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94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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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如此,在共和国提出这一要求之后,伊拉克当局就顺水推舟,在调整政治结构的时候,顺带撤消了革命卫队。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这场政治军事变革,与共和国的关系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共和国当局出面,伊朗肯定会以极端手段对付不听话的伊拉克。
  为了稳住伊朗,让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知道谁才是老大,在伊拉克当局宣布撤消革命卫队、并且收缴革命卫队的武器装备的时候,共和国向海湾与阿拉伯海派遣了4支航母战斗群,让驻扎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第一战斗单位向俾路支省运动、驻扎在印度维沙卡帕特南的第二战斗单位登船,摆出了军事干预的架势。
  万幸的是,当时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正在集中力量应付新任总统,不但不敢得罪共和国,更没有力量干预伊拉克的事情。
  问题是,过于极端的改革行动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与其他改革相比,军事体制改革更加敏感。受此影响,伊拉克的军事体制改革并不彻底。出于维护国内统一、稳定国内局势的目的,伊拉克当局最终没有完全撤消革命卫队,只是收缴了革命卫队的重武器,并且不再让革命卫队招募军人。也就是说,伊拉克当局打算用时间来解决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次改革从根本上奠定了伊拉克的国防基础。
  也正是如此,共和国才从2037年底开始对伊拉克的国防力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然,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共和国为伊拉克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数据,到2041年初,共和国无偿援助给伊拉克的装备中,地面武器能武装2个装甲旅(总计320辆DZ-21C型主战坦克、240辆DB-19D型步兵战车、300多辆装甲输送车、200多门自行火炮)、4个机步旅(480辆主战坦克、960辆步兵战车、800多辆装甲输送车、200多门自行火炮)、4个步兵旅(240辆主战坦克、480辆步兵战车、400多辆装甲输送车、200多门自行火炮)、4个炮兵旅(总共48套电磁炮系统)、2个远程炮兵旅(总共120门远程火箭炮与24套战术弹道导弹系统)、8个防空旅(32套战区防空系统与48套野战防空系统)与2个特种旅(主要是各种侦察设备),空军装备包括320架战斗机(其中72架J-15C、120架J-15A、以及200余架翻新后的J-10S)、12架预警机(4架大型预警机与8架由舰载预警机改进的小型预警机)、4架电子战机(均由Y-14改进而来)、24架运输机(8架Y-15B与16架Y-14C)与8架加油机(均由Y-14C改进,24架运输机也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改装成加油机),因为伊拉克的海岸线只有60千米,出海口在科威特与伊朗的包围之中,所以共和国只援助了伊拉克几艘用来执行海事巡逻任务的警备艇。
  虽然援助给伊拉克的都是已经落后,甚至早就被共和国军队淘汰掉的武器装备,其中部分还是封存了10年以上的老久装备,但是对伊拉克来说,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为伊拉克的国防力量已经“空位运转”了几十年,缺乏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现代化国防建设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与储备人才,所以伊拉克并不需要太多先进武器装备,先用老旧的武器装备过渡,也能培养出军事人才。
  当然,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无偿援助了。
  2039年底,伊拉克就与共和国签署了一份总价值大约1200亿元的军事采购合同。按照军情局提供的准确信息,共和国将向伊拉克提供包括24架J-17C(其中12架由共和国空军的J-17A改进而来)、24架DZ-25C、12架DW-26B、120辆DZ-31A与180辆DB-30A。这些装备已经在2040年底之前全部交付给了伊拉克,其中的战斗机将用来组建一个独立的防空战斗机大队,垂直起降运输机与低空攻击机将用来组建伊拉克的陆军航空兵,地面装备则将用来组建一个精锐装甲旅。
