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4部分在线阅读

涅赫柳多夫长吁一口气，深深地一鞠躬，握了握仁慈地向他伸过来的那只瘦骨棱棱的大手，走出房外去了。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揉着他的腰，又走进客厅。画家在客厅里已经记下他所得到的贞德灵魂的答复，正在等候将军。将军戴上夹鼻眼镜，看了一遍：“他们相识是借了灵魂的透明体所射出来的光”。
“啊，”将军赞许地说着，闭上眼睛，“不过如果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怎么认得清谁是谁呢？”他问道，又在小桌旁边坐下，把他的手指头同画家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
这时候涅赫柳多夫雇的出租马车走出了大门。
“这儿可真叫人气闷啊，老爷，”马车夫回过头来对涅赫柳多夫说，“我本来想走掉，不等您了。”
“是的，这地方是叫人气闷。”涅赫柳多夫同意道，张开整个胸膛吸进一口气去，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凝神瞧着烟色的云在天空浮游，瞧着涅瓦河[49]上木船和轮船搅起了银光万点的涟漪。
二十
第二天，马斯洛娃的案子要开庭审理，涅赫柳多夫坐上马车到枢密院去。他在枢密院大厦庄严的门口遇见了坐着马车来到此地的律师，这时候门外已经停着好几辆马车。他们顺着一道华美壮观的楼梯走上二楼。律师熟悉一切通路，就往左拐，走进一个门，门上刻着制定诉讼条例的年代。法纳林在头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掉大衣，从看门人的口里打听到枢密官们都已经到齐，最后一个也已经刚刚走过去，他就穿着燕尾服，白胸衬的上方打着白领结，带着快活的自信神情走进第二个房间。在第二个房间里，右边放着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盘旋的楼梯，这时候正好有一个风度优雅的文官，身穿制服，胳肢窝里夹着皮包，从楼梯上走下来。房间里有一个家长模样的小老头特别引人注目，他留着很长的白发，穿着短上衣和灰色的长裤，身旁站着两个跟班，态度特别恭敬。
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大橱[50]里去，关上了橱门。这时候法纳林见到一个同行，也跟他一样是律师，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就立时同他活跃地攀谈起来。涅赫柳多夫趁机打量一下这个房间里的人。旁听者大约有十五名左右，其中有两个女人，一个年纪还轻，戴着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所以列席的旁听者比平时多，其中大多是报界的人。
民事执行吏是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男子，穿着漂亮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来办哪一个案子，听说是办马斯洛娃的案子，就在纸上记下几个字，走开了。这时候大橱的门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中走出来，可是已经不是穿着短上衣，而是换了一身镶满丝绦的服装，胸前有几个亮闪闪的牌子，使他变得活像一只鸟。
这身可笑的衣服分明弄得小老头本人也发窘，他就迈着比平时快的步子，赶紧走进入口对面的房门。
“这个人就是贝，一个极其可敬的人。”法纳林对涅赫柳多夫说，然后他介绍他的同行跟涅赫柳多夫相识，接着就讲一下目前要审理的案子，依他看来那个案子是很有趣味的。
不久，那个案子开审了。涅赫柳多夫同旁听的人一起往左走，来到法庭里。他们这些人，再加上法纳林，都走到栏杆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彼得堡的那个律师走到栏杆前头的斜面写字台旁边去了。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一点，陈设也简单些，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枢密官们面前的桌子上不是铺着绿呢，而是铺着深红色的丝绒，边上镶着金丝带。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的地点所永远有的标记，例如守法镜、圣像、皇帝的肖像等，这里也样样都有。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说：“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那样站起来，穿制服的枢密官们也那样走进来，也那样在带扶手的高背椅上坐下，也那样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极力装出自然的样子。
枢密官一共是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京是一个脸庞狭长的男子，剃光胡子，生着银灰色的眼睛。沃尔夫意味深长的抿紧嘴唇，伸出白白的小手翻阅案卷。其次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一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身体壮实笨重，脸上有麻子。第四个是贝，也就是那个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他最后一个走进来。跟枢密官们一块儿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长。副检察长是个青年人，中等身材，生得干瘦，剃光了胡子，脸上的肤色很黑，睁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尽管这个人穿着古怪的制服，尽管涅赫柳多夫有六年没见过他，可是立刻认出他就是大学时代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副检察长是谢列宁吧？”涅赫柳多夫问那个律师。
“是啊。您问这个干什么？”
“我跟他很熟识。他是个很好的人……”
“而且他是个很好的副检察长，办事精干。您本来倒应该托他一下。”法纳林说。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本着良心办事的。”涅赫柳多夫说着，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例如纯洁，诚实，在最好的意义上的正派。
“不过现在要托他也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小声说，他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已经开始的案情报告。
目前在开审的这个案子是针对高等法院的裁定所提出的上诉，因为高等法院的裁定没有更改地方法院的判决。
涅赫柳多夫开始倾听，极力要理解在他面前开审的案子的意义。然而如同以前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一样，妨碍他理解的主要困难，在于他们所讲的并不是理应成为要点的东西，而是些完全次要的东西。这个案子涉及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文章揭发了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的舞弊行为。看起来，主要点只可能是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不是真的侵占了股东们的利益，应该怎样做才能制止他侵占。可是关于这一点，根本没有提到。他们所谈的仅仅是那家报纸的发行人按照法律有没有权利刊登小品文作者的文章，现在既然已经刊登了，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究竟是诬蔑还是诽谤，是诬蔑中含着诽谤，还是诽谤中含着诬蔑。此外还牵涉到某个总署的各种法令和决定，那就更是普通人所不易理解的了。
