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60部分在线阅读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年4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1）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2）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3）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灭东学党人，8000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3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局势”[55]。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将中国向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950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56]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首，失去领导。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在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月，当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见第四章）。
经过30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但是这种托词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意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日方这时已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正在威胁满洲和辽东，觉得这样的让步尚嫌不足，但却表示愿意进行和谈。清政府于1895年2月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广岛，要求会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但是日方拒绝接待，坚持说他无议和的“全权”。清政府在北洋海军战败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含日本国内各界人士的要求。陆军坚持要割让辽东半岛；海军要求将台湾作为日本在南亚作战的军事基地。进步党主张日本应控制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自由党人则力主割占满洲。财政当局要求巨额赔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朝鲜自主、赔款、割让领土和取得通商通航特权这几个方面。
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该承认有同文同种的关系，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亚洲人，他们也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虚岁高龄这一点在他的年轻对手面前赢得某种心理优势，但未能收效。[57]就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遭到一个日本狂热分子的狙击。虽然伤势不是致命的，但是这件事使日方很尴尬，因为日本政府担心此事会促使西方列强进行干涉并站在中国一边。日本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政府主动宣布休战，并将赔款从所索取的3亿两减至2亿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国之幸事。从现在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容易了，中日战争亦将停止进行”[58]。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1）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2）向日本赔款2亿两；（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项制造业。
中国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李鸿章被指责为卖国。当时驻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反对批准条约，一些聚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几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继续战斗（见第五章）。[59]但是清政府不顾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在1895年5月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台湾岛上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抵制割让他们的岛屿；这个岛屿自中法战争以后已改为行省，而且经过首任巡抚[60]的努力经营已在现代化方面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见第四章）。5月25日，岛上的领袖们宣告独立，并宣布台湾为共和国，改现任巡抚为总统。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压力下，再加上日军的行动，这一地方性运动终于在1895年10月被镇压下去，台湾转归日本统治。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
其次，中国方面事权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全国范围的动员。总理衙门、地方当局以及不负责任的清流党官员各执一词，主张互异，使得清廷难下决心。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他所辖范围以外的舰只和军队（见第四章）。
第三，清廷的腐败和北洋水师指挥的昏庸，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两建造颐和园的行径，她对太监的信任以及世风普遍败坏，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选用僚属只凭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和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方正与否，因此在北洋水师指挥部中不正之风盛极一时。许多将领都向阉宦总管李莲英讨好，用贪污的公款给他送礼，李莲英又转而庇护他们的不法行为。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在决心作战以前曾使尽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61]。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62]
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1）拒绝警告，不惜一战；（2）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3）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年4月24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为他担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最后，日本政府决定由中国付银5000万两赎回辽东。列强将赎款减为3000万两，于是李鸿章便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1亿两给中国偿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8900万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银行财团借款4亿法郎，利息为四厘。随后于1896年和1898年，又向德—英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1600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
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争论和1878—1881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帮助中国颇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结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350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钱，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63]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