  这笔买卖非常划算。如果按照共和国公布的各类武器的销售价格计算,至少需要2000亿元才能搞定。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没有为这笔军火交易买单。按照军情局的说法,为了促成这笔军火交易,共和国的3家金融集团为伊拉克当局提供了1200亿元的融资担保,其中至少200亿元将由军情局管理的2家二手军火贸易公司通过出售伊拉克军队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换取,另外1000亿元则由包括三坚集团、叶宏集团在内的几家资源企业以购买伊拉克的资源开采权的方式支付。
  在大量引进共和国制造的武器装备的同时,伊拉克淘汰了大量旧装备。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在共和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伊拉克当局用“逐一替换”的方式逐步取代了所有由伊朗提供的武器装备。
  这么做很有必要。首先是伊朗当局提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在伊朗战争期间从俄罗斯获得的老旧装备,根本不适合共和国军事顾问为伊拉克量身定做的军事编制,而且早就落后了。其次是伊拉克完全没有必要维持一支规模过于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用保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最后就是伊拉克当局不打算继续听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使唤,就得在国防建设上有所作为。
  军情局也从中获益匪浅。别的不说,伊拉克淘汰的所有旧装备都通过军情局暗中控制的2家二手军火贸易公司销往非洲与中南美洲,虽然伊拉克当局获得了大约200亿元的收入,但是军情局按照一半对一半的分配比例,也获得了大约200亿元的收入。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在帮助伊拉克打造一支精小强悍的国防力量。
  2040年底,伊拉克国防军总兵力不到18万,陆军14万、空军3万、海军6000(包括一个规模在4000人左右的陆战旅)。陆军中,主力部队为1个精锐装甲旅、2个装甲旅、4个机步旅、4个步兵旅、4个炮兵旅、2个远程炮兵旅、8个防空旅与2个特种旅,总兵力大约12万,另外还有2万名文职军人。空军下设4个防空战斗机联队、6个多用途战斗机联队、1个攻击机联队(计划用来组建陆军航空兵,只是暂时编在空军的战斗序列之中)与3个支援联队,装备包括344架战斗机在内的各种飞机近500架,从规模上讲已经是海湾地区仅次于伊朗与沙特空军的第三大空军,也是中东地区的第七大空军。海军方面,因为出海口狭窄,所以规模非常小,不值一提。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国防军就是共和国军队的“缩小版”。
  因为在帮助叙利亚整编国防军事力量的时候,专门负责对外军事合作项目的军情局就掌握了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情况,对阿拉伯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积累了很多非常有用的经验,所以在协助伊拉克整顿国防军事力量的时候,军情局派去的军事顾问算得上是轻车熟路,没再采取几步走的方法,而是一步到位的为伊拉克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防军事体系。
  除了装备与编制之外,最关键的还是指挥系统。
  事实上,指挥系统才是决定军事体制的基本因素。
  过去数年之内,伊拉克当局只花钱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共和国从来没有对外销售过的战略指挥系统。准确地说,应该是“多功能战术指挥与情报管理系统”。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总参谋部与各军兵种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各大战区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也是在此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虽然在出售给伊拉克的时候,并没提供软件的原代码,而且针对伊拉克的实际情况做了精简,但是为了避免泄密,共和国仍然与伊拉克当局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既在伊拉克的军事改革完成之前,该系统的安全系统由共和国派遣的专门人员负责。
  为了配合先进的指挥系统,共和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伊拉克培训军事人员。
  从2037年底开始,每年都有上千名伊拉克军官到共和国留学深造,其中一半接受为期1年的速成培训,其余的接受2到3年的高级培训。到2040年,共和国已经为伊拉克培训了2000名陆军军官、800名空军军官(其中500人是在2040年底回国的飞行员)、以及大约500名高级参谋。
