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的奋斗(校对)第322部分在线阅读
位于京城外二区大耳胡同75号的北方贸易公司，自挂牌以来一直是调查部调查的重点，贸易公司经理巴米耶夫表面上是在华经商的俄罗斯人，尽管还有一个苏俄利益代言人身份，但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实际上却是苏俄在华间谍，今天贸易中心大门紧闭，而调查部设在附近的观察站似乎也不像过去那般关注这里，这里和往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和谈是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恢复和谈的必要，必须无条件归还远征军阵亡官兵遗体，同时释放所有被俘边防军官兵。如果我们得不到满意答复，和谈绝不可能开启，边防空军对俄罗斯的轰炸也不会停止。”
最近被报纸封为“除满急先锋”的吕仁轻声说道，言语之间皆是不屑之色。对于巴米耶夫递来的文件他根本连看都没看，内容无疑是要求中国收回对沙俄支持之类的条件，笑话！可能吗？巴米耶夫此时的自满无非是所谓喀山大反攻的“辉煌胜利”，但是他们真的胜利了吗？
在外人看来边防军输给了红俄，可吕仁却明白其间内幕，如果真的想打赢这场仗，或许早在几个月前战争可能都结束了。早先舆论议论纷纷“全面撤出欧俄”的命令，表面上看来边防军和俄罗斯失去了大片土地，实际上却是出于平衡红白俄、减轻中国压力的考虑。不撤出欧俄的代价是白俄和边防军需要在没有天险的平原地区驻守大量部队，反而撤到有天险可依的乌拉尔山与乌拉尔河一带，却可依天险而守，近卫军、护国军就足以担起这个责任，至于边防军精锐可以抽开身来专注于国内事务。
“吕先生，我想现在进行和谈对贵方更为有利不是吗？在西伯利亚，你们已经泥足深陷，和谈是你们唯一的选择！”巴米耶夫自信满满地说道。虽然中国空军的轰炸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东线部队补给困难，但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红军可以承受，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国内早已出现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
或许策划一次罢工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工厂工人发动反战罢工的话，对于中国资本家无疑会是一次警示，这样，实际上是资本家代言人的国会议员必定会给政府施压，如此一来中国政府为了保持政局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恐怕只有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
作为契卡“国外工作处”派驻中国的特工站站长，在中国建立侦察、间谍网是巴米耶夫的主要工作。一年多以来，在巴米耶夫和同僚努力下，在中国吸收了大量低成分家庭出身以及所谓进步人士，对苏维埃政权及无产阶级革命赞同并支持，甘心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司马等大军阀统治及白俄匪军做坚决斗争的成员，甚至对符合以上条件的人选委以重任，这些人经巴米耶夫推荐其中不少已经成为某些地区负责人。
在西北发动罢工或许并不可能，但是在华北、上海、武汉发动罢工却并不困难，尽管这种做法违背了捷尔任斯基提出的，初到中国时，其主要任务就是“蛰伏与隐匿”的指示精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巴米耶夫不得不考虑利用各种手段加强自己手中的筹码。
“既然你们认定我们是泥足深陷，不妨继续用大炮和刺刀说话，我相信边防空军对于轰炸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定充满兴趣。”吕仁冷笑着反驳巴米耶夫，如果不是为了接被俘人员回家，和谈根本没必要，从乌米扬诺夫筹划喀山反攻之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必要，剩下的仅仅只是仇恨。
“乌米扬诺夫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如果6个月之后不释放战俘，那么它就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堕落的国家。既然贵国口口声声这般宣称，我想应不至于扣压我国远征军俘虏不是吗？现在我们相信，应该有1364名远征军在你方战俘营中，释放被关押战俘是你们表达和谈诚意唯一途径。同时，只有我国战俘归国，我们才有理由让国民接受贵方的和谈，如此才能展开进一步磋商不是吗？”
显然作为职业外交官的范鸿飞比吕仁更圆滑一些，乌米扬诺夫曾经的宣言尽管所有人都明白不过是块糊弄民心的口头表态而已，但在范鸿飞看来有这种表态总好过没有，接远征军被俘人归国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不归国，就没有和谈。在范鸿飞看来，先生这次将释放战俘作为先决条件，恰恰让俄国人意识到战俘或许是他们手中筹码。对这场谈判的前景范鸿飞并不乐观，谈判往往并不能取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
第237章
统一前奏
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战争延绵不断，政局动荡，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起义这两股力量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到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
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的方自治的民意基础。
共和后，尤其是在袁世凯逝世后，地方势力进一步壮大，使得中国出现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共和中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在共和八年之前，人们谈及共和中国，使用某省、某派，而共和八年之后，人们才看到了“一个中国”。
