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6部分在线阅读

第二，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欧洲白银产量的增加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因为它有助于“航海大发现”能获得经费支持，而“航海大发现”导致了新大陆矿藏财富的发现。最初到美洲大陆的期望是发现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却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发现白银最主要的地方是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和圣路易斯波多西，以及在上秘鲁（现在的玻利维亚）恰卡斯县的波多西和其他地区。白银从这些矿区几乎立即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但是，直到大约1550年以后，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传播开时，白银产量直线上升，这才改变了世界货币的历史。在上秘鲁的波多西，汞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6世纪70年代的初期，并产生如表8-4所示的戏剧般的结果。[46]
到16世纪70年代中期，波多西和新大陆其他矿区的白银已经由三条贸易通道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现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岛的马尼拉。[47]正如J.E.小威尔斯在本卷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在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人统治了菲律宾，并于1571年以马尼拉为它的首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马尼拉市发展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生气勃勃、赢利最高的贸易中心。[48]马尼拉贸易快速增长的一个迹象是，在马尼拉居住及贸易的中国人的数目，从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约1万人，1603年达到3万人。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开始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中国货物，包括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2万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49]
表8-4　1556—1650年秘鲁波多西的银产量
资料来源：H.A.克罗斯：《南美银块生产和出口，1550—1750年》，载于J.F.里查兹编：《中世纪晚期与早期现代世界的贵金属》（德拉姆，北卡罗来纳，1983年），第422页。
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迅速增长的中国与西班牙的太平洋贸易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商人和政府谈论的热点和羡慕的对象。例如，此时正值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恶化之时，海盗们，如弗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加紧制定计划，以捕获一艘差不多每年都要从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满载着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50]海盗们的这类计划从未成功，但是，即便小有捕获，也十分可观。例如，1579年2月，德雷克在现在厄瓜多尔海面捕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型海岸船，船上载有1300条白银[51]，14箱银币和数目不详的金子、珠宝和中国瓷器。[52]卡文迪什的著名的掳获物是1587年捕获的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当时这艘船正从马尼拉返回阿卡普尔科，船上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金子和其他货物，据说在美洲和欧洲市场上价值超过200万比索。按当时的比价，200万比索大致为6万公斤白银。[53]
这些数据给人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尚不能确定16—17世纪期间中国与新大陆的贸易总值的准确数字。西班牙官方的贸易统计的确存在[54]，但由于做统计的官员本人时常深深地卷入非法贸易，因此数据并不可靠。贸易的早期年代里情况就已如此了。[55]而在17世纪30年代早期，马尼拉的一个教堂会议提醒西班牙国王说，除了每年由阿卡普尔科合法地运送到马尼拉的40万比索的白银之外，“可以肯定，还运送来了200万（比索，大约相当于5.75万公斤白银）。运来这么大数目的白银，而您的法官和官员们却加以隐瞒，因为巨额利润在阿卡普尔科就落入他们手中了”[56]。
如果这些数据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在17世纪30年代早期，从新大陆船运马尼拉的白银，也许是合法数量的5—6倍，而此时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被认为早就跨过了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高峰时期。如此严重的腐败意味着完全不可能知道，在明朝后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西属美洲白银究竟有多少。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中国学者全汉昇认为，在17世纪早期的好年景时，每年进口的白银总数价值在200万至300万比索（57500—86250公斤白银）之间。[57]但涉及的数量可能要大得多。1602年，墨西哥的官员禀告西班牙国王，每年从阿卡普尔科用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通常为500万比索（相当于143750公斤白银），但在1597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数达到了1200万比索（相当于34.5万公斤白银）的惊人数额。[58]