  这些伊拉克军人回国之后,无一例外的成为了军队的骨干力量。因为伊拉克军队的规模相当有限,陆军基层军官在5000人左右,空军飞行员不到1000人,所以到共和国接受过培训的军官接近一半。
  也就是说,再过10到20年,当这些在共和国接受过培训的伊拉克军人成为将军与高级军官的时候,伊拉克军队的性质就再也难以改变了,伊拉克与共和国的关系更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
  事实上,共和国肯在伊拉克军人身上投入数十亿元的培训费用,摆明了想控制伊拉克的军事力量。
  更重要的是,这些军人还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带回了伊拉克。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因为到共和国镀金的军官在回国之后都得到重用,其中不少担任了要职,所以伊拉克军队的思想领先于所有周边国家,是最适合现代化战争的军队。因为大部分伊拉克高级军官,特别是掌权派的高级军官都参加过“独立战争”,所以伊拉克军队不缺乏战争经验。
  一定要说伊拉克军队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受国家实力影响,无法购买到足够多的先进装备。
  当然,军情局这么做,多半是想让裴承毅重视伊拉克军队。
  裴承毅确实重视伊拉克,只不过重视的不是伊拉克军队,而是伊拉克的地理位置。
  事实上,军情局希望裴承毅重视的,也是伊拉克的战略位置。
  在提供给裴承毅的资料中,有一份详细介绍了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与交通设施,另外一份则提到共和国当局正与伊拉克谈判,希望在租借或者联合使用军事基地上达成协议,通过向伊拉克部署作战力量来绕过伊朗与叙利亚。当然,共和国当局不会承认要把伊朗与叙利亚撇在一边,只是在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共和国不希望在战争中遇到麻烦。比如共和国派兵参战就存在很多限制,特别是在伊朗境内行动,肯定会受到伊朗当局的限制,不大可能展开手脚。
  作为指挥官,裴承毅绝对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印度战争初期,裴承毅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海上补给线还没有打通,需要开辟新的补给线路,而尼泊尔与孟加拉国当局都有所顾虑,搞得裴承毅不得不在军事部署上做出调整。无论如何,裴承毅不想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也就得在战争开打之前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相对而言,在伊拉克开辟第三条战线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别的不说,伊拉克当局没有要求要派遣一名能力出众的将军去担任前线指挥官,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想法,只是希望共和国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并且给予一定的保障。为此,伊拉克不但愿意参战,还愿意为共和国军队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也就是说,伊拉克很快就会与共和国签订秘密协议,为共和国提供军事基地,以及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
  毋庸置疑,伊拉克才是裴承毅的用兵之地。
  虽然没有否定伊朗战场与叙利亚战场的重要性,但是作为共和国最有才华的将领,裴承毅从一开始就知道,伊朗与叙利亚都不是理想战场。正是如此,在李存勋提出分别设立两个前线指挥部负责伊朗与叙利亚方向上的作战行动之后,裴承毅立即就答应了下来,没有与李存勋争论。事实上,李存勋没有提到伊拉克,就是希望由裴承毅亲自负责伊拉克方向上的作战行动。
  由此可见,2年前,共和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指挥系统卖给了伊拉克,肯定不是为了赚那点钱。说直接点,如果共和国真的打算出售指挥系统,恐怕会有几十个国家愿意出上千亿的价格购买。
  正是如此,裴承毅才把第一次联合会议延迟了2天。
  在详细了解了伊拉克的情况后,裴承毅在5月13日夜间专程去基地宾馆拜访了巴达林与兰瑟姆,与两位伊拉克将军增进感情。
第五十章
司令官的职责
  5月14日,第一次四方联合会议结束后,联合司令部正是挂牌成立。
  会议上,裴承毅对各国将领的职权范围做了调整。伊朗陆军参谋长哈桑中将仍然担任副总司令,叙利亚陆军副参谋长塔林中将则由最先安排的参谋长改任常务副司令,伊拉克副总参谋长巴达林中将出任参谋长,而伊朗革命卫队参谋长迈迪德中将、叙利亚空军副参谋长雷迪亚中将、伊拉克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兰瑟姥中将与共和国的陆军中将怀志刚、空军中将贾宝国、海军中将梁国翔、天军中将卢定宇共同组成“联合参谋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执行联合司令部的作战命令。
