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5部分在线阅读

对次要任务和小股部队，则派校尉指挥。当下令征战时，要安排高级军官从不同地区或不同渠道集结兵力；在很多情况下郡的太守或都尉领导这项工作。
汉军被组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是驻守京城的常驻禁军，他们分成几支，分别由独立的将领率领；一是在边境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一是长期的边防军。由于幸存的行政文书残简，我们对后一种部队的了解比前两种要多得多。与汉帝国其他地区一样，都尉不但负责征召和训练应征的士兵，而且还要指挥他们战斗。在西北四郡，军队被组成曲，每曲有5个屯，每屯有几个伍，伍是军队中的最小的单位，由一名军官和大概四名（偶尔有10名）士兵组成。曲和屯都有名称，而伍或有名称或以顺序数目相称。在战斗时屯指挥伍，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则由伍长直接向曲报告工作。[41]
伍或每个士兵被选派执行各种任务。作为防卫力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墙上瞭望，在塔上站岗，观察敌人的活动，沿防线传送信号，用弓、箭、矛、盾抵抗入侵者。另外他们还定期保持巡逻，进行侦察。官兵们受关口的尉的节制，检查进、出的行人。成批的应征兵，比如应征的淮河士兵，有时被派到政府开辟的农田劳动，以供当地士兵的需要。一队队的兵士没完没了地给城墙和边防哨所砌砖抹泥；他们还要沿线往返传送官方的命令和上交的报告。[42]
这些守军的效率保持着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军官负责调解士兵之间的纠纷，士兵有权要求收回债务。曲长的整齐的本部保持了以下几方面的有条理的记录：士兵们的日常工作；官方邮件的准备和收发；军官射箭技术的定期考核；刺史关于营地及装备的战斗力状况的报告。士兵生活的特点是严格准时办事，这从传递邮件的日程表的记录、观察例行信号的记录、控制地点关于个人通行的记录等例子中可以看出。同样，关于官方的开支和军需品的分配，军官的军饷或储存骨胶、油脂的费用，对士兵及其家属应得到的粮盐的分发，士兵接收到的军衣和配备，委托各支部队照管的装备、武器和马匹，都有详细的账目和记载。[43]
行政的实践
方法与程序
国家政策的重大决定在理论上依靠皇帝或皇太后权力的抉择。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高级官员在召见时从口头上提出的或以奏折形式提出的建议，决定就很难作出。丞相的权力部分地表现在他有机会仔细审阅郡递送上来的报告，或者直接驳回，或提出来作进一步考虑。到前汉末期，这种权力转移到尚书令手里，他可以开启上呈的报告的副本。[44]很多时候在做出决定之前先进行商讨，因为高级臣属将奉命审议和提出建议；商讨的问题涉及军事、民政、财政等事项，或国家祭祀的礼仪。
命令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公布，从赐爵或授职的文书到诏书和律令。诏书的形式常常是把某一位官员的建议加以概括，附以皇帝常用的套话“准”；指令包括在诏书中，以便通过丞相和御史大夫之手往下传到直接负责执行的官员。令和式以一系列顺序数相区别，比如式甲、式乙。这些令和式大多具体规定了对触犯格（规章）的人所处的惩罚。或者，它们规定正确的手续和程序：如郡一年一度上报的报表；对准备担任文官的人的考核；司法的执行；或者审判案例的应用。[45]
逐渐收集起来的命令，不管其形式是诏书、令或式，很可能分发给郡的官署作为参考。从现存的残简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出文件起草的形式和体裁。有的报告写成单独一份文件；其他的采用分类账的形式，附以逐日记载的条目；有的报告还有一份副本。[46]
国家的文件有两个正规的系列，没有这两套材料，政府的工作就难以开展，它们是历法与人口和土地的登记。中国政府对制定历法的兴趣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又有实际的原因；公元前104年到公元85年采取了重大的改变，王莽时期又重新做了一次较小的改动。由于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直接目标，要求官员们使用同一套月日的计算法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月是长月（30天），哪个月是短月（29天），或把闰月加在每两年或每三年的哪个时间，他们的工作程序就会混乱。比如，只有用同一的历法才能精确地确定何时分发物资或支付官俸。各种形式的表格被用来抄录各级政府的吏员费劲地编制出的那一套统一的历法；十二片或十三片木简上面的内容包括月亮的形状和指导校准农业节气的说明。[47]
