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10部分在线阅读

[20]陈光前：《慈利县志》（1574年），第10卷，第8b页。
[21]《大明律》，第17卷，第1a—2b、8a页。
[22]《大明律》，第17卷，第1a页。
[23]在直接受军事管制的边境，如陕西西北部，运输制度的维持需要高度安全，递运所的官员有总旗的官衔。见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161页。
[24]星斌夫对漕运制作了全面的研究，见《明代漕运研究》（东京，1963年）；马克·埃尔文部分英译：《明代的漕运制》（安阿伯，1969年）。
[25]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50页提到了陕西青阳府的递运所官员。
[26]谢彬：《南京户部志》，第10卷，第1页。
[27]全部开挖工程见蔡泰彬的专著《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台北，1992年），第3章；关于管洪主事对吕梁礁石的详细叙述，见该书第54—56页。
[28]黄仁宇：《税收和国家财政》，第51页。
[29]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53—55页。
[30]谢彬：《南京户部志》（1550年），第10卷，第18a页。
[31]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56页。
[32]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36页注48。
[33]关于隋、唐、宋建设和使用北—南诸主要运河的先例，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63年），第84—93页。
[34]七个关卡设于漷县（在北京以东的粮仓通州外面）、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和上新河（在南京外面），见《南京户部志》（1550年），第12卷，第15a页。
[35]吴元黎：《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纽约，1967年），第126页。
[36]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57页。
[37]郑若曾：《太湖》。引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662年；1975年京都再版），第4卷，第3a—4a页。
[38]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第385页。
[39]芜湖作为交通纽带的重要性在《士商要览》这本路程书中着重提出，该书列出的50条华南路线中的5条始于芜湖，只有从徽州、苏州、杭州出发的路线超过此数；见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第407—411页。
[40]迈克尔·马梅：《人间天堂：1127—1550年苏州的兴起》，载《晚期中华帝国的江南城市》，琳达·柯克·约翰逊编（奥尔巴尼，1993年），第31页。
[41]《大明会典》，第208卷。
[42]例如，见林有年编：《安溪县志》（1552年），第1卷，第11a页，其中谈到了李生所挖的元口渡。安溪属福建泉州府。
[43]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216页。
[44]引于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的回忆》（纽约，1985年），第91—92页。急流名天挂滩，在赣州以北30公里。利玛窦把“挂”的四横误算成三横，使他误写成“柱”，这是常见的错误。
[45]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第497页；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55页。
[46]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237页。
[47]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147页。
[48]蒂莫西·布鲁克：《明清史的地理史料》（安阿伯，1988年），第15—16页。
[49]朱运材：《文昌县文物志》（1988年），第61页。
[50]包瑛：《固始县治》（1659年），第3卷，第18a页。
[51]例如，1465年华南遭受大水灾后，在1466年至1470年期间海南岛许多木桥被石桥代替。见《琼州府志》（1619年），第12卷，第3b页。
[52]郑庆云、辛绍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3卷，第16b、24a页。
[53]郑庆云、辛绍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14卷，第51a—54a页。他们列举了得义官和散官头衔的人的姓名，这在府志中是不多见的，列举散官的情况尤其少见；散官有七品官阶，不过他们不在官僚机构中任职。又见张世域：《龙泉县志》（1878年），第2卷，第16b—17b页。
[54]李照、蔡藩编：《琼山县志》（1917年），第5卷第51a页叙述士绅捐助的情况；关于1447年在府治地内为了建一座堤坝需要开宽道路之事，见第6卷第11a页。
[55]《琼州府志》（1619年），第4卷，第97a页。书中举了一个私人渡口被接管为官办渡口的例子，见第4卷，第488b页。
[56]这些商业路线、服务及价格在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第232—234页中被提到。虽然黄汴的图记到1570年才出版，但他报道说，商业路线早在1570年前相当久已建立起来。
[57]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233、235等页。
[58]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第373页。
[59]黄汴　：《一统路程图记》，第3、146—147、164、169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