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99部分在线阅读
[3]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653页。
[4]同上书，第646页。
[5]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教“异常忠实地再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第50页及其他诸页。
[6]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1960年香港出版的《理雅各英译七经》第1册。
[7]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尽管中国官员以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1865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
[8]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第58页。
[9]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据赖德烈说：“到1897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34页。
[10]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文集》第11期（1957年），第43—52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书，第10期（1956年），第97—127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第11—41页）；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事者和传教士杂志》第19期（1888年），第358—364、397—402、465—472页。
[11]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丁韪良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日本的许多儒者因读了此书被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194页；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第62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第一部分，（1543—1858年），第114—115页。
[12]唐良理（音）：《叛乱中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第57—78页。
[13]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王尔敏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65年第28卷第1期第184—185页）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在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一文中对这一点也降低了调子。中国许多非共产党作家都同意共产党历史学家胡绳的这一意见：中国人民“没有‘排外’的偏见，如果他们表现了‘排外’的态度和行动，那正是资本主义对华实施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所造成结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3页。
[14]下文几段均引自拙著《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0第2期（1961年2月），第169—175页。此文也重载于杰西·G.卢茨编辑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关于中国反基督教传统的详细评论，见拙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第1章。
[15]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22页。
[16]关于把基督教与反抗朝廷的秘密会社（以及与太平军）广泛地混为一谈的新证据，见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清华学报》（台北）卷6第1—2期（1967年12月），第55—60页。
[17]下文关于传教士对绅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威胁的论述，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77—86页；又《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载《中国社会杂志》第2期（1962年），第4—9页。
[18]186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转载在《清史问题》（1967年4月第1卷第5期，第14页）；这信来源于苏格兰布鲁姆霍尔的额尔金—卜鲁斯档案室。
[19]1851年5月2日的一封信，载《传教士杂志和大事记》第15期，第205—206页。
[20]湛约翰语，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0页。
[21]杨笃信（格非），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5页。
[22]引自汤普森《杨笃信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第256页。
[23]关于集中在1860—1874年的民众敌对行动的因由，最详尽的叙述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30—194页。
[24]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四川居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西阳地区居民向范若瑟先生缴纳大宗款项，……向居民征收的这笔款子由这位主教分配给基督教徒”。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15页注3。60年代这类其他例子，又见此书第217—221页。
[25]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转载了一些这种东西。关于这方面的俄文著作，见加拉宁《19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载《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第4册（1960年），第403—426页。
[26]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51页。（由于未见到中文原书，姑直译于此。—译者）
[27]下文我大量利用了同上页注，著作的第四章。
[28]这一段论述根据保罗·科恩《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年》，载克劳利编《近代东亚文集》，第55—57页。
[29]传教士中比较清醒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艾约瑟写道，李鸿章善于“仿效外国的慈善事业设立医院和戒烟所，并且能够接受外国科学……但在同时……他并不同意基督教的所有主张”。引自《当前中国的作品：他对抗基督教到了什么程度？》，载《1890年5月7—20日在上海举行的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572—573页。
[30]在这一节我着重依据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
1890年）：慈善工作的制度化》，载《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第67—100页（此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93—126页）。
[31]《在华传教百周年会议》，第247页。
[32]同上书，第267页；试比较麦吉利夫雷所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年》第670页上的统计，表上所列1905年医院（166所）和诊疗所（241所）的总数比文中所引的数字高，就医病人的数日则较少一些（不到110万人）。
[33]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60页。
[34]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5页。
[35]同上书，第73—74页。
[36]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7页。
[37]引自傅兰雅的一篇报告，载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5第2期（1956年5月），第141页。
[38]引自佩特诺《谢卫楼和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1页（此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53页）。
[39]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45页。
[40]《韦伯斯特最新大字典》，第711页。
[41]列维认为，传教士“对于废除缠足施加了强烈影响”。见《中国的缠足：一种引起性爱的奇异风俗》，第78页。
[42]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尔·珀尔的《马礼逊在北京》（第234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