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2部分在线阅读

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154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税收，但在156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3万人被卷了进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93]第二年（157年），边远南方（九真郡）的非汉族部落也闹事反抗朝廷，同时在106年，南方和山东又都发生了其他麻烦的事。长沙、桂阳和零陵据报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它们一直持续到公元165年。[94]
胡志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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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3章《政治派系》。
[2]《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3]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第19—20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53—71页。
[4]《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年。第五伦任司空，见《后汉书》卷三，第130页。
[5]《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33页。
[6]《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页。
[7]见本书第3章《新皇室》。
[8]《后汉书》卷八一，第2682页。
[9]《后汉书》卷四六，第1549页。
[10]《后汉书》卷三，第146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76页。
[11]《后汉书》卷四一，第1412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13—14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12]《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1446页。
[13]《后汉书》卷二，第124页。
[14]《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1401—1402页。
[15]《汉书》卷九六，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200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159、193页；本书第2章《经济》。
[16]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134—13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272页）；《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潜夫论》卷十二，第130页。
[17]《后汉书》卷二，第123页。
[18]《后汉书》卷十，第411页。
[19]《后汉书》卷二四，第857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页。
[20]《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0—1521页。
[21]《后汉书》卷三五，第1203页。
[22]《后汉书》卷七六，第2464—2465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　）第4卷，第3部分，第270、281、346页。
[23]《后汉书》卷二，第115页。
[24]《后汉书》卷十六，卷608页。
[25]《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页。
[26]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
[27]《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页。
[28]《后汉书》卷二五，第875页。
[29]《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30]《后汉书》卷四，第189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页；本书第8章《文职官员的吸收》。
[31]《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页。
[32]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75年。
[33]《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1567页注明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年。
[34]《后汉书》卷十，第428页。
[35]《后汉书》卷五，第226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