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81部分在线阅读

在他所想到的工作中，他觉得在军队里服务最简单也最熟悉。他在库图佐夫司令部值班的时候，他对工作的执著和勤恳，使库图佐夫吃惊。在土耳其没有找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认为没有必要又回到俄国追踪他；不过他知道，不论时间过了多么长久，只要一遇见库拉金，他就不能不向他挑战，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不向食物扑过去一样，虽然他非常鄙视他，虽然他给自己找出千百条理由都使他觉得他不值得降低身份同他发生冲突。但是一想到耻辱未雪，心头之恨未得发泄，他那人为的安宁——也就是他在土耳其给自己安排的劳碌的、多少出于野心和虚荣的活动，就受到干扰。
一八一二年，同拿破仑开仗的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后（库图佐夫在那儿已经住了两个月，日夜和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厮混），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线方面军。库图佐夫对博尔孔斯基以其勤奋来责备他的懒散，早已感到厌烦了，很乐意把他打发走，就让他到巴克雷·德·托利那儿去执行任务。
在未到达驻在德里萨军营的军队之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到童山去一趟，童山离他所走的斯摩棱斯克大路只有三俄里。最近三年来，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变化很大，他思考的很多，感受的很多，见到的很多（他走遍了西方和东方），可是当他到达童山的时候，这儿的一切，连最细小的地方，都依然如故，生活方式也依然如故，不禁使他觉得奇怪和出乎意外。当他驱车驰进林荫道，经过童山住宅的石头大门时，好像进入一座因受魔法而沉睡的古堡似的。这所宅第仍然是那样庄严，那样清洁，那样寂静，仍然是那些家具，那些墙壁，那些音响，那些气味以及那些只不过有点见老的怯怯的面孔。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是那样小心谨慎、样子不漂亮、上了岁数的姑娘，她永远在惊悸和痛苦中、在毫无益处和郁郁寡欢中度过最好的年华。布里安小姐仍然是那样尽情享受她的生命的每一瞬息，满怀喜悦，自鸣得意，卖弄风情的姑娘。安德烈公爵觉得，她不过变得更自信罢了。他从瑞士带回来的那个教师德萨尔，虽然穿着一身俄罗斯式的常礼服，操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和仆人说话，但是仍然是一个才力有限、有学识和有德行的学究先生。老公爵在身体上唯一的变化是在一边嘴里缺了一颗牙齿；他仍然是那副老脾气，只不过对外界发生的事容易激怒，更多疑罢了。只有尼古卢什卡长高了，样子变了，面颊红扑扑的，满头乌黑的鬈发，高兴和大笑的时候，他那好看的小嘴上唇不自觉地翘起来，跟故去的小公爵夫人完全一样。只有他不服从这座因受魔法陷入酣睡的古堡里一成不变的法则。虽然表面一切都照旧，但是，自从安德烈公爵离开这儿后，这些人的内部关系变了。家庭的成员分成两个互相视若路人和互相敌视的阵营，现在只不过看在他的面上，才改变了平时的生活方式，大家当着他面聚在一起。老公爵、布里安小姐、建筑师属于一个阵营，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德萨尔、尼古卢什卡以及所有的保姆和乳母。
他在童山期间，家里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吃饭，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局促不安，安德烈公爵觉得他是客人，为了他，大家才有这样的例外，有他在场，大家都很拘束。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就不由得感到这一点，于是沉默了，老公爵看出他的神色不自然，也阴沉着脸子默不作声，一吃完饭就回自己房间去了。晚上，安德烈公爵去见他，极力使他提起精神，给他讲起小伯爵卡缅斯基的远征，可是老公爵出乎意外地和他谈起玛丽亚公爵小姐，责备她迷信，说她不爱布里安小姐，他说，真正忠于他的只有布里安小姐一个人。
老公爵说，如果他得了病，那都怪玛丽亚公爵小姐；她有意折磨他，惹他生气；由于她的溺爱和蠢话，使尼古拉小公爵学坏了。老公爵很清楚，是他折磨自己的女儿，她的生活很苦，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不折磨她，她活该如此。“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一点，而绝口不谈他的妹妹？”老公爵在想，“他是不是觉得我是坏人或者是老糊涂了，无缘无故地疏远自己的女儿而亲近一个法国女人？他不理解，所以要向他解释，要让他好好听一听。”老公爵这样想。于是他开始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容忍女儿的愚蠢的性格。
“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眼睛不望着父亲，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责难父亲），“我本来不愿意说；可是如果您问我的话，那么我就把我对这一切的意见坦白地告诉您。如果说您和玛莎之间有误会和不和的话，那么我无论如何不能怪她，因为我知道她是非常敬爱您的。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暴躁地说，他近来总是容易暴躁，“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如果有误会的话，那么，其根源全在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这个人不配当我妹妹的陪伴。”
老头子起先定睛望着儿子，咧着嘴不自然地微笑，露出安德烈公爵还没有看惯的牙齿中间的新豁口。
“什么陪伴？亲爱的？嗯？你们已经谈过了！嗯？”
“爸爸，我不愿做一个审判官，”安德烈公爵说，声调恼怒而且生硬，“但是，是您先向我挑战，我说过，而且还要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错，而有过错的是那些……都是那个法国女人的过错……”
“唔，判罪啦……判我的罪啦！”老人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窘，但是，接着他忽然跳起来，大叫道：“给我滚，给我滚！连你的影子也别让我看见！……”
安德烈公爵想立即离开家，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劝他再留一天。这一天安德烈公爵没有和父亲见面，老头子没出来，除了布里安小姐和吉洪，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门，他问了好几次，他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到他儿子的房间。那个健壮的、像母亲一样生着鬈发的小孩坐在他的膝盖上。安德烈公爵给他讲蓝胡子的故事，可是没有讲完，他沉思起来。他想的不是这个抱在膝头上的好看的小儿子，他是在想自己。他怀着恐惧的内心寻找而没有找到那因惹父亲生气而后悔的心情，也没有找到因和他生平第一次吵嘴的父亲离别而惋惜的心情。最主要的，他对儿子表示亲热，把他抱在膝头，希望唤起内心对他的柔情，但他觉得，他怎么也找不到往日对儿子的柔情了。