——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从清末督抚到民初都督，再到共和五年的督军，虽然几经易名，但督军制这种集地方军政财各项大权于一体的特质始终未变，这种地方统治制度犹如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必然因为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而成为左右或威胁中央的敌对势力，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当督军们感到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他们会暂且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调遣，而一旦他们感觉有足够的实力和中央抗衡，则可能随时通电脱离中央、动辄拥兵自重，自立门户，或以独立威胁或左右中央政局。而各省督军彼此之间则常常会因为势力的不均衡而不断发生摩擦，动辄兵戎相见，在他们相互火并中首当其冲遭殃的是老百姓。因而，督军制的存在就像生长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颗毒瘤，是国家民族水深火热的渊源。所以，中国必须先废督而后裁兵，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废督裁军势在必然。”
在国务院会议室内吕仁激动的提出“废督裁军”的建议，如果说现在京城谁的风头正劲，恐怕当数身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席的吕仁，在全国，恐怕无人不知这个在国会之中带头提出驱逐满清皇室出宫的吕议员。
“中国只需要一个领袖！黎元洪无能，段琪瑞刚愎，孙文空谈，至于政界名流，个个行祸国殃民之举，试问诺大中国谁人能担起兴国之责，除司马先生外别无二人。”数月前二届国会选举时，吕仁在接受西北广播电台专访时侃侃而谈，更是以其尖牙毫不留情而名闻国内。
一句话把中国政界上下得罪个透顶，这种话恐怕只有吕仁能说出来，不过大多数亦明白其说的是句大实话，尽管对于最后一句并不能赢得他人赞同。而现在更是因第一个提出“驱逐清室、没其旗产”，而享有“中国排满急先锋”之“美名”。其在舆论眼中，在复兴党内几乎与身为党务秘长的杨永泰平起，被视为复兴党内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废督裁军！”听到这个名词蔡锷先是一愣，随即朝司马看了一眼，见其并不惊讶，随即明白在此之前司马已经知道此事。废督裁军对西北并没有任何影响，一直以来西北奉行军人绝不干政，而自蔡锷出任边防军总指挥后，为明确军人绝不干政的规定，明文将其写入军法，军人涉政只有一个选择，脱下军装，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军人。不涉政务被奉为边防军军官基本荣誉。
“废督裁军就是废除督军制、裁中央以及各省冗兵，当前中央政府陆军的中央师正式番号从1至29，另有新建模范军15个师，暂编师10余个，总计番号近60个，这些部队良莠不齐，除保留精锐，按过去惯例整编外，其他一律解散返乡或充实移民农场，未来以边防军为核心建立国防军。”
在国务院会议室内吕仁激动的提出了“废督裁军”地建议，现在作为司马政务幕僚，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席的吕仁，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真正统一，而“废督裁军”则是一切的根本，同样只有实现国家统一，吕仁才能从“国统委”这个鸡肋议会机构中抽身，到自己更心仪的委员会任职。
吕仁的话在会议室内引起众人交头接耳，尽管对目前中国督军制，不同人士都曾表示过憎恨，而国民以及舆论界都将希望寄托于军队国家化进程与国防军之上，“废督裁军”这个敏感话题，现在并没有在舆论界引起普遍共识。
“中国变乱丛生，兵连祸结的根源的确是军阀与政客，二者勾结，强奸民意，灾难迭起，这是有目共睹之事实，无论是废督或是裁军，都是慎之又慎的事情，而废督裁军又是国家实现真正统一所必须。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废督裁军？要知道，在这个军人政治时代，与军人言‘废督’言‘裁兵’，无疑是在与虎谋皮。”杨永泰轻声说道，废督裁军是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既定方针，但政府阻力之大绝不容小视，相比于吕仁的激进，作为复兴党稳进派代表的杨永泰无疑更希望谨慎从事。
“有阻力，那就打吧！选出一个有影响力的，重拳狠狠地打下去。”作为陆军部部长的蔡锷狠狠说道，尽管声音不大，但在会议室内响起的时候，却引得众人为之侧目，一时之间众人几乎不敢相信这话竟是出自蔡锷之口，这也太出乎人们意料了。
“打！如果不能谈！那就打！”听到大家发言，司马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的、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所有人的意见似乎统一了，打成为看似唯一的选择。尽管司马在数周前，曾对段琪瑞表示，自己已经做好打仗准备，但是当一切真的进入倒计时的时候，司马心中忍不住还是开始惆怅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战争比内战更为残酷。
在接下来的会议过程中，司马脑中萦绕的始终是内战，残酷的内战、无数民众流离失所，甚至内战会导致一个民族心灵上的分裂，内战可以接受吗？答案是……可以！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安徽的倪嗣冲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倪嗣冲为人粗鲁野蛮、残忍奢侈，自共和二年出任督军起，倪军在安徽各地以‘追剿淮上军’、‘查办社团、帮会’之名，大肆捕杀，民众恨之入骨，称其为‘倪屠户’。其督皖期间任人唯亲，而所依仗的‘安武军’更是军纪败坏，抢劫勒索商户、富绅，强奸民女、可谓祸甚烈。在其家乡阜阳，倪家宗族依持权势更是强购数十万亩良田，更为甚者其侄倪道甚至强征民田为其建有‘生祠’！”
