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5部分在线阅读

“是的，不过就是照现在这样，原判的荒谬也还是一目了然的。”他说。
“枢密院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假如枢密院竟然根据它对原判是否公正的观点来撤消原来法庭的判决，那么姑且不提枢密院会失去一切立足点，不能维护正义而反倒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回想刚才的案子，说道，“现在姑且不提这一点，首先陪审员们的裁决就会丧失它的全部意义。”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完全没罪，可是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里挽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最高的机构批准了完全不合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而且也不能追究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谢列宁眯细了眼睛说。“你大概住在你姨母家里吧，”他添了一句，显然有意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此地。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块儿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集会。”谢列宁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可是我厌恶得走掉了。”涅赫柳多夫气愤地说，由于谢列宁改换话题而懊恼。
“哦，这又何必厌恶呢？这毕竟是宗教感情的一种表现，虽然它有点偏颇，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那是一种荒唐的胡闹。”涅赫柳多夫说。
“哦，不然。只有一件事倒是说来奇怪的，那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很少，因而往往把基本的教条错看做某种新启示了。”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向他的老朋友表白他以前所没有的新见解。
涅赫柳多夫惊奇而注意地瞅着谢列宁。谢列宁没有低下他的眼睛，他那对眼睛不但现出忧郁的神情，而且流露出恶意。
“莫非你相信教会的教条？”涅赫柳多夫问。
“当然，我相信。”谢列宁回答说，直勾勾、死僵僵地瞧着涅赫柳多夫的眼睛。
涅赫柳多夫叹一口气。
“奇怪。”他说。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过头去对一个恭敬地走到他跟前来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斯卡雅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从那时候起，过去了很多的岁月啊。”他添了一句，又像先前那样光是嘴唇露出一点笑意，走掉了。
“要是我抽得出功夫，我就去看你。”涅赫柳多夫说，感到当初为他所亲近热爱的这个谢列宁，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以后，即使没有成为仇敌，至少也忽然变得生疏，隔膜，不能理解了。
二十三
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涅赫柳多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很好的儿子，忠实的朋友，依年龄来说是上流社会里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周旋应对极有分寸，永远潇洒而英俊，同时又异常正直诚实。他没有特别用功就学习得很好，所写的论文获得过金质奖章，却又丝毫不带一点以才子自居的习气。
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把为人们服务做为他青春生活的目标。他认为这种服务不能采取别的方式，而只能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因此他刚刚大学毕业，就把他能够贡献力量的各种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的考察，断定他在掌管制订法律事宜的某部大臣办公厅第二处工作最为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办理各种要求他办理的事，可是他觉得这种服务没有能够满足他要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没有能够在他心里引起他在做应该做的事的感觉。再加上他同他的极其浅薄、虚荣心重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那种不满就更为强烈，结果他脱离第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了。在枢密院里他觉得好一点，不过那种不满的感觉仍旧跟踪着他。
他时时刻刻感到一切都跟他所期望的迥然不同，跟所应该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这儿，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们为他奔走，谋到宫中侍从的位置，于是他必须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围，坐上轿式马车，到各式各样的人家去道谢，因为他们给他谋到一个听差的职位。不管他怎样左思右想，也还是找不到这种职位的合理解释。他比在机关里任职更加深切地感到这个职位“不对头”，不过从一方面来说，他又不能拒绝这种任命，否则就会伤那些人的心，而那些人是相信他们做了一件使他大大高兴的事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任命却也迎合了他天性中低劣的品质，他照着镜子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用金丝线绣成的制服，又受到这种任命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尊敬，这在他是颇为愉快的。
在婚姻方面他也遇到同类的情形。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的观点看来要算是很体面的婚事。他所以结婚，主要也是因为他拒绝亲事就会得罪巴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得罪撮合亲事的人们，使得大家难过，另外还因为娶一个年轻俊俏、门第显贵的姑娘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愉快。不过这门婚事很快就证实比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以后，不愿意再有子女，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进去。她生得不算特别好看，对她的丈夫是忠实的，可是姑且不提她用这种生活方式毒害了她丈夫的生活，就连她自己，从这样的生活里除了消耗大量的精力、换来过度的疲劳以外，似乎也一无所获。话虽如此，她仍旧辛辛苦苦地照那样过下去。他打算改变这种生活，可是他的一切尝试碰到她的信念，就像撞在石头墙上那样粉碎了，她相信生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她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也都支持这种信念。
