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少年·青年(校对)第26部分在线阅读

第二次，我爱上来拜访我姐姐的索涅奇卡。我对她的第二度爱情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是我又第三次爱上了她，这是因为柳博奇卡把索涅奇卡抄的诗册给了我，在她抄的莱蒙托夫的《恶魔》中许多伤感的爱情句子下面都用红墨水画了道道，而且夹着花朵。回忆起去年沃洛佳怎样吻他的情人的钱包，我也试着那么做；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果真望着一朵小花，把它贴到嘴唇上，开始幻想，我感到一种快活得要落泪的心情，于是又陷入了情网，或者说，至少有几天工夫我这么认为。
最后，第三次，那年冬天我爱上了沃洛佳爱着的、常到我们家来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就我现在记得的，没有丝毫优点，特别是没有我一向爱好的优点。她是一位著名的莫斯科的聪颖博学的夫人的女儿，娇小玲珑，长长的金发梳成英国式的发卷儿，侧影线条分明。人人都说这位小姐比她母亲还聪明，还有学问。但是这一点我怎么也判断不出，因为，我一想到她的聪明和学问就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我只同她谈过一次话，而且还怀着难以形容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沃洛佳从来不因为有人在场而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欢欣，他那份欢欣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热烈地爱上了这位小姐。我觉得，沃洛佳如果知道哥儿俩爱上同一位小姐，他一定会不痛快，因此我没有对他提到我的爱情。恰好相反，这种情感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爱情是那么纯洁，虽然对象是同一个美人儿，但是我们依旧非常友好，而且必要时彼此都准备牺牲自己。不过，谈到准备牺牲这一点，沃洛佳同我的看法好像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爱得那么热烈，要是他听说有一个真正的外交家要娶她，他就会打他一个嘴巴，同他决斗。我觉得牺牲自己的感情是一大快事，也许这是因为费不了我多大气力，因为我只同这位小姐很奇特地谈过一次深奥的音乐的价值，而我的爱情，虽然我拼命保持它，过了一个星期就消失了。
三十八
社交
我初进大学时曾模仿我的哥哥，梦想沉湎在社交的欢乐中，可是那年冬天，这种欢乐使我完全失望了。沃洛佳经常跳舞，爸爸也时常带着年轻的妻子赴跳舞晚会；但是，他们想必不是认为我太年轻，就是认为我不能享受这种乐趣，谁也不领我到举行舞会的那些人家去。尽管我答应对德米特里要推心置腹，我却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多么想参加舞会，却被人家遗忘（他们显然把我看作什么哲学家，因此我就装出那副模样），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恼呀！
但是那年冬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举行了一次晚会。她亲自来邀请我们全家，也包括我在内。我头一次要去参加舞会了。临去以前，沃洛佳到我的房间里来，要看看我打扮得如何。他这种做法使我又吃惊又为难。我认为想打扮得很漂亮是极其可耻的，不应该让人知道这种愿望；而他却恰恰相反，认为这种愿望是那么自然和必要，所以他非常坦率地说，他怕我丢人。他叫我一定要穿上漆皮靴，当我要戴麂皮手套的时候，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按着一种奇特的样式给我戴上表，领我到库兹涅茨桥大街的理发店去。我烫了发。沃洛佳走开几步，从远处打量我。
“嗯，现在好了；不过，难道不能把这绺翘起来的额发弄平吗？”他对理发师说。
但是，无论Mr
Charles[68]怎么努力把黏糊糊的生发油涂到我的额发上，在我戴帽子的时候，它仍然翘起来，总而言之，烫过头发之后，我觉得那副容貌比以前更难看得多。我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神情。只有这样，我的外表才像点样子。
沃洛佳好像也是这样看法，因为他要我把烫过的头发弄平服；我那样做了，还是不行，他就再也不看我了，在去科尔纳科夫家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我大胆地同沃洛佳走进科尔纳科夫家；但是当公爵夫人邀我跳舞的时候，虽然我一路上只想多多跳舞，却不知为什么说我不会跳舞，我胆怯了，单独留在陌生人中间，我平常那种无法克服的羞涩心情越来越强烈了。我默默地在一个地方站了一晚上。
跳华尔兹舞的时候，一位公爵小姐走到我跟前，带着他们全家共有的那种客套的亲切神情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记得，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是多么难为情，但同时，我又完全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种自满的微笑，我开始用最浮夸的法语，带着许多插话，说了一些荒唐话，在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来还感到羞愧。想必是音乐大大影响了我，刺激了我的神经，而且，我以为，掩盖了我话语中不大容易了解的部分。我谈到上流社会，谈到男人和女人的空虚无聊，最后竟信口开河，把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那句话是根本无法说完的。