“讲呀。”儿子说。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他，把他从膝上抱下来，走出房去。
安德烈公爵只要一丢开他日常的工作，特别是一回到他曾经幸福地生活过的那个往日的环境，愁闷就像先前那样强烈地袭击他，于是他就赶快避开那些回忆，找点事情做做。
“你非走不可吗，安德烈？”妹妹对他说。
“谢谢上帝，我可以走开了，”安德烈公爵说，“我很可惜你走不了。”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现在你去参加可怕的战争，他又这么衰老，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布里安小姐说，他老问你呢……”她刚一开口说这话，她的嘴唇就发颤了，眼泪簌簌地落下来。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你会想不到，一件东西和一个什么人，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使人招致不幸！”他说，他那愤怒的口气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吃惊。
她了解，他所谓微不足道的人，指的不仅是使他不幸的布里安小姐，而且是指那个毁掉他的幸福的人。
“安德烈，我只求你一件事，我恳求你，”她说，碰了碰他的臂肘，用饱含泪水的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我了解你（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眼睛）。不要以为不幸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她向安德烈公爵的头顶上方略高的地方注视了一下，她那眼光带着在看圣像时所习惯了的信赖神情，“不幸是上帝赐给的，不是人造成的。人是他的工具，他们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觉得谁得罪了你，那么你就忘掉吧，宽恕吧。我们没有权利去惩罚。你会了解宽恕的幸福的。”
“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会那样做，玛丽亚，那是女人的品德。但是男人不应该忘记和宽恕。”他说，虽然此刻他没想到库拉金，可是没有发泄的怒火突然在心中燃烧起来。“如果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劝我宽恕，那就是说，我早就应该惩罚了。”他想。他不再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这时他开始想他在遇见库拉金时（他知道库拉金目前在军队里）那痛快的、复仇的时刻。
玛丽亚公爵小姐恳求哥哥多留一天，她说，如果安德烈没有和父亲和解就离开，那会使父亲伤心的；可是安德烈公爵回答说，大概他不久就从军队回来，他一定给父亲写信，现在在家住得越久，关系也就会更加恶化。
“再见，安德烈！记着，不幸都是来自上帝，人们是永远无辜的。”这是他向妹妹告别时听到妹妹最后的几句话。
“是啊，事情也只得这样！”安德烈公爵驱车走出童山住宅的林荫道时，想道，“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只好受昏聩的老头子的折磨吧。老头子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改不了。我的孩子在成长，享受生之欢乐，他将来在生活中也和每个人一样，不是被骗就是骗人。我到军队里去，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碰到那个我所鄙视的人，给他一个打死我和嘲笑我的机会！”生活条件依旧不变，但过去它们是和谐一致的，而如今一切都破碎了。一些没有联系的、毫无意义的现象，一个跟着一个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出现。
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来到总司令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在德里萨设了防御工事；第二军在撤退，日夜兼程与第一军会师，据说，它和第一军被数量巨大的法军切断了。人人都不满意俄国军队的军事情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有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谁也没估计到战争会远远超过西部波兰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他受命到其部下任职的巴克雷·德·托利。因为营盘附近没有大的村镇，大批的将军和随军的宫廷大臣都安顿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的村子里最好的宅院里。巴克雷·德·托利住在离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板着面孔很客气地接待博尔孔斯基，他操着德语的口音说，他将奏明皇上再确定他的职务，暂时请他留在他的司令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军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不在这儿，这个消息使博尔孔斯基很愉快。目前安德烈公爵最关心的是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他很高兴能有一段时间不再为库拉金的问题而分心。在头四天，没有派安德烈公爵什么任务，他骑着马巡视每一个设防的营地，他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同知情人的谈话，尽可能对每个营地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每个营地的防御工事是否有利，对于安德烈公爵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他已经得出一个信念，在战争中，最深思熟虑的周密计划并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见到的），问题全在于如何处理突然的、预见不到的敌人的行动，还在于如何和由谁来指挥整个战役。为了弄清楚后面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他的地位和熟人，极力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以及参加指挥人员和派别的情况，于是他对形势得出如下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纳的时候，军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雷·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统率，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统率。皇帝驻在第一军，但并不是以总司令的名义。据通令声称，皇帝不指挥军队，皇帝只是驻在军队。