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35部分在线阅读

在郭的坚持下，省的官员们进行了公开调查。证据大体上有利于楚王。但是，郭再次请求皇帝让证据在最高级的朝廷官员中传阅，以便详细调查他们的意见。这一请求被接受，37个领导官僚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但彼此矛盾，而且有时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和躲躲闪闪地陈述，透露出派性的考虑妨害了他们对于在其他情况下应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的思考。按照礼部另一个侍郎（他在这期间受命接过了郭正域的职责）的建议行事的万历皇帝这时赞同楚王的合法性，并宣告这个案件结束。
这事刚一发生，皇帝就因弹劾过多而不胜其扰。支持沈一贯的科道官员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声称，郭正域为了报私怨，曾和一个不满的皇帝的族人勾结。郭以控告首辅欺骗进行反击。沈一贯和另一个礼部侍郎据说曾压制反对意见。郭更进一步揭发说，当这个案子还悬而未决时，楚王的一个代理人曾和他本人接洽，愿出1万两银子以换取有利的裁决，但他拒绝了。他暗示，楚王很可能以高得多的代价取得了他的合法性。万历皇帝对这样的争论很厌恶，对它们置若罔闻。当皇帝对这些弹章不作回答时，官僚们之间的控告和反控告逐渐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个案件。其中，户部尚书和国子监祭酒因他们的意见有利于楚王的合法性而受到攻击。但是都御史和次辅支持郭正域。划出了派系界限。
最后皇帝接受了郭的辞职，显然希望这样做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它对皇帝继位问题的含义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就此结束。到这位前礼部侍郎已整装离京时，北京的街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册子，有的被投入一些高级官员的门内。这一印刷品宣告，一个废黜当今太子、以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取代他的阴谋正在进行中。它接着说，如果这个阴谋成功，大约有12个武官和文官将受到奖赏，他们的姓名列成了清单。然后它预言，最高的功勋无疑属于像首辅沈一贯那样的人。
看到这一印刷品，皇帝被激怒了。厂卫逮捕了几个嫌疑犯，但嫌疑集中于郭正域。一个给事中上疏皇帝，他把郭对楚王案件的处理和这一煽动性的印刷品联系了起来。但是，郭的朋友们怀疑，他是遭到了沈一贯的党羽的陷害。最后，两方的嫌疑都消除了。一个和官员集团没有关系的朝廷随从被定了印刷小册子的罪，并被处死。但这个案件拖延了六个月，提醒每一个人，有一个支持皇帝和首辅的党派，还有一个支持太子的党派。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是强烈的。最细小的偶发事件，不管怎样无足轻重或并不相干，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逐步升级为重大的对抗。
1603—1604年的事件只和东林党人沾点儿边。在搜查神秘小册子的作者时，有一个叫于玉立的人牵连进了这个案件。他的书信被发现为一个嫌疑犯所持有。于玉立是刑部的外郎，随后被免除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他后来在京师和东林党人的一些组织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琐细，却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影响了随后例行的文官考核的结果和做法。1605年的人员考核是在关于楚王的合法性的争论和小册子引起的骚乱之后不久到来的。主持这一事项的官员正是都御史温纯，[12]他曾是侍郎郭正域的后盾，和大学士沈一贯意见不合。在考核期间他指名免职的主要人物大多数是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颇为沈一贯尽力的科道人员。另外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成了这一连串事件的牺牲品。礼部侍郎李廷机曾建议万历皇帝承认楚王的合法性，自此以后被东林党人看做不受欢迎的人。他最后面对正在增长的反对，只好推卸了首辅职位。他反东林的态度是明显的，因为他偏祖沈一贯。[13]
万历皇帝在处理这两起事件时，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做得很好。他能自由使用的权力很少，在涉及楚王的事件中，他允许朝臣们说话，但一旦作了决定便拒绝重新讨论这一案件。在处理神秘小册子时，他一再嘱咐涉及的高级官员们保持镇静。在派厂卫去逮捕搞阴谋的人时，他避免使这一案件损害那些嫌疑犯。由于京师被小册子中的说法所震动，他把太子叫来面谈，有宫里一些太监在场的他们的谈话，被送交内阁的机关公布。不过，尽管有这一切骚乱，他并没有通过选定太子来解决继位争端，因而没有消除侵扰外廷的猜疑的根本原因。