连生来就善于交际的公爵小姐也觉得难堪了，用谴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微微一笑。在这要命的关头，沃洛佳和杜布科夫一齐走到我跟前来了，沃洛佳见我高谈阔论，大概要弄清楚我怎么用言词来弥补不跳舞的损失。当他看见我的笑容和公爵小姐的惊慌神情，听到我最后那半句可怕的话之后，他满面通红，扭身就走了。公爵小姐站起来，离开了我。我依旧笑着，但是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痛苦极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我又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活动活动，找点话说，好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我走到杜布科夫跟前，问他是不是同她跳了好几次华尔兹。我打算显得又富有风趣又快活，但实际上是向在雅尔饭店的酒宴上被我喝令“住口”的那个杜布科夫求援。杜布科夫装作没有听见我的话，扭头走开了。我走到沃洛佳跟前，费了好大力气，装出开玩笑的声调说：“喂，沃洛佳，累坏了吗？”但是沃洛佳望望我，那副神情好像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对我讲话。”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显然怕我还要缠住他。
“天呀，我哥哥也把我抛弃了！”我心里想。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勇气走掉。直到晚会结束我还忧郁地站在一个地方，只有当大家都要走了，拥在前厅里，给我穿大衣的仆人挂住了我的帽檐，帽子翘起来了，我才眼泪汪汪地苦笑了一下，并不专对某个人说：“Comme
c’est
gracieux！”[69]
三十九
酒宴
虽然在德米特里的影响下，我还没有沉溺在通常大学生们叫作酒宴的那种娱乐中，但那年冬天我却已经参加了一次酒宴，从中得到一种不十分愉快的印象。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那年年初，有一次在课堂上，З男爵，一个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端正的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神情的青年，邀请我们大家去他家参加同学晚会。我们大家——指的是多少还comme
il
faut的同班同学；其中，自然啰，既不包括格拉普、谢苗诺夫、奥佩罗夫，也没有这些不大好的先生。沃洛佳听说我要去参加大一学生的酒宴，轻蔑地笑了笑；但是我期望从我还根本不知道的消遣中获得极大的、不同寻常的乐趣，于是在八点钟准时到了З男爵家。
З男爵敞着礼服，穿着白背心，把客人们接待到他父母住的一幢小房子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和客厅里；他的父母把这两个豪华的房间让给他举行庆祝晚会。过道里可以隐约看见好奇的使女们的衣服和脑袋，有一次在餐厅里还看见一位夫人的衣服闪了一闪，我认为那就是男爵夫人本人。约摸有二十个客人，都是大学生，除了同伊温家的人一起前来的弗劳斯特先生和一个面孔红润、身材魁梧、穿着便服的绅士，——那位绅士主持宴会，在向大家介绍时，说他是男爵的亲戚，以前在杰尔普特大学[70]念过书。豪华的房间里，灯光亮得耀眼，布置没有特色，起初使这批青年非常扫兴，大家不由得都靠墙站着，只有几个大胆的人和那位杰尔普特的大学生算作例外，那位大学生已经敞开背心，仿佛在同一时间内，在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仿佛整个房间都充满他那嘹亮悦耳、从不间断的男高音。同学们大多数都不声不响，要不就谦虚地谈论教授们，谈论学科、考试和一般严肃而无趣的题目。大家毫无例外地都望着餐厅的门，虽然极力掩饰这一点，但是大家的神情仿佛都说：“喂，该开始了吧！”我也觉得该开始了，怀着急不可耐的喜悦心情等待着开场。
喝过仆人们给客人们送来的茶以后，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用俄语问弗劳斯特：
“你会做热糖酒[71]吗，弗劳斯特？”
“O
ja！”[72]弗劳斯特回答，腿肚子颤抖着，但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又用俄语对他说：
“那么，这件事由你来办吧（他们在杰尔普特大学是同学，彼此你我相称）。”于是弗劳斯特就迈着他那朝外弯的、肌肉丰满的腿大步从客厅走到餐厅，又从餐厅走到客厅，不久桌上就出现了一个大汤碗，上面有一块十磅重的塔糖摆在三把交叉着的大学生佩剑当中。这时，З男爵不住地走到聚集在客厅里、望着汤碗的全体客人跟前，带着一成不变的严肃神情对每个人说着几乎是老一套的话：“诸位，让我们按着大学生的方式轮流饮酒，为友谊干杯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一年级就完全没有友谊了。解开衣服吧，或者照他那样，干脆脱掉！”真的，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已经脱掉礼服，把雪白的衬衫袖子挽到雪白的胳膊肘上面，果断地叉开两腿，烧起汤碗里的甜酒来了。
“先生们，灭了灯吧！”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突然叫道，他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威风凛凛，好像我们大家齐声喊叫才会这样。我们都默默地注视着汤碗和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白衬衫，感到隆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Löschen
Sie
die
Lichter
aus，Frost！”[73]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又喊道，这次是用德语说的，大概是太激动了。弗劳斯特和我们一齐动手灭灯。房间里暗了下来，只有雪白的衣袖和扶着宝剑上那块糖的手被蓝莹莹的火苗照亮。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嘹亮的男高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了，因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发出了谈笑声。好多人脱掉礼服（特别是那些穿着十分清洁的漂亮衬衫的人），我也那样做了，懂得已经开始了。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坚决相信，当我们每人都干上一杯煮好的酒时，一切就会妙极了。