涅赫柳多夫所理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那么严厉地强调说枢密院不可能过问案情的是非曲直，可是现在报告这个案子的时候，却分明有意偏袒，以利于撤消高等法院的裁定，而谢列宁完全违反他所特有的稳重作风，用出人意外的激烈态度表达他相反的意见。素来稳重的谢列宁一下变得这样激烈，却使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其实这是有来由的，因为谢列宁知道股份公司董事长在财务方面手脚不干净，偏偏又偶然听说沃尔夫几乎就在这个案子开审的前一天晚上还参加那个商人的豪华宴会。现在，临到沃尔夫做报告，虽然措辞很慎重，却明显地偏袒那个商人，谢列宁就心中火起，用一种对普通的案子来说过于暴躁的口气表达他的意见。他的发言显然扫了沃尔夫的面子，沃尔夫涨红脸，身子不住地扭动，做出无言的惊讶姿态，带着颇为尊严的和遭到侮辱的样子同别的枢密官一起走到议事室去。
“说实在的，您是来办哪一个案子的？”民事执行吏等到枢密官们刚起身走出庭外，就走过来，又问法纳林说。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是来办马斯洛娃的案子的。”法纳林说。
“对，对。今天要审理这个案子。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本来是不开庭辩论的，所以枢密官先生们裁定刚才那个案子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不过，我会去报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会去报告的，我会去报告的。”民事执行吏又在他的纸上记下几个字。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裁定诽谤案以后，不再走出议事室，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包括马斯洛娃一案在内的其他案子。
二十一
枢密官们刚刚在议事室里围着桌子坐下，沃尔夫就很活跃地提出必须撤消这个案子的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素来就是一个对人对事都抱着恶意的人，今天心绪特别恶劣。先前开庭审案的时候，他听着案情报告，已经拟定了自己的意见，如今坐在这儿，就没有听沃尔夫的发言，专门想他自己的心事。他的心思集中在回想他昨天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下来的一段话。有一个重要职位，他早已巴望弄到手，结果竟然没有委派他，却委派维梁诺夫去担任了，这段话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首席枢密官尼基京十分真诚地相信，凡是他在职期间有过交往的、形形色色的、最高两个品级的文官，经他做出了结论，这种结论就会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昨天他写完了一章，在那一章里猛然抨击最高两个品级的文官当中的某些人，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妨碍他去拯救俄国，使俄国摆脱它目前的统治者所造成的覆灭形势，可是实际上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妨碍他领到比现在更多的薪金罢了。目前他却在暗想，对后代人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得到全新的说明了。
“是啊，当然。”他对沃尔夫向他所讲的那些话回答道，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见。
不过贝倒在听沃尔夫的发言。他满面愁容，在面前铺开的纸上画一个花环。贝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他神圣地捍卫着六十年代[51]的传统，即使有的时候从严格的公正立场后退，那也总是为了保卫自由主义。因此在当前这种情形下，贝就主张驳回上诉，这除了因为那个提出上诉、控告诽谤的股份公司商人是一个卑劣的人以外，还因为控告报刊工作者犯诽谤罪就是压制出版自由。等到沃尔夫结束他的报告，贝就丢下他那没画完的花环，带着满面愁容（他愁闷的是他竟然不得不来说明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用柔和悦耳的声调，简单扼要而又有力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他就低下生满白发的头，继续把他的花环画完。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在沃尔夫的对面坐着，时时刻刻用粗手指头把胡子和唇髭塞进嘴里去咀嚼。贝刚刚停止发言，他就立刻不再咀嚼胡子，用响亮刺耳的嗓音说，尽管股份公司董事长是个大坏蛋，不过要是有法律根据，他就赞成撤消原判，可是，他说，既然没有那样的根据，那他就同意伊万·谢苗诺维奇（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他用这些话对沃尔夫放了一支冷箭。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被否定地裁决了。
沃尔夫不满意，特别是因为他的不正当的偏袒仿佛被人当场揭穿了似的。不过他假装毫不介意，翻开下一个由他做报告的马斯洛娃案的卷宗，专心阅读。这时候，枢密官们按铃叫人送茶来，纷纷谈起在当时跟卡缅斯基的决斗一样轰动了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局长的一个案子，他犯了第九百九十五条所列的罪行，经人破获，遭到了检举。
“多么下流。”贝嫌恶地说。
“可是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我们的文献里找出一个德国作家的方案来给您看一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不能算是一种罪行，认为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贪婪地、咝咝响地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靠近手心、揉得很皱的纸烟，扬声大笑起来。
“这不可能。”贝说。
“我拿给您看就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说出了出版的年月和地点。
“据说，他已经调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去担任省长的职务了。”尼基京说。
“那倒好。主教会举着十字架迎接他。应该让主教也是那样的人才对。我倒可以给他推荐一个那样的主教。”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把烟蒂丢在茶碟上，尽量把胡子和唇髭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走进来报告说，律师和涅赫柳多夫希望在审理马斯洛娃一案的时候能够出席。