“几年来其残酷压榨民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之多不下30余种，滥发毫无基金的纸币及公债券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天津日本银行，供倪氏家族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是时，蚌埠商贸日盛，并以盐粮交易为大宗，倪见盐业有利可图，遂变更淮盐‘引岸’，将原设宿县的北盐务局移入蚌埠，并成立阜安盐栈，规定原从江苏板浦运销于北之食盐，全集中于蚌埠，强权垄断。同时，倪将凤阳关也移至蚌埠，以控制税收，而且其几乎是半公开操纵省议会选举，省议会议员大半为其亲信，省议会早已沦为其爪牙。更有甚者，其还在安徽实业公司中强入干股！”
蔡锷说话时不时观察司马表情，在中国谁都知道司马祖籍淮北，一上来就拿同属淮北老乡的倪嗣冲动手，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但是选来选去只有他最合适，至少从眼前来看。杀鸡给猴看是边防军参谋部制定的计划，为了找出一只合适的鸡，参谋部以及军情局可是用了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军阀之中，精心挑选出了安徽倪嗣冲和他的“安武军”。之所以选择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因为倪嗣冲在长达七年之中压榨民众无所不用其极，二则是因为“安武军”为国内军阀部队中的一支精锐，其分步兵八路，辖个20营，既然要杀鸡给猴看，当然不能选弱者。
无论是废督或是裁军，都可能引起地方势力尤其是各地督军的反弹。按照计划，必须要先用一次奇袭彻底打消他们企图武装叛乱的念头。现在边防军尽管已经在俄罗斯、在甘肃表现出了自己的战力，但这仍然不够，必须要通过一次快刀斩乱麻的战斗，彻底打掉他们的信心，以接受由国会制定的“废督裁军”以及改编国防军的方案。
“倪嗣冲、安武军！祸！”司马摇着头在唇边轻呤，最初倪嗣冲并不是司马选择的目标，相比于倪嗣冲和他的安武军，司马倾向于另外一人。
“徐州的张勋呢？”之所以司马个人更倾向于张勋，表面上源于对这个“满清忠臣”的反感，除了因为其身为汉人，在共和之后仍然“忠于清室”，在前些时候驱逐清室出宫时，其甚至于通电全国要动员部队，这一切在司马看来已经有足够理由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究其根源来说，司马之所以对张勋如此反感的原因就是另一个时空中的张勋复辟，虽然那场丑剧历时仅仅十二天而已，但却是共和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琪瑞的复出和奉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位总统（孙中山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
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琪瑞与冯国璋之间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最终导致中国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造成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刚刚兴起的民族实业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受到毁灭性打击。
“总理，张勋其人虽至今不改‘效忠清室’之逆为，其头脑简单，鲁莽急躁，治军无方，辫子军军纪败坏，祸国殃民。但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憨厚，性情开朗，敢作敢当，颇能知恩图报，从不隐瞒自己，从不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所以参谋部暂时将其排除在外！”
蔡锷的回答并没有出乎司马意料，实际上这或许是国人传统使然，“孤忠”、“报德”、“丹心”在中国传统道德之中占有很大席位。而张勋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即便是在后世也曾有人感叹他的那份“孤忠”，认为他在历史洪流面前认不清方向，这种认不清在很多人看来之所以可贵，原因非常简单，在中国历史之中，不乏“孤忠”、“报德”、“丹心”之士，但最多还是那些“识时务者之俊杰”！可悲可叹！
司马摇摇头，想起张勋死后，亲友敌仇皆送挽联，而最引人注意的挽联却是章士钊和欧阳武所写，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玩笑。章氏和欧阳氏均为反复辟帝制的共和志士，前者一度任北京教育总长，后者则是辛亥革命后的江西都督。甚至就是在历史上其复辟之时，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一份电报中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它的评论，正是把张勋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人格区分开来，分别对待。政治是一回事情，但是人格是人格，所谓保守不一定有错，革命亦不见得高尚。
当天夜里，司马失眠了，司马一个人坐在书房，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中思索，忍不住感叹，尽管自己一直在避免内战，但是最终不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吗？而且此时通过战争实现国内真正统一，似乎已经取得共识，剩下的只是制定计划、调动部队而已。
“哎！”司马站起身来，长叹了一声，如果说这几年最大的感叹什么，恐怕就是这个时代的环境一直推动着自己走上一条自己并不愿意走上的道路。
“咚、咚、咚……”这时有人敲书房的门。
“进来。”司马显得烦躁不安，尽管明白战争只是无奈的选择，但是仍然不可避免为不久之后可能爆发的战争感觉烦心。陈婉云推门走进书房，从他的声音里陈婉云可以感觉到其心中的烦闷和忧虑。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你不也是吗？”
司马看着这个一直站在自己背后用她的方式默默支持自己的女孩，脸上浮现一片笑意。
“还有一些事情要理出头绪，婉云！你早点儿休息吧！”
