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97部分在线阅读

有些比较突出的成绩值得特别一提。美国长老会（北方）的嘉约翰博士接任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医院，其后的几乎50年间它主治了100多万病人，到19世纪末他又建立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精神病医院。由于梅更（英国教会）的努力，到1890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家100张病床的医院、一所儿童收容所以及一些麻风病院和戒烟所。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在天津建立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及其同事救过她的命。
传教士也专心致志于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少数人如黄宽、何启年轻时读完教会学校以后去西方留学学医。而且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大批人（包括未来的革命家孙中山）在附属于中国或香港教会医院的医科学校得到培养。到1897年为止，约300名中国人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另外在肄业者尚有250—300人。这些中国医生中的许多人结业以后被选派到政府部门任职；少数人则在口岸城市开业赚钱。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和自己同胞的往来程度也许不如那些受训较差和构成大多数医院和诊疗所的医务人员的“中国助手们”。
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另一个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1816—1873年）博士，他编辑的东西多年来都是标准本，他的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1年版，第99页）被收入中国最主要的类书中，以此获得了罕见的声誉。后来，嘉约翰博士、德贞博士、傅兰雅等人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种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为力的，它们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绝大多数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继续向病人传播基督教。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布道工作。传教士成为专职医生以后，他的专业性质便加强了。1886年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出版了自己的医学杂志。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行医的传教士开始“为整个帝国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33]在许多人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开始显得像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一样重要。
教育
传教士进行非宗教的教育与治病的活动相比，前者在《圣经》中的根据要少一些。因此，要得到差会团体同意和批准这项工作就困难一些。但是到20世纪之初，至少在新教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争，并且赢得了胜利。如上所说，天主教传教士开办了许多学校。除少数例外（主要是耶稣会士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小学水平，只讲授宗教和中国经书。
在19世纪中叶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年）前后开始，情况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批评，但是冰层打破了，在后来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
主要由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即设立了一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的主张，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34]到1890年，在他们的监督下编辑和出版了84种课本、50幅地图和图表，内容多半是非宗教的。这期间卖出了3万多册书，该会的工作很快就自给自足起来。
讲授西方学科的另一方法是用英语教学，因而可以不必依靠翻译的课本，因为它们的译文常常几乎是晦涩难懂的。开始时许多传教士反对英语教学，以为英语知识在经济上有用，许多中国人会出于物质利益的目的进教会学校。但是英语教学利多而弊甚少，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英语教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传教士看法的日益宽阔，它与新教教育设施的长足进展相得而益彰。1877年有6000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两千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业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与天主教的做法大异其趣，绝大多数新教的各级学校都开设有西方科目的教学。
与医学领域内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职业的教会教育家。海亚特指出，在1877年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言的那些传教士，像狄考文等人那样，他们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变成了教员。相反，1890年对办教育评头品足的许多人们……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倒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这些人都主要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国都比较晚，并且代表了新的一代和新型的教会教育家”。[35]这种趋势在1900年以后更是显著。
专业化日益增强的另一个标志是1890年成立“中国教育会”。作为益智会的后身，中国教育会非常关心改善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状况。而且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一切事务也都是它所关心的范围。到新教传教士第三届大会时（1907年），中国教育会拥有400名会员。除了出版书籍以外，它还制定了14年一贯制的综合性的教学大纲，同时也是“全体新教徒中实施教育标准的公认的监护人”。[36]
传教士促进西学
学校就其性质来说，只能影响青年人。为了向中国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传播西学，传教士采取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的办法。新教徒投身于非宗教的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早期的著名例子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广州，1833年及以后诸年），由裨治文等人编辑，登载过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制和华盛顿的生平等文章。在1810—1867年期间，根据一个材料的估计，新教徒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种，约占他们著作总数的14%。到19世纪末比较活跃的教会出版机构超过12家，新教学者除编辑几种著名期刊外，还撰述和翻译了几百种范围广泛的非宗教问题的书籍。
科学和数学
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的确，虽然在创建中文科学新词汇中存在着一些专门问题，但是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他非宗教问题著作的总数还要多。
