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校对)第659部分在线阅读

　　除了引进坦克，埃及陆军还从中国引进了步兵战车、自行火炮、火箭炮、射程在三百公里以内的战术弹道导弹等，连埃及步兵手里使用的步枪、班用机枪、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也以中国标准为主。
　　拿步枪来说，埃及陆军在二零三二年全部换装六点八毫米口径的IM-1型自动步枪。
　　当时，埃及陆军提出了“班用枪组换代计划”，向全球招标。中国北方重工集团下的枪械公司拿出了已经得到中国陆军与陆战队采用的22式步枪，以及六点八毫米中间型枪弹参与竞标。
　　经过三轮角逐，中国北方重工集团击败了包括柯尔特、HK等国际枪业巨头在内的十多个对手，赢得了合同。用埃及陆军提供的约和三点八亿元人民币的经费，在22式的基础上开发一种适合埃及的自动步枪。
　　也就是IM-1。
　　北方重工能够取胜，关键就是六点八毫米中间型枪弹。
　　与小口径枪弹相比，六点八毫米中间型枪弹的威力更大，弹道更加平稳，在埃及这种以沙漠为主的国家更有优势。
　　当然，这也与中国北方重工愿意转让生产专利有关。
　　不管怎么说，步枪与枪弹是大规模消耗品，如果全部需要进口，费用肯定极为高昂。
　　在完成了IM-1的开发后，北方重工还获得了班用机枪与排用重机枪的开发合同，只是项目还在进行之中。
　　与埃及陆军一样，埃及海军的主要装备也来自中国。
　　相对而言，埃及海军的“中国化”程度更高。不是说中国的海军装备更先进，而是埃及海军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在军费开支中所占比例非常低，根本买不起西方国家的舰艇，中国出口的舰艇更具有性价比。
　　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出口的舰艇在性能上比不上西方国家。
　　拿埃及海军的支柱：四艘41型常规潜艇来说，就丝毫不比西方国家同时代的常规潜艇差，而且是少数经历了实战，而且取得过战果的常规潜艇之一。最初，这四艘潜艇都是以租借的方式交付给埃及海军，在租借期满之后，才由埃及海军采购，并且在亚历山大的埃及造船厂进行了改进。
　　问题是，041型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再改进也无法达到新式潜艇的战斗力。
　　为此，在二零三三年，埃及海军就提出以采购加自建的方式，从中国购买四艘042型潜艇来取代041型。只是在自建问题上，涉及到对埃及造船厂进行设备升级等问题，谈判还没取得进展。
　　至于埃及空军，虽然“中国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中国造武器已经取代美国造，成为绝对主力。
　　埃及空军总共有八百四十架战斗机，其中二百八十架来自美国，五百六十架来自中国。
　　美国战斗机中，F-35AI占到了一百六十架，另外一百二十架是F-16。因为已经服役三十年左右，F-16即将被淘汰。对埃及空军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拒绝为F-35AI提供技术升级。虽然这些战斗机只服役了十多年，但是本来就是外销的低端产品，又无法升级，所以也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与之相比，中国战斗机的保障问题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在埃及空军服役的二百二十架J-10I、一百四十架J-10CI、一百二十架J-22I与八十架J-22MI中，除了三百六十架J-10系列确实已经落后之外，两百架J-20系列都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
　　在二零三四年，中国就与埃及签署合同，对一百八十架J-10I与J-10CI进行延寿现代化改进，并且全部翻修机体结构，使其服役到二零四五年。最大的改进项目是对两百架J-22I与J-22MI进行中期性能升级，完全按照中国空军最新批次J-22M的标准进行，包括更换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当然，这无法满足埃及空军的胃口。
　　为了保持机群规模，埃及空军已经提出采购J-30，开出了二十七亿元的采购单价，但是要求获得生产许可证，即只从中国采购六十架战斗机，其余二百六十架将在埃及本土进行组装，如果埃及空军扩大采购规模，用J-30替换F-35AI，还要求百分之八十的零部件在埃及本土生产。
　　受军火出口禁令限制，这项谈判还在进行之中。
　　要知道，J-30在中国空军都是最先进的战斗机，而且是用来取代J-20，不是用来取代J-22系列。即便中国政府批准出口，也不大可能同意在埃及建立生产线，更不大可能让埃及自行生产零部件。
　　除了采购战斗机，埃及还希望从中国引进其他军用飞机，比如大型预警机。
　　针对埃及空军的需求，中国军火企业已经提出，应该从基本架构上着手，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空军作战系统，而不是单独采购几种作战飞机。只是这么做的花费肯定非常大，埃及空军不一定消费得起。
　　有了如此良好的基础，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显然不是问题。
　　区别只是，中国愿意花多少力气帮助埃及提高军事力量。
第七十九章
海湾
　　谈判进行了三轮，在最后一次会晤中，牧浩洋按照黎平寇的授意，向埃及军方提出，中国可以帮助埃及整顿军事力量，但是需要对埃及军队的作战能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针对性的提出整顿方案。
　　对牧浩洋的提议，埃及军方欣然接受，表示将尽快提交完备的军火采购清单，并且邀请中国军方代表观摩三军联合演习。
　　五月六日，结束对埃及的访问之后，黄瀚林率领外交团前往叙利亚。
　　与埃及相比，叙利亚的情况更加复杂。
　　二零一三年，在西方国家逼迫下，叙利亚进行了民主大选，由此进入政治动荡时期。随后近二十年，叙利亚的国内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教派与政党纷争愈演愈烈，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每况愈下。
　　直到二零三二年，由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演变而来的阿拉伯民族团结党上台执政，叙利亚的乱象才得以终止。
　　在阿拉伯世界中，叙利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色列人曾说过：无埃不战、无叙不和。
　　这句话就能反映叙利亚的地位。
　　在众多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只有叙利亚与以色列存在领土纠纷。虽然在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下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叙利亚大举推行民主政治，帮助以色列消除威胁，但是只要戈兰高地仍然在以色列手中，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忽视领土问题。阿拉伯民族团结党能在二零三二年的大选中以绝对多数选票胜出，就与领土问题有关。
　　可惜的是，叙利亚不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
　　与埃及相比，叙利亚弱小得多。
　　别的不说，到二零三四年底，叙利亚的人口总量还不到三千万，在阿拉伯世界中排在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与苏丹之后。因为缺乏石油资源，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并不发达，远远比不上海湾富油国家，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埃及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受国内动乱影响，叙利亚的是阿拉伯世界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与其战略相比，叙利亚的国家实力根本不值一提。
