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35部分在线阅读

“被告宪兵们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在军情人员授意下进行。尽管这是有利自己的辩护，但这些主张的确有一些事实基础。事实是，在阿布格莱布创造出的环境促成这类虐行发生，事实是，这情形维持一段长时间却未被更高权力阶层发现。这一小群道德堕落、无人监督的士兵和平民一开始只是强迫被拘留者裸体、羞辱他们，施压力、给他们体力训练
(运动)，
最后才变成性侵害和身体伤害。”(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这两位进行调查的将领重复指明系统和情境性因素在虐行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然而他们无法放弃天性式的归因方式，而将加害者视为“败德”者，认为他们是所谓锅里的老鼠屎，而在那口锅于里的其他人全都有着“绝大多数军人的高尚表现”。
奸狗做坏事
费伊／琼斯报告详尽说明了某些用来促进讯问效率的“可接受”策略，并揪出其中错误，这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调查报告之一。例如它指出狗被运用在讯问中，而这些狗是由杰弗里·米勒少将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送来的，不过报告上加上一句，“狗在讯问过程中被用来对被拘留者产生‘威吓’作用，但这项策略使用并未受到适当授权。”
一旦官方允许用戴上嘴套的狗来恐吓囚犯，这些狗私下被拿下嘴套以加深恐吓威力的日子也不会远了。费伊／琼斯报告中确认有一位民间讯问者(21号，私立加州分析中心雇员)在讯问过程中使用未戴嘴套的狗，他还向宪兵们大吼要他们用狗对付一位被拘留者，“让他回老家”。为了让囚犯们知道这些狗可以咬死人，那只狗才刚把那名被拘留者的床垫咬烂。另一位讯问者(17号，第2军情营)则被控对狗的不当运用情形知情不报，他目睹一名军犬巡逻员让一只没戴嘴套、情绪激昂的狗进入两个少年的牢房里吓唬他们。这名讯问者也亲耳听见军犬巡逻兵们在讨论中比赛他们用狗把人吓到大便在裤子上的本事，却同样没有汇报。那些巡逻兵声称曾用狗把好几个被拘留者吓到小便失禁。
一丝不挂、去人性化的囚犯
裸露也是从阿富汗及关塔那摩引进的管理策略，目的是让被拘留者保持合作态度。当阿布格莱布监狱也开始运用这种策略时，费伊／琼斯报告指出其后果就是，“权威人士的意见和恰当合法主张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他们不假思索地直接将裸露运用于伊拉克战区的监狱中。将衣物当成激励因素(裸露)的做法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能升高对被拘留者‘去人性化’的效应，并促成其他额外且情节更严重的虐待行为(宪兵所为)发生。”
谴责对象：军官、军情人员、讯问者、分析员、通译、翻译者、军医
费伊／琼斯报告在结论中宣布，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二十七位人士必须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负责任，他们有罪，这些人有的被指出名字，有的则被指出代号。对我而言重要的则是人数，也就是对虐囚案知情、亲眼目睹，甚至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避免、阻止或向上汇报的人的人数。他们全都为这群宪兵提供了“社会认可”，让他们以为继续这样为所欲为可以被接受。他们的微笑和保持沉默代表整个讯问团队周遭社会网络的支持，代表他们对原本该受谴责的虐行竖起了大拇指。于是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不为之恶如何促成了恶行。
军医和护士们经常因为未对痛苦中的人伸出援手，或是对残忍行为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因而犯下罪行。他们签发假死亡证明、对造成伤口和四肢骨折的原因说谎。他们违背了当初进入医护学院的誓言，引用医学及生物伦理学教授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在《被背叛的誓言》(Oath
Betrayed)一书中的说法，他们是“为了废渣出卖自己的灵魂”。
两位陆军将领做的完整调查平息了所有天性论式的质疑，即认为lA院区夜班宪兵们虐侍折磨囚犯全是基于个人动机偏差或是虐待狂冲动使然。这份报告反而呈现了复杂多元的因果关系。许多其他军人和平民椰被指出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虐待和刑求过程。这些人中有的是加害者，有的是火上加油的人，还有的是袖手旁观、知情不报者。此外我们也看见许多军官也被指明必须为虐行负责，因为他们领导不力，也因为他们创造出这个混乱，荒诞的环境，使得奇普和他的属下们被迫卷入，无法脱身。
然而这份调查报告却未直接指出桑切斯将军的罪行，不过桑切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脱身，根据保罗·J．克恩(Paul
J.Kern)将军对记者透露的说法，“我们并未发现桑切斯将军有罪的证据，不过我们认为他必须为已发生及未发生的事情负责。”现在我得说，这还真是精巧的文字游戏：桑切斯将军不是“有罪”，他只是对—切事情“有责任”而已，不过在我们的审判，我们对他可不会那么仁慈。
接下来我们将开始讨论由拉姆斯菲尔德下令进行的—项调查，主导这项调查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这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展开全新而独立的调查行动，反而访问了军方高层和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们，而他们的报告为我们正在分析的案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讯息报道。