  虽然伊朗与叙利亚将领对裴承毅故意提高伊拉克的地位有点不满,但是主要安排都在计划之中,加上“联合参谋执行委员会”7名成员中的4人来自共和国,等于联合司令部的大权全部掌握在裴承毅的手中,所以伊朗与叙利亚将军也不好直接反对。不管怎么说,与共和国合作,就得听从共和国的指挥。
  安排好这些事情,裴承毅着手解决细节问题。
  按理说,裴承毅首先要做的就是确保伊朗、叙利亚与伊拉克军队会听从联合司令部的调遣指挥。因为李存勋已经打了包票,保证不会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裴承毅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花多少功夫。虽然不清楚李存勋用什么办法让伊朗、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将军俯首帖耳,但是裴承毅有理由相信,对于神通广大的军情局来说,搞清楚一些军人的私人问题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正是如此,在安排联合司的人员时,裴承毅基本上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参谋。
  数日之内,裴承毅就给杨少勇、胡荆安、龙宏恩与杜俊勇(天军上校,专门负责战略情报与战区通信工作)安排了工作,并且由4位上校军官带头,加上来自四大军种与两大独立兵种的17名少校级高级参谋组成了“联合参谋会”,为了便于指挥,裴承毅安排东方闻担任了该参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裴承毅下达的作战指令都将通过参谋会下达给前线作战部队。说得再明确一点,这个由22名高级参谋组成的参谋会才是联合司令部里最有实权的机构,怀志刚、贾宝国、梁国翔与卢定宇等4名中将只是出来镇镇场子,免得让伊朗、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将军认为接受校官指挥是奇耻大辱。
  从这一系列的安排中也能看得出来,裴承毅正在培养“嫡系军官”。
  虽然袁晨皓能够成名,与裴承毅的栽培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裴承毅在印度战争前坚持为前线指挥部设一名副司令,恐怕袁晨皓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袁晨皓并非裴承毅的嫡系军官。在他认识裴承毅之前,已经是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而且得到了项铤辉的信任与重用。由此可见,因为同样是由项铤辉提拔的,所以袁晨皓与裴承毅是朋友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站在裴承毅的立场上,不管他今后想干什么,都得赔偿一批嫡系军官。
  东方闻上了年纪,而且是文职出身,就算能够晋升为将领,也只有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裴承毅的工作、乃至日常生活都需要一个对他了如指掌的秘书,而东方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此一来,裴承毅就得另外栽培几名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军官,而杨少勇、胡荆安与龙宏恩等人肯定是最佳选择。事实上,按照共和国军队的晋升体系,这场战争结束后,三位上校至少都会晋升为准将,如果表现突出,还有可能像当年的袁晨皓,越级晋升为少将,从而成为有影响力的将领。
  当然,除了参谋军官,裴承毅还得与另外一批军人搞好关系。
  5月21日,裴承毅在联合司令部召开了网络视频会议,参会人员中,除了怀志刚、梁国翔、贾宝国、卢定宇等四名中将之外,还有凌云霄中将、罗少鹏中将、李继先中将、杜子岐中将、江晚承中将、蹇柄彪中将、商雪韵中将、王学平中将、傅卫民中将与李东石中将等10名战斗单位的指挥官,以及海军司令华剑锋、空军司令雷靖鸣、天军司令齐鸿飞、陆战队司令汤成龙、南亚战区舰队司令张雪峰少将、南亚战区航空兵司令梅乐驰少将、南亚战区陆战队司令刘锐少将。
  显然,这是一次高级将领会议。
  按照军情局的安排,除了跟随袁晨皓前往伊朗组建东线指挥部的人员之外,所有南亚战区司令部的留守人员都编入了联合司令部,接受裴承毅的指挥。也就是说,像张雪峰、梅乐驰与刘锐这样的将军,都得听命于裴承毅。
  军兵种方面,李存勋早就跟林啸雷打了招呼。战争期间,除了需要元首批准才能调动的战略部队之外,裴承毅可以按照作战需要调动共和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各军兵种司令部无条件的配合联合司令部。也就是说,裴承毅可以绕过总参谋部,甚至不用请示林啸雷就能向各军兵种司令部下达命令。
  四位协助裴承毅的中将早就与李存勋谈过,而且与裴承毅的关系都不错。
