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53部分在线阅读

尽管使者通常都善于写作中国古文，但口语不行，中朝双方配备的翻译帮助朝鲜人进行交流。为此，朝鲜设立了自己的翻译机构（司译院），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外国文书。绝大多数朝鲜朝贡使团都从该机构挑选人员。翻译被看作是具有一种专门技艺的语言专门人才，尽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贬得很低。通常进入翻译机构的人选都来自非贵族的“中人”（平民）这一技艺阶级，他们没有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而使者则属于“两班”这一学者士绅阶级。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鲜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鲜，一般他们走陆路。到达辽东时，他们派遣信使先行通报义州长官（府尹），义州府尹将消息传递给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报汉城。这样，朝鲜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团的到来，但是直到使团到达汉城附近的慕华馆（一个特别的宾馆，在现在著名的独立门所在的山上）之前，他们对于使团任务的性质等一无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紧邻南城门内专门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适的太平馆。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询问调查；宣布皇帝的继位或皇储的任命，或者只是传达皇帝的敕令或礼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仪式是册封新继位的朝鲜国王。
由于绝大多数明朝与朝鲜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过朝鲜定期派使者到北京处理，相对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较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间，明朝使者到朝鲜共达95次，其中50次发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关系保持稳定的永乐皇帝期间。1460年至1506期间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间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间（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达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与朝鲜需要配合作战，抵抗丰臣秀吉在1590年代对朝鲜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数总计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2]
偰斯（Hsieh
Ssu，死于1380年以后）[13]，是明朝第一个赴朝使者，他携带洪武皇帝宣布明朝建立并要求朝鲜归顺的谕旨于1369年到达朝鲜。1370年，偰斯再到朝鲜，送给恭愍王极为重要的正统性象征物——皇帝册封他为国王的诰书及金印，典籍的抄本，明朝历书、乐器等举行典礼用的器物，以及40匹优质布。[14]
对于以后的明朝使者来说，偰斯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并不具有代表性。明朝的使者常常是太监，有时是出生于朝鲜的太监，朝鲜太监曾是14世纪人口买卖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朝鲜的行为举止引发了一些问题。他们作威作福、傲慢无礼，比通常的中国使者要停留更长的时间，致使接待费用增加。例如，朝裔太监申贵生1398年的出使，他多次侮辱他的朝鲜主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或拒绝朝鲜方面的好意，拒绝讲朝语，羞辱朝鲜高级官员。在一次宴席上，他甚至当着国王的面，喝得酩酊大醉，挥刀舞剑。[15]中国出生的太监担任使者的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如明朝的太监黄俨[16]，他曾从1403年到1411年6次出使朝鲜。因他作威作福，并以皇帝的名义到寺院搜索物品，而为人们厌恶之极。黄俨还以搜罗帝国后宫年轻女子而臭名昭著。这些事例增加了接待明朝使者的费用，加深了朝鲜人接近明朝使者的恐惧感。
明朝出使朝鲜的最详尽的记载之一是翰林院学士董越（1469进士）撰写的。他于1488年到朝鲜宣告弘治皇帝登基，他在其散文诗《朝鲜赋》、出使日记《使东日录》及朝鲜之行的个人杂记《朝鲜杂志》中记述了他对朝鲜成宗朝（1469—1494年）的观察。[17]董越似乎被他的朝鲜主人迷住了，他的著述给人们传达了对于成宗时期朝鲜人民及官员的正面肯定的印象，成宗朝时中国与朝鲜关系尤其平静稳定。董越的著述还有助于说明，只要双方不存猜疑，都愿维持基本的宗主关系，中朝关系就可以是真诚友善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包含着中国霸主地位的成分，这一点在明朝使者到达朝鲜首都时令人深刻地感觉到。这也是为什么朝鲜方面尽可能要在北京与中国人办事的另一个原因。