“施莱辛格报告”：确认罪行
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份调查报告，针对情境和系统性影响在我们的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它提供了珍贵的证据。这份报告详尽说明了拘留中心许多运作漏洞，也指出领导和指挥系统的罪行，并揭露在达比将虐囚照片光盘拿给一位军方犯罪侦查人员后，军方的一切掩饰手段，这些内容均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在这份报告中，最让我意想不到也最称许的是，它在其中一章中详尽叙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对于了解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部分被藏在附录G中，所以不太可能被许多人阅读到。施莱辛格报告中的这个附录也呈现了阿布格莱市情境和发生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期间的虐待行为之间的相似性。
军中虐待行为普遍
首先，报告指出美国军事监狱普遍盛行“虐待行为”(报告中没出现过“酷刑”这字眼)。2004年11月间，在美军联合行动区域内就有三百桩虐囚指控，其中确立为“虐待行为”的案件有六十六件是由驻在关塔那摩和阿富汗部队所为，超过五十五件发生于伊拉克。这些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与讯问工作相关，根据报道至少有五位被拘留者死于讯问过程中。当时还有另外二十四个被拘留者死亡的案子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恐怖的描述似乎证实了费伊和琼斯的报告中所言，1A院区虐行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其来有自。尽管这些虐行或许是军人施虐的例子中最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情节严重性或许还比我们等一下将拜访的其他军事拘留所中发生的谋杀和重伤害轻微些。
主要问题区域和造成情况恶化的条件
施莱辛格报告中确认出五个主要问题区域，它们形成了虐行发生的背景：
(1)宪兵和军情人员没有受到充分任务特训；
(2)装备及资源短缺；
(3)讯问人员承受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之情报”的压力(由—个既缺乏经验也从未受过训练的人，面对一群在接受讯问前最长已羁押九十天的被拘留者)；
(4)领导人“很弱”且经验不足，却必须在一个太过混乱、复杂的系统中试着掌舵；
(5)中情局的人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不对军方指挥部门的人负责。
又是领导不力的问题
这份报告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领导不力的情形出现在每一层级中，并显示出这如何促成夜班宪兵们的恐怖虐行：
如果提供适当的训练、领导及监督，阿布格莱布监狱1区牢房夜班时间的病态行为可以被避免。这些虐行……代表的是偏差行为，以及缺乏领导和纪律。
还有更多讯问期间的虐行没被拍下，还有更多在阿布格莱布以外地方讯问时发生的虐行没被报道出来。
同样地，这些虐行不能只怪罪于某些个人不守法纪，或是只归咎于某些领导人无能实施惩戒，还有更高层的机构及个人必须为此负责。(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曾尝试要拖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04年4月公开发表这些照片，所以他一定很清楚这些照片具有某些“可能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这位高层将领却能心安理得地公开说他认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系统性的”，要怪就该怪“少数害群之马”做了坏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对他者的非人待遇
在针对军事拘留所虐行所发起的十二项调查行动中，施莱辛格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细腻地思考其中涉及的伦理议题，并概述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运作的心理压力源和情境力量。不幸的是这些特殊报道都被藏在报告最后面的附录H《伦理议题》，以及附录G《压力源及社会心理学》里，但它们应该是要受到重视。
与我个人相关的是，这个调查委员会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相似性。让我简短回顾施莱辛格报告中相关部分的主要论点：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原文照引)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素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可以料到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发现指出，战争状态及以拘留者管理中出现的动态会带来虐待行为的内在风险，因此在处理时必须十分谨慎，并且小心计划和训练。然而这份报告也指出，大部分军方领导人对如此重要的风险因素一点都不清楚。施莱辛格报告也明白表示了解虐待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并不是为加害者找借口，就像我之前不断在书中表示的：即使“某些情况的确升高了虐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情况不能成为蓄意从事不道德或非法行为者的借口，也无法帮他们脱罪”。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
