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校对)第40部分在线阅读

当时我认为，要想摆脱这种生活，毫无希望，因此也就完全死了心。现在，我坚决相信，当时我一时一刻也没有甘心于那种生活，而且一时一刻也没有不感到万分的不幸和痛苦，可是我忍受着。就连给佩格蒂的信中，我也只字未提（虽然我们之间通信很多），这一来是我爱她，二来是因为我怕丢脸，不好意思说。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增加了我精神上的痛苦。我的处境这样孤苦伶仃，也就对这家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每当我四处溜达时，老是想起米考伯太太那些筹款的方法，心里总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负担。星期六的晚上，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我回家时口袋里有六七个先令，一路上可以进那些店铺看看，琢磨琢磨这笔钱可以买些什么，这是件很适意的事；另一方面是那一天回家比平时早——可米考伯太太却往往对我诉说起最伤心的知心话来。星期天早晨也是如此，当我把头天晚上买来的茶或咖啡，放进刮脸用的小杯子里冲水搅动一番，然后坐下来吃早饭时，米考伯太太又会对我诉说起来。有一次，这种星期六晚上的谈话刚开始，米考伯先生泣不成声，可是到了快结束时，他竟又唱起“杰克爱的是他可爱的南”[7]来。我曾见过他回家吃晚饭时，泪如泉涌，口口声声说，现在除了进监狱，再也没有别的路了；可是到了上床睡觉时，他又计算起来，有朝一日，时来运转（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给房子装上凸肚窗得花多少钱。米考伯太太跟她丈夫完全一样。
我想，由于我们各自的处境，所以我跟这对夫妇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平等的友谊，虽然我们之间年龄差别大得可笑。不过，在米考伯太太把我完全当成她的知己以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邀请，白吃白喝过他们的东西（我知道他们跟肉铺、面包铺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那点东西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喝）。她把我当成知己的那天晚上，情况是这样的：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不拿你当外人，所以不瞒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了。”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非常难过，带着极度同情看着米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儿外，”米考伯太太说，“食物间里真是连什么渣滓都没有了。可干酪皮儿又不适合给孩子们吃。我跟爸妈在一起时，说惯了食物间，这会儿几乎不觉又用起这个词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哎呀！”我很关切地说。
我口袋里一个星期的工资还剩有两三先令——从这钱数来看，我认为我们的这次谈话一定发生在星期三晚上——我赶紧掏了出来，真心诚意地要求米考伯太太收下，就算是我借给她的。可是那位太太吻了吻我，定要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这样的事她想也不能想。
“不，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不过你年纪虽小，已经很懂事了；你要是肯答应的话，你可以帮我另外一个忙，这个忙我一定接受，而且还十分感激。”
我请她说出要我帮什么忙。
“我已经亲自拿出去一些银餐具了，”米考伯太太说，“悄悄拿了六柄茶匙，两只盐匙和一对糖匙，分几次亲自送去当铺当了钱了。可是这对双胞胎老是缠得我分不开身。而且想到我爸妈，现在我得去做这种事，心里就很痛苦。我们还有几件小东西可以拿去处理掉。米考伯先生容易动感情，他是决不肯去处理这些东西的。而克莉基特，”——这是从济贫院来的那个女仆——“是个粗人，要是过分信任她，她就会放肆起来，弄得我们受不了的。所以，科波菲尔少爷，要是我可以请你——”
现在我懂得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就求她尽管支使我，做什么都行。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处理起她家的那些轻便的财物来了。此后，几乎每天早上，在我上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以前，都要出去干一次同样的事。
米考伯先生有几本书，放在一个小矮柜上，他把这叫作图书馆。这些是我最先处理的东西。我一本接一本地把它们拿到城市路的一家书摊上——当时，那条街上，离我们住房不远处，有一段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不管能卖多少钱，全给卖了。这家书摊的摊主，就住在书摊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每天早上总要挨老婆的痛骂。不止一次，当我一早上他那儿去时，他都是在一张折叠床上接见我的，不是额头上有什么伤口，就是有只眼睛青肿，这都证明，头天晚上他又喝多了（我想，他恐怕一喝酒就爱吵架）。他伸出一只哆嗦着的手，从掉在地上的衣服里，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寻找急需的先令。这时，他太太则抱着个小孩，趿着一双破鞋，一直不停地在骂他。有时候，他的钱丢了，就要我下次再去。可他的老婆身上往往带有一点钱——我敢说——这是在他喝酒时，从他那儿拿的。当我们一块儿下楼时，就在楼梯上偷偷地做成这笔交易。
在当铺里，我也渐渐成了大家熟悉的人物了。那位坐在柜台后面管事的先生，对我非常注意；我记得，他跟我做生意时，常常要我把一个拉丁文名词或形容词的变格形式悄悄地在他耳边变给他听，或者要我给他背一背某个拉丁文动词的变化形式。我帮米考伯太太做了这些事之后，她总要稍微款待我一次，通常是吃一顿晚饭。我记得很清楚，这种饭吃起来总有点特别的味道。
最后，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晨，他被捕了，被关进塞德克的王座法院监狱。在走出家门时，他对我说，他的末日到了——我真以为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是我后来听说，就在那天上午，有人看到他正兴高采烈地在玩九柱戏呢。
