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10部分在线阅读

缪拉走近翻译，叫他问一问俄国军队在什么地方。其中有一个俄国人弄懂了他问什么，几个声音忽然齐声向翻译官回答。先头部队的一个军官来到缪拉跟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堵上了，大概那里有埋伏。
“好的。”缪拉说，随即对一个侍从命令调四尊轻炮，轰击那座大门。
炮兵从缪拉后面的纵队中快步走出来，顺着阿尔巴特街前进。走到弗兹德维仁卡街尽头时，炮兵停住了，在广场上排好队，几名法国军官指挥布置炮位，然后用望远镜瞭望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晚祷的钟声响了，这声音使法国人惊慌起来。他们以为那是准备战斗的信号。几个步兵向库塔菲耶夫门跑去。这座门已经堆上圆木，挡上板墙。一个军官带着一小队人刚开始往那儿跑，从门里就射出两枪。站在大炮旁边的将军向那个军官喊了一声口令，军官和士兵就跑回来了。
门里又打了三枪。
一发子弹打中一个法国兵的脚，木墙后面同时传出几个声音的怪叫。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他们脸上原先那种快活、平静的表情，好像听到口令似的，顿时都变成顽强、专注、准备战斗和受难的表情。他们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小兵，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弗兹德维仁卡街、莫霍夫街、库塔菲耶夫街或者特罗伊茨门，而是一个新地方，大概是一个流血的新战场。于是大家都为这场战斗作准备。门里的喊叫声停了。大炮推了出来。炮兵们吹掉火绳上的灰。一个军官发出口令：“放”——于是两颗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呼啸着飞出去。霰弹打在大门的石墙上、圆木上和挡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两朵烟云在广场上空飘荡。
隆隆的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的石墙上刚刚平息，不大一会儿，在法国人头上响起一阵奇怪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到城墙上空，叫着，拍打着成千只翅膀，在空中盘旋。在这种声音中间，从那座门里传出一个人的喊叫声，接着从烟尘里出来一个没戴帽子、身穿长衣的人影。这个人握着枪向法国人瞄准。“放！”那个炮兵军官又发出口令，接着，响了一下枪声和两下炮声。硝烟又遮蔽了那个门。
挡板后面再没有动静了，法国步兵和军官们向城门走去。城门里躺着三名伤员和四名打死的人。有两个穿长衣的人从下面顺着墙根向兹纳缅卡逃跑。
“把这些搬开。”一个军官指着圆木和尸体说；几个法国人把伤员打死，把尸体扔到围墙外的沟里。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把这些搬开。”——这是提到他们的仅有的一句话，人们把他们扔掉，后来怕他们发臭，又把他们清理掉。只有梯也尔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纪念他们：“这些不幸的人挤满了神圣的堡垒，他们掠取军火库的武器，向法国人射击。他们有些被砍死，从克里姆林宫被清除出去。”
缪拉得到报告说，道路已经扫清。法国人进了城门，在枢密院广场安营扎寨。士兵们从枢密院的窗户把椅子扔到广场上，在那里生起火来。
别的一些部队通过克里姆林宫，在马罗谢卡街、卢比扬卡街、波克罗夫卡街扎营。又有一些在弗兹德维仁卡街、兹纳缅卡街、尼科利斯卡亚街、特维尔街驻防。到处找不到户主，法国人好像不是住在城里的民宅，倒像是住在城里的兵营里。
虽然衣衫褴褛、饥饿疲劳，人数减到原有的三分之一，但是法国士兵仍然队形齐整地进入莫斯科。这是一支疲劳不堪、体力衰竭、但仍然有战斗力的、可畏的军队。但这只是这支军队在士兵没有分散在各民宅以前的情形。各个团队一旦住进一无所有或富有的民宅里，军队就永远毁灭了，就变得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士兵，而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匪兵。五个星期以后，依旧是这帮人，但当他们离开莫斯科时，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是一帮匪兵，他们每人都运走或带走一些他们觉得贵重和有用的东西。离开莫斯科时，他们每人的目的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要征服，而是要保住已经得到的东西。正像一只猴子，把手伸进小口罐子里，抓住一把硬果不肯松手，因为怕失掉已经抓到的东西，而这就毁了它自己，法国人离开莫斯科时，显然必遭灭亡，因为他们带着抢到的东西，又不肯放弃，就像猴子不肯松开抓住硬果的手一样。法军每个团队不管进入哪条莫斯科街道，只要过十分钟，就再没有一个像士兵和军官的人了。从每家窗户里可以看见穿军大衣和半高腰皮靴的人们嬉笑着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在地窖里和地下室里，这些人在弄吃的；在院子里，这些人打开或撬开棚屋和马厩的门；在厨房里生起火，卷起袖子，烘烤食品，和面，做饭，恐吓、调笑和抚爱妇女和儿童。这种人到处都有，店铺里、住宅里都有很多；但是军队已经没有了。