　　相对而言，黄瀚林对叙利亚的访问更加敏感，毕竟叙利亚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潜在威胁之一，也是中东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从政治上讲，中国要想进军中东，就得利用巴以矛盾，也就得在叙利亚做文章。
　　所幸的是，黄瀚林的大马士革之行，比开罗之行低调得多。
　　在这里，牧浩洋等军方代表只参观了叙利亚三军总参谋部，跟叙利亚军方高级将领进行了两次会晤，没有谈到军事援助，也没有提到与军事援助有关的话题，主要商谈了促进两军交流的事情。
　　这也可以理解，黎平寇早就明确了外交战略，即中国不是去中东地区搞施舍。
　　就算进军中东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也不能够通过施舍的方式达到目的，因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意施舍贵重军事装备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施舍上的关系很不牢靠，不可能是中国的长久战略。
　　不管是叙利亚、还是埃及，如果自身没有发展强大的意愿，中国做什么都没用。
　　正是如此，外交访问团在大马士革只呆了三天。
　　接下来，黄瀚林还去了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与阿曼，最后从马斯喀特启程回国。
　　相对而言，约旦、沙特等国与以色列的矛盾并不尖锐。
　　在这些国家，黄瀚林着重提到了外交、文化与经济上的交流活动。虽然军事合作不是重点，但是依然有可以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对沙特阿拉伯等富油国家来说，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纷纷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海湾战争爆发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纷纷支持盟国，随后来自伊朗的威胁，更加迫使海湾国家倒向西方，需求美国的庇护。二十多年里，海湾国家仅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购的军火就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从战斗机到坦克，无所不包。海湾国家用石油收益打造了阿拉伯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团。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
　　志愿军的表现非常惊人，中国造武器装备的性能也得到了证明。在阿联酋率先吃螃蟹之后，海湾国家陆续成为中国军火商的客户，而且是资金最雄厚的客户。仅在二零一六年，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军火贸易额就超过了一千四百亿元，约合二百五十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海湾地区最大的军火贸易国。
　　虽然在此之后，美国军火商卷土重来，仅F-35系列战斗机就卖掉了近千架，贸易总额超过三千亿美元，连续十四年稳居海湾地区军火贸易国头号交椅，但是在二零三二年，随着三百架J-22M落户沙特阿拉伯，中国再度超越美国，成为海湾地区头号军火贸易国，并且维持到了二零三四年。
　　军火贸易可以看成是政治关系的缩影。
　　海湾国家在大肆采购中国军火的时候，也在调整对外政策，即不再完全以来倒向美国的单边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大国之间的多边外交政策，通过在大国之间周旋，获得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当然，军火贸易也促进了经济往来。
　　从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在军火贸易领域就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因此众多海湾国家在与中国进行石油贸易的时候，开始接纳人民币，并且把人民币当成第三种储备货币。
　　事实上，巨额军火贸易，增强了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
　　说得直接一点，海湾国家为了从中国采购军火，就得向中国输出石油、天然气等，获得人民币。
　　正是如此，在二零三四年之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一直比较顺利，没有遭到西方遏制。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在二零三一年，石油消费量高达十三亿吨，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来自海湾国家，天然气进口量高达四百八十亿立方米，其中百分之四十八来自海湾国家，此外还从海湾国家进口了约三亿吨石化产品。
　　事实上，在二零二七年，中国就超过欧盟与美国，成为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济与贸易上的往来，成为促进中国与海湾国家交往的重要因素，也是海湾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问题是，破坏这一纽带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
　　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在二零三一年达到顶点后，中国的能源进口量开始减少，特别是在推出了国家能源战略计划，可控聚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肯定呈逐年递减趋势。按照某些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从二零三五年开始，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将以每年大约百分之三的速度减少。到二零四五年前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能源输出国，不再从外界进口能源。
　　果真如此的话，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海湾产油国。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海湾产油国将遭到重创。如果可控聚变技术达到了商用化程度，石油就不再是战略资源。对于完全依赖石油为生的海湾产油国来说，这无异于失去了最主要的生存基础。
　　受此影响，海湾国家出现了分化。
　　像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实力较弱的国家纷纷倒向西方，希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积累足够多的社会财富，完成社会转型。拿巴林来说，该国从二零二八年开始，陆续用石油收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建立国家信托基金，意图在二零四五年之后，为每一位国民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
　　一些实力较强的海湾国家则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也许在二零四五年之后，石油不再是主要能源，但是仍然有巨大的价值，而且是不可否缺的化工原料。从化肥到炸药，石油都有用武之地，而且大部分新材料都与石油有关，其价值不可低估。因此，在这些国家看来，及时实现工业化，建立以化工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是完成国家转型的关键步骤。
　　如此一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