“嗯！那……你可得当心身体啊！要不……我给你冲杯咖啡吧！”陈婉云柔柔地说。
作为女人陈婉云知道自己心爱的男人在想的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帮上忙的，自己所做的就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一个好妻子，尽管现在只是未婚妻。对于眼前这个女孩司马心中隐隐有一种愧疚，有些事情……
几分钟后，司马一边喝咖啡，一边翻看着从保险柜内取出的资料，这是后世对共和时期政治得失的点评资料，尽管其中不乏一家之言，但是或许从中可以给自己一些启示，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司马总是会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恢复法统与废督裁军实现统一途径的落空，促使一心想实现统一的吴佩孚又回到武力统一的路子上来，而这一统一途径，与前两者相比，非但得不到各路军阀的支持，更得不到全国人民在舆论上的支持……”
看到资料中提到吴佩孚统一之梦破灭，司马眉头不禁紧锁，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和历史上吴佩孚是何其相似，恢复法统、废督裁军最后才是武力统一，相比于吴佩孚自己无疑是幸运的，至少这个时候，中央法统仍然保持基本权威，一直以来西北军坚持的非政治化，确保了废督裁军时自己不需要担心己方阵营背心离德，大部分阻力源自于外部，源自于各省督军。只不过最后吴佩孚失败了！但是自己能成功吗？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司马一直在翻看手中厚厚的资料，看着手中资料，司马眉头时而紧锁、时而松开，慢慢的司马脸上露出一些笑容，这些资料司马从没有像今天看得这么仔细，这么认真，其中给了司马太多启示。当司马再一次拿起手中资料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已经寻找到答案的司马立即拿起电话，现在或许应该进行一些调整，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是要使这场内战变得更具法理，不仅仅只是地方与中央权力之争，而是为维护国家尊严、统一的战争。
“……清政府垮台留下省级权力空缺立即被新军军官、同盟会员、议局领袖和前清官员接管，各省独立组织自己的军队，推举自己的官员。革命后我们如何重建秩序？畅卿！你来告诉我。”看着眼前仍然带有一丝困意的杨永泰，吸着烟来回在书房内走动的司马笑问道。
“美国！当年各地同盟会以及革命党人甚至各地咨议局领袖把美国视为共和立宪政体的楷模，当时我们以美国为参照和仿效的目标，当年武昌起义后不久，上海革命政府就电请宣布独立的诸省派代表赴沪商议建国，在其通电中曾提到：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国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论，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合力也。所以学习美国是重新整合国家的唯一渠道。”
虽然因为休息过晚，杨永泰仍带着困意，但当听到一夜未休息的先生提出问题后，杨永泰仍然只用了数秒钟，就在脑中忆起了当年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事件，甚至于原文背出了上海革命力量电请独立各省共商建国的电报内容。对杨永泰等人的记性，司马可以说叹为观止，至少司马自己是背不出，司马注意到一旁的蔡锷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畅卿！那为什么，时至今天共和已近八年，我们仍然没有建立像美国一般的共和立宪政府，甚至于连我们的国家至今都没有改变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个……”既便聪明的杨永泰一时之间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是袁世凯和国内诸多政军两界人物的野心使然吗？或者说是因为……中国本就不适合实施宪政？或许是几年来混乱的政局给予很多人的启示，宪政或许根本就不适合中国。
“总理，为什么？”司马的问题引起蔡锷的注意，尽管作为军人不干涉政务是蔡锷的信条，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困惑蔡锷达数年之久，过去八年之中他曾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但一次次努力，最终仍然是一次次失望，真到现在蔡锷才看到希望。
“宪法！”司马开口说出两个字，这两个字过去一直被司马忽视，司马所想到的只是通过大选赢得总理之职，获取法统上的地位，进而通过武力与政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却忘记了一个根本，一国的根本法！至今共和中国仍然没有一部根本宪法，如无宪法，谈何法统。
“当年举国革命者都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已经运行的宪政制度上，他们更关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大会制，但是却都忽视了美国革命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美国宪政得以确立的环节：1787年成功制定了联邦宪法，正是这部宪法把美国国土13州联合成一个国家，为美国奠定了永久的宪政基础，美国革命至此才圆满结束。”
司马说话时，心中不禁开始嫉妒起美国，制定一部优良宪法需要一个特定时刻，这个时刻，国家大事由一批优秀的爱国者主持，他们持有相同的民主共和政治理念，并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对于一个国家，这个时刻不可多得。
正是由于制宪要统一各方利益，这个时刻很难把握，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反对经常制定新宪的主张。这个幸运时刻曾在美国制宪时出现过，1787年，美国开国元勋都还健在，他们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他们都是毫无疑义的爱国领袖，此时他们还没有被党争所分裂，在立宪原则上表现出高度一致，因此，对美国来说，这是受到上帝特别垂爱的时刻，这部宪法凭着它所表达的政治公理和自身的优越性。