就在进城的那天，法国司令官们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禁止军队在城里乱跑，严禁对居民施以暴力和抢劫，宣布当天晚上要总点名；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曾经作为军队成员的人们，仍然不断散入那座富足的、拥有各种设备和大量物资的空城。正如一群饥饿的牲口，在不毛之地行走时，总是挤成一堆，但是，一到水草茂盛的牧场，就立刻无法遏止地分散开来，那支军队正是这样，一到富饶的城市，就不可控制地四散了。
莫斯科没有居民，士兵宛如渗入沙土的水，从他们首先进入的克里姆林宫，就不可控制地向四面八方一星一点地渗透。骑兵们进入一所弃下一切财产的商人住宅，发现那儿的马厩足以容下他们的马而有余，但是他们还是占了旁边的一所，他们觉得那儿更好些。很多人占了好几处房子，用粉笔号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跟别的队争吵，甚至打架。士兵们还没有安顿好，就跑到街上去观光城市，一听说到处都有被抛弃的东西，就忙不迭地向可以白拿贵重东西的地方跑去。军官去阻止士兵，但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干起同样的勾当。在马车市场里留下一些拥有车辆的店铺，一些将军们挤在那儿挑选四轮马车和轿式马车。留下来的居民邀请军官到自己家里，希望这样就可以不致遭劫。财富多极了，多得不可胜数；在法军占领的地区，到处还有未被发现、未被占据的地方，法国人觉得那儿还有更多的财富。于是莫斯科使他们越陷越深，正像浇到干地上的水，结果水和干地都消失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支饥饿的军队进入一座拥有大量财宝的城市也同归于尽；都化为泥污，化为火灾和掠夺。
法国人把莫斯科的大火归咎于拉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俄国人归咎于法国人的暴行。实际上，让某个人或某一些人负起莫斯科大火的责任，由此得出大火的原因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莫斯科之所以被烧毁，是由于具备了烧毁的条件，那就是木建筑结构的城市必然被烧毁，这与城市有没有一百三十架陈旧的救火机全然无关。由于居民逃走，莫斯科必然烧掉，正像一堆刨花，一连几天老往上面落火星，必然烧着一样。一座木建筑结构的城市，即便房屋主人和警察都在的情况下，夏天几乎每天都有火灾，而城市没有居民，只有驻军，军队吸烟，在枢密院广场用枢密院的椅子生起篝火，一天煮两顿饭，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失火。在太平年月，只要军队在某一地区乡下驻防，这一地区的火灾数量就立刻增多起来。在一座木结构的空城里驻着外国军队，火灾的可能性该增大多少倍呢？拉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法国人的暴行，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丝毫的罪过。莫斯科的着火是由于烟斗、厨房、篝火、敌军士兵（不是房屋的主人）的粗心大意。就算有人纵火（这是大有争议的，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理由纵火，再说，纵火是一件麻烦和危险的事），那也不能把纵火当做原因，因为即使没人纵火，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不管法国人怎么愿意归罪于拉斯托普钦的野蛮，俄国人归罪于波拿巴的暴行，或者，后来把英雄的火把硬塞到自己人民手里，可是不能不看到，那场大火不可能有这种直接的原因，莫斯科必然被烧毁，正如每个村庄，每座工厂，每所住宅必然被烧毁，因为那里的主人出走，而在那里当家作主、在那里煮饭的是一群陌生人。莫斯科是被居民烧掉的，这倒是真的；但不是留在莫斯科的居民，而是离开莫斯科的居民干的。敌人占领下的莫斯科，没有像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城市那样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过是由于莫斯科的居民没有捧着面包和盐以及钥匙向法国人献礼，而是弃城逃走了。
二十七
法国人在莫斯科像星光似的向四外扩散，直到九月二日晚上，才扩散到皮埃尔目前居住的那个区。
皮埃尔过了两天孤独和不寻常的生活后，现在处于接近疯狂的状态。一种无法排遣的思绪占有他整个的身心。他不知道这思绪是怎样和何时才有的，但是现在他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他既不记得过去的事，也不明白眼前的事；他所见所闻，有如梦境。
