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19部分在线阅读

皮埃尔觉得，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嘛，怎么都无所谓，”皮埃尔说，“但是，他们凭什么杀那些可怜的人呢！……最后一个受刑的才二十来岁。”
“嗤嗤……嘘嘘……”那个小个子说。“罪过，罪过……”他连忙补上一句，好像他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他接着说：“怎么回事，老爷子，您怎么没有离开莫斯科？”
“我没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是无意之间留下来的。”皮埃尔说。
“他们是怎样抓住你的，亲爱的朋友，是在你家里抓住的吗？”
“不是，我去火场来着，他们在那儿抓住我，说我是纵火犯。”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伤天害理的事。”那个小个子插了一句。
“你在这儿很久了吧？”皮埃尔嚼着最后一口土豆，问道。
“我吗？我是上星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他们抓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吗？”
“我是阿普舍龙团的兵。打摆子，病得要死。没有人告诉我们一点消息。我们有二十来个人躺在病院里。真是料不到想不到的。”
“怎么样，你在这儿闷得慌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我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又补充说，显然为了使皮埃尔容易称呼他，“在部队里人家都叫我‘雏鹰’。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莫斯科，莫斯科是众城之母。眼前的景况怎能不叫人烦恼。蛀虫钻进圆白菜，早晚得完蛋，老年人常常这样说。”他很快补充说。
“什么，你是怎么说？”皮埃尔问。
“我吗？”卡拉塔耶夫问，“我是说：我们的聪明枉然，上帝的审判当然。”他说，以为是重复刚听过的话。立刻又继续说：“您过得怎么样，老爷子，有领地吗？有房产吗？这么说来，十分富足！有主妇吗？老人都在吗？”他问，虽然皮埃尔在黑暗中看不见，但感觉到，那个士兵在问他时，一定撮起嘴唇忍住亲切的微笑。他显然为皮埃尔没有父母、特别是没有母亲而难过。
“老婆给你金玉良言，丈母娘把你当贵客，可都不如亲娘亲！”他说。“有孩子吗？”他接着问。皮埃尔的否定回答显然又使他难过，他连忙补充说：“没啥，你们还年轻，上帝会赐给的。紧要的是和衷共济……”
“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我说，你这个好人呀，”普拉东表示不同意，“永远不要嫌弃讨饭袋，也不要嫌弃坐班房。”他坐得舒服些，清清嗓子，看样子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听我说，亲爱的朋友，我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开始讲。“我们那个田庄很富，田地很多，农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家也很好，谢天谢地。连老爹一家七口下地干活。好日子。都是正经的正教徒。可是，出了一件事……”于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他说，他到人家林子里去砍柴，被看林人捉住了，挨了一顿打，受到审判，被送去当兵。“没啥，亲爱的朋友，”他说，因为含着笑，声音都变了，“以为是灾，其实是福！我要是不犯罪，我弟弟就得去当兵。弟弟有五个孩子，可是我呢，你瞧，老婆独自一个，有个小丫头，上帝老早就把她要走了。我请假回去一趟，我告诉你吧。到家一看——日子比从前过得好。满院子牲口，娘儿们都在家，两个弟弟出外去挣钱。一个小弟弟米哈伊洛在家。老爹说，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不管咬哪个指头，都照样地疼。要不是普拉东剃了头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把我们都叫了去——你可相信——把圣像摆在前面。他说，米哈伊洛过来，向他鞠躬到地，还有你，米哈伊洛的媳妇，也来鞠躬，孙子孙女，也来鞠躬。你们懂吗？他说。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劫数难逃。可是我们总爱逞能：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合适。朋友，幸福好比网里水：你拉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普拉东在干草上挪动了一下座位。
沉默了一会儿，普拉东站了起来。
“怎么样，我想你困了吧？”他说，很快地画着十字，念叨起来：
“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夫拉[7]，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夫拉，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保佑我们！”他结束道，深深一鞠躬，站起来，叹了口气，又在干草上坐下，“主啊，把我像石头一样放下，像面包一样举起。”他口中念念有词地躺下来，把外套拉到身上。
“你念的是什么祷词？”皮埃尔问。
“什么？”普拉东反问道（他已经睡着了），“念什么？祷告上帝。你不祷告吗？”
“不，我也祷告，”皮埃尔说，“不过，你念弗洛拉和拉夫拉，是怎么回事？”