他们的孩子是一个小姑娘，生着长长的金黄色鬈发，裸露着两条腿。这孩子在她父亲心目中是完全陌生的，特别是因为她不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带领大的。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互不理解，甚至不愿意互相了解，他们之间默默地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不动声色的、瞒过外人耳目的、由礼貌节制着的斗争，这就使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极其沉重。因此他的家庭生活比起他在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来，显得越发“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如同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成长，不费吹灰之力就打破了他受过熏染的宗教迷信的枷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自由的。在他年纪很轻、在大学里读书、同涅赫柳多夫相好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严肃正直的人，并不隐瞒他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随着他的禄位步步高升，特别是随着保守的反动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就开始妨碍他了。且不说家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他父亲死后要为父亲做安魂祭的问题，也不提他母亲希望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多多少少要求他这样做的问题，单是在机关里工作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参加种种祈祷式、供奉式、谢恩式以及诸如此类的礼拜式，难得有一天不同宗教的外在形式发生某种关系，要避开是不可能的。他要对付这些礼拜式，就得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一条：那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凭他诚实的性格，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要么承认所有这些外在形式都是弄虚做假，然后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使他无须乎参加他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做到这件似乎不那么重大的事，却必须做很多的事。除了要同他接近的一切人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以外，他还必须改变他的整个地位，抛弃他在机关里的工作，牺牲他自以为靠了这种工作目前正在为人们带来利益，并且指望以后还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再者，为了做到这件事，他就得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他也确实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略微知道一点历史，大体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和分裂，就不可能不相信这种合理的想法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那是正确的。
然而在生活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纵容自己生出一点小小的虚伪想法。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不合理，就必须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然而它却把他引到大虚伪里去，目前他就已经陷在那里面不能自拔了。
他原是在东正教的势力下出生和长大的，他四周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信奉它，而且他不承认东正教就不能继续从事他那种对人们有益的活动，于是临到他对自己提出东正教是不是正确的问题，他已经事先决定好答案了。所以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52]的著作，却读黑格尔的哲学书和维奈、霍密雅可夫[53]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书里找到了他恰好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的心境以及对于宗教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到熏染的宗教教义，早已为他的理性所否定，然而缺了它，他的整个生活就充满种种烦恼，只要承认它，所有那些烦恼就会一扫而空。此外他又接受了种种通常的诡辩，例如单独一个人的理性是不足以领会真理的，真理只向一群人显示，领会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等等。从这时候起，他就能够心安理得，不至于感到自己在弄虚做假地去参加祈祷式、安魂祭、礼拜，能够持斋，能够对着圣像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能够继续在机关里工作，而他是靠了这种工作才感到他自己有益于人们，并且在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里得到宽慰的。他认为他信仰东正教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全身心地、比什么都强烈地感到，他的这种信仰是完全“不对头”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睛才总是那么忧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见到涅赫柳多夫以后，才想起他认识涅赫柳多夫的时候，也就是所有那些虚伪还没有在他的心里生下根的时候，他自己原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向涅赫柳多夫匆匆地暗示了他的宗教见解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都“不对头”，他的心情就忧郁极了。涅赫柳多夫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生出了同样的心情。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定以后还要见面，却都没有寻求会晤的机会，于是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盘桓的这段时期，这两个人就此再也没有见面。
二十四
涅赫柳多夫从枢密院出来，同律师一起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开始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方才枢密官们说过的某局局长的那件事，讲到他的事怎样败露，他非但没有受到依照法律应该判处的苦役刑，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做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件事的经过以及种种丑恶的内情以后，还特别津津有味地讲起另一件事，说是有好几个地位极高的人怎样吞没一笔钱，而那笔钱原是筹集起来建立这天早晨他们坐车路过的那座一直完不了工的纪念碑用的。他又讲起某人的姘妇在证券交易所里发了几百万的横财，还讲起某人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去，另外某人就把她买去了。此外，律师又讲了些故事，说到政府的高级官吏们怎样营私舞弊，怎样犯下种种罪行，可是他们都没有被关进监狱，却坐在各机关的长官的圈椅里。律师的这类故事显然是取之不尽的，他讲得眉飞色舞，因为这类故事充分清楚地表明他律师用来赚钱的方法同彼得堡的高级官吏们用来达到同样目标的方法相比，是十分正当而清白的。因此，临到涅赫柳多夫没有听完他所讲的高级官吏们的罪行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另外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回到堤岸街他姨母家里去的时候，律师不由得感到很惊讶。