皮埃尔从家里出走，只是为了逃避满脑子乱麻似的人生要求，按他当前的精神状态，解开这团乱麻是无能为力的。他借口整理死者的书籍和文件，到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寓所去，只是为了从人生的困忧中寻求慰藉，——每想起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内心就有一种永恒、宁静、庄严、完全与他感到自己被陷入的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混乱状态相反的精神境界。他寻找平静的避风港，果然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中找到了。当他在死一般寂静的书房里把臂肘支在落满尘土的死者的书桌上的时候，最近几天的回忆，特别是对波罗金诺战役的回忆，一件接着一件、平静而意味深长地在内心显现，他还模糊地感觉，与那些使他铭记在心的、称之为他们的那类人所具有的真实、质朴和有力比起来，就显出他自己的渺小和虚伪。当格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时，皮埃尔想起自己要参加原来预定的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他知道这件事）。于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立即叫格拉西姆给他弄一件农民的外衣和一支手枪，并且告诉他，他打算隐姓埋名留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中。然后，在孤独而悠闲地度过的第一天中间（皮埃尔好几次想集中注意力看共济会的手抄本，但是都没办到），关于他的名字和波拿巴的名字相关连这种神秘的意义，先前这种想法现在又不止一次模糊地在他心中浮现；但是，他又记起他这个俄国人别祖霍夫注定要结束这头野兽的权力的想法，但这在他头脑里只不过是无缘无故、不留痕迹的诸多幻想中的一件罢了。
皮埃尔买了农民的外衣后（买农民外衣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参加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遇见了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娜塔莎对他说：“您留下来吗？啊，这太好了！”——当时在他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甚至莫斯科陷落，他也留下来完成注定该由他来完成的事，那的确是太好了。
第二天，他跟着人群到三山门去，心里只怀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牺牲自己，无论如何不落在他们后边。但是在他从三山门回到家里后，他完全明白，莫斯科不会再保卫了，他忽然觉得，他原先认为可能的事，现在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他应当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去找拿破仑，把他杀掉，下定决心，要么自己灭亡，要么结束全欧洲的灾难，皮埃尔认为欧洲的灾难完全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
皮埃尔知道一八○九年一名德国大学生在维也纳谋杀波拿巴的详细经过，也知道那个学生被枪毙了。他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所冒的生命危险，使他情绪更加激昂。
有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促使皮埃尔去实现他的意图。第一种感情是意识到在普遍不幸的时候，自己也有牺牲和受苦的必要，就是由于这种感情，二十五日他去莫扎伊斯克，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现在他离开家，屏弃奢侈舒适的生活，和衣睡在硬沙发上，和格拉西姆吃同样的东西；另一种是那种模糊的、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感情：蔑视一切虚伪的、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蔑视一切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奇异的、醉人的感情，当时他忽然觉得，财富、权力和生命，凡是人们努力争取和维护的一切，如果说这一切还有丝毫价值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可以享受一下把它抛弃的快活罢了。
一个志愿兵喝光他最后一文钱，一个醉汉明知他是干着倾家荡产的事，却无缘无故地打碎镜子和玻璃，就是出于这种感情；一个人做出疯狂的事（在坏的意义上），仿佛要试一试他个人的权力和力量，声称有一种最高的超人的人生观，也是出于这种感情。
自从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受它的影响，但只有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心满意足。此外，皮埃尔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使他非达到目的不可的意愿更加强了，而且使他割舍不下。他从家中出走，弄到农民外衣和手枪，以及对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宣称他要留在莫斯科，——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如果他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成为可鄙、可笑的了（皮埃尔对这特别敏感）。