第二条西属美洲白银运往中国的路线，是从著名的“财宝舰队”开始的，这些船队每年从新大陆运送白银返回西班牙。舰队中的一些船只因风暴和海盗抢劫而损失[59]，但是大部分安全到达塞维利亚，在那里，运来的白银用于偿还西班牙政府的债务和维持王国庞大高昂的军务费用。这些白银渗入到一般流通领域，也有助于刺激和维持西欧许多地区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经济扩张。根据E.J.汉米尔顿和H.A.米斯基明的开创性工作所得到的表8-5中的数据，表示西班牙在本章所涉及的年间从新大陆进口的白银。
表8-5　1503—1660年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金银（公斤）
资料来源：哈里·A.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时期后期的欧洲的经济》（剑桥，1977年），第33页。
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年代，有一部分运到西班牙的新大陆白银被转运到邻国葡萄牙[60]，从这里再运往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用以购买胡椒粉、香料、生丝、丝织品、金和瓷器。[61]虽然不能得到这些年代的关于中国与葡萄牙直接贸易的可靠统计数据，但据估计，早在16世纪30年代，每年大约有4万至6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62]到了40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身着中国丝服、品尝着中国茶，按照葡萄牙图式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63]
在16世纪早期，虽然葡萄牙船运到中国白银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大致1550年以后，当新大陆银的产量开始直线上升时，葡萄牙船运往中国白银的数量急剧增长了。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约将6000公斤至3万公斤白银运到澳门，这是与现在香港相邻的葡萄牙在中国海岸的殖民地基地。[64]例如，在1601年，三艘葡萄牙货船从东南亚驶往澳门，其中一艘在南中国海沉没，仅这艘船上就装载着香料和价值1万公斤白银的葡萄牙银币。[65]两年以后，荷兰人捕获一艘驶往里斯本的大帆船，船上装载着1200捆中国生丝和大约20万件明代瓷器。[66]从最后那个数据来看，当人们听说在果阿的葡萄牙医院中病人通常用中国盘子进餐，而16世纪巴西的葡萄牙居民已经普遍使用明瓷[67]，到16世纪80年代，仅仅里斯本的一条街上就至少有六家专门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时[68]，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如今，在里斯本的旧圣多斯宫称为“瓷器室”的墙和天花板上装饰着的200件大多属于明代后期的中国青花瓷砖，使人们还怀念着这一中国—葡萄牙贸易的全盛时期。[69]
第三条西属美洲白银通往中国的航线，也从每年把白银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财宝舰队开始。然而，在这条路线上，一部分运达塞维利亚的白银被船运往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从17世纪早期起，从这两地再由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船运载到亚洲，用以购买胡椒粉、香料、棉花、丝绸和瓷器等商品。[70]迈林克—罗洛夫斯对参与到这一商业活动的中国商人写道：
（中国人）带着丝、丝绸、丝线，沉重而质地精美的瓷器、麝香及其他药材和大量的（“铜”币）来到万丹……多亏欧洲人能够出口面值8里亚尔的（银）币……事实上，渴望得到欧洲人的钱，是为什么在北欧人到来后中国商人增加了船只装载量的主要原因。由于他们在万丹出口里亚尔，这个小镇出现银币短缺，这表明荷兰和英国没有足够的交换商品以获得中国商品，特别是丝和瓷器。同时也表明，中国出口到万丹的货物也达到很大的规模，除了大量的胡椒粉外，还有昂贵的檀香木、象牙、玳瑁等等。商人们能够将积蓄的（银）里亚尔带回中国。[71]
虽然沿着这条航线运到中国的白银的总量尚不能确定，但据F.S.盖斯特拉（F.S.Gaastra）估计（参见表8-6），出口到亚洲的荷兰白银最终大多数都落到了中国人的手中。正如迈林克—罗洛夫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提示的，在17世纪早期，荷兰人几乎在刚刚到达亚洲海域时，就成为与“中国贸易”的热情的参加者。例如，早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就订购了10万多件的中国瓷器。[72]到1614年时，据说，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已把明代青花瓷器当作“日常之用”[73]。此后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估计它每年在荷兰售出的中国生丝为3.5万公斤。[74]
表8-6　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到亚洲的白银的估计（1602—1650）
资料来源：F.S.盖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欧洲出口到亚洲的贵金属，1602—1795》，J.F.里查兹编：《中世纪后期及现代早期的贵金属》（达勒姆，1983年），第475页。
明朝后期的日本白银与中日贸易的扩大
如同表8-7金银比价间接显示出来的那样，16世纪，随着日本西部新的白银矿藏的发现，日本银产量迅速增加。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日本银产量的迅速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几个军事领袖如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1616年）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后两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特别敏感。[75]但是，比政治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是，16世纪期间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
表8-7　日本金银的兑换率（1434—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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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尽管日本的金银产量增加，并且日本从南亚和中国进口黄金，同时大量白银也从该国流出，但黄金与白银的兑换率还是提高了。资料来源：上木哲夫、广三山村：《银矿与宋币——从世界视角来看日本中世纪和近代的货币史》，见J.F.理查兹编：《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贵金属》（达勒姆，1983年），第346页。
