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68部分在线阅读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做彻底的审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历2月20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洲货的税低1/3。
1862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2万支步枪、20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1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海路秘密运来50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在1859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年夏，2000支步枪和6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们遣送回国。俄国政府推迟运送它所答应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它对中俄陆路贸易的新税率感到满意时为止；最后，由英国人训练的神机营在1865年使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北京和镇压满洲的盗匪。
在俄国，还酝酿着一些计划，要俄国参加英法联军支持清王朝的镇压太平军的干涉行动，来抵消英、法在华势力的增长。但俄国与英国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国还面临波兰的叛乱。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决定以不动用俄国舰队为上策。俄国没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国欧洲边境从海上进入俄国的走私茶叶数虽已经增至其进口茶叶总量的1/3。由于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政府就把海上茶叶贸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图的茶叶税，这样就使海上进口的茶叶的税率比较高一些。此后，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增长，茶叶则是主要的进口货。俄国船只从广州和上海载运茶叶和其他中国器物至敖德萨，这种做法有损于恰克图的贸易。即使以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而言，采用这条路线也是比较合算的，因为从茶园运茶叶至沿海口岸只要约20天时间，每普特的运输费用只要1卢布32戈比，而运经恰克图则需三个多月，运费则高达每普特10卢布。[42]
但是就贸易总额而言，恰克图的中俄边境贸易在整个19世纪中仍高居首位。从长远观点看，新疆的那条路线证明是比较漫长和花钱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日益发展但尚无章法可循的中俄贸易——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文献中才有统计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较有限。总的来说，在中俄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俄国人购买茶叶和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丝。他们以自己所有的货物（主要是纺织品）进行交换，差额以黄金白银支付。在中国，英国的毛织品压倒了俄国的布匹。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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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中条约汇集，1689—1881年》（俄文版），第87页。
[2]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97—198页。
[3]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45—147、381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页注115；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1855年），第354—373页。
[4]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页。
[5]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第1册，第361—367页及第2册，第599—602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页。
[7]威德默：《18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页。
[8]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页注3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三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为他收集情报。
[9]传记载《俄国东方学史概论》第2集，第232—340页（详见1977年俄文版斯卡奇科夫的《俄国的中国学史概论》，此书已译成中文，正联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与读者见面——中文版编者）。
[10]即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译者
[11]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册，第602、673页；第3册，第294—298、425、513、585页。
[12]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册，第553页；第2册，第419—420页。穆尔克罗夫特、特雷贝克：《1819—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第1册，第383—392页。
[13]涅瑟尔罗德致卡普采维奇函，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册，第428页；财政部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册，第295页；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第1册，第372页。
[14]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12页（我无法自己去查阅泽姆良尼津的文章）；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65—66、6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4卷第48期（1835年12月），第656、658页；沃森：《中亚浩罕（古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3卷，第32期（1834年8月），第377页；麦库洛克编：《商业航海词典》，第597页。中国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国人马天时（音）提供的一条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的路线》，载《俄罗斯档案》第10期（1914年）。
[1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12—215页；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游记以及俄国人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区的收获》，第159页（所引段落）；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59页（材料来自泽姆良尼津）；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3—114页。
[16]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14—116页。
[17]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0—233、270—274页；奎斯特德：《扩张》，第111页。
[18]苏霍扎尼特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马尔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1册，第63页。
[19]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2册，第265—412页。
[20]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9、83、97页。
[2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00—101页和第202页以后；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96页；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查理·维维尔编），第204页以后。
[2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8—69、113—114页；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8页。
[23]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封·克拉普罗斯编）第1册，第324页；加帕诺维奇：《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载《中国杂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页。
[24]间宫林藏：《间宫林藏的黑龙江探险——东鞑靼纪行》，特别是第108—109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0—111页。
[2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5—210页。
[26]同上书，第266、282页注26。
[27]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2页。
[28]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
[29]罗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138页。
[30]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1—34、37页；又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26页。
[31]《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鲍乃迪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通信》，载《俄国档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