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61部分在线阅读

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垄断了在中国的居住权和布道权，他们最受人注意。最早的参考材料之一是路易·菲斯泰的《1552—1773年来华耶稣会士的传记和书目》，它为许多后来的探索提供了入门途径，不过它基本上被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800年）》所代替。20世纪30年代开始，裴化行在他的许多与在华耶稣会士题目有关的书籍和论文中定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可与之相比的是方豪的一批中文的学术著作，他把他的许多论晚明的作品收于名为《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年）的文集中。关于晚至1610年的早期的传教活动，巴斯夸尔·德埃利亚关于利玛窦在华及其经历的注释版本是无与伦比的，此书共3卷，名为《有关1579至1615年利玛窦自欧来华行纪的原始文献》。利玛窦死后，再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有关在华耶稣会士的资料。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明朝末年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故事》依据耶稣会的档案材料，是最容易查阅的可靠的记载。
埃里克·泽克等人编的《约1580至约1680年在华耶稣会使团的书目》列出了耶稣会在华第一个世纪活动的西欧语种的第二手作品，对研究很有帮助。所涉及内容包括传教士、皈依者、礼拜仪式、宗教活动和论战，以及世俗活动和写作；它还列出了在不同的西方藏书地点所藏的中文材料的西方语种书目和指南。（作者们还编了有关西学的17世纪中文资料的书目。）
徐宗泽所编的《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1949年）这部仍有用的书目简要地阐述了明代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助手所写的中文著作。耶稣会士及其亲密助手所写的晚明中文著作的摹写版本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已在台湾出版；李之藻在1628年汇编的文集《天学初函》已被重印；其他著作也收于3卷本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中。有关明代西学的手稿和印刷材料分散在东亚、俄罗斯和欧洲的图书馆，有的没有编目或无法查照，但研究人员最终将会利用它们，以加深我们对晚明思想和社会中天学作用的认识。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罗梅因·泰勒
晚期中华帝国的官方宗教的书目表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中文献内容最为丰富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在近现代的历史学术研究中却受到了相对粗浅的待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至少从内藤虎次郎以来，大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精力主要放在阐述和衡量长期的线性社会变化方面。从这个观点看，官方宗教在主要轮廓方面的强固的延续性以及它的宇宙学原理，使得它显得与历史无关，因此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回答不同的、但同样可以答辩的一系列问题时，官方宗教可以算是一个合适的学术题目。如果要了解的话，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怎样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人们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面临近代研究作了如此明确的文献记载的深刻变化中，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2000多年来是怎样被组成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的？官方宗教教义和实践的历史至少可对这些问题提供部分答案。它不能代替世俗变化的研究，但它可以提供一个从中取得更好了解的全面的基础。
专门研究明代官方宗教的近期英文出版物有：安·帕卢丹的有帮助的作品《明皇陵》。[14]《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将1979年秋季号专门用作一个专题讨论的文集，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15]，并附有明清两代的参考资料。文集共收4篇论文，它们是：卡尼·
T.费舍尔的《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事》[16]；贺允宜的《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17]；克里斯琴·乔基姆的《清代的朝觐礼仪》[18]；小约翰·威尔斯的《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19]。霍华德·韦克斯勒在他的《玉和丝的供品》[20]一书中对直至唐代的帝国祭祀娴熟地显示出重要的诠释传统。詹姆斯·L.沃森的《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21]研究了把源于民间的崇拜纳入官方宗教的过程。但是，最佳的全面讨论仍可以在杨庆堃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中见到。
关于官方宗教仪式正式结构的基本史料，见申时行编的《大明会典》第43至118卷（礼部）和第215卷（太常寺）。俞汝辑编的《礼部志稿》也有同样的材料，但补充了大量的奏议和上谕。龙文彬的《明会要》也给《会典》作了补充，是一部方便的参考书。《明实录》作为主要的档案汇编是不可缺少的，但除非研究人员从事狭隘地限定的时期的研究，否则，使用时比较困难。《明史》专论仪式的几卷（第47—60卷）基本上取材于《实录》，在题目上按年代编排，与上述诸书同样重要。《明通鉴》为编年史，取材于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使用很方便。就我所知，关于专门阐述世宗朝“大礼之争”的最佳作品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第50卷。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对明代道教的研究因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帝国倡导的道教教义《道藏》成于1444年，发行于1447年，在明代尚属早期。因此明代各不同派系道观的文本尚未以帝国倡导的“道教”的名义被收集和编纂。
于是，一些学者为了寻求重要的资料就转而求助于以下几个来源，地方志、道观、名山志、有关宗教的帝国文献或朝廷的编年记录、留存的或在诸如《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等其他文集发表的材料、在诸如林兆恩等人著作中关于道教人物或活动的材料，或求助于地方官员的随笔或奏折。
除了少数自认的“道教”文本，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有一种并非原来的道教的立场或观点，它们对道教的阐述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内部。如同研究千禧年佛教的材料那样，阅读道教文本的材料必须谨慎，要记住它们存在编史工作方面的偏见。