当小册子最初在北京街头发现时，他已授予福王称号的他的第三个儿子，将近18岁。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王朝惯例要求他离开北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住。但是皇帝固执地拖延他心爱的儿子的行期。既然皇帝没有实行这个对于保证顺序继位至为重要的惯例，局外人推测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并未最后确定就只能是自然的事情。在此后一些年里，这种猜疑将引起更多不可避免的争论。1614年，在福王28岁时，他才终于离开京师。但下一年发生了“梃击”事件，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福王支持的党派杀害太子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随着这次据说是暗杀的尝试，东林党人聚集在了太子周围，太子就是未来的泰昌皇帝，他在位只有30天。
在万历皇帝统治期间，东林运动从对道德律的狭隘解释得出它的伦理的优越性。在对张居正不肯请丧假的指责中和在东林党人积极参与关于楚王的合法性的争论中，这是显而易见的。经受了多次考核过程以后，东林党人后来只好把他们权力的基础放在继位问题上。他们希望在太子继承皇位时，在他下面实现他们的政策。当“国本”（继位制）看来真受到威胁时，他们的关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14]
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
统治能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向把万历统治时期的中叶当作明帝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王朝的局面变得难以维持，它的崩溃不可避免。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帝的性格上。朝臣之间的派系争论也受到了谴责。这种解释倾向于掩盖一个认识还不很清楚的基本事实。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可是在王朝政体的框架内，上述历史学家的论点不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改组和财政及法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评论家在把皇帝和他的官吏之间的拖长了的僵局以及官吏本身之间的争论，当作王朝不能保持其政权的主要原因方面（如果不是唯一的原因），证明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僵局以前，那个时代有头脑的人已经试图减轻这个高度程式化了的政权结构在行政工作中所保持的思想控制。当全面改革不可能时，就主要的行政官员来说，已在谋求某些行动的自由。例如，张居正曾经打算吸取反对传统观念的王艮（1483—1541年）所提倡的儒家类型的功利主义。王艮认为，利他主义不过是自我保存的一种行为，犹如以一己之舍对换他人之舍。[15]他的“左翼王阳明学派”的思想似乎包含了更多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实用主义的对社会问题的观点。[16]但是，在沿着这条路线的什么地方张很可能得出结论，他自己对一个特定的思想学派的赞助将不可避免地要树立一个坏的先例。最后，他成了下令关闭帝国中所有私人书院的人。[17]
李贽，一般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反对传统思想的人，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议。包含在当时社会准则内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仍然应当适用于普通群众，但有异常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成就比他们对准则的违犯更有价值时，应当不受传统要求的限制。证明这种例外有道理不是根据法律上的理由，而是根据哲学上的理由。李贽是王阳明的心学学派的追随者，他认为，因为终极的实在只存于心中，具有胜过邪恶的天生能力的卓越的心，应当被给予更大的行动自由，即使牺牲社会道德。[18]他的给予杰出大臣和将领更大便宜行事权力的有限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激进主义”。但是，他的建议的激进方面在于他所寻求的赖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一个法学不发达而哲学说教至高无上的时代，李贽提出，包含在有关法令的法律中的传统行为准则可以被思想认识取而代之，因而迈出了更远的一步。由于这种观点含蓄地怀疑道德律的超越地位，李因拥护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思想而不得不死于狱中。他于1602年自杀。即使是通过间接的、善意的手段来改变王朝高度程式化的政体及与之伴随的道德准则的任何尝试，也就到此结束。