“当然得念啦，”普拉东很快地回答，“他们是马神。对牲畜也要怜悯，”卡拉塔耶夫说，“瞧这个鬼东西，缩作一团。暖和起来了，狗崽子。”他抚摸着腿边的狗，说，又一翻身，立刻睡着了。
外面，远处传来哭声和喊声，从棚子的板缝里透露着火光；但是棚子里，一片寂静和黑暗。皮埃尔很久睡不着，睁着眼在黑暗中躺着，倾听他身旁普拉东均匀的鼾声，他觉得，原先那个被破坏了的世界，现在又以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活动起来。
十三
皮埃尔在那个棚子里蹲了四个星期。棚子里有二十三名被俘虏的士兵、三名军官和两名文官。
所有这些人，后来在皮埃尔的印象中都模糊了，但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却作为最深刻、最宝贵的记忆和作为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永远铭记在皮埃尔的心中。第二天天一亮，皮埃尔看见他的邻人，最初圆的印象完全得到证实：普拉东整个身形——穿的腰间束着绳子的法国军外套，戴的制帽和脚上的树皮鞋，全是圆的，脑袋滚圆滚圆的，背、胸、肩，甚至那两只经常要拥抱什么的手，都是圆圆的；愉快的笑脸和柔和的栗色的大眼睛也是圆的。
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他以前当兵打过的仗看来，他总有五十开外了。他本人不知道而且怎么也说不准他的岁数；他一笑（他常笑），露出两排半圆形、完整无缺的雪白坚固的牙齿，他的胡子和头发连一根白的都没有，他整个身体看来富有弹性，显得特别结实和耐劳。
他虽然满脸细小的皱纹圈儿，但却有一派天真稚气的表情；他的声音甜美，悦耳。但是他说话主要的特点是直截了当，恰如其分。他显然从来不考虑他说过什么和要说什么；正因为这样，他那迅速而纯正的语调却有一种特别的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在刚被监禁的时候，他的体力和干起活来那股子麻利劲儿，就好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每天早晨和晚上，他总是躺在那儿说：“主啊，把我像石头一样放下，像面包一样举起。”每天一早起身的时候，他总是一面耸耸肩膀，一面说：“躺下——缩作一团，起来——抖擞一下。”确实，他只要一躺下，就立刻像石头似的睡着了，只要一抖擞，连一秒钟也不耽误，立刻干起活来，就像小孩子一起身就摆弄玩具似的。他什么事都会做，做得不好也不坏。他烤面包，做饭，缝衣服，刨木头，补靴子。他总是在忙，只有在夜间才谈话（他爱聊天）和唱歌。他不像歌手那样唱歌，歌手知道有人在听他们唱，但他像鸟儿那样唱歌，显然他觉得他必须发出这些声音，就像必须常常伸伸懒腰和散散步一样；他的歌声经常像女人唱歌的声音，尖细，柔和，凄凉，他唱歌时，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他当了俘虏后，胡子长长了，他显然抛掉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异己的、士兵的东西，而不知不觉地恢复了先前的、农民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士兵休假在外——衬衫散在裤腰外。[8]”他时常说。他不爱谈他当兵的生活，虽然也不诉苦，他常说他在当兵期间没有挨过一次打。在他的言谈中，主要是回忆他过去的、显然为他所珍贵的农民生活（他总是把“农民”这个词说成“基督徒”）[9]。他满口的俗语，并不是大兵常挂在嘴边的多半是猥亵的粗鲁的俗语，而是民间的格言，单独看来，这些格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一用到节骨眼上，就突然显出精湛的智慧了。
常常他此时说的话和先前说的话完全相反，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他爱说，也会说，他用一些亲切的词句和谚语点缀他的话，皮埃尔觉得那些谚语都是他自己编的；但是他的话的主要魅力乃在于，一些最普通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过但不注意的事情，经他一说，就具有堂堂正正的性质。他喜欢听一个兵每晚讲的童话（他老讲那几个童话），但是他最喜欢听的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故事。他在听这类故事时，喜得眉开眼笑，有时插一两句话，提个问题，为了把他所听到的那个故事了解得十分完美。卡拉塔耶夫丝毫没有皮埃尔所理解的那种眷恋、友谊、爱情之类的情调；但是，对一切东西，特别是对人，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对他眼前所有的人，他都爱，都处得情投意合。他爱他的长毛小狗，爱同伴，爱法国人，爱他的邻人皮埃尔；但是，皮埃尔觉得，卡拉塔耶夫虽然对他亲热体贴（他这样无意之中给了皮埃尔的精神生活以应有的东西），但是绝不会因为和他分离而感到苦恼。皮埃尔对卡拉塔耶夫也开始有这同样的感情。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其他俘虏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兵；人们管他叫“雏鹰”或者普拉托沙[10]，善意地逗他，差遣他。但是在皮埃尔看来，第一夜对他的印象——一个不可思议的、圆满的、永恒的朴素和真理的精神化身，永远也忘不了。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除了把他的祷文背得烂熟外，别的什么都记不住。他在说话时，说了个头，似乎不知道尾。
