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87部分在线阅读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24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战斗开始后，郭嵩
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
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18]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在19世纪60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亟须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19]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20]这是多么大胆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举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时，才能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21]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予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予进士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22]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他的淮军至3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1.5万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抚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1600名绿营军减少1/3，并给以严格的训练。[23]
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的惰性有关。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动乱的10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像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23年中，人们把它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7人，1869年为10人，1876年为12人。从1861年至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至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至1881年，全部兼领（从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24]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咨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25]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10日，慈禧决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被永远地夺去了1861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朝廷的命官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消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在恭亲王被剥夺权力的10天期间，慈禧专与咨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1865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内。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像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态度。[26]
在1865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度。在1871年3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27]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上商讨。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继续冒犯这位皇太后。1869年他和其他军机大臣们进行策划，使慈禧别无选择地被迫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和处决了她宠幸的太监安得海，因为他违制私自离京南下，一路穷奢极侈，极为招摇。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许多高级官员而臭名昭著；此时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迁怒恭亲王。1873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开始亲政后，恭亲王反对这位年轻的君主为慈禧的享乐而重建圆明园的计划。恭亲王的奏疏慷慨陈词，像一个大胆的御史那样刚正，它规劝清帝不要行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并力谏他少浪费国库财富，指出这首先要从停止重建圆明园工程开始。1874年9月，清帝无疑是根据他母亲的示意，将恭亲王革职降级——至少达一天之久。第二天的谕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的职务和爵禄都予以恢复。这种既表明宽容又显示权威的两面三刀做法，为的是让恭亲王出丑。[28]
1875年1月，同治帝没留下一个继承人就死了。慈禧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当新皇帝，以光绪为年号。向新统治的过渡显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有少数官员确实提出过规谏，要求遵从祖制从下一代人中选出新皇帝，以维护孝治的礼教。载湉只有四岁，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两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摄政；慈禧将长期不间断地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暂时引退。但有关重大事务，他都以亲王的身份参与廷议，而且他的主张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视。1876年，靠着秉性和机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亲王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
在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建置于鸦片战争之后，原任大臣已于1859年调往上海。1860年以后它被称为南洋通商大臣。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以及在长江和南方新开放的口岸都归这位大臣管辖。1860年，江苏巡抚薛焕兼领该职，甚至在1862年4月他离任巡抚之职后仍继续担任此职。从1863年初至1866年底，江苏巡抚李鸿章兼领南洋通商大臣之职。1866年底曾国藩转任南京时，他就成为通商大臣。此后，该职始终由两江总督兼领。
北洋通商大臣之职最初设于1861年天津开放之时，由于直隶总督不能经常在那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恭亲王的帮手崇厚被委派为通商大臣（通常称为[北]三口通商大臣），驻在天津，处理在天津和牛庄、芝罘发生的涉外事务。不像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没有钦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动。然而，当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他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隶首府保定。
由于两名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在各通商口岸与西方交往时发生的一切事务，所以1862年的一道谕旨授予了他们监督其辖区内各分巡道员的权力，这些分巡道员分管的地区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宁波道台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禀报“洋务”。[29]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还扩大到包括督办所有利用西方知识和人才的新兴事业。19世纪60年代初，薛焕以及他之后的李鸿章，监督执行了雇佣外国教官的专门军事训练计划。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66年末，曾国藩转到南京任两江总督之职后，他就督管了李鸿章创办的各个兵工厂和外语学堂。1870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南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1865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1872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监管。[30]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尽管19世纪70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1.5万人），但建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们的攻击。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李鸿章本人与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局给予财力支持。在1874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31]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举下，沈葆桢1875年5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1876年9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例如关于资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32]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33]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鋆两位军机大臣的关系，所以他的某几项计划确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1878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人采取行动。[34]
地图16　通商口岸体系的发展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用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的问题。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和煤矿中雇用外国工程师。[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