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校对)第498部分在线阅读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挚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挚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挚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挚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挚，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挚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很大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从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挚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强大。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9
　　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
　　这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四合院，尤其是在豪宅林立的汴河两岸，西梁院看起来，就象是一户寻常小富人家的宅邸，就算是世居汴京的土著，如果不是就住在金梁桥附近，恐怕也绝对想不到，此处竟然会是兵部职方司的总部。
　　此刻，西梁院内的一间四合院内，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正在埋头细读堆积如山的报告，而仅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四合院内，职方郎中曹谌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时不时抬眼的向着司马梦求所在的四合院方向张望——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不可能看得见司马梦求正在做什么的。
　　但除此以外，曹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职方司郎中名义上职方司的主官，然而因为司马梦求这个兵部侍郎的存在，曹谌倒更象是一名副使，职方司的决策、人事，乃至重大的案件，司马梦求可以说是事无不预，曹谌只能奉行而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司马梦求在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远非他可比，而且在兵部，兵部尚书韩忠彦与司马梦求有明确分工，兵部五司中，韩忠彦直管武选、兵籍、库部三司，司马梦求则掌管职方、驿传二司及讲武学堂，对曹谌来说，司马梦求不是仅是现官，还是现管，他根本无力抗颉。
　　曹谌并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个“副使”的，他虽然是外戚，但曹太后早已去逝，便是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高太后，也同样已经逝世，曹家在宫中已经没有直接的倚靠，职方司郎中又是一个很紧要的衙门，因此，曹谌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出身世家名门，曹谌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优势的，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家学渊源，熟知本朝各种典故，兼之曹家是累世将门高第，曹谌不仅非常了解宋朝军队的运作方式，而且因为历代先祖的关系，在禁军之中人脉深广，还有与生俱来的威望——在宋朝禁军中随便找一个高级将领，都可能本人或者祖上曾经是曹谌某位祖辈的旧部，这种祖宗的遗泽也许再过一两代就会消失殆尽，但至少在曹谌这一代，依旧还是切切实实的资本。在极重阶级之法的宋军之中，禁军将领仍然会买曹谌的账。
　　然而事与愿违，曹谌在职方司的任上，却并不能施展拳脚。他虽然也从在职方司任职的前班直侍卫、内侍中笼络了一批亲信，却依旧远远无法和司马梦求的势力相比，相比司马梦求，他的优势不值一提，尤其是皇帝非常信任司马梦求，而且这个信任，可能还在他之上，这让许多班直侍卫、内侍出身的职方司官吏都选择在他与司马梦求之间保持中立。
　　即使这一次安平事件，卫尉寺、职方司所有人都闹得灰头土脸，但曹谌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皇帝对司马梦求的信任并没削弱。这种关系，让曹谌不自禁的感到羡慕，甚至是嫉妒。不过，曹谌继承了祖辈的一些性格特征，尽管是名门望族出身，他也从不会骄矜自大，反而是缜密谨慎的性格，在外人面前，他从不会表露出任何的想法。职方司乃至兵部的僚属，都觉得他和司马梦求的关系，完全是萧规曹随，甚至会觉得他对司马梦求过于顺从了。
　　老实本份、宽和厚道的外戚角色——这样的性格，本也是时人对于外戚的期待，而大宋朝的外戚之中，的确也不缺这样的外戚，所以，大家期望曹谌是这样的，也觉得曹谌就是这一类的“贤良”外戚之中的一员，这就是时下人们一般的想法。
　　但是曹谌自己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表面上看是夸奖，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身为外戚，只要老实厚道就行，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这种无才便是德的侮辱。而曹谌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认可。
　　这次的事件，曹谌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机会，但这种内心深处的直觉，隐隐绰绰，似乎就在那里，却极难抓住，对于该做点什么，他始终都是不得要领。