此外，也没有御前总指挥参谋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辕参谋部。跟随他的是皇帝行辕参谋长——掌管军需的将军博尔孔斯基公爵，还有其他几名将军和侍从武官、外交官以及一大批外国人，但这不是军队的参谋部。此外，在皇帝跟前没有职务的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前陆军大臣，贝尼格森伯爵——级别是大将，皇太子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鲁缅采夫——首相，施泰因——前普鲁士大臣，阿姆菲尔德——瑞典将军，普弗尔——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侍从武官长保罗西——撒丁亡命者，沃尔佐根以及其他许多人。虽然这些人没有军职，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往往一个军团长或者甚至总司令不知道贝尼格森、或者大公、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博尔孔斯基是以什么身份向他们问话或者给予某种忠告，也不知道那种以忠告的形式提出的指示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出自皇帝，也不知道是否应当执行。但这不过是表面的情况，皇帝和所有这些人在场的实质意义，从宫廷侍臣的观点看（皇帝在场，所有的人都成为宫廷侍臣），是人人都明白的。那意义就是：皇帝没有担任总司令的名义，但是他号令全军；他左右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人和监督，是皇帝的侍卫；贝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他好像尽地主之谊接待皇帝，而实际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能够出谋划策，而且可以随时代替巴克雷。大公在那儿是因为他乐意待在那儿。施泰因在那儿是因为他也能献计，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人品有很高的评价。阿姆菲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而且是一位极为自信的将军，相信他经常能影响亚历山大。保罗西在那儿是因为他敢于说话而且果断。侍从武官长在那儿是因为他们到处总是跟随着皇帝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普弗尔在那儿是因为他拟定了反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因此他在掌管全部的军事。和普弗尔一道的有一个沃尔佐根，他比普弗尔本人能用更明了易懂的方式表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个尖刻的、自信到目空一切的、书本上的理论家。
除了上述那些俄国人和外国人外（特别是外国人，他们都具有在异国活动的人们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提出新的惊人的想法），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随军是因为那儿有他们的老上司。
从这个庞大、忙碌、辉煌、骄傲的集团里所有的意见和议论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出比较明显的划分为以下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是普弗尔及其追随者，一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有一门军事科学，这种科学有其不变的法则，如运动战、迂回战等等法则。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退到腹地，按照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法则，对这种理论的任何偏离，都只能被视为野蛮、不学无术或者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常有的情形，有一种极端的代表就会有另一种极端的代表。这派人在维尔纳的时候就要求攻入波兰，要求不受任何预定计划的约束。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以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中变得更偏激了。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刚提高声望的叶尔莫洛夫和别的人。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叶尔莫洛夫的笑话，说他曾经请求皇上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派人缅怀苏沃洛夫，他们说不应当老在考虑，在地图上插针，而应当战斗，打击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挫折士气。
最得皇上信任的第三派，是那些调和于两派之间的宫廷侍臣们。这一派大多数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就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所说，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一定信念而又装作有信念的普通人所说所想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叫他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作战，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是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要完全信任他们，要听一听普弗尔的反对派的意见，还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战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将这一切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方案保住德里萨营地，但要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路线。虽然这样的改变达不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却觉得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最著名的代表是大公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最难忘怀的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体验的失望，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好像去阅兵似的骑着马走在近卫军前头，实指望干净利落地打垮法军，但出乎意外地陷入第一线，好费劲才从乱军中逃了出来。