不过，涉及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吏的法制上的僵局没有发展成为危机。的确，需要皇帝出席的礼仪活动是被放弃了。和关于皇帝职责的争论一道，有些关于实际问题的建议被留在宫中未予答复，实际上被皇帝否决。然而其他的事务继续进行，这些文件显然受到了皇帝本人的注意。（1620年，在他死前约三个月，他向首辅方从哲抱怨说，大量公文仍然需要他考虑）当高级政府职位仍未补缺时，副职和职位较低的官僚照常处理工作。饥荒的救济品分发了，国内的叛乱被制服了，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处理了，虽然这些事件的解决往往引起了批评。
万历时期晚期最实在的成就是泇河的完工。在大运河反复因黄河被淤塞和泛滥以后，打算建造一条在东边与之平行的代替的河道，以完全避开徐州附近的急流。这项建议曾经吸引了张居正的注意力。但是，工程于1593年才开始，而且这个项目很快陷入困境。必须清除的石头比预料的多，工程由于经费短缺几次停止。然后工程于1603年重新着力地开始。这条新河道长110英里，最后于1609年开通运输。
政府继续衰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衰落是逐渐的，但是是继续不断的。官僚机构只能依靠它的成员的忠诚和信念以正常地发挥作用。[19]东林运动的道德上的狂热只是那种信仰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作用中这种信仰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万历皇帝没有对维护社会道德做出什么贡献。相反，他的私事进一步打击了那些希望重振皇权的人的情绪。
他对中央官僚机构中的派系冲突（这种冲突常常由他的荒谬行为和报复态度引起）的反应是，堵塞得以正常领导政府的官僚政治的渠道。他对内廷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对要求任命或辞职的奏疏表示承认或作出所需要的行政上的答复。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他分析皇帝这方面的态度所造成的最高官僚机构中职位大量空缺的事实时，断定这种现象表示了大约从1600年起皇帝作为政府首脑所起作用的变化的几个有关的要点。第一，他曾一再受挫于他的官吏，屈从他们的意愿，他心怀怨恨地拒绝合作，作为报复他们的一种办法。第二，当他满足于让政府的许多部门在人员配备过少和无领导人的情况下竭力支持时，他显然把所有那些与积累财富有关的文官机构排除在这种处置之外。第三，他满足于让人员减少，是因为没有付给那些不值一谈的官僚的薪俸可以转入他的内库。[20]
为了说明这种僵局的范围，我们可以引证首辅沈一贯1603年早期的悲观失望的奏疏，他在其中向皇帝报告说，都察院的13道监察御史中有9道仍然长期空缺，尽管再三推荐了补缺的候选人。所有这些推荐都被置之不理。1604年，吏部尚书急切地报告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在南京和北京都有一多半尚书和左、右侍郎的职位仍未补缺，任凭一再努力以求补上这些空缺，皇帝干脆不理这些请求。京师仍然在职的官员们在皇帝（他这时如果有过的话，也是极少上朝）不想上朝时，好几次想出了接近皇帝的特殊办法来恳求他批准政府例行的任命，和允许那些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便已长期离职的官员退职。有几次他们一起跪在宫殿的院子里，齐声呼号以引起他的注意。但都徒劳无益，任凭没有答复的奏疏一年又一年地堆积起来。
太监机构中的许多空缺职位，尤其是像司礼监的那些主要职位（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职位的补缺需要外廷或大学士们共同认可），也没有补人。这表现出皇帝看不起这个太监官僚机构的主要部门，在他看来，这个部门是京师官僚机构在对他强加约束方面的一个听话的代理机构。只有那些直接从事税收和开创新财源的太监（矿税使）的和外廷的官僚行政机构的部门才受到他的密切注意。这些部门保持满员或扩大，并被责成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君主得到了（无论他应否得到）历史上最爱财、最贪婪的皇位占有者这个名声。他连续不断地想出不把税收给予政府和增加他自己的私人宝藏的办法。官僚们对这位皇帝所感到的轻蔑遍及政府各部门，并对官僚政治的道德有深远的影响，这更进一步降低了不但人手不足，而且还不给予职位升迁的行政机构的能力。最大的损害是在“梃击”事件的余波中造成的，这次事件充分暴露了万历皇帝不但不适宜当皇帝，而且也不适宜做他自己家属的领导人。
“梃击”案
夏初一天的傍晚，一个挥舞大棒的强壮青年在皇城内的太子住所被逮捕。他已经伤了一个侍从太监。刑部官员的审问确定这个闯入者的姓名是张差。法庭打算断定这个人精神错乱，想要了结他和两个宫廷太监的怨恨，他曾在城外碰上他们。这时这个案件可能以立即判处这个人死刑结案，因为法令对于甚至即使是用姿态威胁宫廷的罪犯也要求处以这种极刑。但是，这种判决被一个负责监狱的低级官员阻拦而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个官员，王之寀，对精神错乱的断定提出异议。在牢房的一次个人的讯问中，他已证实这个囚犯神志清楚而机警，他曾受指导以执行一个阴谋。由代表刑部所有各司的人员当众进行的对这个案件的复审由于说出了两个作为唆使者的宫廷太监，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讯问结果。他们与郑贵妃和她的兄弟接近，这似乎证实了普遍的怀疑，这个闯入者是被派去杀害太子，以便她的儿子福王可以最终登上皇位。张差据说曾被许以豁免和奖赏。[21]