酒煮好了。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给每个玻璃杯斟上热糖酒，滴得满桌都是，然后他就喊道：“喂，先生们，现在请吧！”当我们每人端起一个斟得满满的、黏糊糊的酒杯时，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开始唱一支德国歌，歌里时常重复“哟嗨”这个惊叹词。我们大家都乱哄哄地跟着他们唱，开始碰杯，喊叫，称赞热糖酒，挽着或者不挽着胳膊，开始喝浓烈的甜酒。现在没有可等待的了，酒宴已经达到最高潮。我已经喝了满满一玻璃杯热糖酒；他们又给我斟上一杯。我的太阳穴在跳动，火焰好像是血红色的，我周围的人都在喊叫和哄笑，但是依旧非但不快活，而且我深信我和其他的人都感到无聊，只是不知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必须装出非常快乐的样子。也许唯一不装模作样的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他的脸越来越红，而且他满场飞，给每个人的空杯斟满，把已经变得又甜又黏的桌子上泼了越来越多的酒。我已经记不清前后的情景，但是我却记得，那天晚上我非常喜爱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心里背诵德国歌，吻他们两人的甜甜的嘴唇；我也记得，那天晚上我憎恨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想抡椅子砸他，但是克制住了；我记得，除了我在雅尔饭店吃饭那天所体验到的四肢不听使唤的感觉而外，这天晚上我头痛欲裂，晕头转向，我很害怕当场就会死掉；我也记得，我们不知为什么都坐到地板上，挥着胳膊，作出划船的姿势，唱《顺伏尔加河而下》，当时我觉得完全不应该那么做。我还记得，我躺在地板上，腿钩着腿，按照茨冈人的方式角力，扭某个人的脖子，心里想，要是他没有喝醉，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我还记得，我们吃了晚饭，喝了点别的东西；我到外面去透透气，我的头脑感到冷，走的时候，我发现天色已经漆黑了，马车的踏板变得歪斜滑溜，并且抓不住库兹马了，因为他变得软弱无力，像破布一样摇来晃去。但是我记得最主要的事情是，那天整个晚上，我不断地感觉到，我觉得自己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装出我爱狂饮，装出我毫无醉意，这真是愚蠢得很；我还一直觉得，别的人如此装模作样，也是非常愚蠢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不快活，但是他以为只有自己感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必须装出快活的样子，免得破坏全体的欢乐；而且，说也奇怪，单单为了倒在汤碗里三瓶十卢布一瓶的香槟酒和十瓶四卢布一瓶的甜酒（除去晚饭的花销，总共七十卢布），我就认为自己必须装模作样。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因此第二天上课时，那些参加З男爵家晚会的同学们回想起他们在晚会上的行为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津津乐道，让别的同学们也能听见，这使我特别惊异。他们说那是非常出色的酒宴，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办这种事很有能耐，他们二十个人喝了四十瓶甜酒，好多人喝得烂醉如泥，躺在桌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但谈论这件事，而且还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
四十
同涅赫柳多夫一家的友谊
那年冬天，我不仅和不时来我们家的德米特里常常见面，而且还常看见他全家的人，我同她们已经交上了朋友。
涅赫柳多夫家的人（母亲、姨母和女儿）每天晚上都在家，公爵夫人喜欢年轻人（照她的说法，那种不打牌、不跳舞而能消磨整个黄昏的男子）晚上去拜访她。但是，想必这样的男子很少，因为我差不多每天傍晚都去拜望她们，却很少在那里遇见客人。我同这一家人处惯了，也熟悉了她们的各种情绪，对她们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明确的概念，看惯了她们的房间和家具，没有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十分自由自在，只有留下我在房间里同瓦连卡单独相对时例外。我总觉得，她这个不很漂亮的姑娘，很希望我爱上她。但是，这种惶惑不安也渐渐消失了。她不论是同我，同她哥哥，或者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谈话，都同样显得十分自然；我也逐渐习惯把她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向她表示同她相处得到的乐趣既不可耻，也不危险。在我同她相识的全部时间，有时我觉得这个姑娘很丑，有时又觉得她不太丑，但是我连一次也没有问过自己，我爱不爱她。我有时也直接同她谈话，但是在多半的情况下，总是当着她的面，通过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或者德米特里讲话来同她谈，我特别喜爱后面这种方法。在她面前聊天，听她唱歌，总而言之，知道她在我待的那个房间里，就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但是，这时我已经很少想到瓦连卡同我将来会有什么关系，也不再想什么如果我的朋友爱上我姐姐，我就牺牲自己了。即使我产生这种幻想和念头，我也非常满足现状，不知不觉地要把有关未来的想法驱出脑际。