明朝—朝鲜—女真的三角关系
朝鲜与女真部落的联系
满洲的女真人在1403年明朝与朝鲜关系稳定以后很长时间里仍对其间的关系发生影响。朝鲜与明朝双方出于安全方面的理由都想控制女真人。当朝鲜力图通过政治象征及朝贡贸易来与明朝争夺对女真人的影响时，问题就产生了。14世纪90年代，女真头领承认朝鲜的领主地位，派遣贡使到朝鲜朝廷。然而，在永乐朝，皇帝将女真人牢固地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
朝鲜人在辽东及满洲南部（该地为建州女真人的居住区）的利益起源于他们的祖先直到10世纪一直居住在那里。然而，在高丽朝期间，朝鲜丧失了对鸭绿江和图们江邻近地区的控制。辽、金、元三朝都将朝鲜北部的某些地区直接并入它们的帝国。在边境战争和寻找农耕土地的推动下，不可阻挡的移民潮流将朝鲜人的人口中心挤压向半岛南端。1350年以后，当恭愍国王打算从元朝的统治下争取朝鲜的自治时，收复失地就成为明确的目标，朝鲜开始排挤这些地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高丽朝最后几十年间推行向北扩张的政策，有时通过战争，有时通过外交手段，有时则是通过变动朝贡贸易。1387年纳合出向明朝投诚，造成了一个朝鲜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填补的真空，同时也打开了明王朝插入辽东直到鸭绿江的通道。这就形成了一个牵连明代中国、朝鲜、女真部落在边境地区角逐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三角关系。
朝鲜有理由担忧明朝势力在鸭绿江沿岸的增长。到1390年，朝鲜已为收复失地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朝鲜北部仍然人口稀疏，几乎没有得到开垦，难于防卫；朝鲜东北部多山，缺少耕地；朝鲜北部中心地区冬季酷寒。朝鲜政府曾几次定期努力让朝鲜人重新定居于这些地区，但都失败了，因此只好允许满族人在接受朝鲜政府管辖的条件下在这里生活。14世纪90年代后期，朝鲜将朝鲜北部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管辖的县。这样，朝鲜政府就开始着手笼络和控制建州女真居民。
洪武皇帝时时警惕着朝鲜与女真的勾结，并力图使两者处于分隔的状态。朝鲜贡使接受指令只要有可能就走海路，以防止他们与他们的邻人女真串联；当需要走陆路时，他们奉命在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边境后，不得与当地人贸易和交谈。他还试图阻止女真人向朝鲜迁移。1380年代，他要朝鲜确定一条明确的边界，并撤回边界以南，驱逐居住在朝鲜的非朝鲜籍难民。高丽未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于1388年宣布占有远至咸镜省的整个开原地区，其意图显然在于由他自己来划定朝鲜的北部边界。朝鲜意识到帝国的这道命令将摧毁朝鲜收复北部边境地区的多年努力，决定为了控制辽东地区向明代中国发起挑战，由此直接导致了李成桂向鸭绿江的进军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变和朝鲜王朝的建立。可以说，对边境地区的争夺在高丽与朝鲜的王朝更替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明朝对女真的政策
明朝对女真政策的意图在于支持中国势力向东北扩展及维持和平与安全。中国希望通过朝贡体制建立对女真贸易的垄断。他们希望削减或消除女真人与他们的邻人，不论是与蒙古人，还是与朝鲜人之间的联系，以防止敌对联盟的形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明王朝将女真组织到中国传统的“羁縻”管理体制之下的统治链条上的卫所之中，并赏赐给女真头领礼物、头衔及类似的犒赏。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女真作为朝贡国纳入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实际上通过他们将中国的势力扩展到满洲。
在15世纪早期，部分由于明朝陷于皇位继承危机，满洲仍留在明朝的控制之外。建州女真斡朵里（Odoli）支族头领猛哥帖木儿（死于1433年）[18]曾迁入图们江以南的朝鲜，由于他向朝鲜朝廷纳贡，并在会宁扎营，因此朝鲜人将他看作是其附属。于是，当明朝开始笼络女真人投入中国控制之下时，猛哥帖木儿就成为主要目标。1405年，猛哥帖木儿与他的邻人、1403年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卫头领的阿哈出一起迎接了一队带着礼物和明朝与女真结盟建议的中国官员。
明朝与女真联系的后果
1404年朝鲜授予猛哥帖木儿斡朵里万户长之衔；1405年，访问他的第一批中国使者称他为“斡朵里卫长官”，表明他们已假定猛哥帖木儿将愿意与阿哈出一样成为中国防御网络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初，猛哥帖木儿拒绝中国单方面的意愿，并公开声称他已接受朝鲜的委任。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竭力与中国抗衡，努力将他维系在他们的轨道之上。他们派遣代表团，带着礼物、赞扬之词，以及他怎样才能最好的对付中国人的授意，前来访问他。他们还巡视了东北部其他女真人头人，鼓动他们不要屈服于明朝的压力。
1405年，朝鲜政府甚至直接向永乐皇帝要求不要干预猛哥帖木儿的活动。朝鲜反对明朝邀请猛哥帖木儿前往明廷向明王朝表示敬意的打算，坚持说由于这位女真头领居住在朝鲜境内，因此应当将他视为朝鲜的臣民。而且，他们争辩道，由于担心被对手推翻，猛哥帖木儿不能冒险离开他的部落。然而，猛哥帖木儿最终还是成行，并接受明王朝任命他为地区长官。他没有别的选择。明王朝的支持已大大增强了他的对手阿哈出的势力。继续对抗明王朝将自讨苦吃。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争取他的忠诚的企图，势必处于下风。[19]
