外国潜艇”就是意大利潜艇,此后的潜艇攻击也就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意大利人所为。
  但就事实而言,德国潜艇的作战难度还是增大了,因为共和军海军很快采取了防范措施,寻找攻击目标也变的极其不易。1936年12月1日,德国海军U-34号潜艇艇长格鲁瑟指挥潜艇对一艘共和军海军驱逐舰发射了鱼雷,但是鱼雷没有命中目标却击中了海边的岩石。奇怪的是,西班牙人对这次蹊跷的爆炸没有任何反应。12月5日,U-34号又向“塞尔维拉海军上将”号驱逐舰发射了鱼雷,仍然没有命中。此后不久还有一次不成功的鱼雷攻击。而U-33号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艇长弗雷沃尔德遇到的问题不是鱼雷攻击失败,而是总是无法占领有利的攻击位置。还有几次则是任务本身的限制使得鱼雷攻击无法进行,一次是格鲁瑟正要展开攻击时,一艘英国驱逐舰出现在附近;另一次是在12月5日夜,格鲁瑟看到了任何一个潜艇艇长梦寐以求的一幕:共和军海军“门德斯·努涅斯”号重巡洋舰在一群驱逐舰的掩护下横穿U-34号的正面,但是当时天色昏暗无法按照事先任务规定的那样完全确认目标的性质,格鲁瑟被迫放弃了攻击。上述这些情况都被及时通报给柏林的总部,这些失败的战例更是加强了从一开始就对作战行动持反对态度的人的理由,多数人认为任务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12月10日,德国国防部决定终止“厄休拉”行动,并于次日下令潜艇返航。意大利潜艇此后将接管战斗巡逻任务,德国则不再向西班牙海域派遣潜艇。于是两艘德国潜艇在接到命令后开始沿着西班牙西南海岸返航。
  1936年12月11日下午14点,航行到马拉加海域的U-34号潜艇开始下潜并进入潜望镜深度航行。不久,艇长格鲁瑟在潜望镜中发现前方一艘潜艇的清晰轮廓,该艇正在距离岸边灯塔4英里的海面上以11节航速向西南方向的港口航行。也许在其他情况下,严格的作战条令会避免一场攻击行动的发生,因为鱼雷爆炸的情景会让岸上的人清晰可见,而且附近海面还有其他船只。更重要的是,整个作战任务已经被取消了。此外,U-34号所处的攻击阵位也不是很理想。但在潜艇内部,艇员们经过长期枯燥的战斗巡逻却一无所获,其挫折感可想而知。如今猎物就在眼前,没有理由不去痛击对手。经过潜望镜目测观察再次辨认,艇长格鲁瑟相信这就是西班牙海军“C”级潜艇C-3号,他决定发起攻击。
  三、关于C-3号潜艇
  1931年时,西班牙共有12艘潜艇可用,全部潜艇被分成两支舰队,一支由“B”级潜艇组成,另一支则全部是“C”级。两支舰队各拥有6艘潜艇,其舷号分别为B-1到B-6和C-1到C-6。“B”级和“C”级潜艇均是荷兰人设计的,后者经过改进,其排水量更大。“C”级潜艇由荷兰的荷兰造艇公司设计,但建造工作却是经授权的西班牙海军建造公司负责在卡塔赫那完成的,潜艇于1928年至1930年间相继服役。“C”级潜艇全长73.3米,水下排水量1144吨,艇上安装有6具鱼雷发射管(艇首4具艇尾2具)和75毫米甲板炮。使用柴油机水面航行时,潜艇拥有16.5节的航速,水下潜航时则为8.5节。潜艇的最大作战潜深为90米,艇员40人(包括4名军官)。西班牙海军对该艇的性能十分满意,事实上这些“C”级潜艇从服役之日到内战爆发时还从未出过大的故障。
  1936年,内战爆发。和其他军队单位不同,潜艇部队的哗变是不流血的,西班牙共和政府迅速控制了潜艇部队并撤换了主要军官,并安排了大量被认为是信得过的接任者。其实,即便是这些接任者也往往对叛军有相当的认同感,他们时常对命令的下达和执行不屑一顾,要么就是见风使舵。而且潜艇部队的军官们常常被舰队中控制实权的革命委员会所忽视。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其军事指挥笨拙、职责承担不力、装备的维护和保养长期无人执行,潜艇部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1937年到1938年间,西班牙共和军曾尝试引进俄国海军军官来指挥在役的潜艇甚至整个舰队,但这些人从来到西班牙海军潜艇舰队的一开始就和当地官兵引发了矛盾冲突,致使整个复兴计划不了了之。这样,西班牙共和军潜艇部队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击沉过任何敌舰,倒是C-2号潜艇于1937年1月在毕尔巴鄂港的锚地击落了一架意大利轰炸机,这是西班牙潜艇的唯一战果。内战爆发时,C-3号潜艇艇长科贝塔·亚维尔·萨拉斯由于政治原因在马德里被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艇上的第一值勤官和一名下级军官。而另一名下级军官安东尼奥·阿尔伯纳则顺理成章的被艇员推举为新的艇长。由于深感自己指挥经验不足,安东尼奥·阿尔伯纳还从B-5号潜艇上抽调了几名人手协助自己,其中包括值勤官阿古斯丁·加西亚(此人曾是一艘商船的船长),这就形成了C-3号潜艇的指挥力量。很明显,这些人是根本不足以胜任的。算起来C-3号潜艇还有过几次短暂的执行任务的经历,但总的来说也只是在附近海域活动而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C-3号的首次任务是为一艘油船提供护航,然后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巡逻。1936年8月,C-3号被派往比斯开湾支援共和军在北部地区的作战,其任务是寻找并攻击叛军的海军舰艇,但最终一无所获。8月底,C-3号被调回地中海并于10月6日进驻马拉加港。