也许是因为材料的分散和不完整，对明代道教的研究仍处于婴儿时期。中国的学者通过开辟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而走到了前面。傅勤家的研究道教史的著作《中国道教史》（1938年）把《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置于道教的发展背景下进行研究。陈国符1949年的论道藏发展的著作《道藏源流考》为道教教义和明代对教义的编修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孙克宽1968年的两卷本的《元代道教之发展》有助于弄清明代以前道教的情况。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专门论述明代，但如果学者们试图在这个基本上未经探索的领域中进行研究，它们仍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部专门论述明代道教的作品是杨启樵论道教对明代诸帝影响的论文，此文收于陶希圣的《明代宗教》（1968年）中。杨启樵利用帝皇的史料和宫廷的编年史，肯定是持局外人的观点批判了“道教”的迷信和它对诸帝的影响。但他的著作中有丰富的材料，如果它的偏见得到其他关于中华帝国制度史中道教仪式和实践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的补救，它数得上是最有帮助的作品。
安娜·塞德尔为狄百瑞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文集提供了第一篇研究张三丰的重要的英语论文。由于材料有限，而且只对过去的研究作介绍性的评述，所以她的结论有点谨慎，但其论文表示，在研究传统中国的晚期时，道教不应被忽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东亚同行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域。1978年，秋月观映撰写了论净明道的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基础的研究》。此书在使用大批材料以阐述完整的净明道历史方面，堪称样板。由于净明道在明代依然十分重要，此书改变了我们对明代道教形态的了解。1979年，间野潜龙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收了几篇研究会的论文，它们揭示了明代的道教和佛教。1983年，刘枝万的《中国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并且研讨了一批关于“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地方和民间传统的关系。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明代道教研究引发的问题的了解。
其他学者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专门阐述道教，但有助于弄清赖以了解道教的明代背景。最重要的也许是酒井忠夫的经典性的著作《中国善书的研究》（1960年），自出版后，它引起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维克托·梅尔为《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提供了对公众进行圣谕教育的帝国活动的研究作品，它既基于这个重要课题的过去的学术成果，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我的论林兆恩的三教传统和潘镜若关于宗教教学的小说这两方面的作品是基于泽田瑞穗和间野潛龙的学术著作并加以发挥。有一些学者，包括安东尼·于、安德鲁·普拉克斯和维多利亚·卡斯，正在从事有关明代传说的研究，这无疑会继续加深我们对“道教”的一些研究课题以及这些课题在明代宗教思想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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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参考文献介绍中此类标题的序号及标题为本书相应各章的序号及标题。
[2]郑麟趾：《高丽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汉城影印本）；南秀文：《高丽史节要》，载《朝鲜史料丛刊》，1（汉城，1932年）；房兆楹：《浅见图书馆：带说明的书目》（伯克利，洛杉矶，1969年）。
[3]黄元九：《明史朝鲜传译注》，载《东方学志》，14（1973年12月），第35—103页。
[4]休·沃克：《李明两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关系》（洛杉矶加州大学论文，1971年）；唐纳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贡政治：高丽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间的中朝关系》（哈佛大学论文，1978年）；M.弗雷德里克·纳尔逊：《东亚的朝鲜和旧秩序》（巴吞鲁日，1946年）；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从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伦敦，1905年）。
[5]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洛杉矶，1981年）；约翰·梅斯基尔：《崔溥日记：渡海漂游记》（塔克森，1965年）。又见《明人传记辞典》的“崔溥”条目，第257—259页。
[6]例如，见富路特：《15世纪末的中朝关系》，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30（1940年），第35—46页；《朝鲜对中国的历史记载的干预》，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通讯》，68（1937年），第27—34页。
[7]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1936年），第55—78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936年），第79—86页。
[8]司律思：《永乐朝的中国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罗萨比：《元朝时期的女真人》，载《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27（伊萨卡，1982年）；莱迪亚德：《中—满—朝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载罗萨比编：《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页；又见T.C.林：《明帝国的满洲》，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页。
[9]关于明代方面的材料，例如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3（东京，1963年）。
[10]南天佑：《龟船构造的再讨论》，载《历史学报》（1976年9月），第131—178页；H.H.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23（1934年），第1—99页。
[11]W.G.阿斯顿：《丰臣秀吉之入侵朝鲜》，第1章，载《日本亚洲学会学报》，6：2（1878年；1905年再版），第227—245页；第2章，载同一学报9：1（1881年；1906年再版），第89—96页；第3章，载同一学报9：3（1881年；1905年再版）；第4章，载同一学报，11：1（1883年），第117—125页。又见久野吉：《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2卷本（伯克利，1937年）。
[12]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13]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页；王崇武：《刘綎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页；李光涛：《朝鲜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页；李光涛：《明人援朝与杨镐蔚山之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