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81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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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70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172]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173]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6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1500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174]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13—16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40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175]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176]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20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178]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179]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80]。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181]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182]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就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183]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184]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185]。
地图13 中日甲午战争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6万人对2.5万),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186]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15万到20万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187]
(张书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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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
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2]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3]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4]同上书,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6]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7]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6000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3500名步兵,2000名骑兵,500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8]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9]《洋务运动》第3册,第459—470、481页。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清政府在两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训练八旗军和绿营兵,即福州(从1865年中至1866年)与武昌(从1866年初至1868年中),见同上书,第471—472、482、492—494页。
[10]《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11]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1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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