  四、击沉C-3号
  就在发现C-3号潜艇的时候,U-34号艇长格鲁瑟已经明白想要把这艘西班牙潜艇送进海底并非易事。首先,U-34号的攻击阵位与C-3号的航线形成斜角,这对鱼雷攻击不利;同时,格鲁瑟还发现C-3号的甲板和指挥塔上都有人,除此之外5英里外的岸上也有大量人群。此外,就在距离C-3号方圆不足2英里的海面上还有不少小型船只,包括一些正在进行作业的拖捞船和巡逻艇,这对于攻击的隐蔽性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当时的海面非常平静,迫使U-34号每次升起潜望镜后只能作极其短暂的观察以免被人发现。在这种近岸水域,鱼雷的定深也必须作仔细调整。U-34号上的官兵此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鱼雷攻击全部遭到了失败,要么错失目标,要么就是未能起爆。这次的攻击机会则只有一次。格鲁瑟在下令向目标发射一枚鱼雷后迅速降下了潜望镜,通过声纳来判断是否命中目标。等待爆炸声传来的这个过程是高度紧张和焦虑不安的,然而许久都没有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格鲁瑟只能相信这又是一枚哑弹,正要下令撤离时,声纳兵将侦听器的听筒递给了格鲁瑟。在听筒里,格鲁瑟听到了一连串通常被认为是船只沉没的声音,但仍然不敢升起潜望镜确认战果以免被察觉,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撤离。当天夜间,U-34号浮出海面,向柏林发送了一条无线电报:“(来自‘波塞东’)于14点19分在马拉加港外击沉一艘西班牙‘C’级潜艇”。次日夜,U-34号再次向柏林发送了详细报告,在报告中对这次战果进行了确认。C-3号潜艇全体官兵最终仅有3人幸存,包括前文提到的值勤官阿古斯丁·加西亚和两名艇员。鱼雷击中C-3号之前,前者正在和艇长聊天,而另两名艇员则刚刚吃完午餐,正在甲板上向海里抛洒垃圾。不久,潜艇突然间剧烈震动起来,然后是爆炸产生的火光和浓烟。艇首迅速被抬高并开始向右舷倾斜,几乎是在瞬间沉入海底。在附近船只上的人也目睹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但除了看到爆炸、浓烟和迅速翻沉的潜艇外并没有其他发现,岸上的目击者对当时情景的说法更是莫衷一是。从众多目击者的说法来看,U-34号潜艇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完全没有人意识到这艘德国潜艇的存在。阿古斯丁·加西亚在事后的报告中提到,当时在指挥塔上负责值勤的艇员也没有发现鱼雷的航迹。但根据两外两名艇员的说法,当时的甲板和指挥塔上除了他们三个和艇长以外根本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阿古斯丁·加西亚说了谎,C-3号潜艇被击沉前艇上竟然没人担任警戒任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篇西班牙的媒体报道坚信C-3号的沉没是外国潜艇所为,但此后的官方报道则看似较为冷静。
  12月22日由潜艇部队司令雷米吉奥·瓦迪亚向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提交的报告中排除了鱼雷或水雷造成C-3号沉没的可能性,理由有四:一,爆炸发生时没发现鱼雷或水雷爆炸时产生的那种很典型的约60米到80米高的水柱;二,没有发现潜望镜或是鱼雷的航迹;三,现场和周围的人没发现鱼雷或水雷;四,没有发现鱼雷或水雷的碎片。在所有这些理由中,第四条是最苍白和不足为据的,而其他三条却足以说明潜艇的沉没另有原因。此外,事发海域在不久前刚刚进行了扫雷作业,并没有发现水雷的存在。种种迹象表明爆炸来自潜艇内部。报告中认为不大可能是潜艇的蓄电池产生了爆炸,因为当时蓄电池并未充电,而且以前的潜艇蓄电池爆炸事故并没有导致潜艇壳体受损的情况。雷米吉奥·瓦迪亚最后认定,很有可能是鱼雷上的压缩空气缸或是某些破坏者安装在潜艇内部的爆炸装置发生了爆炸导致了C-3号的沉没。那么C-3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将所有的证据碎片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U-34号潜艇发射的那枚鱼雷确实击中了C-3号,但是没有爆炸。鱼雷穿透了C-3号的艇体后引发了蓄电池组的爆炸,最终导致了潜艇的迅速沉没。最近出版的一本西班牙海军杂志也提出了这一观点。U-33号和U-34号的返航之旅十分平静。