有时皮埃尔对他的话所含的意义感到吃惊，请他再说一遍时，普拉东已经记不起他刚说过的话了，同样，他对皮埃尔怎么也背不出他所喜爱的歌的歌词。譬如唱道：“亲爱的家乡，小白桦树，我好难受啊。”但是这些词儿如果不是唱而是口述，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从一席话里单另抽出来的个别词句的意义。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他在生活中活动的一种表现。照他看来，他的生活作为个别现象，就没有意义。它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那种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他的语言和动作从他身上流出来，正像香味从花上分泌出来那样均匀、必然和直接。他不能理解个别的动作或者词句的价值和意义。
十四
玛丽亚公爵小姐接到尼古拉寄来的消息，知道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人一同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她不顾姨母的劝阻，打算立刻动身，不单她一个人走，而且还带着侄儿。困难也好，不困难也好，可能也好，不可能也好，——她不打听，也不想知道：她的责任是不单她一个应当亲自守在她那个也许快要死去的哥哥身旁，还要尽可能把儿子给他带了去，于是她准备动身了。安德烈公爵没有亲自写信通知她，玛丽亚公爵小姐认为这要么是因为他身体虚弱得不能写信，要么是因为他觉得路途遥远，对于她和儿子太困难，太危险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用了几天工夫作好了上路的准备。她的车队是：一辆老公爵乘过的、也就是她到沃罗涅日坐的那辆大型轿式马车，一辆中型马车和几辆行李车。同行的有布里安小姐、尼古卢什卡和他的家庭教师、老保姆、三个使女、吉洪、一个年轻的仆人和姨母派来护送她的跟班。
走那条通往莫斯科的平时的大道，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必须绕道经过以下各地：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很长，由于这条路到处找不到驿马，困难重重，而且在梁赞附近据说有法国人出现，甚至是危险的。
在这艰难的旅行中，布里安小姐、德萨尔和仆人们都为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而感到惊奇。她比大家都睡得晚，起得早，任何困难都难不了她。由于她的积极和充沛的精力鼓舞了她的旅伴，到第二个周末，他们已经到了雅罗斯拉夫尔。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沃罗涅日的最后几天是她平生最幸福的日子。她对罗斯托夫的爱情已经不再使她痛苦和不安。这个爱情充满了她整个灵魂，成为她本人不可分的一部分，她不再抗拒它。在最后那几天，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从来没有明确地对自己说出来，但是她确信她是在恋爱。和尼古拉最后那次会面时，就是那次尼古拉来告诉她，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确信这一点。虽然尼古拉只字未提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可能恢复原先的关系（如果安德烈公爵康复的话），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从他脸上看出，他知道而且在考虑这一点。虽然如此，他对她的态度——谨慎、温存和抚爱——不仅没有变，而且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时觉得，他反而高兴他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现在有了这种亲戚关系，他就可以更自由地向她表达自己的友情和爱情。玛丽亚公爵小姐知道，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人，而且感觉到她是被人爱着的，因而她是幸福的，心情是平静的。
但是，这种精神方面的幸福，不但不妨碍她对哥哥感到强烈的悲伤，而且相反，精神方面的宁静，使她更能对哥哥倾注全副的感情。从沃罗涅日刚动身的时候，这种感情是这么强烈，给她送行的人看见她那痛苦绝望的脸，都认为她一定会病倒在路上；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全力以赴地应付旅途中的那些困难和操心的事，倒使她暂时忘却了悲伤，并且给她以力量。
正像旅行时常有的情形，玛丽亚公爵小姐只关心旅途的事，而忘掉旅行的目的。但是在快到雅罗斯拉夫尔，已经不是几天之后，而是当天晚上就要面临的情景又在眼前展现了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激动达到极点。
那个预先被派去雅罗斯拉夫尔打听一下罗斯托夫家的住处以及安德烈公爵的情形的跟班，在城门口迎见正好进城的那辆大型轿式马车，看见公爵小姐从车窗向他探出的脸是那么惨白，他大吃一惊。
“都打听清楚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一家住在广场附近商人布龙尼科夫家里。离这儿不远，就在伏尔加河岸上。”那个跟班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惊疑地望着他的脸，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回答主要的问题：哥哥怎么样了？布里安小姐代替公爵小姐提出这个问题。
“公爵怎么样？”她问。
“公爵阁下和他们都住在那所房子里。”
“这么说来，他还活着。”公爵小姐想，并且低声问：“他怎么样？”
