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02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当天和次日，接二连三地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和军队伤亡半数的消息，新的战斗在实力上成为不可能了。
再来一次战斗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报还没有收集起来，伤员还没有收容好，弹药还没有补充，阵亡人数还没有统计，代替战死者的新军官还没有指派，士兵们还饿着肚子，而且睡眠不足。
然而同时，就在那次战斗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它运动的冲力似乎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增加着）已经自动向俄国军队冲上来了。库图佐夫想在第二天发动进攻，全体军队也是这样想。但是，要想进攻，只有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不能不后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不能不后退另一天和第三天的行程，最后，九月一日，当军队退到莫斯科时，虽然士气高涨到极点，然而客观的形势却要求军队退到莫斯科以东。于是军队又退了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让给敌人。
有些人想当然，以为整个战局和各个战役的计划是由统帅们制定出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想象他对某某战役是怎样部署的，于是在那些人的想象中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做呢？在退到菲利之前，为什么不据守一个阵地呢？为什么他不立即放弃莫斯科，退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上去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惯于这样想的人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总司令总是在一些不可避免的条件中行动的。一个统帅的行动完全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地图，双方的兵力已经知道，地形也知道，于是仔细考虑某一战役，并且从某个已知的时机开始我们的思考。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那些条件，而我们总是依据那些条件来研究那个事件。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不断运动的事件之中，因此，他从来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一秒一秒地逐渐呈现出它的意义的，在这连续不断的呈现事件意义的每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思考、从属关系、权力、计划、意见、恫吓、欺骗的中心，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互相矛盾的问题。
军事学家认真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退到菲利之前，早就应当把军队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甚至有人曾经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在一个总司令面前，特别是在困难时刻，摆着的何止一个建议，常常是一下子几十个建议。所有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作出的建议都是彼此矛盾的。总司令的任务似乎只是选择这些建议中的一个。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待人的。譬如说，人们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可是这时忽然从米洛拉多维奇驰来一名副官，问他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呢，还是撤走。他必须即刻发出命令。而撤走的命令却使我们离开了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的地方。在副官之后，军需官来问，把粮食运到哪儿，军医官来问，把伤员运到哪儿；一个信使从彼得堡带来皇帝的信，说是不让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政敌，就是老想找碴儿中伤他的政敌（这样的人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一个与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转移截然相反的计划；而总司令本人的体力却需要睡眠和补充营养；而一个没得到勋章的可敬的将军前来诉冤，而居民前来请求保护；派出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了，他的报告与在他之前派出的军官的报告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负责侦察的将军，他们对敌情的讲述各不相同。有些人不想去理解或者忘记一个总司令在他的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条件，这些人在谈起，比方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就说总司令在九月一日完全来得及决定放弃或者保卫莫斯科这一问题，而实际上，当时俄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五俄里的路程，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特别明显的是在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途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在菲利附近驻下。去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作战简直不可能。”他说。库图佐夫惊讶地看了看他，叫他再说一遍。在他说了以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来。
“把手伸给我。”他说，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着他的脉搏，说，“你不舒服，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什么话。”