涅赫柳多夫心里很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是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就确定了无辜的马斯洛娃必须忍受毫无意义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这件事使得他准备把他自己的命运同她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种不可更改的决定变得越发艰巨。再者，他想起律师那么高兴地讲到风靡一时的为非作歹的可怕故事，此外他还不住地想起谢列宁以前是那么可爱、坦率、高尚，现在他的眼光却这样不和善，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都使得他的愁闷越发加重了。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情把一张字条交给他，按照看门人的说法这张字条是由一个什么女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字条。她写道，她特意来向她女儿的恩人和营救者道谢，此外她要求他，恳请他务必光临瓦西里岛第五条街某某住宅去看她们。她在字条上写道，这对薇拉·叶夫列莫夫娜[54]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道谢的话打搅他，她们不会谈起她们的感激，纯粹是愿意同他见见面而已。要是可能的话，他明天早晨就来一趟才好。
另外还有一张字条，是涅赫柳多夫的旧同事，现在担任宫廷侍从武官的博加特廖夫写的。涅赫柳多夫曾经托他亲自把涅赫柳多夫准备好的那些教派信徒的状子递交皇帝。博加特廖夫用一笔果断有力的大字写道，他要按照他应许过的那样把状子直接面呈皇帝，不过他忽然想到，如果涅赫柳多夫先去拜望另一个能够左右这个案子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经过最近几天在彼得堡停留期间所得到的种种印象，生出了一种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全然绝望的心境。他那些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依他看来像是青年人的梦想，人们带着那样的梦想走进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大失所望。不过既然他目前住在彼得堡，他就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办理原来打算要做的种种事情，因而决定明天先到博加特廖夫家去一趟，然后再按他的忠告行事，去拜望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们的案子的人。
现在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们的状子，正要重读一遍，不料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听差敲他的房门，走进来，请他到楼上去喝茶。
涅赫柳多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文件放回皮包里，走出门外，到他姨母那儿去。在上楼去的路上，他看一眼窗外的街道，瞧见了玛丽叶特的那对栗色马，忽然出乎意外地高兴起来，不由得想要微笑。
玛丽叶特头上戴着帽子，可是身上不再穿着黑色连衣裙，而是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浅色连衣裙。她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坐着，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尖声尖气地谈着什么，闪着她那对美丽而含着笑意的眼睛。正当涅赫柳多夫走进房来的时候，玛丽叶特刚刚说完一句逗笑的话，而且是一句又猥亵又逗笑的话，这是涅赫柳多夫凭笑声的性质听出来的，那句话招得好心肠的、生着唇髭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扬声大笑，整个发胖的身体都不住地摇晃。玛丽叶特现出特别mischievous[55]神情，微微撇着带笑的嘴，把精力旺盛、兴高采烈的脸歪过去，默默地瞅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涅赫柳多夫凭他所听到的几个字，理解到她们谈的是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西伯利亚新省长的故事，玛丽叶特正是在这方面讲了一句极其逗笑的话，这才招得伯爵夫人很久都忍不住笑。
“你要叫我笑死了。”她说，笑得咳嗽起来。
涅赫柳多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叶特举动轻浮，她就已经看出他脸上严肃和略带不满的神情，于是立刻不但改变了她脸上的表情，也改变了她的整个心境，为的是讨他的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就有意要引得他喜欢她。她忽然严肃起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像是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似的。这倒不是她假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使得她的心里恰好生出涅赫柳多夫当时那样的心境，不过要用话语表达出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她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她问他办的事结果怎样。他就讲了讲他在枢密院的失败，还讲了他同谢列宁的相遇。
“啊！他可真是一个纯洁的灵魂！简直是个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56]。纯洁的灵魂啊。”那两个女人都引用了上流社会里人们经常用来称呼谢列宁的这个绰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涅赫柳多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可是她不了解他。怎么，莫非他也主张驳回上诉？”玛丽叶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他说。“这真可怕，我多么替她难过啊！”她补充道，叹一口气。
他皱起眉头，打算改变话题，就讲起舒斯托娃，她本来监禁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他向她道谢，感激她在丈夫面前说情。然后他打算说明这件事想起来多么可怕，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人所以受苦，只是因为谁都没有想起她们罢了，然而她没有容他说下去，她自己倒先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刚刚告诉我说她可以放出来，我简直就怔住了。既然她没有罪
，那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所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看出玛丽叶特在向她的外甥卖弄风情，暗暗觉得有趣。
“你猜怎么着？”她等到他们沉默下来以后说，“你明天傍晚得上阿林家去，基泽维捷尔要在她那儿传教。而且你也得去。”她转过头来对玛丽叶特说。
“Il
vous
a
