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2部分在线阅读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106—125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153]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55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154]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公元106—125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94年，在蜀都的大牂夷部落50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府投降。然后分别在公元107年和公元108年，总共有14个羌人部落55180人步其后尘。公元108年冬，参狼部落2400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的。[155]
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像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么他们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59年、98年和170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像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156]
收缩政策
在公元2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至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羌人叛乱在公元110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么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157]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证，但朝廷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110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158]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本地领袖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公元110年提出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159]
王符也倾向于凉州人民的立场：
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160]
事实上，凉州的普通百姓更是厌恶收缩的主意。在公元111年四个边境地区撤退时，平民全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居地。地方政府最后被迫采用激烈的手段，诸如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储藏，为的是强迫他们离开。这样做的结果，一大群边境中国人起来反对汉朝，并且投向羌人。[161]
由于害怕放弃地区会引起全体中国居民反对汉朝，朝廷才决定在公元110年不把收缩作为一种政策来采纳，正如在朝廷中雄辩地反对撤退的虞诩所指出的那样，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关中地区，正是因为高度军事化的凉州中国居民仍然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但是，如果汉朝放弃他们生活的疆域并且企图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话，他们确实会产生异志。如果凉州强有力的领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民发动反抗汉朝的公开叛乱，帝国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阻止他们向东挺进。[162]
在安帝当政（公元107—118年）的第一个10年，为了保卫凉州进行的众多的战役耗费了汉朝天文数字的经费，总计达240亿五铢钱，[163]但是在这些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公元129年，朝廷下令在放弃了的疆域上重建三个边境郡，即安定、北地和上郡，但是恰好在10年以后它们再次撤销了。从公元140年起，羌人向东推进到中国内地。[164]时时有大规模羌人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到朝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元168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超过800公里或500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165]
凉州叛乱，公元184—221年
公元2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
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166]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190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凶猛的战士。[167]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从公元189年到192年控制汉朝宫廷。[168]董卓年轻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像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169]事实上，自从公元2世纪以来，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184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170]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公元184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171]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三十余年，直至218年为曹操征服为止。[172]
公元184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公元185年举行的一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河北）的
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出这样的建议。[173]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2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公元190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州。[174]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公元192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种局面在《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175]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东胡：乌桓与鲜卑
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据公元2世纪的学者崔浩说，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原来居于匈奴（胡）之东，即现代内蒙古的某处地方。[176]东胡的力量在公元前3世纪末冒顿首次成为匈奴单于时达到它的顶点，他们经常向西侵入匈奴的土地。可是，局面不久便完全改变了。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冒顿征服了东胡。[177]
东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包括乌桓与鲜卑。当它被匈奴征服后，联盟显然不复存在。在整个汉代，没有能发现东胡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痕迹。
尽管按照中国资料乌桓与鲜卑有相同的语言和社会习惯，然而他们无疑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汉代偶然还彼此交战。与匈奴和羌不同，乌桓与鲜卑在汉朝以前和中国人的接触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汉与匈奴之间的斗争，乌桓与鲜卑，特别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历史的和考古的证据表明，乌桓到武帝时开始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而鲜卑仍孤立于中国朝廷之外，直到后汉王朝初期为止。[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