在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波克隆山上，库图佐夫下了马车，坐在路边一张条凳上。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周围。从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他们中间。这群显赫的人物分成好几个组，在谈论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情形，总之，都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并未召集这样的会议，也没有人叫它军事会议。大家所谈的都是共同的问题。如果有人谈到或者打听私人的事情，总是低声私语，随即又谈起共同的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完全听不见说笑声，甚至看不见笑脸。显然，大家都努力保持着应有的风度。所有小组在互相交谈时，都极力靠近总司令（总司令的条凳是这些小组的中心），并且尽可能让他听见他们的谈话。总司令听而且有时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听了听某一组的谈话，多半是带着失望的神情扭过脸去，就好像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愿意听的。有些人对选定的阵地发议论，与其说是批评那个阵地本身，不如说是批评选定阵地的人的聪明才智；另一些人证明说，早就犯了一个错误，两天前就应该发动那场战役；又有一些人谈论萨拉曼卡战役，一个刚刚来到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述了战役的经过。（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国军队服务的德国亲王正在议论萨拉戈萨城的保卫战[85]，认为莫斯科也可以如法炮制。）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组里说，他愿意和莫斯科民兵一同战死在首都的城墙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对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他事先知道的话，那就会完全不同了……第五组显示他们对战略的深思熟虑，正在谈论军队应当采取的方向。第六组讲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忧心忡忡，越来越愁容满面。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出一点：保卫莫斯科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如此之大，如果有哪个总司令发疯硬要打一仗，那就会造成混乱，而且仗仍然打不起来；其所以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认为那个阵地不能守，而且在他们的谈话中只讨论在必然放弃那个阵地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指挥官怎么能把他们的军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作战的战场上去呢？下级军官，甚至士兵们（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那个阵地不行，所以不能抱着必败的信念去打仗。如果说贝尼格森主张坚守这个阵地，还有些人在讨论它的话，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其意义不过是作为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罢了。库图佐夫是了解这一点的。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极力显示他那俄罗斯爱国精神，坚决主张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到这个不能不皱眉头）。贝尼格森的如意算盘，库图佐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保卫战失败，就把罪责推给库图佐夫，因为他不战就带着军队退到麻雀山，如果成功，就归功于他个人；如果否决他的意见，那么，放弃莫斯科的罪责就没有他的份儿。但是，现在老头子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阴谋。有一个可怕的问题占有了他。而且对于这个问题，他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答案。现在他心中只有这么一个问题：“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莫斯科来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在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前天晚上我打了个盹儿，吩咐贝尼格森发布命令的时候？……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可怕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莫斯科必须放弃，军队必须撤退，这道命令必须发出。”发出这道可怕的命令就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他不但爱权力，掌握惯了权力（他在土耳其时，他的上级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所受到的尊敬使他艳羡不置），而且他相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因此才有违反皇帝的意愿，按照人民的意志，把他选为总司令这件事。他相信，只有他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对常胜的拿破仑无所畏惧；但是一想到他不得不发布那道命令，他就不寒而栗。但是必须有个决定，必须中止他周围那些过于随便的谈话。
他把职位比较高的一些将军叫来。
“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他从条凳上站起来，说，然后骑着马到菲利去了，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家一间宽敞、比较好的小屋里举行军事会议。这个农民一大家子人——男男女女，还有孩子，都挤进小过厅对面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孙女玛拉莎留在那间大屋的炕炉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给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炕炉上羞怯而欢喜地瞧着一个个走进来、坐在屋角圣像下宽凳子上的将军们的脸、制服和十字勋章。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单独坐在炕炉后边黑暗的角落里。他深深地陷进一张折叠的扶手椅里，不断咳咳呛呛地清嗓子，抻一抻军大衣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着的，好像仍然卡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陆军元帅面前；他跟一些人握手，向另一些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气愤地向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了勋座的意思，他是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在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的农家的杉木桌周围，聚的人太多，勤务兵不得不再拿来一个条凳放在桌子旁边。