　　而隔壁的司马梦求，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下属心里面的那些小心思，他也没有心思再关心其他的事情，自从内东门小殿召见结束后，这一段日子，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石越“左右之人”的调查之中。
　　司马梦求并不相信石越会有谋逆之心，为了安小皇帝之心，他甚至以身家性命做保，并且曾经承诺小皇帝，若安平之事果真是石越策划，他会亲自刺杀石越，再自杀谢罪。这个承诺，司马梦求也是绝对认真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会发生。
　　司马梦求对于石越的尊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爱戴、崇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掺杂半点水份。但同样，他对于宋朝的忠诚，对于两代皇帝对他的信任的感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未想过二者之间会有任何的冲突，他认识的那个石越会是乱臣贼子？这样荒谬的事情，司马梦求想都没有想过。
　　这不过是奸贼的离间之计而已。他能够理解小皇帝的猜忌，身为皇帝，不可能要求他无条件的信任臣下，尤其是在发生了安平事件这样的事情之后，否则那就不是宽仁，而是愚蠢了。皇帝并没有上当，对石越依旧表达了公开的信任与支持，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理就算得上相当妥当了。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石越还能为这个国家做更多，而为了让他能做更多，他需要小皇帝更多的信任。既然小皇帝能够如此信任他司马梦求，那么，小皇帝与石越之间，应该也有那个共存的办法存在——他并不天真，他知道小皇帝与石越这样宰臣之间有天然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值得去寻找那个共存的办法！
　　为此，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因此，他才向皇帝提出，要做这个调查。如果能彻底排除石越左近之人的嫌疑，那么石越的嫌疑，自然就消失了。这种调查，而且还是秘密调查，也许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司马梦求却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石越的“左右之人”。
　　能够被石越托付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潘照临、唐康、石鉴、陈良……也许还有范翔，最多再加上几个性格缜密的可靠家人。但如果说石越真要干“大事”，潘、唐、石、陈四人竟然一个人都不曾参预，那岂能想象？
　　当然，实际调查的范围会更广，因为皇帝实际怀疑的对象，应该也是疑心石越左右有人想图非常之富贵，因此河北宣台的一些谟臣，还有一些石越的西军旧部，也需要进行排查。但如果同时全面展开的话，他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了。虽然有一些调查下面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在查什么，但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精明强干并且绝对能够保守秘密的可信之人来进行，这样的人，在职方司可不算太多，而且他还不能全部抽调，循正常途径追查幕后主使也要同时进行，虽然希望渺茫，却也不能因此放弃。
　　所以，司马梦求只能一步一步进行，他首先要拟出一个让皇帝认可的名单来，然后按图索骥，逐个调查名单上每个人这一年内的行止，一一排除嫌疑。而优先调查的，就是潘、石、陈、范四人，以及一些石府下人的行踪。唐康乃至唐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调查的，唐康在安平以及之后的表现，已经彻底帮他和唐家洗脱了嫌疑。
　　至今为止，初步的排查还是颇有效率的。
　　一些石府的家人，都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时间线，值得怀疑的人都必然在石府有一定地位，这些人在朝堂上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汴京一般百姓之间，却已然也是个大人物，他们的这一年内干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并不难查清楚。汴京毕竟是一座街坊邻居都极为热情而且好谈是非的城市，很多时候，职方司的吏人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只要喝一杯茶，顺口一提，就有人滔滔不绝的将这些人祖宗三代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从初步排查来看，完全不出司马梦求意料，这些家人今年之内根本就没有人去过河北。石越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连家书递送都是用宣台的渠道，全是班直侍卫在送信，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一种姿态。在外领兵，石越是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
　　对潘照临等人的调查也不算困难。陈良远在杭州，但陈良在杭州也是个名人，几名亲从官找到一些刚从杭州来汴京的客商委婉打听，可以确定陈良一整年都呆在杭州西湖学院讲学，悠游度日，这一年之内，他纳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还是杭州有名的名妓，添了一子一女，还在西湖边新置了一座园林，又耗费重金从益州引种牡丹至杭州载种，还邀请杭州名流举办了一次牡丹盛会，此外还两次拒绝了诸侯国的邀请，以及又替某个诸侯国出谋划策、牵针引线办成了某件大事，得到了若干让人羡慕的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