尽管我们很接近，我仍然认为自己决不能让涅赫柳多夫全家，特别是瓦连卡晓得我的真正感情和癖性；我极力装出和我的真正面目完全不同的青年人的样子，甚至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模样。当我特别喜爱什么的时候，就拼命显得热情、狂欢、惊叹，装出满腔热情的姿态，同时，对于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不平常的事，都极力显出漠不关心的神情。我尽力装做蔑视一切的恶毒的嘲讽家，同时又是细致的观察者；尽力显得一举一动都入情入理，在生活中仔细而认真，同时又看不起一切物质的东西。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我要比我极力装出的那个怪物好得多；不过，就是以我所装出的那副模样，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很喜欢我，幸运的是，她们似乎并不相信我的伪装。只有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一个人认为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无神论者、好嘲笑人的人，我觉得她不喜欢我，时常同我争论，生我的气，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顶我几句。但是，德米特里还同她保持着那种莫名其妙的、超出友谊的关系，他说谁也不了解她，她给了他很多好处。他同她的友情依旧苦恼着全家。
有一次瓦连卡同我谈到我们都大惑不解的这种关系，她这样解释：
“德米特里自尊心很强。他太高傲了，尽管他聪明绝顶，但是太喜欢受人夸奖和一鸣惊人了，喜欢永远居于首位，而姨母心地纯洁，总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太老实，没法不让他看到这种崇拜，结果成了她阿谀他，只不过毫不虚伪，而是真心诚意地罢了。”
我记住了这番议论，后来一分析，就不能不认为瓦连卡十分聪明，因此，我很愉快地在我的心目中提高了对她的评价。这种评价的提高是由于我在她身上发现的智慧和其他道德品质，不过纵然我乐意这么做，我还是适可而止，从来没有趋于极端，也就是达到欢欣若狂的地步。譬如说，索菲娅·伊万诺夫娜一谈起她外甥女来总也不知厌倦，她告诉我说，四年前在乡下，瓦连卡还很小的时候，不经大人允许，就把她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送给农家孩子，因此事后只好把它们一一追回。当时我听了，并没有立时把这当作值得提高对瓦连卡的评价的事件，心里还嘲笑她对事物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看法。
当涅赫柳多夫家来了客人，有时沃洛佳和杜布科夫也来了的时候，我就扬扬得意地、怀着几分像自家人的平静心情退到幕后，不言不语，只听别人讲话。我觉得别人所说的一切都愚蠢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甚至心里纳闷，以公爵夫人那么一位善于推理的聪明女人，以她一家那么善于推理的人们，怎么能够听这些胡言乱语，并且还予以回答。如果当时我头脑里把我单独在那里时所说的一切同别人所说的一比，我就一定不会大惊小怪了。如果我相信我们家里的人——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柳博奇卡和卡坚卡——跟别的女人一样，毫不比别人逊色，如果我回想起杜布科夫、卡坚卡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彼此愉快地一谈笑就是一个晚上；杜布科夫每当吹毛求疵的时候，几乎总是多情善感地背诵这样的诗：“Au
banquet
de
la
vie，infor-tuné
convive…”[74]或是《恶魔》的片断；总而言之，一回想起他们怎样津津有味地一连好几个钟头谈些毫无意义的话，我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当然，有客人的时候，瓦连卡不像我们单独相处时那样注意我，那时候既不朗诵，也不弹奏我爱听的音乐。同别的客人谈话时，她失去了我所感到的主要魅力——她的冷静的理性和单纯。我记得，她同我哥哥沃洛佳谈到剧院和天气那些话，使我多么惊奇。我知道，沃洛佳最不愿谈的、最瞧不起的是平凡庸俗的话，而瓦连卡也总是嘲笑“今天天气哈哈哈”那一类平凡的客套，那么，他们俩见了面，为什么总谈一些俗不可耐的琐事，而彼此又好像很难为情呢？他们这样谈话以后，每次我都暗地里生瓦连卡的气，第二天嘲笑昨天来的那些客人们，但是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独自待在涅赫柳多夫家里更加愉快了。
不管怎样，我开始觉得，和德米特里待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比同他单独在一起有趣得多。
四十一
和涅赫柳多夫的友谊
就在那个时候，我和德米特里的友谊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由于在他身上找不出缺点，我老早就开始研究他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我们只是热烈地爱，因此只爱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当热情的云雾渐渐消散，或者理性的明亮光辉不知不觉地穿透它，我们看到热爱的对象的本来面目（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时候，那些缺点就出人意外地、清清楚楚地、过分夸大地映入我们的眼帘；由于喜新厌旧的感情，由于希望别人达到高不可攀的尽美尽善的地步，结果我们不但对原来热爱的对象冷淡起来，而且感到讨厌，于是我们就不惜甩掉他向前跑，去寻找新的十全十美的事物。如果在我对待德来特里的关系上没有发生这种事，那只能归功于他那经久不变的、书呆子气的、理智超过感情的眷恋，使我绝对不好意思背信弃义。另外，还有那种推心置腹的奇怪规定束缚住我们。如果分了手，把我们彼此曾经吐露的、而且都感到羞愧的道德上的秘密留在对方的掌握之中，那就太可怕了。然而，我们都明白，推心置腹的规定早就不遵守了，它常常约束我们，使我们之间产生一种奇怪的关系。
那年冬天，我每次去看德米特里，几乎都遇到德米特里在给他的同学，大学生别佐别多夫上课。别佐别多夫又瘦又小，麻脸，小手上布满雀斑，满头蓬乱浓厚的红发；他总是破衣烂衫，邋里邋遢，毫无教养，连学习都很糟。德米特里同他的关系，正像他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关系一样，是我不能理解的。在所有的同学中，他能够挑选上他，同他接近，唯一的原因恐怕只是在大学里没有比别佐别多夫更丑陋的学生了。但是，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德米特里觉得，不管大家怎么看，对他表示好感是件乐事。他对那个大学生的态度中，处处都透露出这种骄傲的情绪：“你瞧，我无所谓，不管您是谁，对我都一样，我喜欢他，那就是说他很不错。”