在他入狱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决定去看看他，并跟他一起吃顿中饭。我向人问了路，说得先到一个地方，快到时就会看到另一个跟它一样的地方，在它附近会看到一个院子，穿过那院子，再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一个监狱看守。我一一照办了。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看守（我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我心里想起，罗德里克·蓝登关在负债人监狱里时，跟他同狱的只有一个人，那人除了身上裹的一块破地毯外，一无所有[8]。这时我泪眼模糊，心里直扑腾，那个看守在我面前直摇晃。
米考伯先生正在栅栏门里面等着我，我走进了他的牢房（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劝告我，要拿他的这种结局引以为戒；他要我千万记住，一个人要是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会过得很快活，但要是他花掉二十镑一先令，那他就惨了。在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酒喝，还写了一张要米考伯太太归还的单据给了我，随后他收起了手帕，变得高兴起来了。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上锈的炉栅上，一边放着一块砖头，免得烧煤太多。我们一直坐着，直到跟米考伯先生同牢房的另一个人进来。他从厨房里端来了一盘羊腰肉，这就是我们三人共同享用的饭菜了。接着，米考伯先生派我去顶上一层“霍普金斯船长”的牢房，带去米考伯先生对他的问候，对他说明我是他的年轻朋友，问他是否可以借给我一副刀叉。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一副刀叉，并要我转向米考伯先生问好。他的那间小牢房里有一个很邋遢的女人，还有两个面无血色的女孩，长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好在是向“霍普金斯船长”借刀叉，而不是向他借梳子。船长自己，衣服也褴褛到不能再褴褛了，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褐色大衣，里面没有穿上衣。我看到他的床折起放在角落里，他的那点盘、碟、锅、罐全都放在一块搁板上。我猜想（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两个头发蓬乱的女孩虽然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孩子，但那个邋遢的女人并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最多不过两分钟，可是我从他那儿下楼时，心里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就像那副刀叉清楚地握在我手里一样。
不管怎么说，这顿中饭倒也有点吉卜赛人的风味，颇为有趣。午后过不多久，我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船长”，便返回寓所，向米考伯太太报告探监的情况，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晕过去了。后来她做了一小壶鸡蛋酒[9]，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时，作为慰藉。
我不知道，这家人家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是怎样卖掉家具的，是谁给他们卖的；我只知道，反正不是我。不过家具的确给卖掉了，是由一辆货车拉走的，只剩下床、几把椅子和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几件家具，我们：米考伯太太、她的几个孩子、那个孤儿，还有我，就像露营似的，住在温泽里这座空荡荡的房子的两个小客厅中。我们日夜住在这两间房间里，我已说不清我们究竟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已经很久了。后来，米考伯太太决定也搬进监狱去住了，因为这时候米考伯先生搞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于是我就把这所住房的钥匙交还给房东，房东拿到钥匙非常高兴。几张床都搬到王座法院监狱里去了，留下了我的一张。我把它搬到了另外租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新寓所就在监狱大墙外不远的地方，我为此感到很满意，因为我跟米考伯一家患难与共，彼此已经很熟，舍不得分开了。他们也给那个孤儿在附近租了个便宜的住处。我的新住所是间清静的阁楼，在房子的后部，房顶是倾斜的。下面是个贮木场，看起来景色宜人。我到那儿住下时，想到米考伯先生到底还是过不了关，就觉得我这里实在是一个天堂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依旧一直在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干着普通的活儿，跟那几个普通人做伙伴，心里仍和开始时一样，感到不应该这样落魄，受这样的屈辱。不过，我每天去货行，从货行回家，以及中饭时在街上溜达，都会看到许多孩子，可我从来没有结识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跟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交谈，当然对我来说，幸亏如此。我过的同样是苦恼自知的生活，而且也跟从前一样，依旧孑然一身，一切都靠自己。我感到自己的变化只有两点：第一，我变得更加褴褛了；第二，米考伯夫妇的事，现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重压在我的心头了。因为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已出面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了，因而他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反倒比长期以来住在监狱外面更舒服一些。靠了某些安排，现在我可以经常跟他们一起吃早饭了，至于这种安排的详情，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监狱早上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允许我进去，我也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当时我通常在六点钟起床，在去监狱前的这段时间，我就在街上溜达。