这一派在发表意见时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怕拿破仑，领教过他的力量，也认识自己的弱点，他们直率地说出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我们放弃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我们还要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没有被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界上层很普遍，在彼得堡和内阁也得到支持，内阁首相鲁缅采夫为了别的政治原因也赞成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忠实信徒，他们与其说把巴克莱看做一个人，不如说把他看做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吧（他们总是这样开始说），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精明强干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打仗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会叫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就像他在芬兰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说，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精力充沛，未遭受任何损失就撤到德里萨，那完全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莱，那一切都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看出他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了。”这一派说。
第六派——贝尼格森派却恰恰相反，这一派说，不管怎么说，再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还是要请教他。这一派证明说，我们退到德里萨，是最可耻的失败，是接二连三的错误。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可以快点使大家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本人曾给过他公允的评价，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独一个。”
属于第七派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物——不论哪个皇帝身边总围着一些人，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就尤其多了；他们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热情地忠于皇上，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那样，不是把他当做皇帝，而是作为一个人，衷心地、无私地崇拜他，他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出一切美德，而且看出人类所有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钦佩皇帝拒绝统率军队的谦虚态度，但是不同意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只希望而且坚持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君主放弃对自己过分不信任的态度，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率，下面成立一个总指挥大本营，亲自指挥军队，必要时可以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咨询，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鼓舞军心。
第八派人数最多，其数量之大与其他各派相比，相当九十九对一。这一派既不赞成和平，也不赞成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和在任何地方设防，既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求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和欢乐。在皇帝的行辕里，满布着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阴谋诡计，在这一潭浑水里，可以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既得的有利地位，于是今日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反对普弗尔的人，后天又宣称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为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就行。还有人为了捞取好处，让皇帝注意自己，于是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一件事，在会议上争论和喊叫，捶胸顿足，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表示他准备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还有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的中间，当反对派不在场的时候，直截了当地乞求给他一次津贴，以报答他的忠实服务，他知道这时不会有人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让皇帝看见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一偿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某种刚出现的意见的正确或错误，举出或多或少有点正确和力量的论据。
这一派人人都在追求卢布、勋章和官爵，为此他们紧盯着皇恩风向标，一见风向标指向某一方向，就一窝蜂地向那个方向刮风，这样就使得皇帝更难于把风向标扭到别的方向。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在这使得一切都处在特别惊恐不安的严重危险的威胁下，在这阴谋、虚荣、冲突、各种观点和感情的漩涡中，加上这些人的种族不同，这人数最多的、专谋私利的第八派，给共同的事业增添了极大的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一窝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又飞向那个新问题，用他们的嗡嗡之声压倒和湮没那些真诚的辩论声音。