使我纳闷的是：他经常克制自己怎么不觉得难受？可怜的别佐别多夫怎么竟会忍受这种难堪的处境呢？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友谊。
一天傍晚，我到德米特里家去，打算和他一起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消磨一个黄昏，闲聊，听瓦连卡唱歌或者朗读。但是别佐别多夫坐在楼上。德米特里用不客气的口吻回答我说，他不能下楼，因为像我看到的，他有客人。
“那里有什么乐趣呢？”他补充一句说，“顶好在这儿坐一会儿，聊聊。”虽然我根本不想同别佐别多夫坐上两个钟头，但是我不敢一个人到客厅里去；我朋友的古怪行动使我很生气，我只好坐在摇椅上，默默地摇晃起来。我非常恼怒德米特里和别佐别多夫，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下楼的乐趣；我等待别佐别多夫快点走掉，一边默默地听他们谈话，一边生他和德米特里的气。“好一个愉快的客人！居然陪他坐着！”当仆人送茶来的时候，我想道。德米特里需要几次三番地请别佐别多夫喝茶，因为那位怕羞的客人认为头一两次必须推辞一下，说：“您自己请吧！”德米特里分明费了很大力气陪客人谈话；他一再想把我拉进去，可是徒劳无益。我闷闷不乐地一声不响。
“用不着装出那副样子，谁也不敢怀疑我感到无聊。”我心里对德米特里说，但仍然一言不发，悠然地摇着椅子。我感到几分快慰的是，自己心里对朋友的隐隐的憎恨越来越炽烈了。“真是个傻瓜！”我暗自思忖，“他本来可以和可爱的家里人愉快地消磨一个晚上，可是偏不，却陪这个畜生坐着。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去客厅已经迟了。”我从椅子上向朋友瞅了一眼。他的胳膊、姿态、脖子（特别是他的后脑勺）和膝盖，我觉得都那么不顺眼，那么可气，当时我很可能欣然干出什么事，甚至干出使他最不愉快的事来。
别佐别多夫终于站了起来，但是德米特里还舍不得马上放走这么一个可爱的客人；他请他留下过夜，幸亏别佐别多夫没有答应，走掉了。
送走他以后，德米特里回来，有几分得意地微笑着搓着手，大概因为他耐着性子，终于摆脱了那个厌物。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瞅我一眼。我对他更反感了。“他怎么敢走来走去，而且还笑呢？”我心里想。
“你为什么生气？”他停在我面前，突如其来地说。
“我根本没有生气，”我回答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这么回答，“我气恼的只是，你对我，对别佐别多夫，对你自己，都是假装的。”
“胡说八道！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装假。”
“我没有忘记我们推心置腹的规定，我直率地对你说。我确信，”我说，“你同我一样讨厌这个别佐别多夫，因为他愚蠢，天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喜欢在他面前摆架子。”
“不对！第一，别佐别多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说对！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友谊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她把你看成神。”
“我告诉你，这不对！”
“我说对！因为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压住满腔怒火回答说，想用坦率使他无法反驳，“过去我对你说过，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总觉得，我爱那些对我说好话的人，但是仔细一研究，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情谊。”
“不对，”德米特里接着说，愤怒地扭扭脖子来调整领带，“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毁誉都不能改变我的感情。”
“这不是老实话，我向你承认过：当爸爸叫我废物的时候，我恨过他一些时候，巴望他死掉；你也如此……”
“只讲你自己吧！真可惜，如果你是那么一个……”
“恰好相反，”我嚷道，从摇椅上跳起来，怀着不顾一切的勇气逼视着他的眼睛，“你说的不对；你不是对我讲过我哥哥吗？我不是要提醒你这个，因为这是不名誉的，你不是对我说过……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多么了解你。”
于是，我拼命刺痛他，比他把我刺痛得还厉害，我开始向他证明他什么人都不爱，凡是我觉得我有权责备他的地方，我都统统对他说出来。我很满意向他吐露了一切，完全忘记这样做的唯一可能的目的，是要他承认我所指责的他的缺点，而在目前他正在气头上，这是办不到的。当他心平气和可以承认的时候，我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些。
当这场争论已经变成争吵的时候，德米特里突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到隔壁房里去。我跟着他接着讲，但是他没有回嘴。我知道在他的缺点里，有一项是爱发火，他现在是在克制自己。我咒骂他定的一切计划。
这就是我们的规定——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有关对方的一切，永远不向第三者泄露——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我们醉心于推心置腹，有时竟趋于极端，做出最无耻的自白，令人更感到害羞的是，我们拿假定和幻想来充当愿望和感情，就像我刚刚对他说的那番话一样；这种自白不但不会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反而使感情本身枯竭，拆散我们。现在，由于自尊心作祟，他突然不愿做最无聊的自白，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就运用起我们以前互相提供的武器，痛击对方。
四十二
继母
