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45部分在线阅读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的宿敌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138]他从天启朝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的黄道周（1585—1646年）[139]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年），[140]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年夏，皇太极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年）[141]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1571年和蒙古人所订的那样。[142]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60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143]。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1636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144]杨嗣昌特别沮丧；在1637—1638年间，气氛本来很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年，张献忠（1605—1647年）[145]和其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10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年5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146]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年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年6月，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都撒手不管，他于1639年11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管他在1640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到1640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川东部。那年和1641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年的头三个月，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3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1639—1644年）
1639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难。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147]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148]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1639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149]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地图27　李自成的战役（1641—1644年）
紧接1639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年干旱和蝗虫成灾，1642—1643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17世纪40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150]在这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151]在许多地区，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152]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17世纪40年代，尽管水、旱、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觅食。到1642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153]，而曾经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1641—1644年）
在杨嗣昌于1641年4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1640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154]10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回到北京当首辅，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出了力。
由于周延儒在崇祯朝初期对钱谦益的削职起过作用，[155]东林支持他似乎令人惊奇，但他的复职是朝中互相斗争的派别妥协的结果，他们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应付威胁着王朝生存的军事和财政困难。[156]这个妥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某些理想主义的东林党人不能接受用以维持妥协的实用主义的做法。1643年初，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企图赶走周延儒；尽管他在以后几个月中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政府在重重困难面前不能有所作为。
1641年初，张献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广之后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但到年底他已恢复过来，能和其他造反领袖一起进攻南直隶的西部。[157]1642年，他攻下这个地区的庐州、桐城和另外几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据多久。1643年初，张献忠把进攻南京的计划搁置起来，引军向西进入湖广，使那里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1641年7月15日在短时期的围攻之后陷落的。张献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头，但官军从东边迫使他向南转移。10月初，他夺取长沙和衡州，随后几个月，他进入广东北部和江西中部，官军再次迫使他后退，1644年初，他回到湖广西北，考虑再次入川。
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641年秋，许多独立的造反领袖归顺李自成，在这年最后三个月里，他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后他向北移动，在1642年1月中旬包围开封，这座省城是他在1641年想夺取而未取得的。2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转到这座城市南边和东边靠近山东的地区，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击溃地方防御，积累力量，在5月再次包围开封。这次围攻持续了将近5个月，围攻结束时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有的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死于穿城而过的洪水，因为造反者在10月初挖开了黄河上的几处关键堤防。由于开封破坏得很厉害，李自成没有在这里久留，便转向更有希望的地区。到11月，他回到开封西南60英里的南阳附近。
政府很快从陕西调来一支军队，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于是调头向东，歼灭了河南残余的少数官军，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入湖广北部。1643年1月，他轻而易举地击败明将左良玉（1598—1645年）[158]指挥的纪律败坏和完全丧失士气的军队。左良玉和他的人马沿汉水流域溃退，李自成占领了战略城市襄阳。在随后几个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队伍中潜在的竞争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统治。襄阳改称襄京，给这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气氛，在传统的官僚机构中任命了新的官员，李自成暂时忍住没有称帝，而是称新顺王。
但李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年夏末，他回到河南，准备进攻北京。首先，他必须对付总督孙传庭（1619年进士，死于1643年），[159]他曾在1642年在南阳打败过孙。自那时以来，孙传庭在陕西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队。虽然他怀疑实行进攻战术是否明智，但还是服从了京师来的命令，在秋末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在这次对造反军作战的初期，孙传庭相当成功，使北京的军事策划者很高兴。但后勤以及其他的问题，使他不能继续进攻，到11月初，他开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赶他，通过潼关进入陕西，11月中旬，孙传庭在一次勇敢的最后抵抗中被杀。1643年11月22日，李自成占领省城西安，并在两个月内控制了该省的绝大部分。他现在的事是向北京进军了。
李这次进军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得到满族人的威胁的帮助。满族人迫使明廷把人员和物资调往东北前线，而不能用来对付陕西和别的地方的造反者。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他是在1638—1639年冬从西北调来抵御满族人入侵北直隶和山东的）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1642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160]派他的哥哥阿巴泰（1589—1646年）[161]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下了94座城镇，俘虏36万人，夺得大量战利品。[162]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大，毋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年5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奖劳。二十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年1月15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163]
顺朝过渡时期
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和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明王朝的结束是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刚过不久，当时崇祯皇帝在一个忠心的太监陪同下，爬上御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自缢于寿皇亭。[164]
49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军队横扫山西，进入北直隶北部，到4月24日，就在北京郊区扎营了。崇祯皇帝拒绝逃往南方和以他的名义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最后企图打扮成太监逃出皇宫。这个企图失败后，据说他就不太高贵地去寻死，临死前把眼前的这场灾难归咎于几乎每一个人，就是不归咎于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现得要高贵一点，他们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以自杀来报答皇帝和王朝给予他们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