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76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31]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大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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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江，1981年）。
[2]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年）。
[3]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年；纽约，1970年重印）。
[4]见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176]，载《中国历史》，11（1946年），第87—122页。
[5]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39]（莱顿，1985年）。
[6]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页。
[7]见戴维·M.法夸尔《瓦刺—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页。
[8]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年），第156页。
[9]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年）第1—160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10]见《禹贡》，5（1935年），第29—41页。
[11]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1959年重印），第464—467页；徐学谟：《世庙识余录》[233]（1608年；台北，1965年重印），4，第9—14页（第103—113页）。
[12]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第822—862页。
[13]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
[14]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年）。
[15]见唐纳德·弗格森《葡萄牙俘虏从广州的来信，写于1534年和1536年[一说1524年]：附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与中国往来的介绍》[162]（孟买，1902年）。
[16]查尔斯·R.博克瑟编：《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11]（伦敦，1953年），第20—21页。
[17]对这些作者及其著述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博克瑟《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11]，第xvii至xci页。有关这些篇名的详尽书目资料在第344—348页。
[18]见黄仁宇《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251]（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61—265页。（此书中译本名《万历十五年》）
[19]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367—376页。
[20]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109]（武汉，1957年）。
[21]见利夫·利特拉普《中国明代的地方政府：对16世纪时的山东省的研究》[346]，比较文化研究所，丛书B：编号LⅩⅣ（奥斯陆，1981年）。
[22]见司律思《关于1570—1571年的中蒙和平的四份文件》[449]，《华裔学志》，19（1960年），第1—66页。
[23]关于每辑内容的简述，见李光涛《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328]，载《明清史论集》[327]（台北，1971年），Ⅱ，第419—424页。
[24]李瑶出版于1829—1830年的《南疆绎史刊本》[335]（台北，1969年重印），是温睿临56卷《南疆逸史》[561]的不过20卷手抄本（1711年；上海，1960年，东京，1967年重印）的完全重写。
[25]林恩·A.斯特鲁夫：《历史与〈桃花扇〉》[479]，载《中国文学：随笔、论文评论》，2，1（1980年1月），第55—72页。
[26]关于这部作品的一种珍贵手抄本的全面研究，见王宝先《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鲒埼亭集〉评校本》[551]，载《图书馆学报》，3（1961年7月），第119—178页。
[27]禁书索引见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570]（台北，1969年）。
[28]见杨凤苞《秋室集》[605]（乌程，1885年），第2—3卷；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333]（晚清[1844—1911年]时期；台北，1961年重印），第3卷；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179]（余杭，1909年；《书目三编》8，重印，台北，1969年），第2卷。
[29]谢国祯给他的书写的序，是一篇很好的晚明研究概论。又见他的文章《明清史料研究》[222]，载《金陵学报》，3，2（1933年11月），第311—329页。
[30]这套丛书的一个有用的索引已经出版。见李永麟和林瑞美编《台湾文献丛刊目录及作者索引》[336]，载《史迹勘考》，6（1978年6月），第118—148页。
[31]这次争论中的主要论点，可以在《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349]（香港，1968年）中见到，这是一本论文集，刘辉等选自《文汇报》1966年的争论。
参考书目
[1]Asano
Chuin.“Min
jitsuroku
zakkō.”Kita
Ajia
gakuhō，3（October
1944），pp.254—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