几个新来的人——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坐在这个条凳上。在前面一排，正对着圣像下面，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十字勋章，苍白的脸带有病容，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成一片。从昨天开始他就打摆子，这时他正发冷，浑身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很快地打着手势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矮胖的多赫图罗夫挑起眼眉，双手叠在肚子上，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一只手托着他那粗眉大眼、目光炯炯的硕大的脑袋，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带着不耐烦的神情习惯地向前卷着他那鬓角的黑发，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房门。科诺夫尼岑那副坚强、俊秀、善良的面孔，焕发着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向她挤挤眼，逗得小姑娘莞尔一笑。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视察一遍阵地，实际上是要吃完他那美味的饭菜。从四点钟等到六点钟，一直没有开始讨论，都在低声闲谈。
贝尼格森一走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移近桌子，但只移到不让桌上的蜡烛照亮他的脸的地方。
贝尼格森首先提出开会的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呢？”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冷场。所有的人都沉着脸，在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气愤地喘气和咳嗽。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的眼睛也望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她看见他怎样皱眉蹙额；就好像要哭的样子。但是这种情形持续了不大会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贝尼格森的话，他这是指出这句话的虚伪性。“我可以告诉您，大人阁下，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是没有意义的（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提出这种问题是不可以的，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邀请诸位来开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军事问题。是这么一个问题：“拯救俄国靠军队，是打一仗而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风险比较有利呢，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比较有利？我是想知道诸位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又向后靠到扶手椅背上。）
讨论开始了。贝尼格森仍然不肯认输。他虽然同意巴克莱和别人的意见，认为在菲利打一场防御战不可能，但是他满怀俄罗斯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意见分歧了，对这个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道这些将军觉得在放弃莫斯科之前有作一次牺牲的必要呢，还是个人另有打算，但是，他们不明了这个会议并不能改变不可避免的战局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莫斯科当时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把莫斯科问题撂在一边，只谈军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方向。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看她面前的情形，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有她不同的理解。她觉得这不过是“老爷爷”和那个“穿长袍的”（她这样称呼贝尼格森）两人之间的争吵。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都带着怒气，而她内心是向着老爷爷的。在争论中间，她看见老爷爷向穿长袍的投了迅速机敏的一瞥，使他无言以对：贝尼格森突然脸通红，愤愤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贝尼格森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所提出的夜间把军队从右翼移到左翼以进攻法军右翼的意见的利弊，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其声调是那么平静而安详。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证实了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想找一个例子，同时用明朗、天真的目光望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86]来说吧，那次战役……我想，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并不十分成功，就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太靠近敌人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可是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又恢复了，但时时中断，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准备要说话似的。大家都转脸看他。
“这么看来，诸位，打破瓶瓶罐罐，得由我来赔偿了，”他说，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桌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了。有的不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我（他停了一下），皇帝和祖国授给我权力，我——命令退却。”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都带着严肃和默默无言的谨慎的神情，就好像送完了葬走散似的。
有几个将军放低了声音，用与他们在会议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腔调，告诉总司令一点什么事。
玛拉莎早就在等着去吃晚饭，她光着一双小脚丫，踩着炕炉的台阶，背朝外小心地从高板床[87]爬下来，混在将军们腿中间跑出门外。