科学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小组之一由有相当汉学造诣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年）和卓越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年）所组成。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曾在上海共事，翻译了欧几里得的《续几何原本》（九卷）、赫希尔的《谈天》（十八卷加一卷）、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的《代数学》（十三卷）和卢米斯的《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等书。多产的李善兰还翻译了威廉·惠威尔的著作（与艾约瑟合作）和约翰·令利的著作（与艾约瑟及韦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如果要有被人阅读的机会，就必须译成可诵的汉文，又由于即使传教士中最有造诣的学者（像伟烈亚力）也不能写出任何典雅的文学语言，因此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实际上这是耶稣会士早在250年前就已采用过的方法。首先，外国传教士把原文口译给他的中国助手听。然后，助手把口头翻译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如果传教士对汉文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读译文，以使表达更加准确和晓畅。
19世纪最充分使用这种方法的是傅兰雅（1839—1928年）。英国人傅兰雅最初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员来到中国，他可以称为“世俗派传教士”的最初典型。虽然他在各种教育事业中与传教士合作，但他和教会的任何差会没有关系，并且他重视加强中华民族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傅兰雅的使命是向中国传播西学，特别是传播科学。
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当过28年（1868—1896年）翻译。他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他离开中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路易斯·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以后，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的77篇译文。
除替中国政府工作以外，傅兰雅还积极参加与倡导西方科学有关的许多私人事业。他是上海格致书院的干事，也是其创始人之一：这个书院是一批关心促使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外人士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创建的。傅兰雅每星期六晚在书院进行幻灯教学，是院里举行征奖论文比赛的热情支持者。这项比赛开始于1886年，“目的在于诱导中国知识界探讨各科西方知识，以便将它们运用于中国”。[37]1876年至1892年间，傅兰雅还担任图文并茂而颇有影响的杂志《格致汇编》（后来的英文名称为《中国科学与工业杂志》）的编辑。《格致汇编》上的文章通俗易懂，许多是新教传教士写的，它们涉及的范围有大量科学的及其有关的问题。
傅兰雅的另一个计划也必须在这里谈一谈，虽然它的目的比单纯传播科学知识要更加广泛。这就是傅兰雅1885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书店格致书社。到1888年，该书社拥有约650种关于西方问题的书籍，在天津、杭州、汕头、北京、福州和香港设有分店。
历史和国际法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真正宠儿，即敢于从事写作的传教士，通常都想把精力用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军事科学）。但是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历史和国际法领域，也出现了传教士的许多有影响的出版物。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此书最初出版于1838年，经过了许多次修订，最后修订本于1862年出版，书名为《联邦志略》。它是中国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两部草创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50年）——中有关美国的材料的主要来源。
另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是慕维廉（1822—1900年）的《大英国志》（1856年）。慕维廉的译文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的赞扬，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合作者、19世纪50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1808—1867年）的技巧。
传教士另外编纂的历史读物有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上海，1882年），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38]另外还有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19世纪的历史》（1880年）（下面将有所评述），他的这本通俗译著于1894年出版，书名叫《泰西新史揽要》。
传教士的译著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法。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的努力。丁韪良的国际法译著中最重要的是《万国公法》（北京，1864年），它使中国政府掌握了亨利·惠顿的权威著作《国际法原理》。
史亚实对谢卫楼著作的评价，如果不计较它的盛气凌人的语气，则对于传教士的所有非宗教著作都是适用的。这种著作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得到向来很难得到的关于西学方面和关于西方世界总的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为止，它们是这些知识的基本来源。可是，这类著作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像一部非常复杂的故事的章回题目，故事的内容尚有待分晓。
我们可以简单地谈谈在填充故事的内容时，未来的学者们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传布的内容清晰到什么程度？传教士编纂的东西能被看懂到什么程度？而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编辑者想要通过它们来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向思想史学家提出来的，即传教士传布的内容究竟为何物？传教士翻译者俨然自以为传递了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精髓。然而，斯宾塞、J.S.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则有待于严复（1853—1921年）这样一些人去翻译，而传教士翻译的所有非宗教内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麦肯齐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科林伍德把这样的著作描写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39]（必然叫人想起另一部第三流作品，即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引起的轰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总之，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们才能较准确地估量传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