人口与土地的登记是由于税收和征集人力服劳役的需要。最低一级政府每年编人口和土地的登记数并将报告上交其上级，最后由帝国的郡和国算出总数。正史中恰当地以概括的形式收了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的两次统计数，它们提供了在每个郡登记的户数和人数；遗憾的是土地数字只给了总数，内容是丈量的全部土地面积，有潜力的可耕地面积和实际上已耕种的土地。在地方一级官员统计过程中，这些数字很可能远为详细，比如包括每户成员的年龄、性别和身份，这样才能确定何人应纳人头税和服劳役；还包括调查的土地的质量，这样才能确定土地税的适当税率。[48]
统计的精确度直接取决于官员的忠诚和效率。有时以人口的增长来衡量郡的成绩，这样就会诱使官员们夸大这些数字；另一方面，那些想在税收报表上弄虚作假的官员宁愿低估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以便把实收税额中的一部分归为己有。在边远的郡，特别是地处山区、森林或沼泽地的郡，官员们根本不可能深入下去寻找所有的居民，居民中有些人很可能隐藏起来，以回避征役的官员和收税人。同样，如果未同化的部落民或匪盗侵扰某郡，那里的行政官员就会撤退，或是不能正常进行日常工作。公元140年以前不久北方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一年北方诸郡实际登记的人口数字明显低于公元2年相应的数字。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统计数字不可以作为完整的人口统计与土地调查而被接受，而只能作为上报的官员实际看到的人口数和土地数；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说明帝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巨大的差别和农业活动的不同的集约化的程度。所提供的总数字见表13。[49]
表13　登记的人口和土地
②
用以丈量土地的单位为顷（等于100亩），从公元前155年起顷相当于11.
39英亩（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64页；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1937〕，第61、114页）。关于“泽”，见卜德：《〈孟子〉与其他著作中的“泽”的字汇学解释》，载勒布朗克与博雷合编：《中国文明论文集》（普林斯顿，1981），第416—425页。表13最后三项，已确定质量或用途的土地的总数为143090062顷。后汉不同时期的土地面积数字可从其他资料中找到（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46页以下）。
奖惩与法律
秦、汉政府依据的是商鞅和韩非提出的准则：立功者受奖，违法者受罚。另外，汉代皇帝还不时馈赠大量礼品，作为昭示皇帝施仁政和爱民的手段。因此诏令不时宣布向全国各地赏赐酒肉和金银。遇到灾荒时政府下令减税作为救济的手段，并且频繁发布大赦令，以致引起时人的批评，认为这样做有违初衷。[50]但是国家最主要的奖赏是爵号或贵族的等级，其等级秦代为十七等，汉朝为二十等。爵位的等级成为身份的标志，可以得到中国社会内部等级政治的品位以及某些物质特权的赏赐。只有最高一级的爵，即侯，才有世袭的封地；其他十九级爵位的价值则小得多。
朝廷通过下诏赐爵，通常是在诸如新帝登基、册封皇后或立储的重大时机，或者与自然灾害有关。[51]在这种重大时机，或向全国，或向某地，或向某些有特定名称的群体封赏一种爵号；由于向全部男性普遍分赏会引起反效果，几乎可以确信，这种封赏只能由受益户的一个男性成员得到。[52]连续几次受赐的人可在等级政治中升级，但不能超过第八等。较高的爵位（第九等以上）是个别封赏的，这种情况极少；它们一般只授给官僚阶层成员作为他们特殊贡献的酬报。由于设爵位是有意识地刺激人们为朝廷服务，因此有时甚至有人按公布的标准赢得或买到爵位——如作战英勇，向边境运送谷物，或直接用钱去买。
除侯以外，给较高爵位的赏赐还附有某种形式的土地占用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有较低爵位有关的特权包括犯罪后从轻处罚和免除税、役等；公元前123年作为紧急措施，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等级，受封者可以当文官。[53]