虽然爸爸打算过了新年才带着妻子来莫斯科，但是他却在深秋十月，在依然是携犬狩猎的好季节来到了。爸爸说，因为他的案件要在枢密院审理，所以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但是米米却说，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在乡下十分寂寞，经常谈到莫斯科，而且装病，所以爸爸决定满足她的愿望。
“因为她从来也不爱他，只是由于想嫁个阔佬，所以总把她的爱挂在嘴上。”米米补充了一句。她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仿佛说：“某些人，如果他能够赏识她们的话，就不会对他这样做。”
某些人对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是不公平的；她对爸爸的爱——热烈的、忠诚的、自我牺牲的爱，在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每个眼神中都可以看出来。但是这种爱情以及舍不得离开她所崇拜的丈夫的愿望，丝毫也不妨碍她想从安内特夫人的店里得到一条稀罕的头巾，戴上一顶插着罕见的蓝色鸵鸟翎的帽子，有一件会巧妙地露出她那至今只有丈夫和使女见过的白皙匀称的胸脯和胳膊的蓝色的威尼斯天鹅绒衣裳。卡坚卡当然站在她母亲那边。在我们和继母之间，从她来的那天起就建立了一种奇怪的玩笑关系。她一下马车，沃洛佳就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和暗淡无神的眼光，立正行礼，摇摇摆摆走上前去吻她的手，好像介绍什么人似的说：
“祝贺亲爱的妈妈来临，吻妈妈的手，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啊，亲爱的儿子！”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说，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
“您别忘了第二个儿子呀！”我说，也走上去吻她的手，不知不觉地极力模仿沃洛佳的表情和声调。
如果我们和继母认为彼此之间有感情，那么，这种表示就会意味着不愿流露爱的特征；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抱着恶感，这就会意味着讽刺或是蔑视，装模作样，或者是想不让在场的父亲了解我们的真正关系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思想感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完全投合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心意的表示简直毫无意义，只是掩饰了缺乏任何关系。我后来常发现，当别人家的成员预料到真正关系不会十分融洽时，也有开这种虚伪的玩笑的关系；在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和我们之间，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关系；我们对她总是装得恭恭敬敬，对她讲法语，立正行礼，管她叫
chère
maman[75]，她听了总是用同样的玩笑口吻回答，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只有罗圈腿、说话老实、爱哭的柳博奇卡喜欢继母，她非常天真地，有时很笨拙地设法使继母和我们全家人接近；因此，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除了对爸爸的热爱以外，如果在全世界她对什么人哪怕有一丁点好感，那人就是柳博奇卡。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甚至对柳博奇卡流露出一种如醉如狂的赞叹和敬畏心情，使我大为惊奇。
最初，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常喜欢称自己是继母，暗示孩子们和家里的人们一般总是错误地、不公平地看待继母，因此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她虽然看出这种处境的一切不愉快，但是她却不想任何办法来摆脱它：爱抚这个，送礼物给那个，不要唠叨；其实她天性宽厚，为人和善，本来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她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恰恰相反，在看出自己处境的一切不愉快时，没有遭到攻击就准备自卫；她主观地以为全家人都千方百计同她作对，侮辱她，因此觉得样样事上都有阴谋诡计，认为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当然，她的消极无为不但没有赢得爱戴，反倒引起了人家的反感。再加上，她十分缺乏我在前边已经提过的、我们家里高度发展的理解能力，她的习惯又和我们家根深蒂固的习惯相反，这一点就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生活在我们的整洁的、井井有条的家庭里，她总像刚才来到似的：起床和就寝忽早忽晚；有时出来用午饭，有时又不出来；有时吃晚饭，有时又不吃。没有客人时，她差不多总是衣衫不整，让我们（甚至仆人们）看见她穿着白裙，披着披巾，袒肩露背，毫不觉得难为情。最初我很喜欢这种随便，但是后来，很快地，正是由于这种随便，我对她失去了最后一点敬意。我们觉得尤其奇怪的是，在有客人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完全是判若两人：一个，在客人面前，是个年轻健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美人儿，服装华丽，既不聪明，也不愚蠢，但是非常快活；另一个，在没有客人时，是个并不年轻的、憔悴的、悲哀的妇人，虽然多情，却邋里邋遢，百无聊赖。