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01部分在线阅读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民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民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
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深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民兵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搭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马。马正在吃饲料口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斑的人们卧着，坐着，站着。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拄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聚精会神地观看他们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凶狠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员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包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儿军士，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高声说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员，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卸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视着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安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的，今世曾是怎么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懂的东西。”
三十七
从帐篷里走出一个医生，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头往西边看，但目光越过受伤的人。他显然想休息一下，左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眼睑。
“好，就来吧。”这是他回答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吩咐把他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来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面八方的痛苦呻吟，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他觉得融合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的肉体似乎充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一个脏污的水池里，填得满满的也是这种人的肉体。是的，这就是那些肉体，那些炮灰，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的情景，曾使他感到恐怖。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身不由己地看到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像杀猪似的喊叫，他突然昂起他那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响得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台子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鬈发、头发的颜色、他的头型，安德烈公爵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迅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颤抖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默默地在那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对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赶快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干吗站着不动？”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匆忙地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想起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人打了个手势。安德烈公爵由于腹内的剧痛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他大腿里的碎骨已经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了，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过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体验到好久不曾有过的一种幸福的感觉。他一生那些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特别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在他想象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活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无可奈何的呻吟。听见这呻吟，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记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噢！”他像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
他认出那个不幸的、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腿的人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扶起他，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着的肿起的嘴唇老挨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痛苦地啜泣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不知怎的和我是那么密切和痛苦地连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还没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想道。“这个人跟我的童年，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但是得不到解答。突然，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从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记忆。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纤细的手臂，她那时时都在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的心灵中苏醒了对她的眷恋和柔情，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的眷恋和柔情。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着泪水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于是对那个人的热烈的怜悯和挚爱充满了他那幸福的心。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人们，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
“对弟兄们、对爱他人的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传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三十八
死伤遍野的可怕景象，再加上头昏脑涨以及二十个他所熟悉的将军伤亡的消息，往日有力的胳膊变得软弱无力的感觉，这一切在爱看死伤的人、以此作为考验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拿破仑身上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印象。这天战场上的可怕景象使他的精神力量屈服了，而他本来认为他的功绩和伟大都来自这种精神力量。他连忙离开战场，回到了舍瓦尔金诺土岗。他坐在折椅上，脸姜黄而且浮肿，心情沉重，眼睛混浊，鼻子通红，声音沙哑，他不由得耷拉着眼皮，倾听射击的声音。他怀着病态的忧愁企望结束那场由他挑起的战争，但是他无法阻止它。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感情，短暂地战胜了他长期为之效劳的那种虚假的人生幻影。他亲自感受到他在战场上所见到的那些苦难和死亡。头和胸的沉重感觉，使他想到他自己也有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可能。在这顷刻间，他不想要莫斯科，不想要胜利，不想要荣誉。（他何必要更多的荣誉？）他现在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但是，当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高地时，炮兵司令向他建议，调几个炮兵连到这些高地上，对聚在克尼亚济科沃前面的俄国军队加强火力。拿破仑同意了，并且命令向他报告那些炮兵连作战的效果。
一名副官前来报告说，遵照皇帝的命令，调来二百尊大炮轰击俄军，但是俄军仍然坚守着。
“他们被我们的炮火成排地撂倒，可是他们动也不动。”那个副官说。
“他们还嫌不够！……”拿破仑声音沙哑地说。
“陛下？”那个副官没听清楚，问道。
“还嫌不够，那就多给他们一些。”拿破仑皱着眉头，嗓子嘶哑地说。
其实，不待他发命令，他要做的事也已经做了，他所以发命令，只不过因为他以为人们在等待他的命令。于是他又回到他原先那个充满了某种伟大的幻影的虚幻世界（就像一匹拉磨的马，自以为在替自己做事），又驯服地做起注定要由他扮演的那个残酷、可悲、沉重、不人道的角色。
不止那一刻，也不止那一天，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沉重地负起眼前这副重担的人，他的智力和良心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他永远、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不能理解真、善、美，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的意义，因为他的行为太违反真和善，与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离得太远，所以他无法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不能屏弃他那誉满半个地球的行为，所以他要屏弃真和善以及一切人性的东西。
不仅这一天，他巡视那横着死者和伤者的战场（他认为那些伤亡是由他的意志造成的），看着这些人，计算着多少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于是他自欺地找到了高兴的理由：五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不仅这一天，他在给巴黎的信中也是这样写的：战场的景象是壮丽的，因为在战场上有五万具尸体；而且在圣赫勒拿岛上，在那幽禁、寂静的所在，他说，他要利用闲暇时光，记述他的丰功伟绩，他用法语写道：
“远征俄国的战争，本来是当代最驰名的战争，因为这是明智的、为了真正利益的战争，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宁和安全的战争；它纯粹是热爱和平的稳健的战争。
那场战争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为了意外事变的终结，为了安定的开始。新的境界，新的事业正在出现，全人类的安宁幸福和繁荣昌盛正在出现。欧洲的制度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建立起来。
在这些大问题都得到满意解决，到处都安定下来之后，我也就有我的国会和我的神圣同盟了。这些理想是他们从我这里窃取的。在这次各国伟大的君主会议中，我们应当像一家人一样讨论我们的利益，并且像管账先生对主人那样向各国人民提出报告。
照这样做去，欧洲一定很快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人不论到哪里旅行，就如同进入共同的祖国。我呼吁所有的河流供所有的人航行，海洋公有，庞大的常备军一律缩编成各国君主的近卫军。
回到法国，回到伟大、强盛、瑰丽、和平、光荣的祖国，我要宣布，她的国界永远不变；未来一切战争，是防御性的；任何扩张都是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我要会同我的儿子掌管帝国政治；我的独裁要结束了，他的宪政就要开始了……
巴黎将要成为世界的首都，法国人要成为万国人民羡慕的对象！……
到那时候，我将利用我的闲暇和晚年，在皇后陪伴下，在我儿子受皇室教育期间，像一对真正的农村夫妇一样，驾着自己的马车，畅游帝国各个角落，接受诉状，平反冤狱，在各地兴建高楼大厦，布施恩惠。”
天意注定他充当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他自信他的行为动机是造福于人民，自信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能凭借权利施舍恩惠。
“渡过维斯杜拉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湾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实在说来，在帝国军队里，有三分之一的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两岸的居民、皮德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83]以及不来梅和汉堡等地的人；其中说法语的几乎不满十四万人。对俄国的远征，其实法国的损失不到五万人；俄军从维尔纳撤退到莫斯科，以及在各次战斗中，损失比法军多四倍；莫斯科的大火使十万俄国人丧生，他们由于森林里寒冷和匮乏而死亡；最后，由莫斯科至奥德河的进军中，俄军也受到严酷季节之苦；在抵达维尔纳的时候，它只剩五万人了，到了卡利什，就不到一万八千人了。”
他想象，同俄国的战争是按照他的意志引起的，所以可怕的景象没有使他的灵魂震惊。他勇敢地承担了事件的全部责任，他那昏聩的智力竟然从几十万牺牲者中法国人少于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这个事实找到了辩解。