施莱辛格报告极富勇气地公开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警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报告中也清楚表示，对照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相对良善的环境，“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状况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极为险恶”。意思是比起模拟实验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预期在战争状态下的宪兵人员会出现更极端的恃权凌虐行为。施莱辛格报告也继续探索我们在本书中持续追踪讨论的核心议题。
“心理学家已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报告中概述了一些有助于解释造成寻常人出现虐待行为的心理学概念，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道德脱钩、社会助长及其他环境因素等。
其中特别显著的环境因素就是广泛运用裸露。“除去衣物成了被广泛运用的讯问手段，造成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整群被拘留者被迫长时间裸露。”施莱辛格报告也敏锐分析了在1A院区的宪兵和其他人的虐囚行为中，强迫裸露为何是个重要原因，报告中指出，一开始的动机是要让拘留者感觉脆弱，因此更容易顺从讯问者。但这个策略最后助长了该区中去人性化状态，报告中也说明了过程。
随着时间过去，“裸露对狱卒和讯问者可能都产生了心理作用。穿衣是一种固有的社会行为，因此当被拘留者的衣物被剥除后，在和他们互动的人眼中就产生了意外的去人性化效果……去人性化降低了道德和文化的藩篱，而它们通常是防止虐待他人的有效障碍”。
这份调查报告和未在本书中呈现的其他报告的共通点主要有两个：它们都详细说明了造成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各种情境和环境促成因素，也都确认导致虐行的许多系统和结构促成因素。然而，由于这些报告的作者是由军方高层官员或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任命，因此他们在要谴责更上层的指挥链时就却步了。
为了让我们看清这幅更巨大的因果关系图，现在要停止探讨证据基础，转而回顾最近一份来自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这是最具规模的世界人权捍卫组织。
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
《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是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发表于2005年4月)的耸人标题，这份报告中强调，针对美国军人和公民对虐待囚犯、刑求和谋杀等犯行，世人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调查行动。它号召全面调查导致严重违反人权行为的政策制定者。
我们想象得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刑求室、关塔那摩监狱的类似场所，以及其他位于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监狱，都是先由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特内特(Tenet)等“缔造者”设计出来，然后再由“开罪者”——操弄全新语言和概念的律师上场，用各式各样新方法和工具合法化他们的“酷刑”，这些人包括总统法律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约翰·游(John
Yoo)、杰伊·拜比(Jay
Bybee)、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及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而负责建造这个刑求系统的“工头”则是军方领导人如米勒、桑切斯、卡尔平斯基等将军和他们的手下。完工后进来的才是负责执行强制讯问、虐待、刑求等日常劳务的技术人员，即军情单位的军人、中情局间谍、民间约聘及来自军中的讯问者、翻译、军医和包括弗雷德里克和他夜班弟兄们的宪兵。
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不久，布什总统就誓言要将做错事的人绳之以法”。然而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指出，只有低阶宪兵们受到司法制裁，创造出这些政策的人、提供意识形态并批准虐行发生的人却能全身而退。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做出了结沦：