remarqué，[57]”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对他说了，他告诉我说，你所说的那些话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近基督身边的。你务必要到阿林家去。你玛丽叶特叫他一定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呢，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敦劝公爵做任何事情，”玛丽叶特说，瞧着涅赫柳多夫，用她的目光表示他和她之间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这些话方面，一般地说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方面，已经建立一种充分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大喜欢这个……”
“你干什么事都顶牛，总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
“我怎么会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呢？我是像最普通的农妇那样信教的，”她含笑说道，“而且第三，”她接着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已经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玛丽叶特说出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姓名。
“你务必要去看一下，她演得好极了。”
“那我先去看谁好呢，ma
tante，先去看女演员呢，还是先去看传教士？”涅赫柳多夫笑吟吟地说。
“劳驾，别挑我的语病。”
“我想还是先去看传教士，后去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致去听传教了。”涅赫柳多夫说。
“不，顶好还是先去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叶特说。
“得了，不准你们拿我取笑。传教士是传教士，戏是戏。人为了拯救自己，根本用不着把脸子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应当信仰，那他就快活了。”
“您，ma
tante，比所有的传教士都善于传教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玛丽叶特想了想，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担心我去不了……”
有一个听差走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通报说有客人来访。那人是一个慈善团体的秘书，伯爵夫人就是那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哦，这位先生乏味极了。我还是到那边去招待他的好。等一忽儿我再到你们这边来。您给他斟点茶，玛丽叶特。”伯爵夫人说着，迈开她那急促而摇摆的步子往大厅里去。
玛丽叶特脱下一只手套，露出一只有力的、相当扁平的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您要喝茶吗？”她说着，伸出手，从酒精灯上拿起一把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她的小手指头。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忧郁。
“虽然某些人的见解我是很尊重的，他们却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总是非常非常难过。”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仿佛准备哭出来。虽然这些话，如果分析起来，要么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只有极为含混不清的意义，可是涅赫柳多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恳切，善良。这个年轻美丽、装束考究的女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她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射出来的目光，把涅赫柳多夫完全迷住了。
涅赫柳多夫默默地瞧着她，没法叫自己的眼睛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人人都知道。C’est
le
secret
de
polichinelle.[58]我钦佩您的作法，我赞成您。”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叫人钦佩的，我做的还很少。”
“那也还是一样。我了解您的感情，也了解她……哦，好吧，好吧，我不再提这件事了，”她发现他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就打断自己的话，“不过，此外我还了解一件事，”玛丽叶特说，一心一意只巴望着把他迷住，而且凭她女性的敏感已经猜出他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一切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您见过监狱里发生的种种苦难和种种惨状以后，您打算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另一些人的支配下，受到他们的冷漠和残忍的折磨，痛苦得要命，痛苦得要命啊……我明白，人是能够为这种工作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自己就愿意这样。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莫非您不满意您的命运吗？”
“我？”她问，仿佛居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不由得感到惊讶而且震动似的，“我不能不满意，所以也就满意了。不过，我心里正有一条虫子醒过来[59]……”
“那就不要再让它睡觉，要相信它的呼声才对。”涅赫柳多夫说，完全落进她的圈套里去了。
事后，涅赫柳多夫有许多次羞愧地想到自己同她的全部谈话，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做假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心理的话，想到她听他讲起监狱的惨状，讲起他对乡村的印象的时候她脸上流露的感动而关切的神情。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他们谈得不但像是两个老朋友，而且像是两个与众不同的朋友，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独独能够互相了解。
他们谈到权力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然而实际上，在谈话声中，他们的眼睛却在互相看着，不断地问道：“你能爱我吗？”而且回答说：“我能。”性的感觉采取最意外、最快活的方式把他们两个人互相吸引到一块儿去了。
她临走告诉他说，她永远准备尽她的能力为他效劳，并且要求他明天傍晚一定到剧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是好的，说是她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跟他谈。
“是啊，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她补充一句，叹一口气，开始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她那戴着好几个戒指的手上，“那么您就说您一定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