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39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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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隆庆皇帝节俭和仁厚的驳斥，见孟森《明代史》[375]（1957年；重印，台北，1967年）。隆庆皇帝不能当众讲话的最有力的证据得自高拱1572年在万历皇帝继位后不久所上的一份奏疏，其中据说，隆庆皇帝早朝时甚至让大学士代他从宝座上作例行公事的回答。高拱强调，这种做法损害了公众的信任。这一情节参见下文。这份奏疏见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平露堂，1638年；摹印本，台北，1964年），301，第8页。这一资料也见于《病榻遗言》[282]（16世纪后半期；重印于《纪录汇编》，1617年；影印本，上海，1938年）有关隆庆皇帝的话中，该书被认为是高拱所作，但真实性可疑。
[2]这样一种理解的最有力的根据是1590年8月25日皇帝和申时行的谈话。这一记录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1630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4186—4191页。英译文见笔者《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251]（纽黑文，1981年），第230—234页。
[3]不管怎样，这段情节似乎有坚实根据。举一个例来说，申时行：《赐闲堂集》[466]（序，1616年；缩微胶片第865—866号，国会图书馆），40，第22页提到了这一情节，包括这里引述的话。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553]（16世纪晚期；重印，《明清史料汇编初集》，1，台北，1967年），6，第24页指出，冯保向太后报告说，高拱想以周王取代万历皇帝。
[4]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226—244页。
[5]编辑者的名单见于《万历会计录》[550]正文前的书页，该书由王国光辑，张学颜编（版本不详，约1582年），其微缩胶片可以在几个图书馆找到，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82页。
[6]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806页。
[7]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790、4812页。关于刘道隆的话见第4812页。
[8]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17页。
[9]参见下文《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10]但是王图的吏部侍郎头衔没有得到吏部内的实权。1611年考核期间在孙丕扬手下实际负责的吏部侍郎是萧云举。不过王图接近孙丕扬，并被认为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且被他们的敌人叫做“秦党”。
[11]这个问题的经济含义不应被夸大。许多不赞成派遣中使的人利用了孟子的论点，国家决不应当与民争利，这种考虑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他们反对开矿还出于风水的考虑。另一方面，强调东林党人代表商人利益的现代学者们过分依靠1613年亓诗教上呈的一份反东林的奏疏，转载于《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9691—9693页。这份文件在揭暴“富商”出席东林会议时，绝没有表明党人采取了一种亲商人的政纲。正相反，富商是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社会分子一道列入名单的。上奏疏的人以这种方式通过坚持正统的儒家态度为他自己在东林党人被认为优于他人的领域内博取声誉。
[12]参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13]参见前《后果》和本节前文。
[14]关于东林党人在随后国家事务中的作用的论述，见后《“梃击”案》及其以下的文字。
[15]like
trading
one's
own
room
for
that
of
another，据此翻译。——译者
[16]见黄宗羲《明儒学案》[259]（1667年；重印，《四部备要》C79—82，台北，1970年），32，第2、11页。
[17]参见前《东林党》。
[18]在许多当代中国著作中，李贽要么是平等主义的维护者，要么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尽管关于他已经写了很多文章，但他的主旨并没为被充分了解，缺乏了解部分地是由于李自己没有写一篇系统的论文造成的。他的随笔和历史评论以旁注的形式出现，没有用推理方法来予以加强。许多语义学上的陷阱很容易引起误解。但是，如果读者全面地、批判地研究他的著作，包括《焚书》[315]（1590年；重印，北京，1961年）、《续焚书》[316]（1611年；重印，北京，1959年）和《藏书》[317]（1599年；重印，北京，1959年），他的论证还是不难概括地论述的。他的传记材料也常解释了他的个别观点，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页。
[19]参要前文《东林党》、后文《“梃击”案》。
[20]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页。
[21]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22]西方著作中缺少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叙述，使笔者不得不对此花费些篇幅。提醒读者，多数中国作者由于受有关这个案件的道德含义的干扰，倾向于保持一种有选择性的眼光。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神宗实录》[380]只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第10014、10016、10020、10026、10029、10031、10032、10041、10043、10047、10056、10061、10064、10067页的记载和多数第二手资料有相当大的不同。顾秉谦等编撰的《三朝要典》[291]（1626年；影印本，台北，1976年）中的关于此案的反东林的不同看法也应查阅。
[23]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24]参见《东林党》、《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及本节上文。
[25]参见下文《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26]福建省的官员们于1575年过早地上报林凤即将被捕获，这没有多少疑问。一份中国资料在1575年11月1日这个日子下记载了以下互相矛盾的两条：“海盗林凤克吕宋国”和“吕宋献俘”。应当指明，这个时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1653年；重印，北京，1958年），第4276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1576年。见唐纳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芝加哥，1965年），第789页。这源于申时行：《大明会典》[465]（1587年；重印，台北，1964年），106，第8页。这一失真报道的创始者是福建巡抚刘尧晦。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1264页。
[27]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28]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7536页；《国榷》[498]，第4934页。
[29]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6168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1621年；影印本，上海，1953年），第18—19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台北，1956年），第62—64页。
[30]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年；重印，北京，1956年；第2版，北京，1981年），是其中第32个故事。它被译为《妓女的宝箱》，载杨宪益和戴乃迭译《妓女的宝箱：10至16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北京，1981年），第246—271页。
[31]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3万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63。发生的事情是，1592年9月12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哱拜之间一封允诺大量援助的信，据说被中国人截获。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696、4700页。
[32]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1615年》[445]（斯坦福，1961年），第22章；也见小西行长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8—733页。
[33]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1400—1445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年），30，第1—2页。
[34]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页。
[35]《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1937—1940年），Ⅰ，第171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接近15万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页注19。
[36]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页。
[37]《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页（97）；第4—5页（55—63）。
[38]1619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年），第30—54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