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校对)第419部分在线阅读

　　石越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冷冰冰的说道：“他是太原都总管府，守好自己辖区便可。慕容谦已至镇、定，他若去了，是他听慕容谦节制，还是慕容谦听他的？”
　　“是。”范翔不敢再说，连忙闭嘴。
　　却听石越又没好气地问道：“王厚呢？何畏之呢？到了何处？”
　　范翔正要回答，却见厅外石鉴急匆匆的走来，见着石越，行了一礼，兴奋的说道：“丞相，王厚、何畏之到了。”
　　“哦？！”石越喜出望外，站起身来，石鉴又笑道：“非止二位将军，还有威远军已至南乐、云翼军已至清丰、龙卫军已至濮阳，横山蕃军右军也已渡过黄河，不日皆可抵达大名。”
　　石越与范翔对视一眼，皆是精神一振，正要出门去迎接王厚、何畏之，却见吴从龙也大步进来，禀道：“丞相，好消息，枢府来了消息，太皇太后已经应允，且不忙调神锐军、振武军，先调铁林军、宣武一军前来，不过太皇太后明令，此二军须归入右军行营都总管司，由田侯节制。”
　　“好，好！管它由谁节制，远水解不了近渴，总比要等神锐、振武来得好。看来陈履善没白回京师。”石越此时根本不再计较这些细节，笑道：“走，去迎接王将军与何将军！”
　　5
　　当石越称赞陈元凤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陈元凤在汴京做了些什么。
　　陈元凤去京师，一则是为了协调有关粮草军资之事，一则是为了亲自向太皇太后、皇帝、御前会议汇报战争的进展——这个本不是石越本意，石越原本是希望由参议官游师雄去替他报告，接受质询，但是御前会议点名要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去，石越虽不情愿，但为了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只得勉强答应。
　　对于陈元凤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太皇太后、皇帝与两府诸公，更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官员，都有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展示自己。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因而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陈元凤抵达汴京是在七月二日，他到达的当日，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也正好抵达汴京——比仁多保忠、唐康接到消息，只晚了一天。这得益于自战争开始之后，开始渐渐运转起来的驿传系统。大宋的驿传系统，仿佛一台老旧生锈的机器，当它运转以后，开始是缓慢的，需要一段时间，各种齿轮之间经过磨合，才终于能慢慢的变得灵光。战争初期，传递战报的消息虽然有严格的要求，但速度不过中规中矩，驿法中规定一日四百里的速度，当时还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份公文从大名府送到汴京，三百二十里，需要两三天，但是，渐渐的，在宣抚使司做出一些改良与调整之后，各地与大名府、汴京的联系，变得更快捷。各州、军虽然皆归宣抚使司统辖，但是许多府、州、军官员，也会同时向汴京禀报，各地与大名府、汴京之间的驿馆，都备足了快马，遇有遇急军情，都是书不入铺，昼夜兼程，如今从大名府一份公文送至汴京，一日夜便可抵达，比战争初期速度快了一倍都不止。
　　段子介唐河兵败后，他自己尚未来得及向大名府、汴京报告，镇、定诸府、州、军的官员们，早已迫不及待的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因此唐康、仁多保忠在冀州反而知晓得慢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汴京枢密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报告。再怎么说，驿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
　　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汴京，御前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汴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从轻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仍然对汴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驿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汴京的传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情，汴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
　　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挟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御前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祚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汴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番他回到汴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单。
　　汴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汴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祉，避免无数无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极佳，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不过，不管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汴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衮衮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煽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御前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御前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丞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国，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御前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汴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汴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汴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汴京的驿馆，陈元凤摒退左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汴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话，此后，他便全是与御前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高太后、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卫。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人也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台！