正当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的时候，在这八派之中，又形成一派，第九派，这一派开始提高自己的声音。这一派是一些年事已高、通情达理、有政治经验和干练的人，他们不赞同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中任何一种，对大本营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设法摆脱目前这种方向不明、意志不坚、混乱一团和软弱无力的境况。
这一派人都在说也在想，一切坏事主要都来自在军队里驻进皇帝及其军事人员；各种关系的不明确，互相牵制，左右摇摆，都带到军队里了，这在宫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则有害；皇帝应当治理国家，不应当统率军队；摆脱这种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军队；单是皇帝在场，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瘫痪；一个最坏的、然而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一个最好的、然而因受皇帝在场及其权威的影响而束手束脚的总司令要好得多。
当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内阁大臣希什科夫——上述那派主要代表之一，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签名。他利用皇帝准许他议论大局之便，借口皇帝必须鼓舞首都人民的战斗精神，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亲自鼓舞民众和号召民众保卫祖国（而这要看皇帝是否亲临莫斯科）——这正是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皇帝离开军队找个借口，提出的这个建议，被皇帝接受了。
十
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帝的时候，一天在吃饭时，巴克雷转告博尔孔斯基说，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询有关土耳其的情况，当天下午六时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的寓所。
这一天皇帝行辕接到一件可能危及我军的拿破仑的新的行动的消息，后来证明这个消息不确。这天早晨，米绍上校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说，普弗尔所构筑的这个防御阵地，被认为是空前的战术杰作，它可以致拿破仑于死地，其实，这个阵地毫无意义，是俄国军队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将军的寓所。寓所坐落在河岸上的地主的大住宅。贝尼格森和皇帝都没有在那儿；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切尔内绍夫接待博尔孔斯基，对他说，皇帝带领贝尼格森和保罗西今天第二次视察德里萨阵地工事，对阵地工事是否适用开始引起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在一进门的房间里，坐在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从前大概是个大厅；屋里还有一架风琴，风琴上堆着一些地毯，墙角放着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就坐在那儿。他显然被宴会或者事务弄得精疲力尽，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瞌睡。厅里有两道门：一道门通原先的客厅，右首的门通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用德语，有时用法语的谈话声。在那原先的客厅里，遵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一次非军事的会议（皇帝喜欢含含糊糊），出席会议的，只是一些由于目前的困境皇帝想知道他们的意见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好像是为皇帝个人阐明某些问题而召开的特邀会议。被邀请出席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武官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就是拿破仑称之为法国逃亡者的那个人，米绍，托尔[20]，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是普弗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一切事情的主脑。因为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普弗尔才来，向客厅走过去的时候，曾停下来和切尔内绍夫谈了一会儿，所以安德烈公爵趁机细细打量了他一番。
普弗尔穿一件剪裁很差的俄罗斯式的将军服，他像化装游行的人似的，把一件不合身的衣裳裹在身上，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面熟，其实他从未见过他。在他身上具有魏罗特尔、马克、施米特以及其他许多安德烈公爵在一八○五年见过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所具有的特点；但是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更典型。像这么一位集上述那些德国人的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
普弗尔个子不高，很瘦，但是骨架大，体格粗壮，臀部宽阔，肩胛骨有棱有角。他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他额前鬓角的头发虽然匆忙地梳过，可是脑后的头发一撮撮的翘起，显得很可笑。他走进房间，心神不安地忿忿地东张西望，好像他对他走进去的那间房里的一切，都觉得可怕似的。他笨手笨脚地扶着佩刀，和切尔内绍夫说话，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儿。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房间，结束行礼和问候，在地图前面坐下来着手工作，他才觉得舒服。他听了切尔内绍夫说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亲自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构筑的工事，他匆匆地点点头，带着讽刺的意味笑笑。他自言自语嘟囔了一句，那声音就像所有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低沉而且急促。他好像在说：愚蠢[21]……或者：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2]……或者：哼，有好戏看啦。[23]安德烈公爵听不清他说话，想走过去，可是切尔内绍夫把他介绍给普弗尔，并且说，安德烈公爵从土耳其刚回来，那儿的战事幸运地结束了。普弗尔向安德烈公爵瞟了一眼，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只是目光扫过他看别处，然后大笑说：“对啦，那一仗准是战术运用得正确。[24]”他轻蔑地笑笑，就向那传出说话声的房间走去了。
