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42部分在线阅读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1621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省城成都被围102天。[49]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50]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51]那里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1621年11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1622年6月，一支有8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1000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去，至7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52]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1622年9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并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10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1623年10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1624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53]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54]白银产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55]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
在1621—1627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1622年，现今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1.2万多人。1623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1624年8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1622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镇压控制他们。1621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难。1622年6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56]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成功。7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8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50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1622年11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57]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1623年初，东林领袖赵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账。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蛮有理由希望维持现状的人发生冲突。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58]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到挑战。1622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1623年2月，顾秉谦（1595年进士）和魏广微（1604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59]这两个人都和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1623年初，40多个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60]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1622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进行军事训练。[61]
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1623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正斗争开始于1624年。2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62]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1624年7月15日左副都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1624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1562—1626年）讨论过他的意图，他们帮助他起草。[63]不过，在北京的东林集团的有些成员不支持在那时直接向魏忠贤挑战；缪昌期本人就有某些保留，东林御史黄尊素（1584—1626年）[64]直率地警告杨涟，如果他不能迅速剥夺这个太监的权力，后果就不堪设想。首辅叶向高因为不愿让他所建立的尚可忍受的同魏忠贤的工作关系受到危害，也表示反对。
杨涟的刚烈性格在1620年的移宫案[65]中曾经受过考验，他毫不动摇。他的奏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阴谋反对正直的大臣，操纵铨政，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66]。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魏忠贤在朝中和宫中的支持者要皇帝严厉惩戒杨涟，但支持杨涟、谴责魏忠贤的奏疏源源不断地送进宫中。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部一个官员万燝（1616年进士，死于1624年）的奏疏，它控告魏忠贤为自己建造宏伟的坟墓，而拒绝为皇帝父亲的陵墓提供建筑材料。[67]
由于万燝本人曾任职皇陵工程，他的证词是无法抵赖的。魏忠贤进行报复，矫旨廷杖，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即死去。此后不久，就在政府中开始了对东林分子的全面清洗。最先被清洗的人之一是叶向高。由于牵连进另外一个官员得罪太监的案件，他在8月被批准辞去首辅的职务。那年冬，陆续去职的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一些人，到1625年，这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职位，有许多被同情魏忠贤或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所取代。