我最喜欢溜达的地方是伦敦桥。我习惯坐在石桥的某个凹处，看过往的人们，或者趴在桥栏上，看太阳照在水面泛出万点金光，照到伦敦大火纪念塔[10]顶上的金色火焰上。有时，那孤儿也会在这儿碰上我，我就把有关码头和伦敦塔的事编了些惊人的故事，说给她听。有关这些故事，我只能说，我希望我自己也相信是真的。晚上，我又回到监狱里，有时跟米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上来回走动散步，有时则跟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讲她爸妈的往事。谋得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反正我从来没有对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人说过这些事。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由于过去有张“契据”什么的，所以依然还有纠葛。有关这种契据的事，我以前听他们谈得很多；现在我想，那一定是他以前立给债权人的某种约定偿还债务的借据，不过当时我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把它跟从前在德国流行一时的魔鬼的文件[11]混为一谈了。最后，这个文件不知怎么一来，好像不碍事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说，“她娘家的人”认定，米考伯先生可以援用破产债务人法，请求释放。这么一来，她指望，再过六个星期，他就可以获得自由。
“到那时，”当时在场的米考伯先生说，“谢天谢地，毫无疑问，我就会手头有钱，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了——简而言之，要是时来运转的话。”
为了要把所有的事尽可能都写下来，我记得，在这段时间米考伯先生还曾起草过一份给下议院的请愿书，要求修改因债务而入狱的法律。我所以把这段回忆写在这儿，是因为它可以作为我创作方法的一个例证，说明我如何把早年读过的书中的内容，掺和到我现在不同于早年的生活经历里，用市井见闻和男女情事来给自己编造故事；同时，我想这也说明我在写我的自传时，不知不觉发展起来的某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逐步形成的。
监狱里有一个俱乐部，米考伯先生因为是位绅士，所以成了俱乐部里很有权威的人士。他把要写这样一份请愿书的事告诉了俱乐部里的人，俱乐部里的人都一致热烈赞成。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本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只要不是自己的事，干起任何事来都干劲十足，忙起跟自己利益毫无关系的事来，总是欢天喜地）便着手写起这份请愿书来；写好后，又誊在一大张纸上，铺在一张桌子上，并约定了一个时间，叫俱乐部的成员，甚至全监狱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他的房间，在上面签名。
听到说这一活动就要举行，我急于想看看他们一个个进来签名的情况，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都熟识，他们也认识我。为此，我特意向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请了一个小时的假，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俱乐部里的要员能挤的都挤进这个小房间了。大家把米考伯先生拥到那张请愿书前。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船长”（为了对这一庄严的仪式表示敬意，他特意梳洗了一番）站在请愿书附近，准备把请愿书念给那些不清楚它的内容的人听。随后房门打开了，狱友们排成长行，一个个进来，有些人就等在外面；进来的人签上名字，然后走出去。对进来的每个人，“霍普金斯船长”都要问一声：“你看过请愿书了吗？”“没有。”“你要不要我念一遍给你听？”要是那人稍有一点要听的表示，“霍普金斯船长”就大声给他从头到尾念一遍。哪怕有两万个人要听他念，他也会一遍又一遍地念上两万遍的。我现在还记得，每当他念到“集会于议会之议员诸公”、“为此请愿人谨向贵议院提出请求”、“仁慈陛下之不幸子民”等词句时，声调洪亮悦耳，仿佛这些字眼是吃在嘴里的东西，味道鲜美可口。这时，米考伯先生则一面带着几分作者的得意之态，侧耳倾听着，一面（不太严肃地）望着对面墙头上的铁蒺藜。
我每天都往来于塞德克和黑衣修士区之间，吃饭时间就到偏僻的街上转悠，街上的石头想必都让我那双孩子的脚给踩坏了。我不知道，当年在“霍普金斯船长”的朗读声中，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里，还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我少年时代那一点点挨过来的痛苦岁月时，我也不知道，我替这些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中，有多少是被我想象的迷雾笼罩着的记得十分真切的事实！可是我毫不怀疑，当我重踏旧地时，我好像看到一个在我面前走着、让我同情的天真而富于想象的孩子，他凭着那些奇特的经历和悲惨的事件，创造出了自己的想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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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旧规，伦敦老城的市长每年选一次，11月9日为市长就职日，去法院宣誓时，前有仪仗队。
[2].古代东方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以奢华淫靡著称。伦敦则有“现代巴比伦”之称。
[3].伦敦西区一街道，曾以剧院集中著称。
[4].伦敦中部一街道，以报馆集中著称，常用来喻指英国新闻界。
[5].伦敦一广场，曾为伦敦主要的水果、花卉、蔬菜市场。
[6].伦敦一地区，临泰晤士河，有“地下城”之称。
[7].英国作曲家查理斯·迪布丁（1745—1814）所作歌曲《可爱的南》中的第一句。
[8].出自英国小说家斯摩莱特（1721—1771）所著《蓝登传》。
[9].用麦酒、鸡蛋、糖、肉豆蔻煮成的饮料。
[10].为纪念伦敦1666年大火所建，顶上盆状，从中发出火焰的样子。
[11].指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所立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