到1600年，在大多数重要技术上，日本矿工熟悉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掌握的大部分重要技术。[76]虽然不能得到这一时期全日本白银产量的可信的数据，但据上木哲夫（音）和广三山村（音）估计，在1560年至大约　1600年期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间。[77]这个估计也许过高了，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此期间，尽管中国政府由于对日本军事力量感到惊恐而加以干涉[78]，但人们都知道，日本和中国商人把大量白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79]
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重要的中间商，也参与了中国和日本的商人的交易活动。[80]到16世纪80年代，单是葡萄牙人也许每年就从日本出口了超过15万公斤的白银。据说在16世纪末数额仍有大幅度上升。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白银出口继续扩大。该研究领域的日本权威小叶田淳教授认为，17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日本、中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船装运的白银加在一起，出口额可能达到15万至18.75万公斤之间。[81]这个估计经其他专家诸如岩生成一、上木、山村略微修改，而为人们所接受。[82]虽然明朝政府限制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但这意味着许多白银要首先运达澳门、台湾或东南亚，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中国商人热切地用迅速膨胀的日本国内市场所需要的丝、丝棉织品、瓷器、黄金和其他商品来换取白银。日本国内市场增长情况的某些迹象，可以从以下事实反映出来：从16世纪后期到1630年代早期，日本人每年进口的生丝——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估计从6万至9万公斤增至28万公斤。[83]这一数据有助于解释乔·罗德里格斯神父的陈述。罗德里格斯神父是一个著名的葡萄牙耶稣会会员，他从1577年起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直到1610年被德川幕府驱逐。他写道：
在古代，甚至直到我们来到日本的时期，丝绸的使用是罕见的，而且由于丝绸的匮乏，普通人不使用它，士绅也不穿，领主即使穿也不是经常的……但是自从那时（丰臣秀吉，约1582—1598年）以来，整个王国实现了全面的和平，贸易得到如此的增长，以至于全国都穿上了丝袍；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他们中境况较好者甚至有丝袍。[84]
17世纪早期生活在日本并对日本经济状况十分了解的一个西班牙商人证实了罗德里格斯的陈述，他说：“（日本）人民穿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华贵，而且从中国和马尼拉进口的生丝现在已经不能满足需要……”[85]
明朝后期影响中国外贸的货币因素
如前所述，明朝后期，致使中国人对外国白银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之一是王朝货币制度的特殊性质。因为中国的白银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7世纪之初，中国的银价仍保持大大高于世界水平的状况。[86]因此，中国商人乐于寻找愿意用白银交换中国商品的外国商人。正如一个西班牙观察者在1600年记述的，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惟一想要的就是用白银交换他们的产品，“因为在交换中，他们不喜欢金子，也不喜欢其他商品与之交换，他们不把任何商品运回中国”[87]。
中国把白银置于高价地位也有助于解释此时国外对中国商品的极大兴趣。正如J.H.帕里在前些年指出的：“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与阿尔普尔科之间的）贸易在一个高度需要银条的社会与一个有大量白银而且银价便宜的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88]
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不但比那些从欧洲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例如，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马尼拉的中国商品的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得到它们几乎不用花钱”[89]。毫不奇怪，这些商品大多数被船运回新大陆，在那里它们很快就结束了西班牙商业利益对该地市场的支配。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的政府当局说道：
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90]
8年后，有一个报道说，利马的居民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在利马）妇女的节日礼服和服装如此之多，如此的奢华，以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国家能像这样。”[91]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况，在这里丝绸衣服通称为“中国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成为（而且依然是）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92]。威廉·L.舒尔茨曾这样描述几乎每年从菲律宾到达阿卡普尔科的“中国船”上的货物：
重要的是……这些是丝绸之船。船上装的最有价值的货物是各个制作阶段的、各种不同的编织法的和各种式样的丝绸。有轻软的薄纱和广州绉绸……丝绒、波纹绸……华丽的锦缎、粗丝织品，以及用金丝和银丝织入奇异图案的重锦缎。船上装着丝织着装，有数千双长袜、裙子、绒胸衣、披风、长袍和晨衣。装在大帆船船舱里的是丝床罩和丝帷、手绢、桌布和餐巾，以及从索诺拉（Sonora）到智利的各个教堂和修道院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华丽的
礼服。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手工产品。[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