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35部分在线阅读

旗王公或盟长犯事，清政府则予以夺职削爵而不论其血统多么高贵。例如在1800年，清政府即曾革退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盟长职务，尽管他是成吉思汗之后裔，并剥夺他本人及其子孙的汗称号。成吉思汗家系的成员也通过结亲与清王朝联系在一起，满人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这些王公感到他们在清帝国占有特殊地位：清廷曾将他们擢升为清朝贵族，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作为最早的军事盟友，地位高于被征服的中国官僚。但是到了1800年，清王朝久已接受汉族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蒙古人显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属了。
第二个使称雄一时的蒙古人驯服的因素是西藏的黄教，即格鲁派。对于内蒙来说，住在北京的活佛章嘉呼图克图是清廷支持的集权寺院体系的首领，也是内蒙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他属下的寺院和喇嘛免税免役，还享有许多特权。内蒙也有不属于章嘉呼图克图为首的北京系统的寺院。它们虽无皇家寺院那样的法律地位，不过清朝官员、扎萨克和老百姓也习惯地给予他们许多同样的特权。基本上每个活佛都各有寺院。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多伦诺尔的大寺，这里是章嘉呼图克图和其他十二位活佛的卓锡之所。[16]
外蒙人的宗教领袖是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活佛，在蒙古人心目中居黄教第三位，仅次于西藏的达赖和班禅。清政府极力阻止蒙古发展一个统一的宗教，免使蒙古社会借此重新统一，因此有意扶植章嘉呼图克图来抵消哲布尊丹巴的影响，并且精心地策划在蒙古保持达赖喇嘛与这两位蒙古活佛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了防止世俗贵族同喇嘛教结盟而造成蒙古社会团结的危险后果，清政府还不许从贵族之家寻觅转世活佛。
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想把蒙古同清帝国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蒙古宗教感情许可的限度内，采取一种使喇嘛教与汉族宗教观念相融合的政策。例如，第二代章嘉呼图克图（1717—1786年）就曾受到鼓励用藏、满、蒙三种文字编写祷词，把汉族的关帝君同黄教三大神相扯在一起。在18世纪之末，清朝还资助在满洲和亚洲腹地周边各省建造关帝庙，作为旗人官员的监护神。关帝被视为与毗沙门天相同，而毗沙门天则长期以来被视为西藏和蒙古的民间英雄格萨尔汗的化身。汉人流传的有关关帝的种种谶言，也开始被译成蒙文，进一步推进了清朝的宗教融合政策。在19世纪下半期，清朝支持的蒙古僧侣干脆就把关帝一格萨尔汗奉为佛教的守护神。[17]
寺院和活佛本人愈来愈靠日益增多的沙比——即扎萨克赏赐的农牧奴——的供养。扎萨克还为牧放寺院牲畜提供大片牧地，喇嘛们则经常向旗下属民勒索贡品。普通牧民不敢拒绝；每逢举行宗教仪式，寺院还要挥霍大笔资财，如用黄油塑造佛像等，穷人则忍饥挨饿。到19世纪之初，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得到大量的沙比和牧地，致使他的财产要由沙比专衙管理，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艾马克。其实清政府在1822年就已把沙比衙署的商卓特巴（司库喇嘛）提到相当于盟长的地位，以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由于政府对寺院及其沙比免税，便大大加重了旗下属民的赋税负担。与此同时，寺院还利用其财产从事各种商业交易，其中获利最多的是放贷。
在蒙古人看来，佛教及其教义是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古老的世俗文化及其传统的领导力量相抵触的。所以有些陈巴尔虎的蒙古人仍然信仰萨满教，而且直到18世纪之末萨满教在俄境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中还有强烈的影响。直到19世纪头几十年，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用具与衣着才被搜出焚毁。另外，蒙古佛教的兼容并包倾向使得许多萨满教的传统也能披上佛教外衣而残存下来，但是，萨满教作为蒙古社会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则已成为过去。在整个18和19世纪，许愿当喇嘛的蒙古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并非全都脱离畜牧劳动而住进寺庙。约有2/3的喇嘛留在旗内；一个喇嘛兼做世俗贵族的农牧奴倒没有什么不合适的。[18]然而，进入寺院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多，结果越来越多的蒙古牧场和牧产被用来支付寺庙繁文缛节的开支，而不是用于供养人民。
虽然人口不断减少，寺院却不断增加。到20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750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蒙竟有30%—65%的男子出家（至少平均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45%左右。同西藏相比，19世纪末期的西藏估计也只有1/3的成年男子当喇嘛。[19]这些估计同1800年的蒙古形势有何联系，还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的是，僧侣的人数和寺院的数量在19世纪都增加了。
到了1800年，寺院及其庇护下的商业活动也促成了社会另一方面的发展，即发展了城市中心，它们最初是在内蒙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外蒙。在大寺庙的附近，尤其是在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集市发展成为喇嘛、汉商、手工匠和穷苦流浪汉云集的城镇。在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外蒙的要镇，戍守的清军也是促使城市化发展的另一因素。
地图3　19世纪60年代的蒙古
第三个促使蒙古社会经济衰退的因素乃是第二个因素作用的延伸。建造寺庙为汉商的渗入蒙古开辟了道路。在早期，蒙古人是在草原边境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中国等地的物产。另外，他们也随贡使前往中国京城进行贸易，或者同带着商队从中亚前来草原的少量穆斯林商人进行物物交换。除了这些中亚商人的输出、入贸易外，蒙古人内部的商业规模很小，只有相当有限的非市场交换，也没有一个蒙族商人阶级。蒙古人同俄国人也做些买卖，合法的地点是在恰克图，非法的地点是在俄蒙边境的其他地方；1728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把对俄贸易转到了汉商之手。
寺庙大大有助于汉商建立对整个蒙古商业的控制。从前除了牧民的营帐以外别无所有的广大草原，后来建起了拥有围墙的寺院，变成了市场和货栈，使汉商得以直接进入草原。这并不意味着中蒙边境的贸易不再存在，因为在有清一代，汉人商号在边境市镇，特别是张家口，都在不断增加。[20]但是汉商主要是北京帮和山西帮，他们带着货物安全地进入蒙古腹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商品的喜爱，打开了销路。过去被牧民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茶、烟、杂品等等，蒙古人也认为是必需品了。中国的奢侈品一直是表示游牧贵族富有的象征，但是随着寺院势力的增长，喇嘛也开始追求各种奢侈品，不断向人民榨取供奉来购买。这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在18世纪之末和19世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领地，发生了排斥汉商的骚乱。暴徒经常痛打汉商，劫掠商店，销毁账簿。[21]汉商也经常激起寺庙和世俗人的愤怒，不过权衡得失，寺院所起的作用还是支持汉商贸易的。