当她含着笑容，冬天做客归来冻得脸颊通红，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不胜欣喜，她摘下帽子，走到穿衣镜前去照镜子的时候；或者当她的豪华露胸舞服窸窣地响着，她在仆人面前感到又害羞又高傲，坐上马车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家里举行小小的晚会，她穿着高领的绸衣裳，纤细的脖颈的领口上镶着精致的花边，到处闪耀着她那呆板的但是娇媚的微笑时，我常常望着她，心里暗自纳闷：那些赞美她的人如果看到她，像我每天晚上看到她留在家里那副模样，穿着睡衣，蓬头散发，等待丈夫从俱乐部回来，一直等到半夜，像影子一样在灯火黯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她一会儿走到钢琴跟前，紧张得皱紧眉头，弹弹她所晓得的唯一的圆舞曲，一会儿拿起一本小说，从中间看上几行又丢开；有时，不叫醒仆人们，亲自跑到餐厅里拿起一根黄瓜和一块冷牛肉，站在窗口就吃起来；有时，又疲倦又忧愁，漫无目的地在一个个房间里荡来荡去。但是最让我们和她疏远的原因是她缺乏理解力，这主要表现在当人家对她提到她不懂的事物时，她所特有的那种傲慢的注意神情。当人家向她讲她不大感兴趣的事物（除了她自己和她丈夫，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时，她有一种不自觉地撇嘴一笑和歪歪脑袋的习惯，这习惯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她老是这么笑，老是这么歪脑袋，就使人反感极了。她的乐趣好像在于嘲笑自己，嘲笑你们，嘲笑全世界，这种乐趣也是傻里傻气，不能感染任何人。她的多情过于矫揉造作。尤其是，她不住地对大家讲她对爸爸的爱，毫不羞涩。虽然当她说她的整个生命就在于她对丈夫的爱时，她一点儿也没有撒谎，虽然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证明她真是这样，然而，根据我们的认识，这样毫不害臊地不断强调自己的爱，令人不免作呕；而当她在外人面前这样讲时，比她讲错法语更使我们替她难为情。
她爱丈夫胜过世界上的一切，丈夫也爱她，特别是在最初，以及当他看到不仅他自己一个人喜欢她的时候。她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丈夫的爱情；但是，她好像故意要做出使他不快的一切，其目的就在于向他证明自己爱情的强烈和自我牺牲的决心。
她爱打扮，爸爸喜欢看见她是社交界的美人儿，引起人家的称赞和惊异；然而她为爸爸牺牲了爱打扮的癖好，越来越习惯穿件灰衬衫待在家里了。爸爸一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希望爱女柳博奇卡和善良的年轻妻子真正情投意合；但是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牺牲自己，认为必须对家里的真正女主人——她这样称呼柳博奇卡——表示有失体统的尊敬，这使爸爸非常痛心。那年冬天他大赌特赌，冬末输了很多钱，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不愿意把赌钱同家庭生活掺合起来，因而把自己赌钱的事瞒着全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作出自我牺牲，她有时生病，那年冬末又怀了孕，但是就在那样的时候，她也认为穿着灰衬衫，蓬头散发，摇摇晃晃地去迎接他是她的责任；那时，哪怕在早晨四五点钟，他输了钱，在俱乐部里打完八局之后回来，又是疲倦，又是羞愧。她心不在焉地问他输赢如何，含着傲慢的注意神情微笑着，一边摇头，一边听他讲他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和他第一百次恳求她再也不要等他回家。尽管她对于输赢——爸爸的财产全靠赌运来决定，——毫不感兴趣，但是他每夜从俱乐部回来的时候，她还是第一个去迎接他。然而这种迎接除了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外，她还受到一种隐秘的嫉妒心的驱策，这种嫉妒心使她痛苦到了极点。世界上谁也不能使她相信，爸爸是从俱乐部，而不是从情妇那里那么晚回来。她极力想从爸爸的脸上看出他的爱情秘密；看不出破绽的时候，她就带着几分悲哀的欢乐心情叹口气，沉思起自己的不幸来。
由于这些和许多其他连续不断的牺牲，那年冬天最后几个月——当时他输了很多钱，因此往往心情不好——爸爸对待妻子的态度中开始出现一种时断时续的隐隐憎恶的感情，对爱人怀着克制的厌恶，这种情绪的表现就是：他不自觉地渴望干出一切可能的、琐细的、使爱人精神上不愉快的事情。
四十三
新同学
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又开始化雪了，大学里已经贴出考试时间表，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要考十八门功课，这些功课我都听过，但是没有留神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也没有准备。奇怪的是，“怎么考及格？”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但是由于我长大成人，由于我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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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那年冬天我一直高兴得昏头昏脑，每当想到“怎么考及格”这个问题时，我就拿自己和同学们比较，心里想：“他们也要考试，可是他们大多数还不够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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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所以我有胜过他们的优点，我一定会考及格。”我去上课，那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了，因为爸爸把我从家里打发出来。况且，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里常常很快活。我喜欢教室里的喧哗和谈笑；上课时，我喜欢坐在后排椅子上，随着教授有节奏的声音，或是耽于幻想，或是观察同学。我有时喜欢跟着什么人跑到马特恩酒店去喝伏特加，吃点东西，而且明明知道会受到训斥，却跟在教授后面，胆怯地打开吱呀作响的门，走进教室；当各班学生拥挤在走廊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喜欢参加进去，搞搞恶作剧。这一切都是十分愉快的。