这几个月以来，事态很清楚，刑求和虐待事件不只出现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个拘留所中也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许多案件都造成了死亡或严重创伤，而许多受害者和基地组织或恐怖主义根本毫无关联。有证据显示，虐待行为也发生在受到控管的国外“秘密地点”，官方将罪嫌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监狱里刑求。然而直到今天，唯一因为做坏事而被绳之以法的都是指挥链最底端的人。证据指出，该受惩罚的人不只这些，但是该为这整个更大的虐囚模式负起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却在免责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正如这份报告所示，证据指出，包括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前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前古巴关塔那摩拘留营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少将等人在内的高阶平民及军方领导人。这些人的决定及发布的政策促成了情节严重的大规模违法事件。各种情况强烈指出他们要不是心知肚明是自己的行动造成这些事件，要不也应该要知道。当我们将越来越多资料和虐行证据并陈时．使可看出他们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虐行。
在获得上级许可并在最后三年中普遍被运用的强制讯问方式里，也包括那些如果换成是别的国家将会被美国再三斥为野蛮酷刑的技巧。就算在陆军战地手册中也谴责其中一些方法，被认定为酷刑。
即便是1A院区夜班宪兵们令人作呕的虐待和刑求照片，相较于军人，中情局干员及民间人士所犯下的谋杀事件，也会相形失色。“如果美国要洗刷阿布格莱布事件留下的污点，就必须调查下令或宽恕虐行的高层，并且全盘公布总统的授权内容，”人权观察协会特别顾问里德·布罗迪(Leed
Brody)这样表示。他又补充，“华盛顿首府必须斩钉截铁地驳斥任何仗着反恐名义的虐囚行为。”
搭便车效应
我来清楚说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的虐囚范围和程度。最近—份陆军方面的声明指出，从2001年10月以来，共收到超过600件虐囚指控案。其中有190件未受调查或是并没有已知的调查行动——犯案者是幽灵虐待者。其他至少410件受调查的指控所获结果如下：150件受纪律惩戒、79件受军法审判、54件被判有罪、10件获判一年以上刑期、30件获判不满—年刑期，14件不必坐牢、10件获判无罪、15件案子悬而未决或是被撤销控诉，71件受到行政惩戒或非司法惩戒。总计起来，在这份报告于2006年4月发表时至少还有260件案子处于调查终结或状态未明。军犬巡逻员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中士因用未带嘴套的狗折磨被拘留者而被判六个月徒刑，他坚称他是“听从上级指令，软化囚犯态度以协助讯问。”据报道他曾说过，“军人不该和蔼可亲”，他的确做到了。
截至2006年4月10日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军方曾试着以个人下令从事虐行，或纵容属下犯下虐行的名义起诉应负起指挥官刑事责任的任何一名军官。在所有巨细靡遗的虐囚调查报告中，只有5名军官被控应负起刑事责任，但没有一位足以指挥官刑事责任的罪名起诉。军方以非刑事审讯及行政申诫的方式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军官施以薄惩，意味他们只犯了小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处罚。即使在超过70件严重违法的虐行案件中有10件是杀人案，另20件是伤害案件，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军方的宽大为怀使中悄局间谍和民间人士连带受惠，前者至少涉入10个虐囚指控案，更有20名为军方工作的约聘人员卷入这些案件中。明显可见的是在阿布格莱布之外的地方，虐待被拘留者的情况普遍存在，而在许多虐待与刑求案件中皆存在着指挥官责任的缺失。(关于虐待事件及有罪军官不受起诉的完整报告请参见注释。)
人权观察协会向上调查指挥链缺失
人权观察协会在报告中提出详细的证据，证实美国的军事监狱系统中广泛存在着由宪兵和军情人员、中情局及民间约聘讯问人员所为的虐囚行为，而在控诉战争罪和刑求的刑事责任时，人权观察协会几乎是直接将矛头指向指挥链：
尽管在调查一位好整以暇的国防部长及其他高阶官员的过程中显然会遇上不小的政治阻碍，但有鉴于犯罪情节如此重大，恶行证据更是层出不穷、数量庞大，美国政府未将调查层次向上拉高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除非设计或授权这些非法政策的人也受到惩罚，否则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人对阿布格莱布虐行照片发表的“恶心”抗议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没追究这些罪行的真正责任，再过几年，世界各地的大屠杀加害者都将拿囚犯所受的待遇当挡箭牌，以逃避对他们暴行的谴责。确实，当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权公然藐视禁止刑求的法律时，等同是邀请其他人有样学样。华盛顿首府最迫切需要的人权捍卫者的信誉，已经因为刑求事件揭发而受损，如果因为政策制定者完全不必负责任而让恶行继续猖獗，损害将会更加严重。