三十九
几万名死人，以各种姿势，穿着各种服装，躺在属于达维多夫老爷家和皇室农奴的田地和草地上，数百年来，波罗金诺、戈尔基、舍瓦尔金诺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的村民就在这里收庄稼和放牲口。在救护站周围一俄亩的地方，青草和土地浸透了鲜血，一群群受伤的和未受伤的各种队伍的人，带着惊慌的面孔，一批拖着脚步返回莫扎伊斯克，另一批返回瓦卢耶瓦。另外一些人群，疲惫不堪，饿着肚子，由长官率领着前进。还有一些原地不动，继续射击。
整个战场，原先是那么欢快而美丽，刺刀在晨曦中闪光，烟雾弥漫，现在却笼罩着潮湿的烟尘，发散着难闻的硝酸和血腥气味。乌云上来了，开始落雨点了，雨点落在被打死的人身上，落在受伤的人身上，落在惊慌的人身上，落在精疲力尽的人身上，落在疲乏的人身上，落在迷惘的人身上。雨点仿佛在说：“行啦，行啦，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
疲惫不堪、没有吃食和得不到休息的双方敌对的人们，都同样怀疑起来，是不是他们还要互相残杀，所有的脸上都露出迟疑的神情，每个人心中都产生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了谁，非得杀人和被杀？您爱杀就杀吧，爱干就干吧，而我却不愿再干了！”到傍晚的时候，这个思想在每个人心中都成熟了。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可能为他们所做的事大吃一惊，都可能抛弃一切，随便逃到什么地方去。
虽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都感到自己的行为的全部恐怖性，虽然他们乐于罢手不干，但是仍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力量在指导他们，虽然炮兵三个只剩一个，而且汗流浃背，浑身沾满了火药和血，累得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上气不接下气，他们仍然送火药，装炮弹，瞄准，安上引火线；炮弹仍然从双方迅速而残酷地飞来飞去，把人的身体打成肉泥，那种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是按照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上帝意志进行的可怕的事情，仍然继续在进行着。
如果有人看一看俄军后方混乱的情况，就会说，只要法国人稍微再加点劲，俄国军队就完了；如果有人看一看法军的后方，也会说，只要俄国人再努一把力，法国人就垮了。但是不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加这把劲，战斗的火焰慢慢地熄灭。
俄国人没努那一把力，因为并非他们进攻法国人。在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守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挡住敌人的去路，一直到战斗结束，仍然像战斗开始一样在坚守着。但是，即使俄国人的目的是要打退法国人，他们也不能使出最后的力量，因为所有俄国的军队都被击溃了，没有哪一个部队在战斗中没受损失的，俄国人在坚守阵地中就损失了一半的人马。
至于法国人，他们怀念过去十五年来所有的胜利，相信拿破仑不可战胜，知道他们已经占领一部分战场，他们只损失四分之一的人，他们还有两万名未曾动用的近卫军，努这一把力是容易的。法国人进攻俄国军队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赶出阵地，应当努这一把力，因为只要俄国人像战斗开始时一样挡住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法国人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损失就白费了。但是法国人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有些史学家说，拿破仑只要拿出他的完整的老近卫军，那一仗就打赢了。说拿破仑派出他的近卫军就会怎么样，等于说秋天变成春天就会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拿破仑没派出他的近卫军，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不能这样做。所有法军的将军、军官、士兵都知道不能这样做，因为低落的士气不允许这样做。
不只拿破仑一人体验到那类似噩梦的感觉，臂膀可畏的一击却是那么软弱无力，而且法军的全体将军，参加和尚未参加战斗的全体士兵，根据他们过去所有战斗的经验，只要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敌人就望风而逃，而现在面对这个损失了一半军队，战斗到最后仍然像战斗开始时一样威严地岿然不动的敌人，都有同样的恐怖感觉。处在进攻地位的法军的士气已经消耗殆尽。俄国人在波罗金诺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不是用缴获几个绑在棍子上的布片（所谓军旗）来标志的胜利，也不是军队占领了和正在占领着地盘就算胜利，而是使敌人相信他的敌手的精神的优越和他自己的软弱无力的那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国侵略者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在它跳跃奔跑中受了致命伤，感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但是它不能停止，正如人数少一半的俄国人一路避开敌人的锋芒，不能停止一样。在这次猛力的推动之下，法国军队仍然能够冲到莫斯科；但是在那儿，俄国军队不用费力，法国军队在波罗金诺受了致命伤，在流血，它必然走向灭亡。波罗金诺战役的直接结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旧路逃回去，五十万侵略军毁灭，拿破仑的法国在波罗金诺第一次遇到精神上更强大的敌手而陷于崩溃。
第三部
一
人类的聪明才智不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类只有在他从某种运动中任意抽出若干单位来进行考察时，才逐渐理解。但是，正由于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不连续的单位，从而产生了人类大部分的错误。
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诡辩”，说的是阿奇里斯[84]永远追不上乌龟，虽然他比乌龟走得快十倍：阿奇里斯走完他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在他前面就爬了那个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奇里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爬了那个距离的百分之一，如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阿奇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答案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把运动任意分成若干不连续的单位，而实际上阿奇里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不断的。
把运动分成越来越小的单位，这样处理，我们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却永远得不到最后的答案。只有采取无穷小数和由无穷小数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再求出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已经有了处理无限小数的技术，其他一些更复杂的、过去似乎无法解决的运动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了。