“仆人们说：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没有问，只是悄悄地瞥了一眼坐在她面前正在欣赏城市的七岁的尼古卢什卡，她低下头来，直到那辆沉重的马车隆隆地响着，颠簸着，摇摆着，走了一段路后停下来，她才抬头。车梯哐当一声放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左边是水——一条大河，右边是门廊；门廊上站着几个男仆、一个女仆和一个面孔红润、梳着又粗又黑的辫子的姑娘（这是索尼娅），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她含着不愉快的勉强的微笑。公爵小姐跑上了台阶，那个假装笑脸的姑娘说：“这边走，这边走！”于是公爵小姐来到了前厅，看见一个东方脸型的老妇人，她带着感动的表情快步向她迎来。这是老伯爵夫人。她拥抱玛丽亚公爵小姐，吻她。
“我的孩子！”她说，“我爱您，我早就知道您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心里很激动，但是她明白，这是伯爵夫人，要对她说点什么。她就没头没脑地用法语说了几句客气话，而且腔调也跟人家对她说话的腔调一样，然后问：“他怎么样？”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伯爵夫人说，但是她说这话时，却抬着眼睛叹气，这个姿势却表达了和她的话相反的意思。
“他在哪儿？可以看看他吗？可以吗？”公爵小姐问。
“这就去，公爵小姐，这就去，我的朋友。这是他的儿子吗？”她转身对和德萨尔一同进来的尼古卢什卡说，“大家都住得下，房子很宽敞。唔，多么可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把公爵小姐领到客厅里。索尼娅和布里安小姐在谈话。伯爵夫人在抚爱那个孩子。老伯爵走进来，向公爵小姐表示欢迎。老伯爵自从上次公爵小姐见他以来，样子大变了。那时他是一个活泼、快活、自信的小老头，现在他看上去像一个孤苦伶仃、十分可怜的人。他一面和公爵小姐谈话，一面东张西望，仿佛在问大家，他做的是不是得体。在莫斯科和他的财产被毁以后，他从习惯的轨道被抛出来以后，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活着的意义的感觉，他觉得在生活中不再有他的地位了。
虽然公爵小姐唯一的愿望是要快点见到她的哥哥，虽然在她一心只想看见他一个人的时候，却受人家的招待和听人家客套地夸奖她的侄子而感到心烦，但公爵小姐观察周围的一切，觉得必须服从当前新的规矩。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虽然她对这觉得不好受，但是她不抱怨他们。
“这是我的外甥女，”伯爵介绍索尼娅说，“您不认识她吗，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向她转过身去，极力压下对这个姑娘的敌意，吻了吻她。渐渐使她感到难受的是，周围所有人的心情和她内心的情绪距离是那么远。
“他在哪儿？”她又一次问大家。
“他在楼下，娜塔莎和他在一起，”索尼娅红着脸回答，“已经打发人问去了。我想您累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眼睛里涌出懊恼的泪水。她转身又想问伯爵夫人怎样到他那儿去，这时门外传来轻快的、疾速的、好似快活的脚步声。公爵小姐回头一看，看见几乎是跑进来的娜塔莎，就是那个许久以前在莫斯科相会时为她所不喜欢的娜塔莎。
但是，还没等公爵小姐细看这个娜塔莎的脸，她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与她有共同忧伤的真挚的伙伴，因而是她的朋友。她紧走几步向她迎上去，拥抱她，俯在她肩上哭泣起来。
正坐在安德烈公爵床头的娜塔莎，一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到来，就悄悄地走出他的房间，迈着迅速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仿佛快活的脚步向她跑去。
当她跑进客厅，在她那激动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爱的表情，无限地爱他，爱她，爱一切与她所爱的人相接近的东西；怜悯的表情；为帮助他人渴望献出自己的一切的表情。显然，此刻在娜塔莎心中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她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
敏感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第一眼看见娜塔莎的脸，就一切都明白了，于是又悲又喜地俯在她的肩上哭起来。
“走，咱们到他那儿去，玛丽。”娜塔莎一边说，一边领她到另一个房间。
玛丽亚公爵小姐抬起脸来，擦干了眼泪，面对着娜塔莎。她觉得从她那儿她可以弄明白一切，可以探听出一切。
“怎么样……”她刚要问，忽然停住了。她觉得用语言来问或回答是不可能的。娜塔莎的脸和眼睛一定能把一切说得更明白、更深刻。
娜塔莎望着她，但是似乎在害怕，在疑虑——是说还是不说她所知道的一切；她仿佛觉得，在这双透视到她内心最深处的明亮的眼睛之前，不能不把一切她所见到的真相说出来。娜塔莎的嘴唇忽然颤抖了，她的嘴周围忽然现出难看的皱纹，她哭了，手捂住脸大哭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明白了一切。
但是她仍然抱着希望，于是用那为她所不相信的语言问道：
“他的伤势怎么样？总的看来，他的情况怎么样？”
“您，您……就会看到的。”娜塔莎只能说这么一句。
她们在楼下他的房间附近坐了一会儿，停住哭泣，以便带着平静的面色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