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4部分在线阅读

[52]《明人传记辞典》，第917—919页；博克瑟：《16世纪的中国南方》，第44—47页。
[53]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75—77页。
[54]《明人传记辞典》，第1131—1136页。
[55]多明戈·萨拉札尔主教：《1590年6月24日信》（已绝版），菲利克斯的《菲律宾的中国人》中重印，第1卷，第121页。
[56]皮埃尔·乔努：《伊比里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及活动介绍》（巴黎，1960年）。
[57]耶稣会士H.德·拉·科斯塔：《1581—1768年菲律宾的耶稣会士》（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1年），第205—206页。
[58]桑塔马利亚：《中国城》，见A.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第1卷，第67—118页。
[59]小约翰·E.威尔斯：《从马尼拉到福安：多明我会传教政策的亚洲背景》，见D.E.蒙格罗主编《中国礼仪之争：历史与意义》（内特托尔，1994年），第111—127页。
[60]《萨拉札尔主教和朱安·科波的报告》（已绝版），见A.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第1卷，第119—142页。
[61]《萨拉札尔的信》，见A.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第1卷，第129页。
[62]米拉格罗斯·古雷罗：《菲律宾的中国人：1570—1770》，见A.　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第1卷，第15—39页，引用史料见第30—31页。
[63]1603年事件的叙述依据以下著作：德·拉·科斯塔：《菲律宾的耶稣会士》，第203—215页；莫尔迦：《菲律宾大事记》，第206—225页；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　·科林：《菲律宾耶稣会士传布福音的活动》，耶稣会士帕布罗·帕斯特尔斯主编（巴塞罗那，1904年），第2卷，第428—432页；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90—101页。
[64]依据乔努《伊比里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第34、92页的数据，用年均46390比索的税收除以3％税率，考虑到获准免税及税收起征标准以下的贸易，再乘以2。
[65]查尔斯·H.坎宁汗：《西班牙殖民地的检察法院，以马尼拉的检察法院为例，1583—1800年》（伯克利，1919年），第253页。
[66]乔努：《伊比里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第92页。
[67]这段记述依据德·拉·科斯塔的《菲律宾的耶稣会士》第389—392页，菲力克斯《菲律宾的中国人》一书第103—105页中桑塔马利亚的记述，埃玛·H.布赖尔、詹姆士·A.罗伯逊编的55卷本《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201—258页。
[68]多明戈·阿贝拉：《1662年几乎结束西班牙在菲律宾统治的国姓爷》，载《菲律宾历史评论》，2，第1号（1969年），第195—347页，材料引自第301—302
·321—322页。
[69]德·拉·科斯塔：《菲律宾的耶稣会士》，第450、483—484页；布赖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第36卷，第213—266页；小约翰·E.威尔斯：《一个多明我会会员的传教历险记：维克托里奥·利西奥在厦门、台湾和马尼拉，多明我会的传教冒险，维克托里奥·利西奥》，见《尚蒂伊第二次国际汉学讨论会文集》（巴黎，1980年），第231—257页。
[70]见本书（英文版）第789—840页。
[71]耶稣会士约瑟夫·西比斯：《利马窦的先驱者》，见查尔斯·E.罗南、S.J.波内、B.C.奥赫编：《东西方相遇：耶稣会士在中国（1582—1773年）》，第19—61页。
[72]这段陈述主要依据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
[73]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171—180页。
[74]《明人传记辞典》，第1177—1178页；约翰·D.杨：《儒学与基督教：第一次遭遇》（香港，1983年），第60—61页。
[75]《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页。
[76]《明人传记辞典》，第20—22页。
[77]罗马耶稣会档案：《中国—日本教区档案》，第122卷，第204—242张；《安东尼奥·郭维亚致总主教维特列齐，1645年8月16日》，见第212—213张。
[78]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弗兰西斯科·卡汀：《日本传教团的战斗》，卢西亚诺·科尔迪罗编（里斯本，1894年），第37—40页。
[79]这部分依据W.P.格罗恩费尔德特：《在华的荷兰人》（海牙，1898年）；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113—147页。
[80]中国文献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120页引述沈告诉荷兰人的话：“四海大矣，何处不可生活。”
[81]关于澎湖事件另见列昂纳德·布鲁塞：《荷兰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1624年》，见《日本东方学国际会议会刊》，18（1973年），第28—44页。
[82]岩生成一：《日本平户中国居民的头领李旦，明朝末期的日本》，见《东洋文化研究部论文集》，第17卷（1958年），第27—83页。
[83]有关荷兰人在台湾的初期最重要的史料和文献导读是J.L　.布鲁塞等人编的台湾热兰遮记载，1629—1662，I：1629—1641（海牙，1986年）；有价值的研究包括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1979年）；约翰·谢泼德：《台湾边疆的政略及政治经济，1600—1800》（斯坦福，1993年），第2、3章；徐文相（音）：《从土著人岛屿到中国的边疆：1683年以前台湾的开发》，见罗纳德·G.纳普编：《台湾历史地理学中的中国岛屿边疆研究》（檀香山，1980年），第3—29页。特别引用的一些论断可以参见小约翰·E.威尔斯的《台湾历史上的荷兰时期：试探性的综述》（未发表）。
[84]列奥纳德·布鲁塞：《荷兰人在中国沿海的陈规和社会策划》，见W.L.伊德马：《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年），第87—105页。
[85]布鲁塞等：《记录册》，第451页。
[86]托马斯·O.霍尔曼：《福摩萨及鹿肉鹿皮贸易》，见《约1400—1750年亚洲海上贸易中教堂楼堂、商品和企业家》，载罗德里希·普塔克等编：《南亚文集》，第145号（斯图加特，1991年），第263—290页。
[87]约翰尼斯·胡贝尔：《中国移民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反抗：1652年台湾郭怀一领导的叛乱》，见E.B.弗米尔编：《17、18世纪福建省的发展和衰落》，载《莱顿汉学》，第22卷（莱顿，1990年），第265—296页。
[88]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沿海中国：边缘历史题目》，见乔纳森·D.斯宾塞，小约翰·E.威尔斯编：《明清之交：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与持续》（纽黑文，1979年），第204—238页。
[89]布鲁塞：《奇怪的伙伴》，第4、5、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