  关键在10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身上。
  虽然“战斗单位”是陆军搞的地面作战单位,但是了解共和国军队的人都知道,这是项铤辉在离开总参谋部之前留给陆军的“遗产”。说直接点,这就是项铤辉为了维护陆军在共和国军队中的“老大哥”地位搞出来的东西。
  当年,项铤辉大力推行“联合指挥机制”就让人觉得,他想利用“联合指挥”这个噱头来确保陆军的统治地位。不管怎么说,共和国是一个必须重视、而且得高度重视陆权的大国,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陆权都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所以陆军在共和国国防力量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问题是,随着共和国由地区强国转变为世界大国,陆军的地位肯定会受到海军、空军、乃至陆战队的挑战,而随着技术进步,还会受到天军的挑战。在此情况之下,如何确保陆军的地位,肯定是任何一位陆军司令都得考虑的问题。
  毋庸置疑,继续推崇“陆军独大主义”肯定行不通。事实上,彭茂邦力排众议,让特种部队出身的项铤辉接替他担任总参谋长,就是希望由项铤辉来限制陆军的权限,最终形成一种最能维护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军事体制。问题是,在项铤辉担任总参谋长的15年间,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落实到位。
  受第三次军事改革的影响,项铤辉在离任前,必须给陆军留下一条活路。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项铤辉对陆军的编制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战斗单位”应运而生。
  作为建立在“联合指挥机制”下的地面作战单位,“战斗单位”不但具有指挥地面部队作战的能力,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型的多兵种合成作战系统。也就是说,在实战中,战斗单位肯定能够指挥包括航空兵、陆战队等在内的众多作战单位作战,甚至能够指挥海军的支援部队作战。正是如此,10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都是陆军中将,而在前线指挥官中,一般都是少将,比如战区航空兵司令官就是空军少将、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最多是海军准将。这种高人一等的军衔,已经赋予战斗单位指挥官很大的特权。别的不说,为了让来自空降部队的李东石成为战斗单位指挥官,项铤辉在离开总参谋部的前一天签署了他的人事晋升令,并且亲自为李东石授衔。
  可以说,在战场上,战斗单位指挥官就是一个方向上的最高战术指挥官。
  作为陆军改革的参与者与策划者之一,裴承毅不可能不知道这10个战斗单位指挥官的地位有多高。虽然像凌云霄、江晚承与商雪韵这样的将军已经上了年纪,最多在退役前晋升为陆军上将,但是像罗少鹏、王学平、傅卫民与李东石这样的年轻将领,肯定有可能在成为上将之后获得更高的地位,特别是李东石,这个来自空降153旅、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将军已经创造了奇迹,而且是自裴承毅之后,少壮派军人的典型代表,今后的成就很有可能不在裴承毅之下。
  总而言之,裴承毅得在这10位指挥官身上多花点精力。
  虽然按照李存勋的说法,战争初期,最多投入4个战斗单位,即在伊朗投入2个战斗单位,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各投入1个战斗单位,如果没有绝对必要,要尽量避免投入更多的地面作战力量。但是裴承毅心里非常清楚,就算受后勤保障限制,共和国不可能像印度战争那样动员几十万地面部队与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一场大规模地面战争,随着战局发展,最终投入的战斗单位很有可能不是4个。如果战局变得对共和国不利,又不能及时撤军,恐怕10个战斗单位都得用上。
  事实上,军情局的一些做法已经证明了裴承毅的担忧。
  按照刘晓宾提供的资料,共和国与伊拉克当局的谈判迟迟没有得出结果,主要就是双方在提供给共和国的军事基地数量、以及是否需要由共和国军队接管伊拉克的国家交通设施上存在分歧,而导致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共和国希望伊拉克当局全面配合,提供至少能够驻扎6个战斗单位的军事基地,并且根据战争需求调整交通运力,确保军事物资与作战部队的及时运送到位。
  也就是说,极端情况下,在伊拉克投入的战斗单位就将达到6个。
  不管怎么说,在伊朗与叙利亚各投入2个战斗单位不算过分。如此一来,10个战斗单位都有可能上场。
  问题是,裴承毅不能提前公布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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