普弗尔本来容易发脾气挖苦人，现在竟有人背着他视察他的阵地而且妄加指责，显然惹得他格外恼火。安德烈公爵从这次和普弗尔短暂的会见，再靠他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回忆，给这位将军勾画出一幅鲜明的画像。普弗尔是那些自信到不可救药、一成不变、宁愿殉道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这种人只能是德国人，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也就是根据臆想的完美无缺的真理的知识，才有这样的自信。法国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本人不论在智力还是在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力量。英国人很自信，其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再者，一个英国人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总是激昂慷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德国人那种自信比哪一种都坏，比哪一种都顽固，比哪一种都可厌，因为德国人想象他知道真理，科学，其实那真理是他杜撰的，然而他认为那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他的科学——他从腓特烈大帝战争史得出的迂回运动论，他所看到的现代战争史中的种种事例，他觉得那些都是毫无意义、野蛮、杂乱无章的冲突，作战的双方都犯了无数的错误，以致那些战争都不能称之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结束战斗的那场战争的计划拟定人之一；但是他从那场战争的结局中一点也没看出他的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没有照他的理论去做，是失败的唯一原因。他以其特有的幸灾乐祸的讽刺口吻说：“我早就说过，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5]”普弗尔属于那种理论家，他们太爱自己的理论，甚至忘了理论的目的是在实际中应用；他们由于爱理论而憎恨一切实际，连知道都不愿知道它。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际背离了理论，才招致失败，这对于他只能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切尔内绍夫说了几句有关当前战争的话，当时他那神情仿佛说，我早就知道一切都要弄糟的，他甚至对这有点得意。他那脑后未曾梳理的一撮撮翘起的头发和匆匆梳过的鬓角都说明了这点。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立刻从那儿传出他那低沉而愤慨的声音。
十一
安德烈公爵还未来得及用目光把普弗尔送走，贝尼格森就匆匆地走进来，向博尔孔斯基点点头，脚不停步地给他的副官一些指示，就进书房去了。皇帝还在后面，贝尼格森赶到前面来准备迎接皇帝。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廊台阶上。面带倦容的皇帝下了马。保罗西侯爵对皇帝讲着什么。皇帝向左侧低着头，听保罗西非常热烈地絮叨，看来皇帝想结束谈话，开始向前走，但是那个满脸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竟然忘记礼节，跟在他后面继续说：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罗西说，这时皇帝已经走上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打量了一下他所不熟识的面孔。
“陛下，”保罗西仿佛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好去：一个是疯人院，一个是绞刑架。”皇帝没听完，也许根本没有听那个意大利人的话，认出博尔孔斯基，就和蔼地对他说：
“很高兴看见你，去参加他们的会吧，在那儿等等我。”皇帝走进书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施泰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把门带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罗西一起走进正在那儿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的参谋长的职务。他带着一卷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转达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诸位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情况是，夜里接到一个消息（后来证实不确），说法军要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首先发言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一个完全新的、毫无道理的（只不过表示他也能提出一个意见）方案——在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路旁侧构筑阵地，他认为应当在那儿集结军队等待敌人，这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显然，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好了，他现在陈述它，与其说目的是为了对提案予以解答（实际并未解答），不如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中的一个，这些建议如同其他的建议都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如果不顾及战争具有怎样的具体特点的话。有些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些人赞成。年轻的上校托尔比别人都热烈地反对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的当儿，他从衣兜里掏出写满字迹的笔记本，请求让他念一遍。托尔从长篇大论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罗西在反驳托尔时，提出一个向前挺进和进攻的计划，照他说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无所适从的状态和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样称呼德里萨阵地）。在这些争论进行的时候，普弗尔和他的译员沃尔佐根（他是普弗尔和宫廷关系的桥梁）一言不发。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哼哧鼻子，把脸扭过去，表示他绝对不屑于反驳他现在听到的废话。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孔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仅仅说：