正如常有的情形，皮埃尔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是一致的。那种吃不惯的粗糙食物，他这几天喝的伏特加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没有换洗过的脏内衣，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度过的两个几乎是不眠之夜，——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处于近乎疯狂的激动状态。
下午一点多钟，法国人已经进入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行动，只是想他的计划，把未来最细微的情节都考虑到了。皮埃尔在他的幻想中没有生动地想象行刺的过程，也没想象拿破仑的死，而是极其鲜明地、怀着感伤的享乐心情想象他的牺牲和英勇气概。
“是的，一人为大家，我一定要成功或者牺牲！”他想，“是的，我一定去……然后，出其不意……用手枪，还是用匕首呢？”皮埃尔想，“其实，全都一样。处死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手，我说（皮埃尔在想他杀死拿破仑时他所说的话）。好吧，逮捕我，处死我吧。”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他低着头，神色忧郁，但很坚决。
正当皮埃尔站在房中间暗自思索的时候，房门开了，门槛上出现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那一向胆怯的样子完全变了。他敞着长衫。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显然喝醉了。他看见皮埃尔，起先有点窘，但他一见皮埃尔脸上也有窘态，立刻来了勇气，迈着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走到屋子中间。
“他们害怕了，”他声音沙哑，带着信任对方的神情说，“我说：我不投降，我说……是不是这样，先生？”他沉思起来，但一见桌上有一支手枪，就意外神速地抓起那支手枪，跑进了走廊。
跟在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后面的格拉西姆和看门人在过道里拦住他，夺他的手枪。皮埃尔来到走廊，他带着怜悯和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个半疯的老人。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皱着眉头，用力攥着手枪，声音嘶哑地喊着，看来，他是在幻想一件庄严的事情。
“拿起武器！冲啊！你胡说，你夺不走！”他喊道。
“行了，老爷子，行了。行行好，请您放下吧。好啦，我的老爷子……”格拉西姆说，小心翼翼地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臂肘，用力向门口推他。
“你是什么人？是波拿巴！……”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喊道。
“这不好，老爷子。请您到屋里去吧，您休息一下。请把手枪给我。”
“滚，下贱奴才！不要碰我！看见这个吗？”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晃着手枪喊道，“冲啊！”
“捉住他。”格拉西姆低声对看门人说。
他们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胳膊，把他拖到门口。
过厅里一片乱糟糟的喧哗声和醉汉嘶哑的喘息声。
忽然从门廊里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女人的尖叫声，接着，一个厨娘跑进过厅。
“他们来了！我的老天啊！……真的，他们来了。四个人骑着马！……”她喊道。
格拉西姆和看门人松开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胳膊，在寂静的走廊里清楚地听见几只手敲门的声音。
二十八
皮埃尔决定在实现他的志愿之前，既不公开他的身份，也不让人知道他会法语，他站在半开半闭的走廊门里，打算法国人一进来，就躲起来。但是法国人进来了，皮埃尔仍然没从门口走开：一种无法克服的好奇心使他站住不动。
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军官，高个儿，英武俊秀，另一个显然是士兵或者勤务兵，又矮又瘦，两眼下陷，晒得黝黑，神情呆滞。那个军官拄着棍子，微跛着向前走来。他走了几步，仿佛已经认定这所住宅不错，就停住，向站在门口的士兵们转过身去，用长官的口吻，大声招唤他们把马牵进来。那个军官吩咐过后，姿势优美地高高抬起臂肘，捋了捋小胡子，用手碰了碰帽檐行礼。
“诸位好！”他微笑着向周围环顾，快活地说。
没有一个人答话。
“您是这里的主人吗？”那个军官对格拉西姆说。
格拉西姆惊疑不定地望着那个军官。
“住处，住处，住处。”那个军官说，他露出傲慢、和蔼的微笑，上下打量那个小老头。“法国人是好人，活见鬼！咱们会处得很好的，老头儿。”他拍着惊慌失措、默不作声的格拉西姆肩膀，又说。
“怎么，难道这里没有会说法语的人吗？”他又说，同时向四周看看，遇见皮埃尔的目光。皮埃尔正要从门旁躲开。
那个军官又转向格拉西姆。他要格拉西姆带他去看看房间。
“主人不在——你的……我的不懂……”格拉西姆变个法儿说，极力把话说得明白点。