将军们走后，库图佐夫用臂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老在想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这是谁的罪过？”
“我没料到这个，”他对深夜走进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我没料到这个！我没料到这个！”
“您应当休息一下了，勋座。”施奈德说。
“不行！让他们也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那肥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落这么个下场的，只要……”
五
当时，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退出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在这一事件中，拉斯托普钦（我们都觉得他是这一事件的领导者）却采取了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行动。
放弃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这一事件，也和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军队不战而退到莫斯科以东一样，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我们和我们祖先心中的感情，就可以预见到所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到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不用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的干预，在莫斯科发生的事，在那里也同样发生了。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他们不闹事，不焦急，也没有把什么人打个稀巴烂，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相信他们在困难的时刻有找到办法的能力。只要敌人刚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就撇下自己的财产逃跑了；穷人留下来，他们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在每个俄国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事情会是这样的，永远会是这样的。一八一二年在俄国社交界就有这样的认识，甚至预感莫斯科将要失守。那些早在七月和八月上旬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们，表明他们已经料到这一点。那些离开的人们带走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丢下住宅和一半财产，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用言词，不是用那为了拯救祖国献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用诸如此类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的，而是无形地、简单地、一星半点地显示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逃离莫斯科。”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提示他们说，逃离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羞于落个胆小鬼的名声，羞于离开，但是他们仍然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非这样不可。他们为什么离开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制造的恐怖把他们吓跑的。人们都在逃走，而且首先逃走的都是一些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都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期间，居民们和可爱的法国人相处得很融洽，那些法国人当时很受俄国男人、特别是俄国妇女的欢迎。
他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法国人统治莫斯科有好坏之别。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比什么都坏。早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前，他们就开始逃走了，波罗金诺战役之后逃得更快，完全不理会有保卫莫斯科的号召，不理会有莫斯科总督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打仗的声明，不理会有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不理会有拉斯托普钦传单中的胡言乱语。他们知道，打仗是军人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打仗，那么，带着小姐和家奴去三山打拿破仑是不行的，那只有走，不管听任自己的财产被毁掉是多么可惜。他们走了，并不去想被居民放弃的宏伟富有的首都显然会被烧掉，其意义是多么重大（一座具有木结构建筑物的大城市，被抛弃后，必然要烧毁）；他们各顾各地逃走了，而正是由于他们都逃走，才实现了一个永远成为俄罗斯人民最光荣的伟大事件。那个早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仆们从莫斯科启程到萨拉托夫省乡下去的太太，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愿做波拿巴的奴隶，而且害怕被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留下，她做了一件简单而真正的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可是拉斯托普钦伯爵怎么样呢，他时而羞辱逃走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不顶事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88]搬走圣者遗骸和圣像，时而征调莫斯科所有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搬运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焚毁莫斯科，时而讲他放火烧了他的住宅，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辞严义正地指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屏弃那种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拿所有的奸细，把奸细都交给他，时而又责备民众捉拿奸细，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都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许可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