在随后的抗议和批评中，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措施：他把所有的官员召进宫里。正式的礼规被免除。皇帝在跪着的朝臣们和站在他下面一两级石头台阶上的太子及其三子一女的前面临时讲话。他有一会儿抓住太子的手以表示对他儿子的个人感情，并让官员们放心，继位制度是不能改变的。他然后要求把张差和两个牵连进这个案件的太监处决。这时刑部的几个高级官员表示反对皇帝对所有三个嫌疑犯给予死刑的裁决。随后大学士们进行了调停。张差被判决于第二天处死。但是这两个仍然收押在宫中的太监将被移交给文官们审判。皇帝同意这样办。[22]
可是这两个太监最后也没有移交。在张差执行死刑以后，他们被带到文华门由文官们审问，但他们仍然由内宫监禁。他们坚持他们无罪，因此不能拿出裁决的意见。这时太子出来为他们说话，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受疯子张差的陷害。审问的行政官员们于是请求皇帝准许再次反复询问他们，但是没有得到准许。在皇帝接见后的第五天，两个可疑的太监据说监禁在宫内时已经死了。过了两年，在1617年的人员考核时，曾经审查此案的积极的官员王之寀以贪污而被撤职。[23]几个以前主张迅速了结此案的官员这时被叫做浙党。派性的界限决定了这个案件的结果。
行政机关的自信被动摇了，它的管理观念消失了，变成了难以管理的机构。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蔓延到了低层行政机构。在明代的制度下，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地方长官的品格和廉正。在制止地方士绅对民众的剥削时，他们经常被迫单独地行动。现在，他们的美德很少被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支持。这种党派政治败坏风纪的影响因而扩展到了各级帝国行政机构。
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从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这个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这些作者还对许许多多的市镇和城市，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深。这就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中国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航海和发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世俗，也同样来自宗教团体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腓力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这个武力打开中国的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争早约两个半世纪。但是事实上腓力依然没有动心，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结果。由几十年后对荷兰殖民者发生的事来看，马德里做出的决定不是不明智的。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
万历晚期的明王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土的目击者，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明代的情况表明了天命说法的持久的效力。并不是中国民众生来对治理不善具有更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农民（只在整体上能被操纵）是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支配之下。[24]除非学者—官员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会发生。换句话说，王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续。没有有力的竞争者足以保证它继续存在。
在16世纪将要结束之前，万历皇帝还曾庆祝他三次主要战役（“三大征”）的成功的结局。[25]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30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某种国内叛乱或边境危局中度过的，这样说就够了。