　　御前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麾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
　　次日。
　　赵煦上午除了照例“列席”召见御前会议及两府、诸部寺监、以及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外，会有半个时辰左右，由宰执大臣讲叙本朝的“圣政宝训”——这些都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降，历代祖宗的事迹，是大宋朝自太宗以后，每一个皇帝都必须学习的治国课程。这些“圣政宝训”，其实并不全是历史事实，而是经过历代讲课的大臣们所精心选择，甚至是改编的，但这些赵煦自然是不会知道的。这是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一部分，每位皇帝都必须遵守“祖宗之法”，但是，所谓的“祖宗之法”却是由儒臣们精心选择、编撰的，他们掌握着“祖宗之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才是这个国家政治运转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学习完“圣政宝训”之后，赵煦有一小会儿时间休息，然后，为了让他开始渐渐熟悉政务，从六月份开始，高太后开始让他读一些大臣的奏章，其中有些，例如与当前的战争无关的，涉及到各路州的一些政务，他可以直接批示，既使他处置失当，高太后也不会驳回，而是照样颁行下去，等到事情的恶果出现之后，高太后才会将反馈送到他面前，让他自己明白他的每一个处分，都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变化，让赵煦的心态要变得平和一些，至少他可以安心，太皇太后已经在为他亲政做准备了。另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是，高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她让清河过来指点赵煦，交给赵煦的奏折也越来越多，凡与战争有关的重要奏折，也会抄送一份到赵煦这里，让赵煦写出自己的意见，送回到高太后那里。这些意见，有些被采纳，但大部分都没有了下文。
　　无可置疑，祖孙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缓和了许多。赵煦与高太后之间的矛盾，主要已经转移到了政见的不同上，而这方面的矛盾，似乎是无法调和的。
　　赵煦甚至不信任清河。
　　他这个姑姑，跟随了太皇太后太久。虽然他有时候也佩服她的见识，欣赏她的谦退，但是，他永远都无法真正信任她。对赵煦来说，这个宫廷中，已经太过于阴盛阳衰了，他心里面早已决定，一旦他亲政，他的清河姑姑，就要被送去洛阳，永远都不能再回汴京。
　　但暂时来说，清河仍然不失为他的一个好老师。
　　赵煦尚未亲政，便已经渐渐了解到做帝王的苦处。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他每件事都想管，每封奏章都想看，那么，即便他一天有二十四个时辰也是不够用的。
　　现在他便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练习弓马了。
　　他学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分权。天下如此之大，有些事务，他必须交给一些人去做，而这个天底下，没有什么人值得信任，但相比而言，他的两府宰臣们，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那些每日与他朝夕相处，看起来忠心可靠的，比如内侍、女人，比起两府那些讨厌的老头子，实际上更不可信。
　　而他从清河那里要学的，便是他应该不去理会哪些事情，而哪些事情又是他一定要关心的……奏折上面都有引黄，如何简略的浏览了引黄，便知道这份奏折究竟值不值得他拿起来，是赵煦如今最主要的功课。
　　他一直很认真的向清河学习着这些，他这个姑姑，只要扫一眼引黄，就有本事从中间找出最紧要的那些奏折，这个本领，让他十分佩服。不过，他最近却老是分心。
　　让他不能专心的，只有两件事。
　　一是朝廷最近传出来的“和议”风波。为此，他老实不客气的训斥了韩维，却也因此挨了太皇太后一顿臭骂。而让他郁闷的是，韩维虽然在他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但这些人都是如此——他们标榜着自己全然是为了国家社稷考虑，因此便把皇帝的威严视为粪土。韩维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写了一封奏折，向他表明自己的苦心，反过来倒规劝他要如何如何。
　　但至少这件事上，赵煦是站在石越一边的，他要求的是收复燕云，而不是一纸盟书！
　　另一件事，便是立皇后之事。
　　他十六岁了，尽管国家处于战争中，但太皇太后仍然决定在他亲政之前，替他册立一个皇后。
　　身在女人堆中，赵煦早经人事，他自己也有喜欢的嫔妃，他也考虑过自己将来的皇后……
　　实际上，他心目中根本便已经有一个人选——右丞相石越之女石蕤！
　　他与石蕤小时候曾经一道玩耍，长大以后，虽然有男女之防，但他因为温国的关系，也偶尔见过石蕤几次，还经常从温国口中听到石蕤的一些事迹。如今这个小姑娘，已经出落得美丽动人，在汴京的大家闺秀之中，是有口皆碑的美人儿。更加特别的是，石蕤小小年纪，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通晓夷语，弓马娴熟。据说她善解人意，落落大方，而且还聪明剔透，是个兼具柔嘉、温国、还有他的姑奶奶蜀国长公主之长，而无其短的人物。
　　虽然对石越绝无半点好感，但是，他倾慕石蕤却是非止一日。
　　但不需要询问任何人，赵煦心里也明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自仁宗皇帝开始，大宋朝皇帝的皇后，都有不言自明的条件：必须出身名门，必须是开国功臣的后代，绝不能是见任宰臣的亲属！
　　石蕤也就够第一个条件而已。
　　不是开国功臣的后代也就罢了，但是要因此让石越罢相，并且彻底的离开任何军政实务，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但倘若石越不罢相，而他的女儿却做了皇后，赵煦闭着眼睛都能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朝廷中不会有一个大臣赞成，整个大宋朝的士大夫，都会成为他与石越的敌人。甚至石越也会成为他的敌人，也许迫于压力，石越会抢先把女儿嫁掉，绝了他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