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7部分在线阅读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50]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51]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年至181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52]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53]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汉朝会掌权吗？[54]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觊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55]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的，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公元132年。[56]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年、148年、150年、154年、165年、166年、172年、187年和188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57]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叵测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年、161年、178年和188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一个是在公元145年，一个是在148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58]公元145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阳明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184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取代汉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始之年。[59]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60]
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61]
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
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62]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63]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
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64]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65]
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
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食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66]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
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料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影响。[67]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
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68]
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权力的崩溃
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漂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从此中国有40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
何氏掌权
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谁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前刘辩，13岁；一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月15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月27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69]
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忧愤卒。[70]
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大幕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俩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处。
公元168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71]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