内，时而却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殊罪过的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民众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要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杀人，而他自己却从后门溜掉了；时而说他为莫斯科的不幸而悲伤，时而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诗[89]以表示他对这件事的同情，——这个人不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一心只想做一点使人吃惊的事，只想做一番爱国的英雄事业，像一个孩子似的，面对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样重大而不可避免的事件，却在那儿蹦蹦跳跳地嬉戏，努力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止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
六
海伦随着宫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海伦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大人物的特别保护。在维尔纳，她又跟一个年轻的外国亲王过从甚密。海伦回到彼得堡，亲王和那位大官两人都在彼得堡，两人都宣称他们有保护的权利，这在海伦的交际生活中还是一个新课题：要和两方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又不得罪任何一方。
这对于别的女人似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而对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来说，全不当回事，她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声誉，决非偶然。如果她隐瞒自己的行为，耍手腕企图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那她就等于自认有罪，反倒会坏事；但是海伦却相反，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物，即刻站到正确的立场，而且她衷心地相信自己正确，把所有别人都放到有罪的地位。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高傲地抬起美丽的头，向他半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哼，男人就是自私，心肠又硬！我对他们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一个女人为了您牺牲自己；她吃尽了苦头，得到的报酬原来就是这个。阁下，您有什么权利查问我的爱情和友谊？这个人对我比亲父亲还亲。”
大官似乎要说什么。海伦打断了他的话。“是的，”她说道，“是的，他对我的感情也许超出了父爱；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不准他登我的门。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阁下请听着，我内心的感情只向上帝和我的良心负责。”她把手放到她那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望着天空，结束说。
“请听我说，看在上帝分上。”
“娶了我吧，那我就可以做您的奴隶。”
“可是这不可能。”
“您不愿降低身份娶我，您……”海伦说，哭了。那个大官开始安慰她；海伦含着眼泪说（好像精神失常的样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妨碍她结婚，有这样的例子（当时这种例子还少有，但是她举出拿破仑和别的显贵人物），她说她从来不是她丈夫的妻子，她是一个牺牲品。
“但是法律，宗教……”那个大官算是服了，说。
“法律，宗教……如果这些玩意儿办不到这种事，那要它干什么用！”海伦说。
大官大为惊讶，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道理呢？于是他去请教那些同他要好的耶稣教的教友们。
几天以后，海伦在石岛举行了一次令人销魂的宴会，在宴会上，人们给她引见了一位穿短袍的耶稣会教士德若贝尔先生，这是一个上了年纪、发白如雪、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的可爱的人物，他和海伦在花园里灯光下，在音乐伴奏声中谈了很久，他们谈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圣心的爱，谈唯一真正的天主教在今世和来世给予人们的慰藉。海伦感动了，泪水不止一次涌上她和德若贝尔先生的眼睛，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邀海伦跳舞，打断了她和未来的良心指导者的谈话；但是第二天，德若贝尔先生在晚上单独来拜访海伦，从此以后，他就常到她家去了。
有一天，他把她领到天主教堂里去，她跪在祭坛前面。那个上了年纪的可爱的法国人把手放在她头上，过后她对人说，她感到有一股清凉的风吹进她的灵魂，人家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后来，给她领来一位穿长法衣的老神父，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一只盛着圣餐的匣子，留在她家里供她使用。几天以后，海伦高兴地得知，她已经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会，过不多久，教皇就要亲自批准她，给她寄来一种证书。
在这期间，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她本人遇到的一切，那么多的聪明人以如此愉快、精细周密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怀，她现在打扮得鸽子一般的洁净（她这一阵子只穿白衣服，扎白缎带），——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十分高兴；但并不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她的目的，连片刻都没忘记。就像常有的情形，一个愚蠢的人比许多聪明人更诡计多端，她明白，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和奔忙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她改信天主教，然后从她那儿为耶稣会捐些款（关于这一点，对她已经有了暗示），在拿出钱来之前，她坚持要为她办好摆脱丈夫的各种手续。在她的概念中，一切宗教的意义，无非是在满足人类的欲望的同时，又不失一定的礼仪。她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一次和忏悔神父谈话时，坚决要求他答复一个问题：她的婚姻关系究竟对她约束到什么程度。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口。黄昏时分。从窗外飘来花香。海伦穿一身透露着肩膀和胸脯的白衣服。那个老神父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巴刮得光光的，生着一张坚定的令人喜爱的嘴巴，一双白净的手温顺地交叠在膝盖上，靠近海伦坐着，嘴角露出聪慧的微笑，用欣赏她的美丽的目光不时地平静地看一看她的脸，述说他对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看法。海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那鬈发和刮得光光的、发青的胖胖的腮帮，她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转换新的话题。但是那个神父虽然在欣赏谈话对手的美貌，享受与她接近的快活，但是很显然，他只专心致志于处理本职工作的本愿。