这种古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的数学分支，用无限小数来处理运动问题，也就是恢复了运动的重要条件，从而纠正了人类的智力由于只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忽略运动的连续性所不能不犯的和无法避免的错误。
在探讨历史的运动规律时，情况完全一样。
由无数人类的肆意行为组成的人类运动，是连续不断的。
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了解不断运动着的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的规律，人类的智力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若干单位。史学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任意拈来几个连续的事件，孤立地考察其中某一事件，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头，因为一个事件永远是另一个事件的延续。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国王或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加以考察，其实，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永远不能用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来表达。
历史科学在其运动中经常采取越来越小的单位来考察，用这种方法力求接近真理。不过，不管历史科学采取多么小的单位，我们觉得，假设彼此孤立的单位存在，假设某一现象存在着开头，假设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可以代表所有人们的肆意行为，这些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批评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其土崩瓦解，丝毫影响都不会留下，这只消批评家选择一个大的或者小的孤立的单位作为观察的对象，就可以办到了；批评家永远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任何历史单位都是可以任意分割的。
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也就是人的共同倾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就是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下他们的日常职业，从欧洲一边跑到另一边，抢劫和互相屠杀，胜利和陷入绝望，几年之间，整个生活的运行改变了，出现一种先高涨后衰退的激烈运动。这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人的智慧不禁要问。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向我们讲述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为革命；然后写出拿破仑和某些同情他或敌视他的人的详细传记；讲述这些人之中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并且说：这就是运动的起因，这就是运动的规律。
但是，人的智慧不仅断然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而且干脆地说，这种解释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解释，就把最弱的现象当做最强现象的原因了。人的肆意行动的总和造就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有这些肆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前者和后者并消灭了前者和后者。
“然而，每次只要有征服，就有征服者，一个国家里，每次只要有大的改革，就有伟大的人物。”历史这样说。的确，每次征服者出现，就会有战争，人的智慧这样回答，但这并不能证明征服者是战争的原因，也不能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当我看见钟表的时针指到十，就听见邻近教堂鸣钟，但由此我没有权利得出结论说：钟表的时针指的位置是教堂的钟运动的原因。
每当我看见机车启动，就听见汽笛响，看见开汽门和轮子转动；但并不能因此我就有权利下结论说：汽笛响和轮子转动是机车运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吹起冷风，是因为橡树发芽了，而实际上，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吹拂着冷风。虽然我不知道每当橡树发芽就有冷风吹拂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同意农民说橡树发芽是吹冷风的原因，因为风的力量决不是树芽所能影响得了的。我只看出，在一切生活现象中，常有一些条件的巧合，我还看出，不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钟的指针、机车的汽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幼芽，也找不出钟声、机车的运转和春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我的观点，来研究蒸汽、钟表和风的运动的规律。历史也应当这样办。实际上已经有人做这样的尝试了。
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国军队和居民为了避免冲突往后撤到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以不断增长的冲力疾奔莫斯科，奔向它运动的目标。它这冲力在接近目标时，就更加大了，就像下坠的物体越接近地面，它的速度就越大一样。它后面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含有敌意的国土；前面距离目标只有几十俄里。拿破仑的每个士兵都有这样的感觉，入侵得以自然地向前推进，全凭这股冲力。
俄国军队越往后退，对敌人的仇恨火焰也就越加炽烈；在后退中，它集聚了力量而且壮大起来。在波罗金诺打了一仗。双方的军队都没垮掉，但是俄国军队打了这一仗后，即刻撤走，其所以如此，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冲力的球必然反跳回来一样；那个猛力直冲的侵略的球，虽然相碰时失去它全部的力量，也必然再向前滚上一段路。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过了莫斯科，法国人到达莫斯科，在那儿停下来。此后一连五星期没有战事。法国人在原地不动。他们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鲜血，在舔它的伤口，在莫斯科无所作为地停留了五个星期，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回头往后逃走了：他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窜去，除了在小雅罗斯拉维茨城下打了一个胜仗外，他们没打过一场大仗，就以更高的速度逃回斯摩棱斯克，再从斯摩棱斯克逃往维尔纳，逃往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以及全体俄国军队都相信，波罗金诺这一仗打赢了。库图佐夫递给皇帝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给敌人最后一击，这样做不是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打败，每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