在18世纪，清朝的政策是保持蒙古人作为后备军事力量。鉴于汉商渗入蒙古有损于这一目的，清廷曾想方设法限制汉商活动，尤其是在外蒙，但并无成效。清政府要求在蒙古的汉商每年都换领一次执照；禁止他们娶蒙族妇女；禁止他们在蒙古人的帐篷中过夜；除特殊情况外，不许建造永久性房屋。由于汉商不遵守这些限制，清政府便力图将无照商人逐出蒙古，如在1805年就曾这样做过，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对拥有蒙古债户的商人，必须让他们继续逗留到收清债款。但是蒙古人不仅不能清偿债务，而且还得继续举债；这样一来，汉商就能留在蒙古照旧经商了。清政府本身也越来越依靠汉商交付的执照费，以维持它在蒙古的行政机构。总之，清政府逐渐转向采取支持在草原的汉商的政策。
蒙古人的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需要尽快出卖，他们的需求品则有连续性。因此，汉商得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且投放贷款。结果是蒙古人普遍举债，蒙古的财富就这样源源流入汉商之手。汉人的商号也像钱庄一样，向那些未经世故的蒙古人放高利贷。甚至整个旗都被抵押给了这些商号；到19世纪时汉人高利贷者生意兴隆。随着蒙古人债台高筑，利息也暴涨。扎萨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赊购办法，当扎萨克本人也因欠债过多而无力清偿时，就非法地将征税事务直接交给汉人商号，从而使那些商号和私商开始“拥有”蒙古阿拉特（平民）。把劳役和实物税折成货币税后，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严重局势。在18世纪蒙古已经开始转向货币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时银两已普遍成为必需的支付手段。寺庙也坚持要其所属沙比交付银两。与此同时，银价不断提高，而沙比必须向寺院支付的和旗下属民必须向旗王公支付的所有这些定额银两，就使他们不堪负担了。这种严酷的经济局面，再加上王公向属民增收赋税以清偿所欠汉商的债务，便逐步导致蒙古民穷财尽。
虽然贸易和借款大部分控制在汉人手中，但是也有旗王公同汉商合作的情况，并且也有旗王公和喇嘛变成汉人商号和钱庄的股东。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王公、寺院和汉商的携手合作终于摧毁了蒙古传统游牧社会的残余。与此同时，在草原的边缘开始了另一个具有更深远意义的转变：汉族移民在那些过去是牧场土地的周边从事耕种。
新疆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18世纪50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18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22]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1万到2.3万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1.3万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19世纪之初，北区达9.8万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5000人到6000人，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1000人、驻巴里坤（镇西）1000人，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6000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500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19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300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1350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1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6.2万两。[23]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64.9万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50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24]），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120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像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50蒲尔合1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1/4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2.6万吊（每吊1000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1722吊（每吊1000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1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2.1万英镑（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噶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从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18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18世纪50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25]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18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26]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27]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28]显然，19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19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克人、凯萨克人或径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29]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地图4　1800年前后至1860年前后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