这位良心指导者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您不了解您所做所为的意义，就发誓矢忠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不相信结婚的宗教的意义就结了婚，这样就犯了亵渎神圣罪。这种婚姻缺少它应有的双重的意义。不过，虽然如此，誓言对您仍然具有约束力。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就犯了什么罪呢？是轻罪，还是死罪？是轻罪，因为您的行为并无恶意。假如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重新结婚，您的罪会得到宽恕的。但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不过，我认为，”感到无聊的海伦突然带着迷人的笑脸说，“我既然信了真正的宗教，我就不能受虚伪的宗教的约束了。”
良心指导者对单刀直入地向他提出哥伦布与鸡蛋之类的问题，大为惊奇。他对女弟子意外迅速的进步十分赞赏，但是他不能放弃他绞尽脑汁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
“咱们来把问题弄清楚，伯爵夫人。”他微笑说，开始反驳他的圣女的论断。
七
海伦懂得，从宗教的观点看，那件事本来既简单又容易，而她的指导者却把它弄得很复杂，那是因为他们顾虑世俗当局对这问题的看法。
因此，她决定在上流社会做好准备工作。她挑逗那个显贵的老头的醋意，把她对另一个求爱者说过的话告诉他，也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想占有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娶她。那个年老的大官刚一听到一个有夫之妇要改嫁，也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吓了一跳，但海伦认为这跟姑娘出嫁一样简单而容易，她这不可动摇的信念也影响了他。只要海伦露出一丁点儿犹疑、害羞或掩饰，那么事情就会弄糟；实际上，不惟没有掩饰和害羞的痕迹，而且相反，她带着一派天真娇憨的神情对她的一些亲密的朋友说（这等于告诉了全彼得堡），亲王和那个大官都向她求婚，两个人她都爱，她不愿让任何一个感到痛苦。
于是一个流言顷刻传遍了彼得堡，流言不是说海伦要和她丈夫离婚（假若流言是那样的话，那就会有很多人起来反对这种不合法的意图），而是传播了这样的流言，说不幸的可爱的海伦正在徘徊歧路，不知道应当嫁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问题已经不是这桩婚事究竟有无可能，而是嫁给谁比较好，宫廷是怎样的看法。不错，的确也有些思想保守的人不能理解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意图亵渎了婚姻的圣礼；不过这种人不多，而且他们默不作声，大多数人感到兴趣的问题是海伦交的好运和选择哪个配偶较好。至于一个女人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嫁给别的男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避而不谈，因为这个问题，在一些比你我聪明的人看来，已经不成为问题（正如他们所说），如果有谁怀疑问题解决的正确性，那他就有暴露自己的愚蠢和冒不配出入社交界的危险。
只有那年夏天来彼得堡看儿子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敢于公然违反公论，表示自己的意见。一次在舞会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遇见海伦，她把她拦在舞厅中央，在周围一片沉默气氛中，她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听说你扔掉自己的丈夫要嫁人了。你以为这是你的新发明吗？早就有人走到你前面了，亲爱的。这点子早就不新鲜了。凡是……[90]都是这么办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说这些话时，习惯地摆出威吓的姿势，卷起宽大的袖筒，严厉地环顾四周，走了过去。
虽然人们都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但是在彼得堡都把她看作一个可笑的人，所以人们只注意她话里的一个粗野的词儿，都在互相低声地重复它，认为那个词儿是她全部话的精华。
瓦西里公爵近来特别常常忘记他说过的话，同样的话能说上一百遍，每次看见女儿就说：
“海伦，我有句话要跟你讲，”他把她领到一边，朝下拽她的手，对她说，“我听说你有某些打算，关于……你是知道的。我说，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父亲心里是多么高兴，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不过，乖孩子……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他总是掩藏着老是激动的心情，把他的腮帮贴了贴女儿的腮帮，就走开了。
永远保持聪明绝顶的人名声的比利宾是海伦无私的朋友，在海伦的男朋友中，他是一个经常在贵夫人府邸走动、永远不会坠入情网的人，有一次在亲密的小圈子里，比利宾对那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您听着，比利宾（像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海伦总是直呼其姓），”她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白净的手碰了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请您告诉我，像对自己的姐妹那样告诉我，我怎么办？两个选哪一个？”
比利宾把皱纹都堆到额头上，嘴角含着微笑，沉吟了一下。
“您的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您知道吧，”他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您的事考虑了很久。您知道，如果您嫁给那个亲王（这是指那个年轻人），”他屈起一个指头，“那您就永远失去做另一个人的太太的机会，而且会惹得宫廷不满意。（您知道，这儿牵涉着血统关系。）如果嫁给老伯爵，您就可以娱悦他的晚年，然后……那个亲王就可以不降低身份要您这个显贵的遗孀了。”于是比利宾舒展开他的皱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海伦容光焕发，又一次碰了碰比利宾的衣袖，“不过，我爱这一个也爱那一个，我不愿使任何一个感到苦恼，为了两个人的幸福，我甘愿牺牲我的生命。”她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膀，表示对这种难办的事，他也无能为力了。
“这个女人真有两下子！说出话来毫不含糊。她要同时做三个人的老婆。”比利宾心里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