非法政策的制定者全身而退
美国及国际法都认可“指挥官责任”或“上级责任”原则：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权威人士，都可能因为属下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负起刑事责任。这类责任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要有清楚的上下从属关系。其次，上级必须知情，或有理由知情属下将犯罪或已然犯罪。第三，上级没有采取必须、合理的手段来避免犯罪行为或是惩罚加害者。
1996年《战争罪法案》(War
Crimes
Act
of
1996)、1996年《反刑求法案》(Anti-Torture
Act
of
1996)及《军事统一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均规定战争罪和刑求行为应受惩罚。人权观察协会公开表示，表面证据案件的存在，提供对下列四位官员展开犯罪调查的充分理由：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杰弗里·米勒少将。
这些官员每—位都须为其管辖权下发生的虐行负起责任，我在这里只能概述其中几点理由，人权观察协会报告中提供了完整的叙述及支持证据可供进一步参考。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受审
拉姆斯菲尔德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权责范围之下，身为国防部长，我对它们有责任，我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人权观察协会坚持认为，“基于‘指挥官责任’的理由，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应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等地所犯的战争及刑求罪行接受调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由钻取漏洞、藐视日内瓦公约而创造出犯下战争罪和刑求罪的条件。”他的做法是批准使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讯问技术，他也允许隐藏被拘留者以便使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法接触到他们。人权观察协会继续指出：
从阿富汗战争的最初期开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就漠视各项简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人权报告及新闻报道中指出美军犯下包括刑求在内之战争罪的事实。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运用其权威警告必须停止虐待囚犯之行为。要是他当时这么做，或许可避免许多军人犯罪。
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许可关塔那摩监狱使用非法讯问技术，一项调查将可判定在他撤销不经他允许下使用这些技术的批准之前，这些非法讯问技术是否使该地被拘留者受至到非人待遇。这项调查行动也可查出是否正如新闻记者西莫·赫什宣称，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曾核准一项秘密计划，鼓励对伊拉克囚犯施加身体压制及性的羞辱。如果两项指控中有一项为真，那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除了必须负起指挥官责任之外，他还必须为身为虐囚犯行的教唆者而负起责任。
拉姆斯菲尔德授权对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运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各种讯问手段，这些方法后来又被引进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监狱。他曾针对被拘留者接受讯问前之预备工作做过多项指示，其中包括：压迫性姿势(如站姿)，最多为四小时，隔离状态下使用，最长三十天。运送或讯问过程中可使用头罩覆盖住被拘留者头部。剥夺光线及声音。除去所有提供舒适之物品(包括宗教性物品)。强制修面(剔除面部毛发之类)。除去衣物。利用拘留者个人的恐惧(例如怕狗)来造成压力。在标准作业程序中还鼓励让被拘留者暴露于高温、极冷、强光或尖锐巨大的声音中。
在2003年的5月和7月(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被公开揭露前)，以及2004年的2月，国防部一再接获来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关于被拘留者受虐及刑求事件的警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百件来自许多军事基地的虐囚指控，并再三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些关切都被置之不理，虐囚情形变本加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视察也被取消。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2004年2月呈送给联军长官的机密报告中，提出多项违反联军拘留原则之“保护人的自由不受到剥夺”的事实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