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性衰落(校对)第22部分在线阅读

另一方面，男性为了发现繁衍的伴侣却不得不尝试截然不同的方法。绝大多数远古时代的男性并没有后裔能够活到今天，尤其是那些采取求稳的策略随大流的男性。要想有机会繁衍生息留下子孙后代，男人们必须富有资源、创造力强、敢于冒险，并且善于发现新机会。鲍迈斯特说：
对于整个文化来说，最有利的策略似乎是让男人们之间为了争夺尊严或者其他激励而相互竞争，并且使得资源的分配极不平等。男人们为了获得承认，必须提供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他们必须在文化竞争中击败对手和敌人，这有可能就是男人们不像女性那么温柔可爱的原因。
文化支配男人的根本方式来自于最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socialinsecurity）。这种不安全感是人际性的、存在性的，并且是生物性的。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地植入了每个男人的脑海中，如果不出类拔萃，就不会被接受，不会被尊重，甚至可能有没机会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巨大危险。
这种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对男人而言是巨大的压力，因此有很多男人会不择手段、精神崩溃、奋不顾身或者英年早逝，寿命比女性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不安全感对于整个文化和社会而言，确实是能够激发创造力并且富有成效的。12
鲍迈斯特着重指出了生物学家贾森·怀尔德（Jason
Wilder）的研究，怀尔德通过从各地人口中提取基因样本的方法发现了人类祖先的性别比例大概是女性占67%而男性占33%，这也显示了某些男性可以跟多个女性生育后代，而大多数男性则没有任何后代延续下来13。这种不平等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3世纪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他的儿子们都妻妾成群，最近的基因证据显示，今天生活在前蒙古帝国土地上的男性中可能有8%都是他的后代14。
从历史上看，男性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故而心甘情愿以身犯险。这导致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男性会变得非常懒惰。普遍而言，只要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跟有吸引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他们就不觉得值得耗费更多精力、时间或者金钱来博取女性的关注。这个情况在女性与男性的比例高达1.33
：1的大学校园中尤为显著。在生命晚期阶段的养老院里也有巨大的性别失衡情况存在，在那里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甚至多出了一倍以上15。作为可选择伴侣的男性数量越少，这种“男人短缺”的感觉就会存在越久。
所谓的“古滕塔格-西科德理论”最初来自于一本1983年由玛西娅·古滕塔格（Marcia
Guttentag）和保罗·西科德（Paul
F.Secord）两人所著的书《女人太多？》（Too
Many
Women）。他们提出，两性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往往对他们的伴侣更少依赖，原因是他们有更多潜在可能关系供他们选择，因此他们跟数量较多的性别相比，有着更多的“单方权力”，即更占优势。当面对数量充足的女性的时候，男人们就会开始风花雪月，并且不愿意对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有所承诺。在一个有着太多女性或者太少“能够结婚”的男性的社会中，就会更少有人结婚，即便是会结婚的人也会选择晚一点再建立家庭。既然这时候男性有着天时地利，可以在众多选择中挑来看去，女性的成就和传统角色的价值就会被低估；而女性因为不能再指望自己的伴侣忠贞不贰，所以会更多地选择进一步上学深造或者发展事业，来更有力地支持自己16。
在大学校园中，浪漫关系的数量有所下降，而随意的性行为越来越多。跟我们谈话的几位大学女生分享了她们的担忧：
这些日子男性和女性都忙得四脚朝天，高科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更多的人接触来找到适合自己想法的人。举例而言，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为一家顶级投资银行工作，并且事业成就非凡。她需要有人相伴，但是自己又极度繁忙，于是她选择了跟自己喜欢的男人每周一起“待”三天。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岁的男女中间极为流行。我个人认为，很多女性随着自己的成长渐渐淡出了这种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最终还是想要成家生子），但是很多男性却意识到拥有这种不需要费力沟通维持也不需要承诺的临时关系太容易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就可以上床的年代里。你可以跟某个人共度良宵，但是如果问问对方是不是还跟他人有关系却反而是一种冒犯。在像伦敦、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全都给红男绿女们提供了彼得·潘38一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异性恋的男性占了很多便宜，他们永远能选择更年轻的异性。我们并不是要批评什么，只是说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这种潮流会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当今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女性不会满足于表现欠佳、游手好闲的丈夫，而大多数男性也不会希望在自己妻子面前颜面扫地。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一个更多人独居、更少人建立家庭的社会呢？