法国军官微笑着，在格拉西姆鼻子面前摊开两臂，表示他也不明白他的话，他瘸着腿向皮埃尔站在那儿的门口走去。皮埃尔正要躲开他，但是这时他看见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拿着手枪，从开着的厨房门里探出头来。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露出疯人的狡猾神情窥视法国人，正举起手枪瞄准。
“冲啊！！！”那个醉汉一面喊，一面扳枪机。法国军官向喊声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皮埃尔向醉汉扑过去。就在皮埃尔抓住手枪向上举时，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手指终于勾住了扳机，发出一声震耳的枪声，硝烟弥漫，遮住了所有的人。那个法国人面色煞白，转身向门口跑去。
皮埃尔忘记自己不暴露他会法语的打算，他夺过手枪，把它扔掉，跑到那个军官面前，用法语同他说起来。
“你受伤了吗？”他说。
“好像没有，”那个军官摸了摸自己，回答说，“不过这次差一点送命。”他指着打掉的墙上的灰土，又说。“他是什么人？”那个军官严厉地看了皮埃尔一眼，说。
“咳，刚才发生的事，实在叫人不愉快，”皮埃尔连忙说，完全忘记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幸的疯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个军官走到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面前，抓住他的脖领。
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张着嘴，好像要睡着了，摇摇晃晃地靠到墙上。
“土匪，你要为这受到惩罚。”法国人松开手，说。
“强盗，我要跟你算账。我们的人胜利后是仁慈的，但是我们不饶恕叛徒。”他说，脸上带着阴沉庄严的神情，姿势优美而且有力。
皮埃尔继续用法语劝那个军官不要追究喝醉酒的疯子。那个法国人仍然带着阴沉的神情，默默地听着，可是他突然面带微笑转向皮埃尔。他默默地看了他几秒钟。他那俊秀的脸上摆出一副悲剧式的温柔表情，他伸出手来。
“你救了我的命！你是法国人。”他说。在一个法国人看来，这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只有法国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而救他的命，救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巴的命，无疑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业。
但是，尽管这个结论和那个军官根据这个结论建立的信念都毫无疑义，皮埃尔仍然认为有使他失望的必要。
“我是俄国人。”皮埃尔连忙说。
“得—得—得，这话您对别人说去，”那个法国人在自己的鼻子前摇着一个指头，微笑着说，“等一会儿，您就会什么都对我说了，遇见了同胞，真令人愉快。好，咱们怎样处置这个人？”他又问，他对皮埃尔就像对亲弟兄一样说话。法国军官脸上的表情和声调表明，即使皮埃尔不是法国人，既然已经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称号，他也不会拒绝的。皮埃尔对最后一个问题再一次作了解释，他说明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是怎样一个人，又说，他们刚进来时，看见这个喝醉酒的疯子抄走一支实弹手枪，没来得及从他手里夺下来，他请求不要计较他的行为，饶恕他。
那个法国人挺起胸膛，打了一个庄严的手势。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要我原谅他吗？好，我原谅他。把这个人带走。”法国军官迅速而且有力地说，于是挽起由于救了他的命而被他提升为法国人的皮埃尔的胳膊，和他一同走进屋里。
站在门口的士兵们听见枪声，走进过厅，询问出了什么事，表示要惩罚那个罪犯；但是军官严厉地制止了他们。
“用得着你们的时候，会叫你们的。”他说。士兵们出去了。在这工夫到厨房去了一趟的勤务兵来到军官面前。
“上尉，他们厨房里有菜汤和烤羊肉，”他说，“给您拿来吗？”
“好的，葡萄酒也拿来。”上尉说。
二十九
法国军官和皮埃尔一同进屋，皮埃尔认为他必须再让上尉相信他不是法国人，并且想离开，但是法国军官连听都不愿听。他是那么谦恭、亲热、和蔼，真心诚意地感激皮埃尔救了他，弄得皮埃尔不好拒绝，就同他一起在大厅里（就是他们一起走进的那间屋）坐下。上尉对于皮埃尔坚持说他是俄国人，显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拒绝这么光荣的称号，他耸了耸肩说，如果他一定认为自己是俄国人，那也只好这样，但他仍然永远不忘他的救命恩情。
如果这个人哪怕有丝毫了解别人感情的能力，就会看出皮埃尔的情绪，而皮埃尔也就会离开他了；但这个人对他身外的一切是那么天真，迟钝，使皮埃尔解除了戒心。
“不管您是法国人还是化名的俄国公爵，”那个法国人看着皮埃尔那件虽然很脏、但质地精良的衬衫和手上的戒指，说，“承您救了我的命，我就应当把友谊献给您。法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侮辱，也不会忘记恩情。我把我的友谊献给您。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军官说话的声音、表情、姿态是那么善良，那么高尚（就法语的意义来说），使得皮埃尔对这个法国人的微笑情不自禁地报以微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