明朝政府向朝鲜发出保证，猛哥帖木儿的归顺不会危及朝鲜的领土，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得体的行为，而不是土地的割让。然而，很快其他女真头领纷纷效法猛哥帖木儿变节的榜样，前往南京获取他们应得到的礼物及头衔。早在1406年，朝鲜显然已在这场竞争中失败了。与明王朝角逐超出了朝鲜的能力。如果朝鲜曾图谋利用它自己的朝贡体制将女真安置为边境沿线的抵抗明王朝的一个缓冲地带，那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在谋略上已失败了，不得不将其战略转向常规的军事防御。[20]
这次失败之后，朝鲜并没有断绝与女真的关系。然而，他们不再提供诸如开放东北边远地区的庆源集市之类的便利了。原先曾允许女真到庆源市场进行贸易，换取朝鲜的盐、铁、牛、马。然而，关闭这个集市立即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女真用偷窃的方式来获得不能通过购买得到的东西。而且，1406年明朝建立了一个市场，争夺与开原以南女真人的马匹交易。[21]关闭贸易使朝鲜一无所获，因此在一年内，他们重开庆源集市，并在其南部的镜城又开设了第二个集市。[22]
1406年至1410年间，朝鲜与女真的关系迅速倒退到袭击与报复交织的状态。通过重开市场来赢得边境和平的打算收效甚微，而努力控制这一地区的费用急剧上升。朝鲜一位指挥官在与女真人战斗中阵亡，庆源和镜城的前哨又难以防守，最终迫使太宗于1410年完全放弃东北边远地区。
同时，猛哥帖木儿也成为朝鲜报复性攻击的主要打击目标，因而弄得筋疲力尽。1411年他带斡朵里部落西迁至与明朝建州卫相邻的凤州，此时凤州处于他原先的对手阿哈出之子李显忠的控制之下。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为独立于建州卫并与它级别相同的建州左卫的长官。这个地位未能使他满意。整整10年间，他一直耻于位居建州主卫之下；1423年他再次到图们江边的会宁扎营。此后，直到他1433年死去，猛哥帖木儿宣称他既为朝鲜、也为明朝服务。他的后裔继续统治建州左卫，偶尔与女真主要部落联合。满族人最终从这个女真支族集团中产生：努尔哈赤自称他是猛哥帖木儿的后裔。
朝鲜对于边境地区不稳定的局势采取的对策是后撤，取得补偿，与明朝、女真保持适当的关系，为最终再征服东北地区进行筹划。在他们的地图上，朝鲜的治理范围远至鸭绿江和图们江。1434年，乘斡朵里与兀狄哈部落间爆发战争的有利时机，在世宗领导下重新开始中兴的战役。朝鲜军队成功地将女真人从朝鲜北部中心地区逐出之后，立即推行强制迁居，规定每个南部省必须抽调一定名额的移居者，以便造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朝鲜人在该地区首次存在。在收复运动的年代中，朝鲜军队无数次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发动进攻。到世宗朝1450年结束之际，朝鲜已沿图们江深入到长白山高地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军事指挥辖区的链条，并对后来划为咸镜省的地方进行了有效的控制。沿鸭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相应的民政管理系统，加强了朝鲜对那些直到现代仍处于朝鲜支配之下的领土的控制。
朝鲜王朝对女真的侵略性政策与明朝的政策如出一辙，1433年，女真人开始给中国人制造麻烦。阿哈出之孙，当时建州卫的长官李满住为了抗议中国人和朝鲜人对他施加的限制，武装袭击邻近地区。尽管从法律上来说，李满住是明朝的官员，但他并不忠诚，他经常袭击辽东的村落。随着15世纪40年代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逐渐瓦解，李满住及其他女真头领非正式地加入蒙古兀良哈部落对辽东的侵略。从女真中招募的士兵还参加了瓦剌头领也先（死于1455年）的袭击，也先的袭击严重地削弱了辽东的防卫，并导致了明朝的衰落，而1449年的土木之变则将明朝的衰落暴露无遗。[23]中国试图通过切断贸易来惩罚女真人，但得到了与朝鲜人早些时候采取同样措施一样的后果：女真人的袭击更为频繁了。
到1450年，女真人确信朝鲜已加入了明朝摧毁他们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朝鲜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在传出关于建州图谋入侵朝鲜的谣言之后，边境战争在1466—1467年间达到高潮。明朝5万军队与朝鲜1万军队联合作战，向女真发动攻击。在一次对建州主要部落的进攻中，李满住和他的儿子古纳哈被杀。而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也在中国被谋杀。这些事件清除了一批女真部落中最有才干的头领，在一段时间内中止了战争。在这期间，女真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但是，明朝—女真—朝鲜之间的边境战斗并没有完全停止。仅仅在中国与朝鲜联合作战后10年，明王朝即要求朝鲜派遣部队越过鸭绿江攻击建州部营地。这次行动仍未取得持久的效果，此时，朝鲜边境上的袭击和小冲突时有发生，已成为家常便饭。16世纪后半期，明朝与女真因贸易和朝贡发生争吵，关系再次恶化，朝鲜边境再度暴力肆虐。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朝鲜朝廷能找到的最好指挥官是那些在东北部与女真人的战争中学到战术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