当大家都开始循规蹈矩地前去上课，物理教授讲完自己那门课，说考试时再会的时候，学生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一组一组地温课，我也想到该温习功课了。我同奥佩罗夫见面时仍然点头，但是，就像我前边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极了，但在这时，他不但让我用他的笔记，而且邀请我同他以及别的同学们一起温课。我谢谢他，表示同意，希望这种荣幸能使我和他尽释前嫌，只是请求他，要大家每次一定到我家里聚会，因为我的房间好一些。
他们回答我说，要轮流地来，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温习功课，按照远近来定。头一天在祖欣家。那是特鲁布内林阴路一幢大房子里隔扇后面的一间小屋。第一天我迟到了，进去时他们已经读起来。小屋里弥漫着烟味，而且不是好烟叶，是祖欣抽的那种劣等烟。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只酒杯、面包、盐和羊骨头。
祖欣没有站起来，他请我喝杯伏特加，脱掉礼服。
“您，我想，不习惯这样的款待吧？”他补充一句说。
他们都穿着不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和衬胸。我极力不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轻视，就脱掉常礼服，非常友好地躺到沙发上。祖欣有时参考笔记，讲了起来；别的人打断他，向他提问题，他很扼要地、聪明地、正确地解答着。我开始倾听，但是因为没有听上文，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于是就提了一个问题。
“啊，老兄，如果您不懂这个，听也没有用，”祖欣说，“我把笔记借给您。您明天看一遍，不然，向您解释有什么用呢？”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同时也觉得祖欣的话完全有理，于是就不再听他讲，开始打量这些新同学。按照把人们分为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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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和不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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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两类的分法，他们显然属于第二类，因此在我心里不仅引起轻蔑的情绪，而且对他们本人憎恶起来，我所以憎恶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不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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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却好像不但认为我和他们平等，甚至他们还是好心照顾我。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他们的腿和咬坏指甲的脏手，奥佩罗夫的小手指上留着的长指甲，他们的粉红衬衫和衬胸，他们亲热地对骂，肮脏的房间，祖欣那种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不断轻轻擤鼻子的习惯，特别是他们应用和强调某些字眼的谈话方式。譬如，他们用蠢货代替傻瓜，用宛如代替确切，用壮丽代替美好、活动，诸如此类，在我看来，这都是咬文嚼字，不成体统。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俄文字，特别是一些外来语的发音更引起我这种“体面”的憎恨，例如他们把机器、活动、故意、在壁炉里、莎士比亚等等的重音都读错了。
尽管他们的外表在当时使我厌恶得不得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有着某些优点，羡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快活的友情，他们吸引我，使我想和他们接近，尽管这对我说来是非常困难。温厚而诚实的奥佩罗夫是我早已认识的；现在，那位活泼的、聪明绝顶的、分明在这群人中占居首位的祖欣，特别使我喜欢。他矮小，粗壮，黑发，胖胖的脸庞总是很光泽，但是非常聪明，活泼，独立不羁。特别是他的额头，虽然不高，却突出在他那深陷的黑眼睛上，还有他那翘起来的短发和好像永远不刮的浓密的黑胡髭，给他增添了这么一副表情。他好像并不考虑自己（人们身上的这个优点总使我特别喜欢），但是很显然，他从来没有不动脑筋的时候。有些人的脸是那么富于表情，你第一次见了它，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看到它们变得完全不同，祖欣的脸就是这样。快到夜晚时，在我的眼睛里，祖欣的脸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新的皱纹，眼睛陷得更深，笑容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整个容貌变得使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温习完功课以后，祖欣、别的大学生们和我，为了表示愿意结成朋友，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瓶里几乎涓滴不剩了。祖欣问谁有二十五戈比银币，他可以打发侍候他的老妇人再买点酒来。我表示愿意出钱，但是祖欣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转向奥佩罗夫，于是奥佩罗夫就掏出细珠穿的钱包，把所要的钱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