“何必问我？阿姆菲尔德将军已经提出一个后方暴露的绝妙的阵地。或者进攻，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意见，很好嘛！[26]或者退却。也很好[27]。何必问我？”他说，“你们对一切不是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吗？”可是沃尔孔斯基皱紧眉头说，他是代表皇帝问他的，于是普弗尔站起来，忽然兴致勃勃，开始说：
“一切都破坏了，一切都弄乱了，人人都想表示他比我高强，可是现在又来求我。怎么补救呢，没有什么要补救的。要丝毫不差地按照我规定的原则去做，”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困难在哪儿？胡说，小孩子的玩意儿[28]。”他走到地图前面，用枯槁的指头点着地图，开始急速地讲起来，他证明任何意外的情况都不能改变德里萨阵地的适当性，一切都预见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要迂回，那么它就一定被消灭。
保罗西不懂德语，用法语向他提问。沃尔佐根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他的长官，为他做翻译，他几乎追不上普弗尔的话，普弗尔急速地证明说，一切的一切，不惟已经发生的，就连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见到了，如果现在有困难的话，那全部的过错都在于没有分毫不差地执行他的计划。他不断露出讥讽的冷笑，反复地证明，最后，轻蔑地停止了证明，正像一个数学家停止用各种方法验算一道已经证明正确无误的算题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代他说明他的思想，不时地对普弗尔说：“对不对，大人？[29]”普弗尔有如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家人来了，愤怒地呵斥沃尔佐根，说：“那当然啰，还用得着解释吗？[30]”保罗西和米绍齐声用法语向沃尔佐根进攻。阿姆菲尔德用德语对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孔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的人里面，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就是那个愤怒、坚决、固执己见的普弗尔。在所有在座的中间，显然只有他不为个人着想，不敌视任何人，一心只想实践那按照他多年辛苦研究出来的理论所拟定的计划。他是可笑的，他的冷嘲热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理想的无限忠诚，却令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在所有人的发言里面，有一种一八○五年的军事会议中所没有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在每个反驳中虽然掩饰而仍然流露出对拿破仑的天才的恐惧和惊惶失措。他们都设想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于他防不胜防，都用他的可怕的名字互相推翻彼此的设想。似乎只有普弗尔一个人认为拿破仑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但是，除了尊敬的感情以外，普弗尔还使安德烈公爵觉得可怜。从宫廷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来看，从保罗西胆敢对皇帝说出那些话来看，主要的，从普弗尔本人有点失望的表情来看，很显然，别人都知道，连他本人也感觉到，他倒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虽然他很自信，具有德国人那种嬉笑怒骂的性格，他连同他那梳光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撮撮头发，都使人觉得可怜。他表面虽然愤怒和蔑视，其实他已经绝望了，因为用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现在从他的手中失掉了。
讨论继续了很久，他们越是讨论得久，争论就越激烈，甚至大喊大叫，互相毁谤，因而也就更不能从所有的发言中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了各种语言的说话声以及这么多的设想、计划、辩驳和叫喊，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只有不胜惊讶而已。自他从事军事活动以来，很早而且常常就有一个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所谓军事天才，现在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了。“如果一场战争的条件和环境没弄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参加战斗的兵力也无从弄得明确，那怎么谈得上关于那场战争的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敌我两方明天会是怎样的处境，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部队的力量如何。有时候，不是胆小鬼在前面喊：‘我们被切断了！’——于是就开始溃逃了，就是一个快活的、大胆的小伙子在前面喊：‘乌拉！’——一个五千人的部队就抵得上三万人，申格拉本战役就是这样的；有时五万人就会在八千人面前逃跑，例如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这种军事行动中一如其他一切实践中一样，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因为什么情况都无法明确，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那些条件起作用的时间，又在谁也料想不到的顷刻之间。阿姆菲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而保罗西则说，法军陷入我军夹击之中；米绍说，德里萨工事之无用，乃至于它是背河布阵，而普弗尔则说，这正是阵地的威力所在。托尔提出一个计划，而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都好，也都不好，任何建议的好坏只有在事件过程完成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那么为什么人人都在谈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够及时下令送面包干，指挥哪个向左，哪个向右就算天才吗？