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13部分在线阅读

农业技术
应用于农业的技术是一个显然需要作出新的探索努力的研究领域。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的20世纪的杰出人物、已故的天野元之助不能再为本卷完成原计划收入的一章。这一章本来可以成为评估明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内容。这个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引人注目之处。明代经历了适应新大陆作物的原始阶段，而这种作物对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现在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16世纪中叶，甚至在中国农业开始取得新大陆作物之前，明代农业已处于迅速变化和适应的状态。显然，“不变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事实上更能迅速而广泛地采用这些作物，把它们用作食物，并在新型经济中利用它们。虽然弗朗西丝卡·布雷近期的论中国农业的著作为我们这方面的总的知识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1]，但是如果能看到把明代材料综合起来并作出系统分析的情景，这才会引起人们最大的兴趣。
手工业生产
从技术的、工艺的、社会和经济的观点对手工业和工匠手艺作出一个总的观察是可能的，虽然并不容易。归属于这一标题下的大部分材料散见于本卷各处，但这个题目仍迫切地需要一个总的观察，这种观察要勾画出本卷明确而集中提到的巨大的技术工匠集团衍生的社会和经济中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深入到它更专业的细枝末节。中国文明的这些方面成了晚明时期世界的奇迹，当时西方商人首先来到中国，主要是寻求手工业技术制品、瓷器、丝绸和锦缎，玉石和珍贵木料的雕刻，漆器，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丰富得无与伦比的其他贵重物品。
但除了用于奢侈品交易的高级产品，中国的手工业者以其深厚的创造力生产了无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从鞋、帽以及车、犁，到刀、梳子、剪刀、铁锅、各类纸张、皮革、编织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清单。我们认为，在明代，制造这类物品的设计和使用价值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而明代的商品则被分配给更广大范围的民众去使用。忽视这个领域，也就是回避给予明代生活的鲜明特征的大部分内容，但除了本卷叙述的内容，还没有其他可行的途径。
城市和城市化
最后，对明代的城市特征及城市化这两个题目进行明确论述的时机已经成熟。早期的研究已为探究这一领域提供了扎实的、观念上的和有分析力的框架。[2]
崔瑞德、郝若贝、斯波义信、施坚雅等人对唐、宋以来市场销售和贸易的研究，已对商业革命、城市与乡村等诸多部门的相互依存以及全国性市场的成长勾画了一幅图景：总之，经济功能造成了成为中国社会史核心的城市化的成长模式。而且，如同晚明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劳动变化不定的特性也应成为研究城市特征的重要方面。
再转到明代城市的物质方面，建筑传统和城市规划的观念使宏伟的两京都城及其他大小城市呈现出独特的形式和外观，这些方面已被研究得相当深入。对建于14世纪60年代与14世纪70年代的明代第三个京都（安徽的中都）的近期的研究正向我们说明，南京和北京的规划和设计，都取自于建设中都成就的精华。[3]这将使我们注意去重新评估明代两京的历史。
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近期在中国问世，其内容完全是探讨明代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4]，这表明中国学者把中国城市特征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日益增长的兴趣。这样就把城市特征置于最广义的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并能从传统的史料中搜集到大量的信息。我们了解明代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和大城镇存在，其规模和繁荣程度都令人惊讶，由于这些近期的研究，人们对其认识颇有进展。[5]对明代城市特征的重点分析本来会对本卷作出有价值的补充，但这必须等到新版的《剑桥中国史》的问世，相信这部书肯定会在下一代学者中产生。
其他读者无疑会在本卷中发现另外一些缺漏。例如，从定居在中国北部军事社区的蒙古裔少数民族，到由明政府任命的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群体，都不应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治理问题来进行探讨。明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更明显的注意焦点，特别在通俗的和娱乐性的文学得到充分的研究时更是如此。许多有关的问题，包括抚养儿童、领养、婚姻、纳妾、妇女财产、自杀、色欲的重新盛行、与妇女和儿童有关的医药史，这一切都是在一系列有待于周密探究的历史问题之列。明代的军事力量仍需要进行广泛的研究，以探究它的管理、它的社会构成、它的训练和专业技能、它在战场上的调度，及其在维持民间秩序中的作用。
虽然本卷收进了对明代儒家思想的精辟的论述，精英和识字的亚精英的思想意识的其他方面也能增加我们对明代生活结构的认识，在此结构中，迅速变化的商界也正在成为一个比以往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读者将会看到，以上所述的明代的几个方面（无疑还有其他几个特定的方面）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没有被专门进行深入的论述；随着明代吸引着不断扩大的专家群体，这些差距会变得愈来愈明显。我们希望对本卷这些缺漏的认识会激发其他人去进行新的研究，并导致新的著作的问世。
在编纂如此规模的一部综合性著作时，在它包容的范围，以及如何使涉及的范围及时地赶上时代需要这两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此外，我们两个主编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在如此迅速发展的历史领域中，我们仍只是触及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表面；我们正在开始把许多从细节调查中所得的数据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并把新的方法论应用于我们的材料上。因此，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本卷在几年中不可避免地会被不断前进的学术研究所超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第8卷满足了目前的需要，充分展示了当前知识的新面貌，达到了综合它涉及的领域的新水平，并且现在能够恰当地在《剑桥中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牟复礼
崔瑞德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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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朗西丝卡·布雷：《农业》，载《中国科技史》，第6卷第2部分，李约瑟编（剑桥，1984年）。
[2]例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清代中国和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1973年。此书把明代的城市发展置于一种图解的结构之中，并介绍了有用的概念研究手段。
[3]王建英（音）：《论中都》，北京，1992年。
[4]韩大成（音）：《明代城市研究》，北京，1991年。
[5]关于对近期第二手研究的全面观察，见牟复礼：《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历史》，载《明史研究》，34（1995年），第61—76页。
第一章　明代政府
明代普遍被人认为是一个进行稳定而有效的治理的时期，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新制度得以发展起来。虽然明朝最后在内乱外患的压力下垮台，但长期以来它似乎是中国人所知道的最稳固和最不受人挑战的统治皇室，而其制度也大部分被后继的清代以赞赏的心情继承下来。
在明代已经成熟的行政制度是一种发展趋势的最终形式，这一趋势在唐中期以后日趋明显，在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推动。皇帝是最高的独裁者。代表皇帝治理帝国的职责被授给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学者文人，这些人根据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成就而被选用，他们在官场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他治下的平民百姓对他的工作是否有成绩的评议，同时他们组成了基本上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以空前牢固的程序左右着政府。它不受世袭贵族或武将的严重挑战，虽然宦官代理人或操纵皇帝的人常常破坏文官们的支配地位。整个社会被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中，以致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皇帝能够稳稳地控制他要控制的一切；文官官员作为社会的天然领导人，社会中的其他集团无一能与之对抗。
本章论述明代行政制度在经历几十年中的兴衰变化，在论述时依次考虑明帝国的版图组织、组成政府的不同的集团，以及政府体制的结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