为汉帝国做宣传的人多次宣称刘邦及其顾问的最初的成就之一是减轻了秦律刑法条款的严酷性与繁琐性。遗憾的是没有一部完整的秦律或汉律流传下来；但是对当时或接近当时的著作引用的片断进行的研究表明，尽管刘邦把法律简化为三条原则，但其实践仍多少是专断的，而且可能很严厉。从理论上讲，法律对全体人口有效；但事实上除了那些能行使爵位拥有者特殊权利的人外，社会上还有享有特权的集团。这些人大部分是官员或皇族成员，他们的特权地位有利于突出国家的显赫和文官的威望。在整个帝国，有官员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信或铲除潜在的对手而专横行事的事例。
有各种各样的罪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违反道德的罪行包括忤逆和弑母、咒骂皇帝、公开谋反；暴力罪，如抢劫或使用邪恶的魔法；滥用权力罪，如官员非法进入民宅或征召人力而无正当理由；藐视国家权威罪，如伪造诏令或窝藏罪犯以逃避审判。也有属于宗教性质的罪行，如冒犯皇家宗庙或陵寝，或对皇帝不敬。[54]
税、役与对民众的控制
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对此本书另有专章论述。[55]一般说来，汉代的税率保持不变；结果国家总收入的明显的增长只能靠耕种更多的土地和把更多的户数列入人口登记簿册之中。
除之享有特权的人，所有23岁至56岁的壮丁每年都必须为国家服役一个月，郡、县和更低一级政府的官员管理着用这种方法组成的一伙人劳动。这批人用双手、牛车或船只运送诸如谷物和麻布等大宗商品；他们修筑宫室和衙门；他们开矿或运送国营工业生产的盐和铁；他们还修建道路、桥梁和水道。
征用的劳工开挖了一条意欲联结长安和黄河的水渠，以代替水流滞缓的渭河（公元前129—前128年）；他们挖掘的别的沟渠是为了改进灌溉系统，以使京畿地区更能自给。征用的人修整黄河的堤坝，如在公元前109年以前的几年和公元前29年就进行了这种工程。公元前109年的一次，皇帝亲自过问这项工作，第二次由政府的水利专家领导进行，是一次高效率的、成功的范例。官员们首先在受黄河决口的影响而遭灾的地方分发救济物资，并集聚了500条船只疏散人口。当时通过运用熟练的技术把决口封住：他们拖来装满石块的大容器，把它们下放到决口处。大约一世纪以后，王景调查了黄河的问题，并使用征用的劳力修建了一系列水闸来调节水流。一篇碑文告诉我们后汉在公元63年在中国西部（今四川）难以通行的地区使用劳工修了一条道路和一条人工栈道的情况。[56]
季节性的灾害如洪水、干旱和蝗虫总是一贯周而复始地困扰着中国，这无疑使许多想逃避灾害的人自发地迁移。我们已经论述过恰恰是因黄河的肆虐而产生的移民促使王莽倒台的一些事件。[57]但是移民有时还源于政府的命令或推动，这是为了防卫或更均匀地分配资源。有些提议的迁移是为了向边远地区移民或缓和人口过于稠密的状况；其他的迁移则由于面临外来的压力或侵略。汉朝建立初期，政府曾使用这种手段破坏那些威胁中央政府的效忠地方家族的感情。后汉时期有大量投降的非汉族部落民在中国境内定居，他们的存在在公元3世纪逐渐成为一个能扰乱王朝和社会安定的不利因素。[58]
对经济的促进与控制
极而言之，秦朝和汉朝的政治家可以采取的态度有两种：他们或是主张采取深思熟虑的措施以鼓励物质生产，并驱使民众尽力使国家富强；或是把这种活动看做是对人类活动不正当的严重干涉，因为他们相信天意和宇宙的自然节律会使人世能符合人类利益而充分发展。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并不总是截然不可调和的。
从整体上讲，武帝统治时期及以后时断时续地采取的积极政策均来自他的政治家的现实主义；而在王朝及行政软弱时，自由贸易的方针就居统治地位。王莽试图推行有秩序的原则，这在全国普遍的施政不力和社会不安定的状态下是很难成功的；在汉代最后50年，政府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或为社会提供安定与繁荣，这便促使当时的某些作者希望恢复“法家”的原则作为挽救国家免于毁灭的手段。[59]
持这两种观点的政治家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即把农业当作中国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农业应该得到比商业、工业优先的地位。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他们的意见则不同。现实主义者认为土地由私人企业开发最好，应该鼓励土地所有者通过开垦荒地，得到财富的新来源。这样做，国家的税收就会相应地增加，没有必要限制个人占地面积的大小；人口及人头税的收入也会相应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