只不过因为有些军人被授予荣誉和权势，而一群蝇营狗苟的坏胚子趋炎附势，把本来并不具有的天才品质赋予权势，于是人们便称他们为天才。其实正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都是一些愚人，或者是一些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是最好的，连拿破仑也承认。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记得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那副自鸣得意的蠢相。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某些特殊的品质，而且相反，他需要缺少那些最高尚、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仁爱、诗人气质、温情、从哲学探究问题的怀疑精神。他必须目光短浅，坚信他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千万别成为那种人——今天爱惜什么人，明天又怜惜什么人，老掂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言而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为他们编造一套天才的理论。其实，军事功勋获得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队伍中喊‘我们完了！’或者喊‘乌拉！’的人。只有在这些队伍里服务，你才能怀着自己有用的信心。”
安德烈公爵一面听着议论，一面这样思考着，直到保罗西叫他，他才醒悟过来，这时大家都离开座位要走了。
第二天阅兵的时候，皇帝问安德烈公爵想在哪儿服务，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请求到军队服务，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置身于宫廷的机会。
十二
罗斯托夫在开战前接到父母一封信，信中简短地告知他关于娜塔莎的病情以及跟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的事（他们说是娜塔莎主动回绝的），他们又要求他退伍回家。尼古拉接到信后，并不打算请假或者退伍，他给父母回信说，他很惋惜娜塔莎生病和解除婚约，他一定尽一切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尼娅单另写了一封信。
“我心灵中钟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回到你的身边。可是现在，在开战之前，假如我把个人的幸福放在对祖国的爱和责任之上，那么，不仅在全体同事面前，而且对我自己说来，也是不光彩的。然而这是最后一次离别了。你可以相信，战争一旦结束，假如那时我还活着，你也还爱我，我要抛开一切，立即飞到你的身边，把你永远拥抱在我火热的胸怀里。”
确实，只因要打仗，才使得罗斯托夫不能按照他的许诺回去和索尼娅结婚。奥特拉德诺耶秋天的狩猎，冬天的圣诞节，以及索尼娅的爱情，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幽静的乡村生活图景，那种欢乐而宁静的生活是他先前不知道而现在吸引着他的。“一个贤淑的妻子，几个孩子，一群好猎狗，十来套凶猛的狼狗，农事，邻人，被选举出来为地方服务！”他想。但现在是战争，要留在团队里，既然非如此不可，那么，尼古拉·罗斯托夫按其性格对团队生活也是满意的，他在这种生活中也能找到乐趣。
尼古拉假满回来，受到同伙的热烈欢迎，他被派去置办马匹，从乌克兰买到一些出色的马，这使他很高兴，而且也博得长官的赞赏。在他外出时，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当团队按战时编制扩大名额时，他又回到原先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团队向波兰推进，发了双饷，来了新的军官、新的士兵和新的马匹；主要的，普遍有一种随开战而来的激昂而欢快的心情；罗斯托夫意识到他在团队里有利的地位，完全浸沉在军队生活的乐趣中，虽然他知道早晚要丢掉这种生活。
由于国家的、政治的和战略的种种复杂的理由，军队从维尔纳撤退了。每后退一步，总司令部里就表演一番各种利害、主张和感情的冲突。可是对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说来，在夏季最好的时节，带着充足的给养撤退，是最简单、最快乐的事情。泄气、不安和阴谋，只有在司令部里才有，而在一般官兵中间，没有人会问去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去。如果有人为撤退而惋惜，那不过是因为不得不离开已经住惯的营房和漂亮的波兰姑娘罢了。如果有谁偶尔觉得情况不妙，那么他也像一个模范军人应有的样子，强作快活，不去想整个局势，只顾眼前的事情。当初在维尔纳附近驻扎，和波兰地主们交朋友，期待并且受到皇帝和别的高级司令官的检阅，那时过得多么快活。后来命令撤退到斯文齐亚内，把不能带走的给养销毁。斯文齐亚内值得骠骑兵记忆的，不过是因为那是一个“醉营”——这是全军送给斯文齐亚内营盘的外号，此外还因为在斯文齐亚内军队受到很多控告，说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除了征粮之外，还夺走了波兰地主的马匹、车辆和地毯。罗斯托夫记得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到达这个村镇的第一天，就把司务长撤了职，还因他对付不了全体骑兵连的醉鬼，他们瞒着他盗用了五桶陈年啤酒。从斯文齐亚内越撤越远，撤到德里萨，然后又从德里萨往后撤，快撤到俄国的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第一次打了一大仗。
七月十二日夜，打仗的前夕，下了一场带冰雹的暴风雨。一八一二年的夏天，可以说是以暴风雨著称的夏天。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连，在已经抽穗但被马完全踩倒了的黑麦地里露宿。下着瓢泼大雨，罗斯托夫和一个被他保护的青年军官伊林坐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他们团里一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路上遇见雨，走进罗斯托夫的棚子。
“我刚从司令部回来，伯爵。您可听说拉耶夫斯基立了大功吗？”于是这个军官把他在司令部听来的萨尔塔诺夫战役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
罗斯托夫缩着脖子（雨水流进他的领口），吸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听着，不时地瞧瞧那个偎依着他的青年军官伊林。这个小军官是一个新来团队的十六岁的孩子，他现在和尼古拉的关系，正像七年前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的关系。伊林在一切方面都努力学罗斯托夫，像一个女人似的爱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