在1788年9月已被10个州批准，而按照规定，在经9个州批准后宪法就已生效。以对国家根本理念的认同为基础，美国有了一个全国性政府，在当时看来，将从来没有过统一历史、而且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13个小共和国结合为一个国家，简直无法完成。
而在中国，尽管同样的时刻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出现过，通过制宪和随后启动批准宪法程序，不但推迟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时间，而且在全国普及了宪法思想，有利于加强宪法权威。对袁世凯来说，挑战被全国人民批准的宪法，比起挑战权威性不足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要冒大得多的风险，遇到大得多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制定宪法将引导人们认同宪法的权威，而不是认同袁世凯的权威。
可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没有想到利用宪法解决统一问题，占据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强力统一的思想，而最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权力之争立即从隐蔽转入公开，没有宪法约束的权力斗争一旦演变为不择手段的争斗，乃至武力征讨，就将彻底毁掉共和宪政的梦想。
“宪法？”杨永泰、蔡锷两人同时一愣，显然没有想到司马凌晨招自己过来，竟然是谈论宪法，宪法的问题一直都被众人所忽视，即便是在国会之中，议员亦从来没有将制宪列入议事日程。
“是的，我们需要制定一部宪法！宪法将会赋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司马不否认自己制定宪法的初衷是为了……利用！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确需要一部优良的宪法，由全国人民所批准的宪法。
第238章
风云起
平心而论，民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本质。如果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之际，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换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届国会选举时即有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总理“便宜行事”，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呼吁：“……中国政府之无能力，参议院之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议院，实为奸，时不待人，一朝事发，议员即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之祸，亦在共和，来南北智士，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总理总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守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总理以便宜行事，毋庸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这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中国自民主共和以来所暴出来的窘态，尽管复兴党通过国会投案修改责任内阁官员任免制度，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制定共和中国正式宪法时修改《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临时约法》及其核心责任内阁制，毕竟是共和中国存在与否的象征与基本标志，特别是革命党人在颁布《临时约法》时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因此，依据已经改变的情况对《约法》进行实质性修改，无疑是对革命党人的重大打击。复兴党与革命党人围绕《约法》问题所展开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尽管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宪法》解决诸多问题，但迫于压力，共和初年爱国者选择了另一条路，尽管他们的选择在后世受到人们的指责……中国真正之统一始于共和八年的那场废督裁军……
——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共和8年4月23日，由川籍无党派议员魏林与二十四名参众两院议员向国会提请“废督裁军”议案后，“废督裁军”案在京城以及整个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地方各省一直未加任何表态，没有任何一个省愿意做出头鸟通电支持，无疑是自放其权，通电反对，又将成为西北眼中之敌，这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静观其变。
在地方上，当年二次革命时未被北方军占领的南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早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地位，即反对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尽管随着去年第三师的背叛以及直隶归属中央，其势力受到削弱但其仍然是南中国第一大地方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