“说起这个案子，”沃尔夫说，“这倒是一宗地地道道的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涅赫柳多夫和马斯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谈了一阵这件事，吸完烟，喝完茶，然后走到法庭去，宣布他们对前一个案子的裁决，随后开始审理马斯洛娃的案子。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音把马斯洛娃要求撤消原判的申诉很详细地报告一遍，措辞又不大公正，分明希望撤消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过身去问法纳林说。
法纳林就站起来，挺起宽阔的白胸衬，用非常动听而准确的措辞，逐项证明以前的法庭在六个方面背离了法律的精确含意，此外他还不揣冒昧，略为提一下案情的是非曲直，提一下本案原判不公平得令人发指。从法纳林简短而又有力的发言口气听来，他是在道歉，因为他所提出的主张，枢密官先生们凭敏锐的眼光和渊博的法律学识比他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所以这样做也无非是因为他所承担的责任要求他这样做罢了。法纳林发言以后，似乎不可能再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枢密院准定会撤消法庭的判决了。法纳林结束了他的发言，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涅赫柳多夫瞧着他的律师，见到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打赢了。然而他瞧一下枢密官们，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个人在微笑，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长既没微笑，也没得意，却现出烦闷无聊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这班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显然，他们大家一直等着律师结束发言，不再使他们无益地久坐，才感到满意。律师刚结束发言，首席枢密官就立刻转过身去要副检察长发言。谢列宁讲的话简短，然而明白、准确，认为申请撤消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不予更改。这以后，枢密官们就站起来走出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大家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消原判。贝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也很激烈地主张撤消原判，并且按他完全正确理解的当时情况，对他的同事们生动地描摹法庭的情形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情形。尼基京跟往常一样，总是主张严格办事，赞成严格的形式主义，反对撤消原判。于是整个问题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也站在驳回上诉的那一边，主要是因为涅赫柳多夫决定为了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同那个姑娘结婚，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抽象道德的一切表现，或者说得更坏一点，宗教信仰的一切表现，不但是可鄙的疯狂，而且简直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为这个妓女惹出这样一场麻烦，再加上为她辩护的名律师和涅赫柳多夫本人都到枢密院来出庭，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他就不住把胡子塞进嘴里，做出一脸的苦相，极其天真地装做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案子，只知道申请撤消原判的理由不充分，因而同意首席枢密官的意见，主张本案的上诉不予批准。
上诉就此驳回了。
二十二
“可怕！”涅赫柳多夫说，这时候他同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律师在整理他的皮包，“这样一个极其清楚的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挑毛病，把它驳回了。这真是可怕！”
“这个案子已经让原来的法庭弄糟了。”律师说。
“连谢列宁也主张驳回。可怕，可怕！”涅赫柳多夫继续反复地说，“那么现在可怎么办？”
“那我们就向最高当局上告。趁您在此地，您就自己去递状子。我来给您写好。”
这时候，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戴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朝涅赫柳多夫这边走过来。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那些理由都不充分。”沃尔夫说着，耸起窄肩膀，闭上眼睛，然后走掉，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了。
沃尔夫来过以后，谢列宁也来了。他已经从枢密官们那里听说他旧日的朋友涅赫柳多夫在此地。
“喏，我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同时眼睛却仍旧现出忧郁的神情，“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彼得堡来了。”
“我也不知道你当了检察长。……”
“副的。”谢列宁纠正道。“你怎么会到枢密院来了？”他问，神色忧郁、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的朋友，“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指望找到正义，挽救一个无辜定罪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案子里的那个女人。”
“哦，马斯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说道，“那个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那个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遭到了惩罚。”
谢列宁叹一口气。
“这很可能，不过……”
“不是可能，而是确确实实……”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就是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你应该声明一下才对。”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当把它写在一个呈文里。要是把那个呈文随着上诉的状子一起递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素来忙碌，很少出入社交场所，显然丝毫也没有听说过涅赫柳多夫旧日的恋情。涅赫柳多夫注意到这一点，就决定不谈他同马斯洛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