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0部分在线阅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97]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73年中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16373人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29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33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从属于自己，公元41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予“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朝越来越傲慢无礼。[98]
在以后的20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吐鲁番、车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61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期，于阗、车尔成和吐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63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99]
公元73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年，窦再次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吐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吐鲁番则是匈奴进入西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100]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吐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77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公元89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给予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1.
3万多人被杀，由20万人组成的81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2000余名骑兵的军队向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77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101]
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年平定西域；自从公元79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于公元91年到公元101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94年，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107年，在公元123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时达到顶点。公元126年建立了对全部吐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吐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131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102]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纳的马和葡萄酒，[103]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词。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年）一个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104]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这样遥远的国家（说是距长安12300里，超过5000公里或3225英里）寻求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105]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治环节。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20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诸国送到汉朝。像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94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106]他们通常服从中国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9—前33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到自己的国家。[107]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108]这些地区性的称号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予一个称号，不管它是汉朝的或当地的，领受者将得到官印和绶带。
前汉末期，授予西方纳贡国首领们的这类称号多达376个。后汉继续这样做而且加以扩大。应该提到的是，几枚汉朝官印新近在新疆发现，诸如一枚可能是“当户”的铜印和一枚盖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牍（佉卢文）。尽管大多数属国官员是本地人，但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偶尔也指定中国人充当此类职务。例如，在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我们发现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国人充当拘弥王的主簿，另一位刘平国在龟兹国据有左将军之职。[109]
汉的称号绝不仅仅是荣誉的职位；每一种称号意味着某种职能。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所有由汉朝任命的纳贡国的官员们都是在西域都护监督之下的，后者的责任是监督前者正确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在都护韩宣（公元前48—前46年）的请求下，一些乌孙官员作为他们的国王大昆弥[110]的特殊辅佐者而被授予印章和敕书。然而，在数十年以后，当他们未能阻止暗杀大昆弥继任者时，他们又被收回了全部印章和绶带（公元前11年）。[111]
后汉时期继续推行相同的办法。公元153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当吐鲁番地区的一位汉朝支持的国王证明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戊校尉阎祥夺取了他的官印和绶带并把他们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领。[112]由于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它的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晚至公元383年，当吕光平定了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吕光因此向苻坚朝廷建议，向他们颁发新的节传。[113]
移民的增长
正如范晔所指出，屯田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汉朝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移民。据《后汉书》说：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14]
自从张骞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前往乌孙以来，汉朝经常派遣大型外交使团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次至10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团也集中有一百人，大的商队则由数百人组成。[115]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他们为使节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屯田安排在轮台和渠犁（两地都在龟兹以东，沿天山南麓）。
当汉朝随后在西方的扩张要求中国军队长期存在于该地区时，食物供应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养军队，汉朝就必须扩大它的移民体制。昭帝统治时期（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应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扜弥（于阗东北）的人质王子被指定为移民官并被派去实施该计划。[116]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郑吉管辖下的渠犁屯田士兵即增至1500人。那里生产的粮食用来支持进攻此时在匈奴控制之下的吐鲁番的远征。有趣的是，汉朝兵力至少两次被迫推迟到秋收以后才发起他们的进攻。郑吉立即在该国肥沃土地上建立移民地。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吐鲁番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对汉朝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匈奴反复试图重新获得该地区，而且明确地警告汉朝必须撤销它在该处的移民。[117]
车尔成是汉朝移民得到很好发展的另一个地区。公元前77年，车尔成王为了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块名叫伊循（Miram，米兰）的肥沃土地给汉朝。虽然建立之初规模不大，仅包括40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扩展并置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118]
据《水经注》记载，一个名叫索劢的敦煌人，被派遣带着1000士兵前往伊循发展移民地。在这方面他得到来自车尔成、哈刺沙尔和库车的3000名左右地方士兵的协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归他安排，他开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该地区一条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创立的精心设计的新灌溉网。记载说，正好在三年中，他贮存了多达20000千升的粮食。[119]这一灌溉网的遗迹新近在米兰（现在新疆婼羌县境内）发现。在遗址中有水闸和渠道，一条渠道长两公里。
其他汉代移民遗址在轮台县和沙雅县发现。在轮台有农耕田地的水沟和道路的遗址；在沙雅有一条灌溉水渠，宽8米，深3米，长度超过100公里，水渠两边有清晰的古代农田遗迹。这些遗址毫无疑问就是汉代的移民地。此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公元前49年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120]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121]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公元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初年起，到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122]公元73年重开西域以后，汉朝于公元77—90年和公元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护之职。在公元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123]大概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大移民地的建议。[124]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125]况且，维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之中。毛轸在公元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126]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127]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