“女人要求有多高，男人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访谈的一个27岁小伙子这么跟我们说。他的这句话让我们思考，唾手可得的性机会会如何影响男性实现其他人生目标的动机。会不会有溢出效应，也就是性机会的手到擒来让大家认为其他目标也可以轻松达成不费吹灰之力？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动机都是来自于进化压力，我们绝大多数的努力其实都只是煞费苦心地想要获得交配机会。但是在过去，性伴侣（和传宗接代）是勤奋工作的奖赏，最少也要花些心思规划设计。时至今日，这种奖赏得来全不费工夫，不需要哪怕一点点的努力，那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这就像在正餐开始之前先用甜点塞满了肚子。
伦纳德·萨克斯在他的《边缘女孩》（Girls
on
the
Edge）一书中访谈的一个女孩说道，这些日子所有的小伙子都想要“把姑娘骗上床，然后就拜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让女性满足，也根本不想建立情感连接或者亲密关系。萨克斯认为，因为现在的年轻男女比他们的父母一代在更低年龄就会开始性行为，而且小伙子们变得更自我中心和更不成熟，现在的文化中有一种从“约会”到“约炮”的变化，也就是说年轻男性们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关照爱护年轻的女性。而色情片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是年轻男性不再投入关系的一个例证。在萨克斯的访谈中，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描述自己最近在色情网站上看到的新鲜玩意儿，并且告诉他如果让他们从边看网络色情片边自慰，和去约会现实中的真实女孩之间做个选择，他们宁可选择色情片17。我们自己做的学生研究中有个小伙子说，他的男性朋友中有很多人在跟真正的女孩有性接触的时候都会失望，因为她们没有色情片里的艳星性感诱人。
有趣的是，最近在《性与婚姻治疗杂志》（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观看色情片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在最常用的三种自恋测试中得分更高，并且分值高低跟看色情片所花时间具有相关性18。自我陶醉跟同情心势不两立，表现在对自己所在社区的事情漠不关心，也表现在认为自己毫无义务去帮助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以便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提要
如果一味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对自我的良好幻觉会让他们严重脱离现实。
男性和女性在进化中建立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男性倾向于冒险和竞争，女性倾向于安全；因此男性承担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时候，没人会愿意为此下功夫。
13
女性的崛起？
一部影片应当符合以下三条标准：至少有两个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影片里，并相互有交谈，而且交谈的内容不是男人。
——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
从1960年到现在，女性的收入增加了44%，而男性收入只增加了6%。一项在2010年进行的对于22～30岁之间单身无子女都市工薪阶层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了8%。有子女有工作并且工资高于自己丈夫的已婚女性的比例，在1960年是4%，而2011年是23%。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收入是同样状况男性的117%。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同等男性更高，而且这一跃升的趋势有增无减1。
美国法律对于女性权力的扩展让她们获益良多。例如联邦药品管理局（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立法批准了使用和传播避孕药物。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款提出的教育权利的性别平等也让女性获益匪浅，导致了教育系统对女性体育健将的支持；1973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让女性有权利进行合法和安全的堕胎；1993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允许女性在生育时和家庭紧急情况的时候带薪休假2。
更进一步，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从1976年开始接纳胸怀大志的女性宇航员，萨利·赖德（Sally
Ride）在1983年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3，联合国在2008年发起了“消除针对女性暴力”（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活动4，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暴力预防政策的公共意识和政治意识；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是第一届女性参与所有项目比赛的奥运会5；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作家们欢庆女孩和女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和广泛能力的提升。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毋庸置疑，玻璃天花板正在渐渐消失，有才干的女性们开始有机会出人头地，在业界成为领袖。只要她们愿意努力去做，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职业能把女性拦在门外。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有些年长男性仍然作为公司玻璃天花板的卫士们活跃在“老男孩俱乐部”里面。我们相信，在他们退休之后，会有更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在业界崭露头角。
现在，“领导层差距”仍然存在。到2014年为止，女性仍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只有18%～20%的席位6。这个数字让美国在全球197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排名之中位居第90名7，在使用伊斯兰教法律的苏丹共和国之后，也在会用“剩女”这个词来催促职业女性赶快结婚生子的中国之后。在标准普尔500强（S&P500）的公司中，女性在总监位置上只占有五分之一的比例8。