尽管形势看来对他们绝对有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仍不满足。1625年1月，不屈不挠的东林组织者汪文言[68]被捕，罪名是长时期支持现仍等待处死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5月初，汪文言在监禁中被折磨至死。他死后不久，魏忠贤下令逮捕杨涟、左光斗和另外四个对他辱骂最厉害的东林人物。10月中旬，这六个被监禁在北京、在亲东林的资料中被称为六君子的人，通遭杀害。9月下旬，在东林的敌人如新首辅冯铨（1595—1672年）[69]的催促下，熊廷弼被斩首示众。
魏忠贤的恐怖统治到第二年春仍在继续，这时他下令逮捕另外七个政治上的反对者，他们并不全都与京师的东林集团有密切关系。其中之一的周顺昌（1584—1626年），[70]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从1622年起就已退隐苏州，但他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1626年4月，当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传出来时，他在城中的许多友人和爱慕者展开了一个营救他的运动。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周被严密看管起来，准备送往北京受审。知道这种审问不会有好结果，愤怒的苏州士民掀起一次大规模的激烈示威，在示威中魏忠贤的代理人受到攻击，有几人丧生。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江南地区。看来这个太监是做过头了，一次反对他的武装起义可能在东南发生。但魏忠贤恢复了秩序。那年的10月下旬，周顺昌和同时被捕的另外六人或自杀，或被折磨至死。
魏忠贤掌权
魏忠贤一方面残暴地处置他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一方面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1625年3月，为庆祝泰昌皇帝陵墓竣工，他被授予大都督府都督同知的世袭官职。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和客氏进一步得到加封；1626年，魏忠贤的一个重孙被封为安平伯，一个从子被封为东安侯，11月，他自己成了上公——一个特地为他创造的爵位。几个月前，浙江巡抚请建魏忠贤生祠并得到同意。不久，这样的生祠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71]在这期间，呈给皇帝的奏疏，常常充满了对这个太监的德行与才能的热烈揄扬。他甚至因离京师很远的军事胜利而受到称赞，归功于他的精通兵法，运筹有方。
只要魏忠贤在支配政府，阿谀奉承的官员就会得到好处。例如，1625年初，御史崔呈秀（1613年进士，死于1627年）[72]因头年的贪污受贿被东林领袖揭发而被革职，就去请求魏忠贤保护，得以复官。据说这时他向魏忠贤提供亲东林和反东林的官员的名单。这些名单成了任命官员的参考，担任高官的东林党人尽遭排斥。1626年担任宰辅的七人中，只有一人是1624年原来有的，而他是太监的支持者。[73]京师各部的上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74]
党派斗争中得胜的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撰写或重写刚刚过去的历史，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天启朝发生的也正是这样的事。例如，一本《泰昌朝实录》在1623年完成，它对这个时期有争论的问题采取的态度，显然使当时在朝廷处于支配地位的东林人物感到满意。然而，当东林的对头在1624年末和1625年初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决定对它进行修改。[75]当这个计划在进行中时，魏忠贤及其支持者围绕万历和泰昌朝的三大案（1615年的梃击案，1620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炮制出他们自己的本子。书名《三朝要典》，由首辅顾秉谦主持编写，于1626年夏刊行，极意诋毁许多东林人物，把他们在党派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追溯到16世纪末。[76]
魏忠贤及其同伙在这个时期还使用别的控制方法。一份扩大化的涉嫌东林同情者的黑名单，被刻印出来在全国散发。东林领袖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创办的首善书院，于1625年8月被毁。二十多天后，又下令毁全国的书院，虽然真正的目标是那些与东林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书院。首先被毁的是东林书院，它从17世纪20年代起，就成了全国特别是它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反魏忠贤的象征。[77]对于那些牵连进1624—1626年清洗的人来说，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是，在1627年，有人提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当皇帝在1627年夏末生病时，魏忠贤竟让他的一个从子代替天子祭太庙。
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
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明朝的军事指挥官如孙承宗和袁崇焕成功地挡住了满洲人。但从其他战线传来的消息却不怎么令人振奋。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苗族首领安邦彦战，兵败自杀，安邦彦自1622年起就在西南地区不断制造麻烦，并将继续到下一朝。[78]1626年，川陕边界还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起义，这是魏忠贤派往该地区的官员的贪污腐化所激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一个时期以来该地区经济情况的恶化。
1627年，事情更糟了。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袭击，满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驻朝鲜军队的进攻。满洲军队一旦巩固了他们的东南翼，就破坏他们同袁崇焕达成的停战协议，对宁远和辽河以西其他战略据点施加压力。不久，袁崇焕由于在许多有关边防的问题上同魏忠贤的党羽发生争执而感到绝望。他于1627年8月辞职，他的职务立即被一个他从前拒绝与之合作的官员顶替。
朝廷里也是充满了紧张和猜疑空气。魏忠贤的党羽一旦控制住政府，他们自己就起了内讧。1625年，首辅魏广微对当时残酷惩治东林人物感到不安，上疏皇上（亦即建议魏忠贤），劝告加以制止和给予怜悯。[79]魏忠贤对这种想限制他的清洗的企图，非常愤怒，魏广微担心自己的安全，几次请求辞职。1625年9月下旬，他的辞职得到批准。此后不久，对魏忠贤的旨意更为顺从的人被任命为首辅。1626年7月，冯铨在与崔呈秀发生争吵后离开了政府。不到四个月，首辅顾秉谦也辞职回家，显然这是由于他从前的盟友冯铨和魏广微不在跟前而感到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