  1936年12月21日,两艘潜艇顺利抵达德国威廉港,在那里,潜艇的指挥权被返还给两艘潜艇的原任艇长杨克尔和索博。格鲁瑟则被委任为一艘IIB型潜艇——U-22号的艇长,该艇隶属于刚刚成立的第三舰队。弗雷沃尔德则成了U-21号潜艇的艇长。由于取得了整个作战任务中的唯一战果,格鲁瑟被授予一枚“西班牙金十字勋章”,他也是唯一一个得到这枚勋章的德国海军军官。而弗雷沃尔德则被授予一枚“西班牙铜十字勋章”。有意思的是,出于保密原因,这两枚勋章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的1939年6月才予以正式颁发。后记在意大利摩托化步兵的支援下,弗朗哥叛军于次年2月8日占领了马拉加港,从而加强了弗朗哥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此后,C-3号的离奇沉没事件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与法国和英国谈判后,意大利决定终止在西班牙的潜艇作战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于2月底为弗朗哥提供了两艘新型潜艇:前文提到的“托里切利”号和“阿西梅德”号。为了掩人耳目,这两艘潜艇分别被命名为C-3号和C-5号。其中真正的C-5号于不久前神秘失踪,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艘潜艇是在上一年12月31日的毕尔巴鄂。叛军对外佯称这两艘潜艇是共和军废弃和变节而来,并且很快喷涂上了各自的舷号和标志,但这种伎俩瞒骗不了行家的眼睛。不过这样一来,此后的潜艇攻击就不会再被认为是“外国潜艇”所为了。不久,这两艘潜艇就被正式命名为“桑朱尔若将军”号和“莫拉将军”号,并在其后的内战期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年春季,德国潜艇再次出现在地中海海域,但这次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国际观察”。不过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1937年6月3日至7月25日间,弗雷沃尔德取代杨克尔再次担任德国海军U-33号潜艇的艇长。这件反常的事情很值得推敲,因为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又一次不为人知的秘密行动。1998年,西班牙潜艇C-3号的沉没再次为人们所关注。一名爱好研究海军历史的名叫安东尼奥·切查的律师在距离马拉加港外5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一些从海底浮上来的油迹。在经过进一步调查后,他认定这就是C-3号潜艇的沉没地点,于是雇了一艘小型潜水器深入水下拍摄了一些水下残骸的画面,但由于海水浑浊,很难从中辨认水下残骸的身份。当年,西班牙海军派出救捞船前往这一海域,借助声纳扫描和潜水员最终确认了C-3号潜艇的沉没位置。探测结果表明,沉没的潜艇断裂为两截位于水下67米深的位置,艇体上还缠绕了一些渔网,具体沉没地点位于北纬36.40度,西经4.21度。从“厄休拉”行动的最终结果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纳粹德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在任务被取消后才取得了唯一一个战果,反倒是鱼雷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不过事情仍然有积极的一面,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在大战爆发前为潜艇的浅海作战积累了一定经验。VII型潜艇在经过这次实战检验后被证明是一种适航力良好的、性能可靠的潜艇,从而逐渐成为大战初期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中坚力量。
作品相关之五:世界史上最着名的五起政治冤案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均出现了一些影响颇深的政治冤案,有些甚至成为了历史之谜,至今无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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