尽管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女性比男性工资高，女性的持续收入仍然不敌男性。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统计研究宣称在男性收入1美元的时候，女性只收入77美分。这个统计数字到了2014年的时候还在被白宫的文件所引用9，但它其实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所比较的男性和女性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谓的77美分并没有计算工作的实际时间、工作经验的年限或者工作的类型，而仅仅是一个全职工作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平均值的比较。事实上，超长时间工作的男性比女性要多两倍10。与此同时，男性也不会在生育孩子的时候休产假，还有就是高薪职业里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很多，譬如工程师。实际上，如果做同样的工作时给男人1块钱，而只给女人77分就可以，雇主们肯定会这么做的11。我们需要看看影响这些数据的其他因素。
我们需要性别民主吗
如同在前面所说，无子女的女性收入比无子女的男性要高。什么能够促进更多的女性保持就业，即使收入不高于男性，至少也能持平呢？带薪产假和父亲陪产假、价格合理的托儿所、工作时间和坐班的灵活性，以及孩子学校课时安排的便捷性都会有所裨益12。
加州大学的退休教授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她的书《割裂的世界》（The
World
Split
Open）中说道，女性“既像男性，又大不相同”，同时一个并不对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给予重视的社会“很显然侵犯了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权益”。罗森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强迫女性做同男性一样的事情，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她说，真正的“性别民主”必须把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视为同等重要13。
重视对于家庭的投入和承诺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这种观念必须对母亲和父亲同等适用。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认为全日制的工作最适合自己的男性更多，而更倾向于在家带孩子而不是工作的男性数量跟女性一样多。参与调查的人中56%的母亲和50%的父亲觉得很难平衡自己对于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同时23%的母亲说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而有同感的父亲的比例达到了46%——整整多出一倍。这种差距可能会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相信自己胜任了父母的角色14。
尽管对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更有信心，女性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优先级排序时仍然会左支右绌。《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15，在这篇文章中，曾任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赞成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需要改变了。她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无法既作为政府高官业绩斐然，同时也达到自己期望的母亲标准，尽管当她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她丈夫也乐于分担很多抚育子女的工作。她说自己曾经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拥有一切，可以同时兼顾两头，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显然这在当今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框架下并不现实。她说那些身居高位领袖群雄的女性现在应该意识到，所谓“拥有一切”实际上跟个人的雄心壮志或者自律几乎毫无关联，很多职业女性只是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或者在支撑自己失业的伴侣。雪上加霜的是，高质量托儿所的价格足以让人破产，孩子们的学校日程安排也常常会跟父母的工作要求有所冲突。斯劳特建议，如果想要创造一个真正能够让女性从容不迫的社会，就需要减少“领导层差距”，选举一个女性总统再加上50名女性参议员，如此这般，女性才能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跟男性平等16。
我们毫不怀疑有更多女性获得政治地位和领袖位置是件大好事，并且如果公司能够采用更加“利于家庭”的政策，就可能会吸引更多才华出众的女性。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只有在同时支持母亲和父亲权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美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里唯一一个没有由国家支付全民享有产假的国家17。要想创造真正的公平以及两性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视角从当前这种经常把男性边缘化的女性中心主义的会话中转移出来，投入到竭力把每个人都包括进来的真正以人为中心的会话之中。如果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能够被强有力地支持的话，那些女性所期望发生的事情才更有可能发生。如此这般，才能既让多数女性的左支右绌得到缓解，同时又让男性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